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第6总目录

一、2004年第1期~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邓经儒^[1]（2021）在《“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美育”的历史线索的审视下,本身怀着极大差异的画学理念的蔡元培和陈师曾,为了促成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下略称:画法研究会）的合作,两者分别在会中的教学实践上修正自身本来的理念,成为一种共融的合作模式。此被笔者称之为“妥协”的教学行径。文中尝试提出的“美育”概念是蔡元培与陈师曾得以在画法研究会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这因素在过往的美术史研究中隐而不显,受到忽视。陈师曾离任该研究会的“专门导师”正是因为陈氏与蔡氏之间对于民国的图画教育发展意见的分歧,其中包括了“中国画”与“西洋画”之间的讨论。在他们的合作过程中,他们在图画和艺术教育的见解与实践,展现他们在响应“美育”认知概念下所进行的思考和行动。简言之,蔡元培的绘画教育的理念是基于结合欧洲启蒙时期的美学思想与富国强兵的“实利主义”的美育思想;陈师曾的绘画教育及艺术实践则是一种坚持“传统”和同时建构“传统”的“传统主义者”。为此,本文尝试从陈师曾“文人情结”、其对于“艺术”的理解及其对于中国绘画历史见解的三个角度认识陈氏何以建构“传统”,以更进一步地认识陈氏与蔡氏在画法研究会时他们的画学思想之间的张力。因此,本文希望以跨国族（transnationalism）与跨文化的角度,尝试提出两个要点:一,陈氏的“文人画”理论的诞生不但跟画法研究会有关,也与“东洋”（日本）关系密切;二,指出陈氏推崇文人画是一种跨国族的文化实践,以展现在陈师曾与蔡元培在绘画教学上之争是非常复杂的全球化网络下的历史事件,而非单纯的“传统-现代”与“东方-西方”的二元逻辑之争。

马佳雯^[2]（2020）在《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文中指出吴炳是晚明优秀的文学家,一生忠君爱国,大义凛然。晚年追随永历帝;武冈之变中,护送世子走城步,为清兵所执送衡州,不屈而死。吴炳现有《粲花斋五种曲》传世。剧作文辞优美,结构精巧,音律和谐,广受赞誉。《情邮记》最早完成,也是唯一有单行本传世的作品,传播上具有独特性。《情邮记》曲体规范,曲牌、套数选择上总体熨帖,使用时严谨又不失灵活。全剧所用曲牌大多遵循晚明标准曲谱,部分曲牌的使用反映出当日舞台实际使用状况;音律和谐,特别是用韵十分规范。全剧所用套数众多,南套、北套、南北合套均有涉及,构套形态多样,联套灵活;注重排场派角、剧情配套,可见吴炳精通联套技法,熟悉场上实际。曲体艺术层面,《情邮记》为后四种传奇奠定了良好基础。《情邮记》的结构艺术颇具特色。其“一生二旦”的双线结构,体现了传统“一生一旦”双线结构的变化与发展。男主人公主动态动作贯穿始终,较之以往才子佳人戏曲中的男性形象有所突破。女主人公则随势而进,稍显被动,戏剧感染力较弱。剧中穿插性剧情与次要人物承担了重要的结构功能;情节安排运用巧合、延宕、误会诸法,足显技巧。《情邮记》重视净丑脚色调度,净丑场面往往具备结构与思想的双重作用,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后四种传奇中,吴炳创作净丑脚色越发娴熟,他的净丑艺术对后世影响深广。“情邮”思想首见于《情邮记》,是吴炳情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情邮记》序言《情邮说》歌颂真情,强调情为客观存在,肯定真情的力量,继承了汤显祖的“至情观”。《情邮说》是“情邮”思想的理论总结,指导了《粲花斋五种曲》的创作。《情邮记》对“情”进行了深入探讨。剧作强化了真情的力量,强调“才”为“情”产生的基础与动力,体现出对女性爱情选择的基本尊重,是吴炳“情邮”思想的具体演绎与进一步完善。《情邮记》是《粲花斋五种曲》中最为纯粹的一部,唱响了一曲歌颂至情的赞歌,其纯粹性在晚明剧坛颇显特殊。以《情邮记》为代表,当时剧坛涌现了一大批至情主题传奇作品。这些创作回应了汤显祖的“至情观”,推动了《牡丹亭》的经典化。《情邮记》还给予了社会现实一定的关注。剧作揭露了权贵的丑陋面目,展现了吏治的混乱,传达出吴炳的家国忧思之情。《情邮记》“一夫双美”的设置,是对晚明社会爱情婚姻状况的呈现,体现出封建士大夫的爱情理想。剧作表现才子追求双美,是文人理想的直接表达,也是作家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之间矛盾的表现,在当时剧坛较为别样。但从今人角度视之,此为作品思想与文人审美的调和,具有历史局限性。囿于文人审美意趣是《粲花斋五种曲》的通病,也是当时晚明风情喜剧的通病。《情邮记》曲体、结构、思想各具特色,最难得之处在于三者有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因此,综合看来,《情邮记》是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在晚明剧坛有一席之地。创作上,《情邮记》为吴炳之后的四部传奇奠定了基础,也为晚明传奇艺术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李强^[3]（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宋世瑞^[4]（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王根明^[5]（2019）在《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静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华民国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一生译着颇丰,着作等身,首次翻译《古兰经》和《伟嘎业》为中文,还翻译波斯文学名着《真境花园》,编译《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等,他还主编《伊光月报》,历时19年发行129期。