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造“魔鬼”村

一、婚外恋制造出一个“魔鬼”村（论文文献综述）

范敏^[1]（2021）在《论乔叶小说的叙事伦理》文中认为

张美娟^[2]（2020）在《泰国当代作家格莎娜·阿素信小说的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格莎娜·阿素信原名苏甘雅·春拉斯,是泰国当代女作家。1958年首次在《女性》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迷路的鸟》,并以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受到读者欢迎。从此,格莎娜笔耕不辍,为泰国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作为获奖最多的女作家,她享有“小说女王”的美誉,并在1988年获得泰国“国家艺术家”称号。格莎娜创作初期取材多以爱情和家庭为主,后来一步步向现实主义靠拢反映社会问题。50多年来,其作品早已成为反映泰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得到当代文学家和批评家的高度赞誉,曾获得东盟文学奖,两次斩获东南亚条约组织文学最佳奖,并多次获得泰国图书发展委员会颁发的年度小说奖,其多部作品也被改编成影视剧。对此,本文拟对格莎娜·阿素信的作品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采用文献细读法、文本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深入了解她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影响力,对其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方面展开分析,进一步挖掘作品是如何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缘起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并梳理和归纳了当下对格莎娜·阿素信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正论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格莎娜的生平,涉及她的家庭教育背景以及婚姻生活等方面,其次梳理了她的创作历程和获奖情况。另外,通过分析探讨不同时期作品的发展演变,发现格莎娜的创作不仅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变化,还与泰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以婚恋故事和家庭关系为题材,渐渐地把创作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并开始向现实主义靠拢,写出揭示社会黑幕的作品。第二章主要探讨格莎娜作品的主题思想。笔者研究发现,受其自身经历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格莎娜小说的主题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对婚恋问题的思考、家庭关系的探讨、人性的探讨与审视、社会问题的反思。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格莎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格莎娜是一位注重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作家,她成功地塑造出各类女性的悲剧命运。而男性形象的独特性和自我察觉的心理状态则大多是借助女性视角来展现的。另外,格莎娜笔下还塑造了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展现现实社会的残酷。第四章分析了格莎娜作品的艺术特征。格莎娜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一是叙事技巧的艺术魅力,主要包括多元的叙事视角、多元的叙事策略及叙事结构艺术;其二是富有特色的语言风格,包括词语运用技巧和修辞手法;最后是独特的意象世界,格莎娜擅长运用意象来表达主题或者作为小说标题。第五章论述了格莎娜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格莎娜小说具有悲喜交融、知识性与文学性融合的审美价值,作品生动再现了社会政治形态,强调了女性存在的价值,对人生意义的理性思考,具有强烈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三部分结语:总结归纳论文的主要内容。笔者希望通过阅读本文,能够加深读者对泰国女作家格莎娜以及泰国文化社会生活的认识,并致力于给其他研究泰国文学的同仁提供素材,扩充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泰国文坛作一些有意义的贡献。

高爽^[3]（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王蒙^[4]（2020）在《笑的风》文中指出致读者二○一九年七月八月,我写完中篇小说《笑的风》近八万字。同年十二月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杂志卷首语特别提到,此作"是一篇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二○二○年一月、二月,《笑的风》分别被《小说选刊》与《小说月报》选载。同时出现了一个在我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发表与选载后的小说,把我自己迷上了,抓住了。我从发表出来的文本中,发现了那么多蕴藏

