一、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邵波,钱升华[1]（2022）在《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漕运史研究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自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漕运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论着围绕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河道整治、漕运管理等问题展开研究,探讨漕运对大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伴随漕运史研究的深入,不少与之相关的史料文献先后被整理汇总和出版,催生了运河学的产生和发展。系统梳理和回顾总结这些学术成果,对把握当前研究现状及指导今后大运河漕运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胡勇军[2]（2021）在《“厚古薄近”:近四十年来江南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江南水利史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除了传统的水利工程设施和技术、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外,一些新的领域如水利与地方社会、水利与生态环境、水环境与用水卫生等也被开拓。尽管如此,江南水利史研究在研究时段的选择、研究视野的转换以及史料数据库的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提高江南水利史整体研究水平,必须避免"厚古薄近"的研究趋向,加强民国时期江南水利史的研究。
周于睫[3]（2021）在《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成就斐然。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及多山的自然条件造成福建易涝易旱的灾害特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福建地区形成家族意识与宗教意识浓厚的特殊人文环境。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潴蓄、抗涝并重的水利建设特色,探究出以合作、制约并存的地方发展路线。福建近海多山,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集中降水与多山的地形导致旱涝灾害频发,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使当地水利建设得到推进。宋代福建水利建设在继承前代水利的基础上以开创为主,元代以传承修复为主。不断细化与完善的水利建设程序规定,使福建水利建设与管理逐渐系统化、规范化。受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影响,内陆多小型水利,数量多但规模小,沿海多为系统的大型水利。宋元时期福建官方与民间积极参与水利建设,且下四州民间参与度高于上四州,但总体而言主导者仍是官方。官方通过参与地方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自身权威,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地方大族与个人通过参与水利建设与管理,保障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声望与地方话语权。寺观以其强大的号召力,推动地方水利发展,也在此过程中获得精神与道义的满足。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与管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福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水利建设促使各阶层团结,在建设过程中,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并为之付出,加强了民众对地方的归属感。在地方水利发展过程中,福建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同时,创造出与水利相关的水神,原有自然神也向人格神转变,丰富宗教信仰内涵,构建出当地信仰体系。最后水利建设促使个人社会责任感增强、实现自身价值。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发展出以潴蓄、排洪并重的建设模式,摸索出合作、制约兼有的管理方式,推动地方社会发展。
阮慧玲[4]（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翟梦欣[5]（2020）在《清代管河道的设置及演变》文中研究说明自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南方的粮银都需通过黄运两河运往北方,以满足“官俸军食”的需要。是以,朝廷专设河官,一来保证运道的畅达,二来在突发河情时能及时止损。清代在明代河官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河道情况与漕运需求加以改革、完善,进而建立起多层次的河道管理体系。在清朝的河务体系中,管河道处于承上启下的衔接位置:上承河道总督的各项命令,再将其快速有效地转达给地方管河厅、汛,提高了河道治理的行政效率。“管河道”一职的设置起于明代,明代不仅创设了总理河道衙门作为最高一级的治河机关,还取消了历代承袭的都水监,改设为都水清吏司,归中央工部管辖,以都水司郎中、主事分驻各管河要地,称为管河都水分司。除此之外,地方上则设有管河道,在处理河务时或专或兼,为确保治河工程的顺利完成,明代逐渐形成了总河之下管河都水分司与管河道并行的局面。