“九一八”事变之后,王静斋以笔为旗,奔走呼号,为动员回民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王静斋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抗日爱国报刊,以伊斯兰教教胞喜闻乐见的方式,译释经典,阐明教义,宣讲抗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大爱国教长”之一。王静斋在民国十年（1921年）首次提出了爱国爱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很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共识,也迅速成为中国宗教界的共识,影响深远。王静斋是中国伊斯兰教着名的教长、翻译家、报人、社会活动家。本论文研究了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本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缘由和意义,以及学界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第2章简述了王静斋的生平与学术活动;第3章为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发轫,论述了王静斋对爱国主张的宗教解读以及国民党中央对王静斋爱国活动的肯定,用珍稀史料解析了王静斋对20世纪初叶中国国弱民贫的思考和对国家强盛的渴望,以历史事实证明王静斋深明大义,爱国爱教,守正不阿。第4章和第3章一脉相承,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识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活动,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自然也是如此。第4章侧重社会实践活动,这两章的主旨是一以贯之——阐述了王静斋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会刊（《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伊光月报》）及其历史贡献。第5章以民国史料为依据阐述了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以伊斯兰教教义宣传爱国——首次为中国伊斯兰教同胞确立“爱国属于信仰”为教义;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楷模,鼓舞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奋勇抗战;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阐释为依据,积极号召全体伊斯兰教教胞积极抗战。王静斋在抗战时期以身作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最后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的特点。第6章是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影响与启示,主要论述了王静斋对中国宗教界的影响、人格魅力以及王静斋着述的学术贡献;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对当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启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启示和对构建爱国思想理论的启示。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发轫于国难当头,为抗日救国而唤醒民众;其实质是以教义号召教胞热爱祖国。近百年来对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大家园中,爱国主义始终是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永恒主题,引导民族宗教界人士热爱和报效祖国,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王静斋的爱国思想与实践堪称是时代的丰碑。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邓雷^[7]（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李政阳^[8]（2017）在《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度人经》共分六十一卷,第一卷为魏晋时期所出,后六十卷则产生于北宋末年,是对第一卷所阐发的“无量度人”信仰的进一步阐述。该经文体多为四字、八字短句,充满隐喻和隐语,读之朗朗上口,其思想则十分庞大、驳杂,内涵丰富,颇不易解。全经被置于《正统道藏》的首位,归属《洞真部·本文类》。为便于研究,笔者将北宋所出的《度人经》称为宋本《度人经》,使用思想史、观念史及其它研究方法对此经典的历史、文本、思想与信仰观念等进行综合考察。本论文是第一部对宋本《度人经》思想观念与义理的综合研究。笔者认为,该经是北宋末年道教界以金阙帝君的神学内涵塑造宋徽宗的人、神形象的产物,由于金阙帝君拥有清整道教,恢复中华正朔,并作为道法和信仰的新源头的“使命”,因此宋本《度人经》及其它几部同样出于该目的被构造的道经和科仪书,一方面整合和发展新的道教思想（宇宙论、道性论等）,另一方面又构造新的道法（新真文及咒术等）,而且自然而然的在经典中浓笔重墨地描绘了“新神”长生大君的形象与内涵。