魏蓓^[5]（2019）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文中研究说明电影自诞生起就与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小说传播的有效途径。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性作家的小说频频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从纵向来看,这一时期女作家小说电影改编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潜隐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氛围和精神态度的历史变迁。20世纪80年代,在人道主义指引下,改编经历了“人性的复归”到“女性身份意识的萌醒”的过程;90年代,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改编观念相对自由、灵活,女作家参与改编的现象却减少,导演的地位凸显,改编作品中的女性渐被遮蔽;进入21世纪后,在消费主义导向下,不仅改编数量众多,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与广泛,部分改编作品在更多地展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同时,突显时代女性的独特性。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也带来了主题意蕴的多重演绎、形象内涵的双重变奏、叙事策略的多维变化等相关问题。主题方面,在“忠实于原着”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形式演绎,还原、变通以及延伸等。有些女作家小说的主题在电影中出现通俗性的转移,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小说中对历史叙事的关注在电影中被消解,主题也随之简化与弱化。还有些女作家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出现主题意蕴的重构,影片与原作的主题大相径庭,这是主题的置换与颠覆。通常而言,女作家往往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其创作中的人物,而改编电影并非都由女性来编剧或执导,从虚构的小说文字到可观的银幕塑造在不同性别的导演执导中,人物形象便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有所强化;男性导演对女性意识则有所弱化,而美化男性形象。同时,女作家小说中的某些次要人物在改编的电影中被重新塑造,女性导演往往突出女性主导性与性别色彩;多数男性导演则消解小说原着中的隐含主题。此外,女性导演常增加情感因素、凸显情节的曲折动人;男性导演则淡化女性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增加人物行动的比重。叙事策略方面,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即多维变化的讲述方式,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偏爱和多元叙事视角杂糅,以及女性叙事视角的选择;在时间的选择层面将人物至于特定的时代,在时间的顺序安排上采取非线性叙事,兼用倒叙、插叙,增加悬念和寓意,在时间的变形层面常借助时间的省略,片段性地突显女性的人生剪影;在叙事空间的截取与呈现上隐含对人物“宿命”的某种纠葛。总体分析与对比女作家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后发生的变化,彰显了女性主义在当今社会的主流传媒中的现实处境。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在扩大女性文学传播途径、丰富电影类型、增添独特魅力等意义的同时,给小说原着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和突出情感发展、忽视其他因素等方面的问题,这为当代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得失。

周芳^[6]（2019）在《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文中指出E.T.A.霍夫曼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着名作家、音乐家、指挥、舞台设计。他被誉为歌德和海涅之间最具世界影响的德国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神秘力量对人的控制,使得人产生分裂和异化,因此他很早就被称为“幽灵霍夫曼”。但他的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体现和谐、统一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归到他最有名的童话小说《金罐》里的“阿特兰提斯”这一概念之中。籍由“阿特兰提斯”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贯穿于霍夫曼的所有作品,研究“阿特兰提斯”对于研究霍夫曼具有重要意义。从柏拉图、培根、诺瓦利斯到霍夫曼,他们作品中出现的“阿特兰提斯”分别体现了人类在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工业革命初期文人们对理想社会与生活的想象。柏拉图的“阿特兰提斯”反映了当时对农耕文明的追求,偏重地理意义的描述。培根的“阿特兰提斯”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科技改变生活的预言。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诺瓦利斯与霍夫曼更多是从虚幻的角度来构建理想社会。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内涵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从国家整体层面上来说,“阿特兰提斯”是霍夫曼诗意想象王国的文学表达与政治期望。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艺术家所向往的自由王国或是梦想国度,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政治期望在他的作品中更多是通过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丑恶现实来进行书写描绘的。社会层面的“阿特兰提斯”体现在作者对人与人、人与新兴事物（如机器人）关系的描述中:一方面他强调真诚、善良地对待他人,另一方面他以沉迷于研究机器人原理的角色表达了对新兴事物应持有的理性态度。只有保持真诚、善良的品质,在注重情感的基础上保持批判性思考,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才会和睦、健康地发展。在个人层面上,霍夫曼认为“阿特兰提斯”实现的主体是艺术家或者诗人。他们拥有的“童稚般的诗人气质”有助于克服工业社会造成的人的分裂。但是在霍夫曼的作品中,葆有童心、坚持想象的艺术家只有借助魔法或神力才能进入美好、自由的“阿特兰提斯”。在当时的德国,想要获得和谐统一也许只有依靠艺术的想象或者实践才能消解日常生活的艰难与平庸。霍夫曼作品表现“阿特兰提斯”有国家、社会与个人三方面的原因。当时的德国保守、落后、动荡、腐败,渴望强大的普鲁士开始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资产阶级文人的霍夫曼构想出了“阿特兰提斯”这般理想境地,展现了他对国家统一的文学回应。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文学、哲学等社会思潮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人性、心理、精神疾病等问题。霍夫曼对此很感兴趣,与其中某些思潮的代表建立了私人关系。所以他的“阿特兰提斯”才会特别关注人性的分裂与统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不断发展的科技及相关物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意识与环境关系的动物磁力说,舒伯特关于音响学的假设等科学理论或假设也吸引了霍夫曼的注意力,因此在“阿特兰提斯”中经常会有音乐、声响对人情绪、心理的影响。霍夫曼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依靠音乐、文学、绘画来排挤生活的苦闷。成年的霍夫曼白天过着早出晚归的市民生活,晚上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这种分裂的生活以艺术家和同貌人的方式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是“童稚般的诗人气质”及他的艺术想象让他获得内心的安宁,实现自我的统一。霍夫曼使用了现实批判、艺术童话体式和复调、反讽等叙事技巧来表现“阿特兰提斯”。霍夫曼在作品中较多地批判了小市民形象,他们刻板、保守的性格与诗人自由、奔放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小市民的鄙夷也是对落后、保守社会的批判。艺术童话是最能体现浪漫派写作主旨的体裁。霍夫曼使用这种体裁,将现实与幻境完美结合起来,使他的想象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奠定了他在这一体裁史中的地位。他的复调、反讽等叙述技巧使“阿特兰提斯”以不同的面貌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阿特兰提斯”对诗人、艺术家的专注,尤其是通过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分裂与统一的问题以及“阿特兰提斯”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作家有深远的影响。法国和俄罗斯都是对霍夫曼具有较高接受度的国家,因此以法国的波德莱尔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来分析他们对霍夫曼“阿特兰提斯”的接受。波德莱尔主要是在诗体内容（诗人和魔鬼,即人性的两面）与表现手法（通感）等方面受到了霍夫曼的影响。霍夫曼对人性分裂与统一的关注,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双重人格》等作品。在文学史方面,虽然霍夫曼创作的“阿特兰提斯”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乌托邦文学,但是它也涉及了其核心特点,即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所以霍夫曼的“阿特兰提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继承了乌托邦文学传统。以往的乌托邦文学更注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整体性方面,比较少有涉及社会构成主体的人。霍夫曼在“阿特兰提斯”中对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自我统一等方面的关注可视为是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种补充与提升。他经由“阿特兰提斯”所推崇的童心、想象力和艺术还具有社会意义。只有葆有童心,不忘初心,才能真正完成自我的成长,从而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拥有童心,才能保持想象力,艺术审美及实践既是表现童心与发挥想象的有效途径,也是这两者的目的之一。这些对于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艺术的审美与实践能帮助现代人抵抗来自科技世界对人的异化、同化,这样人才不会沦为技术的奴隶、机器的替代品。