清入关后,承袭明代的河务治理体系,因统治阶层的民族性特征,统治者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设置与职能做了调整,以加强对河道的治理和管控。然康熙时期,“司道并行”二元体系所引发的职权不明、河印不调等问题愈加严重,朝廷开始着手裁撤分司,改设管河道,并于雍正初年完成了由“司道并行”二元体系到管河道一元体系的转变,为河道治理提供了稳定有效的制度保证。清中期,管河道体系虽已确立,但因地理位置差异,职能也不尽相同。管河道遵循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有专任与兼任之分,专司河务的主要有三:永定河道、河库道、运河道,其余占大多数者是兼任管河道,是与地方州县联系较为密切的巡道,有弹压地方之责。并且,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管河道的职权范围也有所扩充。咸丰朝后,清廷在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中艰难支撑,与此同时,黄河改道、运河衰败,河政颓势愈加明显,河道衙门逐渐松散,管河道也走上裁改的道路。作为清代河官体系和河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管河道的演变历程,映射出清代河政自承袭前代,到调整改革,再到平稳运行,最后衰微裁改的发展历程,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把握清代的管河体制。而其专兼任的变化,反映出清代专业道与地方守巡道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深化对清代道制的认知。同时,管河道设置和职能的因势、因时调整,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的河道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陈子铭[6]（2020）在《明代周忱及其江南赋役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使得该地成为国家财赋征收的主要来源。由于明前期复杂的政治原因,江南地区形成了所谓的“重赋问题”,并导致了赋税的拖欠,至宣德年间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之下,周忱于宣德五年（1430）至景泰二年（1451）间巡抚江南,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治理,尤以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产生影响深远。周忱是明代前期的杰出官员,他出自名门望族吉水周氏,受家庭良好教育的影响,周忱自幼勤奋好学,因而科举早中并走上仕途。他自愿申请入文渊阁进学,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在文渊阁进学期间与同窗好友关系良好,并于同为江西士大夫阶层的“三杨”等人交往密切,积累了广阔的人脉资源。在之后近十七年的官宦生涯中,周忱锻炼了才干,并获得了君主的肯定,最终以其能力与人际关系巡抚江南,改革江南地区的赋役问题。在周忱巡抚江南之前,江南地区自洪武时期形成了“重赋”问题,并始终没有彻底解决。随着永乐迁都导致运粮路线大大加长,地主大户与粮长阶层将负担转移至小民,并在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繁的打击以及原有地方财政体制的弊端影响之下,江南地区的赋役制度日益崩溃,国家的税收严重受损。周忱巡抚江南后采取了如下措施:他采取奏请减税和折征的方法减轻江南的重赋,并通过加耗折征例及兑运法减轻民众的运粮负担,还改变了税粮征收制度,将余米划归地方政府,成立了以济农仓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并用济农仓余米补提农民生活,维持江南地区正常的生产秩序,并将其用于地方建设。此外,周忱对江南地区的徭役制度作出了调整,他改革了马役,整顿了两浙的盐法,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更使得国家赋税充足。周忱将余米收归地方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也导致官员贪污、侵吞税粮等弊端,以致余米逐渐失去公用的作用。由于触及地方大户以及中央户部的利益,反对派不断告讦,周忱最终离任而去,其改革措施也失去作用,但周忱改革影响深远,为明朝中后期赋役改革提供了借鉴。
李会文[7]（2020）在《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文中指出历史时期,独流所处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水患灾害频频发生。宋以前,独流地区远离行政中心,河流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北宋时期,位于宋辽边境的独流,开始引起统治者重视,在独流镇以东、以西构筑了塘泺防线。围绕黄河改道的三次回流之争背后深层次的考虑是,黄河北流会将辛苦构建维持的塘泺防线淤浅,这样采取守势的北宋在面对辽金骑兵的时候将无险可守。基于此,北宋时期,在独流及周边地区的水利建设是服务于其在北境整体的军事防御的。金元时期,海河整体纳入统治范围,独流地区的河湖洼淀转而需要承担的是航运职能,其水利建设与河道疏浚是为漕运服务的。明至清中期,北方人口增殖迅猛,漕运压力大增。与此同时,明清小冰期气候波动不定,水患更为频繁,京直地区漕运不畅,畿辅屯田引起当局重视,然受自然条件影响,旱涝无常,屯田垦植,全然仰赖水利。因此明至清中期,在维持漕运畅通之外,还需要通过兴修水利工程、疏浚河道沟渠来保障屯田灌溉。清中后期,伴随着漕粮折银、区域间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海运的兴起,独流以南地区运河的漕运职能渐渐弱化。