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12卷总目录

一、2002年12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牛志威^[2]（2018）在《晚清粤港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粤港之地是小说创作出版中心上海之外,另一小说创作出版较为繁盛的地区。晚清粤港小说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报刊小说和单行本小说。经全面搜集,现见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共50家,刊载小说共50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共22家,出版单行本小说共48种。本论文从地域角度,对晚清粤港创作出版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正文共五章。绪论说明选题缘起、明确研究对象、总结研究现状并拟定论文框架。第一章在全面搜集晚清粤港小说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粤港小说进行整体概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认识晚清粤港小说的发展态势与地域分布状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第二章研究晚清粤港小说的作家群体。首先,全面细致地考索粤港每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尽可能多地弄清晚清粤港小说的作者及其生平。其次,从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身份共性较大的籍贯、创作时的年龄阶段、政治倾向等几个方面,认识小说家群体与小说整体面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章论述晚清粤港小说的主流思想——排满革命宣传及其表达途径。为达到宣传排满革命的目的,晚清粤港小说家对小说类型及小说主人公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反抗异族统治及进行共和革命的历史演义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艳情小说、便于讲述道理的寓言体小说是小说家主要选择的小说类型。抗清人物与反清人物及其后代、晚清革命派人物、晚清保皇派人物是小说家主要选择或虚设的小说主人公,其中小说家对最后一类小说主人公是持批判嘲讽态度,对前数种小说主人公则是持赞扬歌颂态度。第四章全面论述晚清粤港小说排满革命宣传之外的其他主题,主要包括批判现实中的丑恶人物及丑恶现象、提倡实业、戒烟戒嫖、广博见闻、消闲娱乐等。第五章对晚清粤港小说家中成果丰富,但却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王斧、黄伯耀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个案研究,弄清他们创作的小说作品,并对其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认识。结语总结晚清粤港小说的地域特色及历史意义。思想以宣传排满革命为主和内容以粤人粤事为主,是晚清粤港小说的两大特色。其中前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革命者而形成,后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粤籍人而形成。就其历史意义看,一方面,晚清粤港小说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小说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晚清中国小说的繁荣,其对晚清南洋地区的华文小说创作影响尤大。另一方面,晚清时期是粤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形成的小说兴盛传统对粤港之后的小说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附录主要是对晚清粤港小说及小说家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是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础。附录共五个: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简介表、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及其刊载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小说家小传、晚清粤港小说作品简介。

赵秉志^[3]（2010）在《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刑事法治事件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死刑核准权上收、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传销活动纳入刑法典、"7·5"事件、酒驾肇事治理、足坛反"假赌黑"和重庆"打黑除恶"等有重大意义的刑事法治事件及其法理与社会问题予以观察、评析,有助于深化刑法要求,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赵秉志^[4]（2010）在《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文中认为刑事法治事件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死刑核准权上收、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传销活动纳入刑法典、"7·5"事件、酒驾肇事治理、足坛反"假赌黑"和重庆"打黑除恶"等有重大意义的刑事法治事件及其法理与社会问题予以观察、评析,有助于深化刑法要求,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黄宗华^[5]（2010）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文中研究指明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是国民党整体干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训练团是省政府进行干训的主要机构。江西省的干训,是在国民党的干训政策、蒋介石的干训思想以及国民党的整体干训氛围影响之下,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展开的。江西省的干训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四个阶段。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各方面很不完善,但该阶段的干训在“协剿”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搭建了干训机构的基本架构。政治讲习院时期的训练重心转向区乡镇干部,组织结构、训练规模、训练内容、训练措施比之前有较大进展。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无论从组织健全程度,还是从训练规模、正规化程度等方面来看,都是干训最繁盛的阶段。江西省训练团时期,由于机构的调整与裁撤、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等原因,效果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语,但转业军官训练是一个亮点。省训团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特别是从政讲院开始变化不大。省训团在发展变迁历程中,逐渐形成—整套教职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职员队伍,而且队伍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干训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各个班（组）的共同科目大致相同,专业科目则和各班（组）受训学员的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课程设置从总体上来分析与干训目标相匹配,但有些课程与学员的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而且,单科训练时间过短,使得学员不能对课程很好掌握。训练的教材,主要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传统知识和传统道德、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等。此外,省训团和各县市训练机构还编辑了部分省情和县情教材。江西省对受训学员的选拔、训练、考核以及服务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在选拔方面,江西省制订了严密的选拔程序,但对于学员的思想意识难以考察。对学员的训练,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训育、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为重点,同时辅之于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以军训的方式来对党政干部进行训练,没有考虑到党政干部的特殊性。江西省对学员的考核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是考核方式存在机械、呆板、不能与人事行政相联系的弊端。对学员结业后进行服务指导具有良好的设计意愿,但学员对于无职无权的干训机构缺乏敬畏,因而敷衍了事,造成跟踪辅导流于形式。省训团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境内的其他干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省训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同作为国民党的干训机构,从历史渊源、训练模式和内容、时代背景、战略任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在举办主体、训练对象、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蒋经国主办的青干班,名义上附属于省训团,但实际是蒋氏的“独立王国”。至于江西各地的训练机构,从组织体系上说隶属于省训团,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省训团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本文认为,以省训团为核心的江西省干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增强了学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推动了“三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民众组训与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干部考察和干部晋升的平台,强化了省政府对各地的了解与监控。但江西省的干训从总体来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精神素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强化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扩大党务的目的。造成干训效果不佳的原因,既存在于训练本身,也存在于国民党江西省和整个国民党的深层次弊端。训练本身存在学员规避训练、单科训练时间太短、训练的方式方法存在弊端、考核标准与方式不科学、受训成绩的运用不够、讲师素质参差不齐、结业后的辅导工作有名无实等问题。但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干部政策、组织结构、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和干部素养、经济发展程度和干训经费等因素。