当时的道教界将传统信仰中改革道教拯救“世运”的道教“救世主”——长生大君投射到了宋徽宗身上,宋本《度人经》的信仰观念是魏晋道教末世论神学的宋代延续。构经者们按照道教传统对金阙帝君“使命”的描绘,在回应魏晋道教终末论的基础上,融合灵宝“无量度人”（《度人经》传统）的精神,意图整合当时道教各种信仰资源以成一全面圆的道教,并以宋徽宗为教主。这就要求他们一方面要博采众道,发动改革,将传统道教的宇宙论、道性论等思想融会进来,展现出整合性、融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度人经》传统,秉持“无量度人”的精神大量构造新的真文与信仰,以将传统真文的权威性让渡给新的经典,并以“长生大君”（神霄玉清王）为信仰核心,突出其作为经中道法神力渊源的地位。宋本《度人经》带有宋徽宗改革道教的思想印痕,又是其改革道教的产物之一。正因为宋本《度人经》的构造是出于整合道教思想与信仰为宋徽宗作符应所用,故经文不但对传统道教思想观念有所继承,而且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析,体现出很强的理论性。宋本《度人经》的道教理论体系沿着“道体→道性→心性→形神→修炼”的逻辑脉络展开,其中宇宙论和心性论是重点。宋本《度人经》认为,作为宇宙本根的“混洞太无”在自然生化的过程中沿着“道性”和“道气”两个方向发展,其中精神性的一面——“道性”被区分为“心性、情欲”等几个维度,而物质性的一面——“道气”也被视为具有“祖气”、“玄、元、始三气”等几个层次,“道性”与“道气”交会而成的正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宋本《度人经》在论述道气和道性时将二者各分作两个维度:就道性而言,分为“向上的超越”及“自溺的沉陷”;就道气而言,既有本源性的祖炁,又有沉沦后天的气质。道气和道性二者与“混洞太无”是即一即异的关系,且各有正向性质及负面性质。心性的“自陷沉溺”是两厢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禀气方面的原因,宋本《度人经》往往将负面性质归于气,也有对大道的迷妄方面的原因。从心性角度来看,“混洞太无”与“道性”、“道气”未尝不是即一即异的关系,道不能离开心,因此心性本自清静无染,但被妄念幻相遮蔽其智慧,只要去妄破执,清静自然的道性就莞尔自现。在道性观念向人性的自然延展过程中,为了解释人性中的恶、欲等负面因素,宋本《度人经》在“有、无、染、净”等二元对立的概念中来回游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将其道性本净、心性常净之义说圆。但道教心性论并非仅是带有一些伦理观念的形而上学,其探讨道体、道性也有在“天、地、人”三才的天人关系框架下探视人的生命问题的用意。在道教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中,某种程度上,宇宙论是为了说明生命的位置,心性论是为了说明生命的性质,而修道论讲的是生命如何超越,因此在心性论之后,论文就转而对该经的生命论进行探索,解析其生命观如何根植于“人神一如”的信仰立场之上。需要指出的是,宋本《度人经》构造的首要目的是树立新神,而且也为回应灵宝无量度人的宗旨构造了一些以长生大君、神霄玉清王为法力渊源的道法,因此整部经的信仰和思想架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推崇长生大君的信仰层面之上。此即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架构。论文指出,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宋本《度人经》所推崇的长生大君信仰很快脱离了宋徽宗这个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物而作为与南宫炼度有关的神灵融入了整个道教信仰之中。该经中与宋徽宗有关的信仰已经成为历史,但其丰富的信仰资源和思想内涵使该经至今依然是道教奉持的对象,并对北宋之后的道教特别是宋元新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实^[9]（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高健^[10]（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二、2004年第1期~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第1期~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4年第1期~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D]. 邓经儒.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1)
• [2]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D]. 马佳雯. 扬州大学, 2020(02)
•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4]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D]. 王根明.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8]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D]. 李政阳. 南京大学, 2017(05)
• [9]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标签：中国宗教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水浒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