开埠以后,天津成为外国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由一个漕运中转码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但是以天津为中心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水患频繁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清廷面对内忧外患已是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津静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民国时期,经济社会较之晚清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也意味着水患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加剧。面对频仍的水患,当局迫于各方压力开始着手治理,先后开工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津静地区的水患威胁。但是,迫于时局动荡、资金短缺,终究没能彻底根治水患。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作为根治海河的标志性工程——独流入海减河1951年开工建设,投入几十万军民,于1953年正式完工,而后经过多次扩建加固,海河终于得到彻底的根治。
李小庆[8]（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叶榕[9]（2019）在《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杭州西湖浚治的主体变迁及其环境影响（1724-1927年）》文中指出本文以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西湖疏浚机构与人群为研究对象,探究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进而强调西湖疏浚工程对西湖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杭州西湖自唐代以来,迭经人工浚治,始得一直维持湖体景观,延续至今,而没有像本区其他类似水体经历淤浅、湮废的命运;故其间的浚治事例既历代多有,其过程亦曲折复杂;从中可以体现出不同时期官民互动的不同特征。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正好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关键阶段,其间又历经承平及战乱的政局变动,“中学为体”至“西风东渐”的思想流变,皇权专制而民主共和的体制更替;所以,这一时期围绕西湖浚治主体的变迁过程,堪称典型。本文即选取这一时段,以杭州西湖浚治为例,系统探究清中后期以及民国初年杭州西湖的浚治过程,以及浚治过程中成立的不同机构、人事运作等状况,分析其中的环境影响,进而揭示西湖疏浚工程对于西湖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本文将西湖疏浚工程的机构与人群变迁状况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详细梳理,即雍正时期、道光时期、太平天国之后以及民国初年。（1）雍正时期:该时期的西湖疏浚工程,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官府主导的特征,上下通力合作,上至江浙行省内的官员,下到杭州府内的地方官,都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进行大型工程的案例。（2）道光时期:该期官府建立专门的浚湖机构——“岁浚局”。岁浚局内浚湖事务的管理者是民间绅士,但是受到官府的监督,属于官督民办的治理机构。（3）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的时期:该期社会各方面面临重建,官方诸多机构（包括浚湖机构）由于战乱影响,短期内难以恢复,遂由杭州民间绅士承担大部分社会责任,甚至一部分行政职能,建立了以“同善堂”、“普济堂”、“育婴堂”三堂为主的、同时包含其他机构的“杭州善举联合体”,主导西湖疏浚的“浚湖局”也包含于其中;呈现出一种民间主导的形态。（4）清末至民国初年: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机构重建的完成,至清朝后期,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进行政府组织改革的背景下,将西湖疏浚的权力收回官方,由“工巡局”替代“浚湖局”,此时西湖治理呈现出意图重新恢复官方组织,即由官方负责的模式;但由于其后“辛亥革命”的爆发,此一过程在清末仅现端倪。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期,“工巡局”又改为“西湖工程局”,归浙江省政府管辖,并开始用新式机器船从事西湖的疏浚。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民国初年政治、行政体制的变化,政府机构不断进行重组,主导西湖疏浚的组织也不断变化。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西湖工程局”改为“省会工程局”。但仅经短短三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杭州市政厅建立,“省会工程局”又为“工务局”所替代。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历次疏浚西湖后的环境影响,主要从自然环境角度与人类角度出发分析。自然环境角度分别为:（1）灌溉面积的增加与耕地面积的变化;（2）空间范围扩大与景观丰富;（3）对西湖下游水源的影响;（4）城市建设与商业繁荣。