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徐翠翠,岳蓓玲^[6]（2009）在《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犯罪记录系统主要有三个来源:联邦和州犯罪记录信息库,法庭记录和商业性信息销售商。其犯罪记录的范围不断扩张:一方面由于民权组织的抗议,联邦调查局已提议在国家犯罪信息中心中添加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联邦犯罪记录数据库迅速激增和扩展,其中几个并非建立在以前的有罪判决或逮捕的基础上。以违反移民法者档案、暴力团伙和恐怖分子档案、保护令档案、刑事鉴定数据库（包括指纹数据库和DNA数据库）为例,联邦犯罪记录系统中信息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另外,获取犯罪记录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化,各州和国会均授权更多的犯罪背景核查。这些犯罪记录系统和数据库既带来了好处也导致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徐翠翠,岳蓓玲^[7]（2009）在《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文中提出美国犯罪记录系统主要有三个来源:联邦和州犯罪记录信息库,法庭记录和商业性信息销售商。其犯罪记录的范围不断扩张:一方面由于民权组织的抗议,联邦调查局已提议在国家犯罪信息中心中添加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联邦犯罪记录数据库迅速激增和扩展,其中几个并非建立在以前的有罪判决或逮捕的基础上。以违反移民法者档案、暴力团伙和恐怖分子档案、保护令档案、刑事鉴定数据库（包括指纹数据库和DNA数据库）为例,联邦犯罪记录系统中信息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另外,获取犯罪记录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化,各州和国会均授权更多的犯罪背景核查。这些犯罪记录系统和数据库既带来了好处也导致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米歇尔·凯尔希林,周遵友,刘仁文^[8]（2009）在《德国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恢复性司法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德国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并很快取得了成功。恢复性司法的实施始于80年代中期的第一批试点项目。恢复性司法在德国有其自身的法律基础、范围和相应的组织安排,也有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并与其法律文化相关。从实践的角度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德国的恢复性司法遵循了有关跨国标准,并对法律条款同时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合理而又必要的扩展,对德国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米歇尔·凯尔希林,周遵友,刘仁文^[9]（2009）在《德国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恢复性司法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德国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并很快取得了成功。恢复性司法的实施始于80年代中期的第一批试点项目。恢复性司法在德国有其自身的法律基础、范围和相应的组织安排,也有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并与其法律文化相关。从实践的角度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德国的恢复性司法遵循了有关跨国标准,并对法律条款同时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合理而又必要的扩展,对德国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程水龙^[10]（2006）在《《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近思录》版本与传播为中心议题，进行文献学、传播学、学术文化史的研究，重在考察《近思录》整理出版与朱子学研究及其思想传播之间的联系。通过实际调查《近思录》各种重刻本、注释本、续编本的版本传抄和流存情况，对其繁多复杂的版本及其源流作全面梳理、翔实考订，来比较现存《近思录》主要白文本、主要注本、重要的续编本等系列整理本的异同优劣，阐释《近思录》文献传播与文化学术思想的关系，剖析原因，探究与《近思录》传刻相关联的时代、地域、传播者、阅读者特点，发掘潜藏其后的学术影响和文化意义，探索古代经典文献整理出版与儒学思想传播的互动关系，揭示朱子文献整理出版与朱子学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 论文总体上围绕《近思录》的版本与传播这一论题展开，其中一、二、三章是本论文主体。各章内容均选取特有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自成体系；但是统而言之，各章之间都具有关联性，都是这一论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考证的同时也纠正或弥补了某些图书馆在版本鉴定上的不足，对少数书目的着录也做了修正。具体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纲要展开论述、考证： 绪论部分： 概述《近思录》出版与传播的历史状况，简述研究这一古代图书出版现象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回顾《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的学术背景，明确前人研究达到的程度；简介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理念与途径，研究特点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近思录》的编纂与传刻： 重在对《近思录》白文本的编纂与传刻进行研究考证，明其源流、优劣。本章分两节论述，首先论述南宋时期《近思录》的编纂缘起、反复修订情况，以新的视角解析文本纲目结构的范本效应、思想内容的价值，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力争有新的突破；其次厘清自朱熹时代至清末，《近思录》白文本的传抄与刊刻，考证现存《近思录》白文本版本源流，比较现存《近思录》白文本中代表性版本的异同优劣。编撰现存《近思录》宋、元、明、清四代传本知见录。 第二章《近思录》的注释及其版本： 以叶采集解《近思录》、江永集注《近思录》为重点进行版本源流考证，并进行诠释学比较。分四节论述，第一节编辑宋元明清四朝《近思录》注释着作提要；第二、三节对《近思录》代表性注释着作，如叶采集解《近思录》、江永集注《近思录》的版本源流进行考证；第四节对叶采集解《近思录》、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等进行诠释学比较研究。 第三章《近思录》的续编及其版本：

二、2002年12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12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粤港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6）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论文提纲范文）

（10）《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2年12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晚清粤港小说研究[D]. 牛志威.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3]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10(03)
• [4]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10(03)
•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D]. 黄宗华. 南开大学, 2010(07)
• [6]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J]. 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徐翠翠,岳蓓玲. 刑法论丛, 2009(03)
• [7]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J]. 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徐翠翠,岳蓓玲. 刑法论丛, 2009(03)
• [8]德国恢复性司法的发展[J]. 米歇尔·凯尔希林,周遵友,刘仁文. 刑法论丛, 2009(01)
• [9]德国恢复性司法的发展[J]. 米歇尔·凯尔希林,周遵友,刘仁文. 刑法论丛, 2009(01)
• [10]《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D]. 程水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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