人类角度是环境观念的变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历史上的西湖疏浚工程为今天的西湖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今天西湖治理的范本,也是西湖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王静[10]（2019）在《元代江苏诗人地理分布与文学活动》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全元诗》对江苏籍诗人数量进行统计,元代出生地为江苏省的诗人共397名,苏南地区诗人数量为342名,明显多于苏北地区。苏州诗人最多,为198名,诗人数量由大到小依次为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徐州、南京、淮安、泰州、南通、宿迁、盐城。苏州远大于其他地区,体现了江苏诗人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从诗人的身份上来看,包括佛、道、少数民族、女性诗人,佛、道诗人共47名,主要集中在苏州。元代江苏省进士共22名,3名以上的有苏州、常州、镇江、徐州,与诗人地理分布特点基本一致,诗人数量背后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元代江苏诗人地理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在于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继承等因素。从地理因素看,江苏省水系交错,发达的水陆运输促进了诗人的交流。长江、淮河对区域的分割造成苏南苏北地域文化上的不同,受黄河决淮影响使得苏北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从经济因素看,各地的人口数目、农业、手工业、商业、赋税等情况与诗人数量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从政治因素看,战乱对苏北地区的破坏更大,苏南则相对安定。从社会因素看,书院和文学家族在苏南地区更多。从历史继承因素看,文化渊源对苏南苏北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比苏南、苏北的诗人数量及文化差异,发现苏北处于长江以北,在地缘上与齐鲁、中原较近,因此诗人的性格、诗风深受其影响;苏南地区则与两浙的诗风较近、文学交往更多,体现出地缘对文学的影响。以延佑元年为界对诗人数量进行比较,元代后期江苏诗人是前期的3.81倍,说明元代后期文学发展更为兴盛。这与元后期的科举恢复、统治者的文治及诗人数量的自然增长等一系列原因有关。在科举停滞的一段时期内诗人间的交流活动依旧频繁,表明科举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极为复杂。元代江苏诗人的文学活动非常丰富,主要分为省内和外地两类。省内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本地诗人和寓居的外地诗人之间的交流。江苏诗人参与的省外文学活动主要是同题集咏的形式,包括题画类、同题征诗类、歌咏景观类、歌咏义门类等内容。
二、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运河漕运通史类研究 |
| 二、大运河漕运管治研究 |
| 三、大运河漕运与沿线经济研究 |
| 四、大运河漕运与区域社会研究 |
| 五、大运河漕运史料整理与运河学研究 |
| 六、结语 |
（2）“厚古薄近”:近四十年来江南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及美国学者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
| (一)水利工程设施和技术 |
| (二)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
| (三)水利与地理环境变迁 |
| (四)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 |
| (五)水利与国家制度、地方社会 |
| (六)水环境与用水卫生 |
| 三问题与展望 |
（3）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元时期福建的环境概况 |
| 第一节 宋元时期福建的自然环境 |
| 一、福建地形、气候 |
| 二、福建水资源分布 |
| 三、宋元时期福建水旱灾害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福建的社会环境 |
| 一、宋元时期福建经济及社会发展 |
| 二、宋元时期福建民众精神世界的构建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元时期福建水利设施的建设与运作 |
| 第一节 宋元时期水利设施建设过程 |
| 一、宋元水利管理机构 |
| 二、宋元水利建设程序与资金来源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福建水利设施建设成果与建设者 |
| 一、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成果 |
| 二、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者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设施管理 |
| 一、宋元时期福建水利设施存在的问题与维护工作 |
| 二、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中的官方与民间参与 |
| 第一节 官方对福建水利的建设与管理 |
| 一、官方积极参与水利修建与管理的原因 |
| 二、以蔡襄为代表的福建地方官参与水利修建 |
| 第二节 民众对水利的认识——以木兰陂为例 |
| 一、木兰陂修建中的个人参与 |
| 二、木兰陂修建与管理中的家族参与 |
| 三、木兰陂成功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寺观参与水利建设和管理 |
| 第四节 水利建设者的利益与目的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的影响 |
| 第一节 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对国家的影响 |
| 一、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
| 二、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完善地方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对个人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宋元福建地区水旱灾害 |
| 致谢 |
（4）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蓝鼎元生平及理学、教育、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蓝鼎元生平 |
| 一、书香世家 |
| 二、青少年求学时期(1690-1708) |
| 三、杜门耕读时期(1709-1720) |
| 四、参赞戎伍时期(1721-1723) |
| 五、拔贡入京时期(1723-1728) |
| 六、知邑普潮时期(1729-1733) |
| 第二节 蓝鼎元理学、教育思想 |
| 一、崇“正”之学 |
| 二、崇“实”之学 |
| 三、书院、义学教育活动 |
| 四、民众教育与风俗教化 |
| 第三节 蓝鼎元文学思想 |
| 一、理学,文章之根本 |
| 二、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 |
| 三、文所以载道,必有益于天下国家 |
| 四、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 |
| 五、平实典要的语言风格 |
| 六、记迹传意的史传散文观 |
| 七、从幽微处发议的理趣文 |
| 八、对场屋之章的看法 |
| 九、情理气的诗论 |
| 第二章 奇峻幽邃之记、纪 |
| 第一节 山水游记 |
| 一、山水游记之“游” |
| 二、心境、心志下的景语 |
| 第二节 涉台山水考察纪 |
| 一、事实察补,考据真伪 |
| 二、本用实学,心系民生 |
| 三、理趣风致,咸惬流盎 |
| 四、雄劲可追,简净可率 |
| 五、结庐山水,家焉之想 |
| 第三节 斋室记 |
| 一、遥忆涧峦,可室可斋 |
| 二、坎凛咏怀,穷途一恸 |
| 三、出尘之想,济世之怀 |
| 第四节 杂记 |
| 一、及物求道——《除庭草记》 |
| 二、奇骇之记——《饿乡记》 |
| 三、多个视角下的叙事——《怪尹记》 |
| 四、借题发挥——《盘陀宜城记》 |
| 第五节 修造记与书画器物记 |
| 一、亭台楼阁修造记 |
| 二、书画记 |
| 小结 |
| 第三章 警策多慨之论、说 |
| 第一节 不述而作,辞不胜理 |
| 第二节 论说之“势” |
| 第三节 一意摄之,雄快警辟 |
| 一、一意摄之 |
| 二、雄快警辟 |
| 第四节 道南学养 |
| 第五节 诱掖后进之字说 |
| 小结 |
| 第四章 雅驯典实之奏疏 |
| 第一节 经国之枢机 |
| 一、谋谟与略猷 |
| 二、思人臣效职 |
| 第二节 雅正 |
| 一、形式上的“雅正” |
| 二、内容上的“雅正” |
| 第三节 主文谲谏 |
| 一、美盛德之形容 |
| 二、依违谲谏之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深醇古茂之序、跋 |
| 第一节 铨文与叙引共纪 |
| 一、叙引与铨文两种功能 |
| 二、“传者转师”的意义 |
| 第二节 诗文序 |
| 一、诗序 |
| 二、文序 |
| 三、时文序 |
| 第三节 颂序 |
| 一、记事记象 |
| 二、颂帝王、颂盛世 |
| 三、与作者的联系 |
| 四、皇极经纬,理学之论 |
| 第四节 赠序 |
| 一、致绸缪之意 |
| 二、致敬爱,陈忠告 |
| 第五节 寿序 |
| 一、树风帜淳美俗 |
| 二、规避夸毗谀词 |
| 第六节 跋 |
| 一、窥评学问与人品 |
| 二、借他人事言心声 |
| 小结 |
| 第六章 议政言事之书牍 |
| 第一节 宦海沉浮 |
| 一、竭力奉亲以尽孝行 |
| 二、冤狱事件之起伏思量 |
| 第二节 修史志观 |
| 一、增修明史纲目 |
| 二、蓝氏之三史之长 |
| 三、显微阐幽,维持风教 |
| 第三节 经略海疆 |
| 一、蹈厉之志,海疆蓝图 |
| 二、标本兼治,消弭海盗 |
| 三、足国裕民,呼吁开禁 |
| 第四节 筹台宗匠 |
| 一、雷者震也,震东方也 |
| 二、海外明珠,扼略海疆 |
| 三、台地筑城,缓急自固 |
| 四、兵单地广,半线作县 |
| 五、开放渡台,积极垦辟 |
| 六、情法相辅,治民安民 |
| 七、怀柔铁血,徕顺和番 |
| 八、保甲团练,守望相助 |
| 九、振励文教,观感奋兴 |
| 十、风动时雍,教成美俗 |
| 十一、整饬吏治,提高效能 |
| 十二、洞悉战事,运筹帷幄 |
| 第五节 析县辖地 |
| 小结 |
| 第七章 蓝鼎元古文的价值和影响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 |
| 一、叙事条理,录次简净 |
| 二、议论警策,逻辑清晰 |
| 三、阳刚雄浑,多有奇气 |
| 第二节 理学之文 |
| 一、理学家的古文 |
| 二、古文家的理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蓝鼎元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清代管河道的设置及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司道并行:明代二元管河体系的形成 |
| (一)明代以前的治河体系 |
| 1.水部 |
| 2.都水监 |
| (二)明代管河二元体系的创制 |
| 1.河漕分管 |
| 2.司道并行 |
| 二、裁撤分司:清前期管河道一元体系的建立 |
| (一)清初对司道二元体系的承袭与调整 |
| 1.清初对司道二元体系的承袭 |
| 2.管河都水分司的调整及职能 |
| (二)管河都水分司的裁撤及管河道一元体系的确立 |
| 1.二元管河体系存在的问题 |
| 2.管河都水分司的裁撤 |
| 3.管河道一元体系的确立 |
| 三、专兼并行:清中期管河道体系的进一步调整与多样化 |
| (一)专任管河道的持续存在 |
| 1.永定河道 |
| 2.专理钱粮之河库道 |
| 3.运河道 |
| (二)专任管河道与兼任管河道的相互转变 |
| 1.直隶 |
| 2.江南 |
| (三)兼任之管河道 |
| 1.道署及行政建制 |
| 2.兼任管河道的职掌 |
| (四)管河道之人事嬗递考察——以河库道为例 |
| 1.民族结构 |
| 2.籍贯分布 |
| 3.资格背景 |
| 4.任职时间 |
| 5.小结 |
| 四、河制衰微:河道变化与清后期管河道的陆续裁改 |
| (一)晚清的河道问题 |
| 1.黄河改道 |
| 2.运河衰败 |
| 3.河政松弛 |
| (二)管河道的裁撤与改革 |
| 1.管河道的裁撤 |
| 2.管河道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明代周忱及其江南赋役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 材料说明 |
| 第一章 周忱的家世与生平交游 |
| 第一节 周忱家世考略 |
| 一 吉水周氏渊源 |
| 二 周忱及其后世子孙 |
| 第二节 周忱生平 |
| 一 周忱早年求学经历 |
| 二 周忱的入仕经历 |
| 第三节 周忱与士大夫的交游 |
| 一 周忱与文渊阁“二十八宿”的交游 |
| 二 周忱与元老重臣的交游 |
| 三 与同僚下属的交游 |
| 第二章 周忱巡抚江南的背景 |
| 第一节 明初江南地区的重赋问题 |
| 第二节 明成祖迁都后的江南逋赋 |
| 一 永乐北迁导致耗费与粮役负担激增 |
| 二 江南地主转移负担 |
| 三 南直隶地区的水旱灾害与水利问题 |
| 四 地方政府财力的不足 |
| 第三节 周忱对江南弊病的认识 |
| 一 周忱的任命 |
| 二 周忱调查的苏松民情 |
| 三 周忱诗文集所反映的问题 |
| 第三章 周忱在江南地区的赋役改革 |
| 第一节 周忱对于赋税制度的改革 |
| 一 周忱恢复江南地区的经济的努力 |
| 二 减轻税粮及运送的实际负担 |
| 三 改革税粮征解制度 |
| 第二节 周忱对于徭役制度的改革 |
| 一 改变徭役的佥派方式 |
| 二 改革江南的马役 |
| 三 综理两浙盐法 |
| 第三节 济农仓的建立 |
| 一 设立的原因 |
| 二 济农仓的具体实施 |
| 三 济农仓的作用 |
| 第四节 维持江南社会的安定 |
| 一 审理刑狱 |
| 二 整饬海防 |
| 第四章 周忱改革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周忱改革的实效及其弊端 |
| 一 周忱改革的实效 |
| 二 周忱改革的弊端 |
| 第二节 反对派的攻击 |
| 一 周忱滥用余米问题 |
| 二 周忱与王振的关系 |
| 第三节 周忱致仕 |
| 一 周忱心态的变化 |
| 二 周忱致仕 |
| 三 江南人民对他的怀念 |
| 第四节 周忱改革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 |
| 第一节 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 |
| 第二节 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人文地理状况 |
| 第二章 宋辽金元时期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及其治理 |
| 第一节 宋辽金元时期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 |
| 第二节 宋辽金元时期独流地区的水患治理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水患状况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独流地区的水患治理 |
| 第四章 民国以来海河流域下游地区水患及其治理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海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水患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独流地区的水患治理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独流减河的兴修与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地区水患概况及旱涝等级年表 |
| 后记 |
（8）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杭州西湖浚治的主体变迁及其环境影响（1724-1927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论文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湖疏浚背景以及早期西湖疏浚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西湖疏浚的背景 |
| 一、杭州的概况 |
| 二、西湖成因 |
| 第二节 早期西湖疏浚历程概述 |
| 一、唐宋时期的西湖疏浚 |
| 二、元明以及清前期的西湖疏浚 |
| 第二章 以官府为中心的西湖浚治——雍正时期的多部门协作(1724-1729) |
| 第一节 雍正时期西湖疏浚的具体经过 |
| 第二节 官府主导的西湖浚治工程 |
| 一、环环相扣的多部门 |
| 二、复杂的经费收支 |
| 第三节 官府主导的西湖疏浚工程中的民间力量 |
| 第四节 雍正时期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官督民办的西湖浚治——以道光时期的岁浚局为中心的考察(1829-1843) |
| 第一节 岁浚局西湖疏浚的具体经过 |
| 第二节 官府对岁浚局的监督 |
| 第三节 绅士管理的岁浚局 |
| 一、岁浚局人员构成 |
| 二、岁浚局经费 |
| 第四节 岁浚局时期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以绅士阶层为中心的西湖浚治——以同光时期的浚湖局为中心的考察(1864-1909) |
| 第一节 浚湖局的基本情况 |
| 一、杭州善举联合体的概况 |
| 二、浚湖局的建置 |
| 第二节 浚湖局西湖疏浚的具体经过 |
| 第三节 绅士主导的浚湖局 |
| 一、浚湖局以绅士为主导的缘由 |
| 二、视浚湖局为“畏途”的绅士 |
| 三、浚湖局经费收支 |
| 第四节 官府在浚湖局内的角色 |
| 一、人事 |
| 二、经费 |
| 第五节 浚湖局时期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回官方手中的西湖浚治——清末民国时期的部门更迭(1909-1927) |
| 第一节 清末短暂设立的工巡局(1909-1912) |
| 一、工巡局的建置 |
| 二、剧变的经费 |
| 三、工巡局裁员后的社会动乱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频繁变动的机构(1912-1927) |
| 一、西湖工程局(1912-1924) |
| 二、省会工程局(1924-1927)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时期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州西湖疏浚后的环境影响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视角下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一、直接影响 |
| 二、间接影响 |
| 第二节 人类视角下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分析 |
| 一、西湖疏浚主体变迁的四个阶段及其各阶段的异同点 |
| 二、西湖疏浚后的环境影响及其对后世的作用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道光时期四所甲商认领治理西湖本金(湖本银)银数 |
| 附表2. 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67-1898年)浚湖局收入 |
| 附表3.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73-1898年)浚湖局支出与杭州善举联合体总支出 |
| 附表4. 光绪三年至光绪五年(1877-1879年)盐捐与养鱼经费 |
（10）元代江苏诗人地理分布与文学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1 课题意义 |
| 1.2 相关研究动态 |
| 1.2.1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架构 |
| 1.2.2 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 |
| 1.2.3 江苏省历代文学家分布及相关文学活动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区域界定 |
| 1.4.2 诗人籍贯 |
| 1.4.3 时间跨度界定 |
| 第一章 元代江苏诗人的地理分布研究 |
| 1.1 元代江苏诗人的地理分布 |
| 1.2 元代江苏诗人地理分布分析 |
| 1.2.1 诗人分布原因分析 |
| 1.2.2 元前后期江苏诗人数量变化 |
| 1.3 苏南与苏北诗人的比较 |
| 1.3.1 苏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诗人 |
| 1.3.2 苏北地区以徐、扬为中心的诗人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元代江苏诗人的文学活动 |
| 2.1 元前期江苏省诗人的文学活动 |
| 2.2 元后期江苏诗人文学活动 |
| 2.2.1 杨维桢入吴与玉山雅集 |
| 2.2.2 耕渔轩集会 |
| 2.2.3 题画诗——以题《破窗风雨图》《听雨楼图》等题画诗为例 |
| 2.2.4 其他寓居此地诗人的文学交流 |
| 2.3 元诗中的江苏风物描写——以萨都剌笔下的吴中景观为例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江苏省诗人参与的外地文学活动 |
| 3.1 题画类 |
| 3.2 同题赋诗类 |
| 3.3 题咏景观类 |
| 3.4 歌咏义门类 |
| 3.5 小结 |
| 结语 |
| 1.1 总论 |
| 1.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综述[J]. 邵波,钱升华.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2(01)
- [2]“厚古薄近”:近四十年来江南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胡勇军. 运河学研究, 2021(01)
- [3]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D]. 周于睫. 河北大学, 2021(02)
- [4]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清代管河道的设置及演变[D]. 翟梦欣. 渤海大学, 2020(12)
- [6]明代周忱及其江南赋役改革研究[D]. 陈子铭. 郑州大学, 2020(02)
- [7]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D]. 李会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8]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杭州西湖浚治的主体变迁及其环境影响（1724-1927年）[D]. 叶榕. 浙江大学, 2019(01)
- [10]元代江苏诗人地理分布与文学活动[D]. 王静. 山西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