莫传玉^[7]（2019）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心理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纳博科夫文学心理学是近几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纳博科夫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荼毒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抹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他所评析的艺术必定存在性象征,所讨论的话题永远离不开作家的儿时情结,是个庸俗、非理性、不懂美学的“维也纳巫医”。纳博科夫常在他的小说中以弗洛伊德理论为诙谐模仿对象,导致他笔下的人物多呈现性格执拗、极端处事、非常态化的心理特点,他的小说也因此被文学评论界评为“心理学小说”。本次研究试图结合作家的文体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作家在访谈中有关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部分,从镜像“主-客体”理论、两性图腾、力比多能量等视角,以思辩性理论为主,实证性质性工具为辅,分析作者诙谐模仿精神分析的用意。通过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运用澳洲公司所开发的质性研究软件Nvivo8.0编码归类,总结作者所着的小说里持有的心理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存在、时间、记忆、梦、性、爱情”这六项心理学主题。另外,作者所运用的文体技法也巧妙的将这六项主题融汇其中,使作品传递的思想更加多元。本次研究基于理论思辩的基础可知,作家的意识并非等同故事中“我”的意识。拉康学派的“镜象”理论充分在纳博科夫所塑造的双重“我”中得到证明;纳博科夫所持有的“双重世界”概念,也在每部小说的心理学主题上得到呈现。进一步采用质性研究工具比较心理学理论与小说情结核心观,发现二者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深入分析可知纳博科夫文学所蕴藏的心理学思想分别有:存在主题:拉康的主-客体“镜象”理论成为纳博科夫“双重世界”观的基础,它所表现的游戏思维模式隐藏这样一条法则,即“主-客体”意识的所占比例与自我认知、行为、性格息息相关。时间主题:分别以实验心理学、现象心理学理论为依据,阐明时间存有两种特性。动态性时间与个体的有意注意、直接经验有关;静态性时间与个体意识所处的客体空间属性有关。记忆主题: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为基础,对于主体而言,个体意识流的运作与记忆属性有关;对于客体而言,记忆瞬间的储存模式与欲望下的功利主义有关。梦主题:以精神分析拉康“镜象”理论为基础,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为目标,阐述梦的产生机制,即主体意识与客体环境通过无目的的组织、重构,最后帮助个体更好的认识自我,实现人类的社会属性,区别于自然界的动物属性。性主题:将精神分析、进化心理学作为依据,阐述主-客体意识在两性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主体意识而言,自然造就个体适应群体的“性”繁衍法则;对于客体意识来说,性适配器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变两性关系的所属地位。爱情主题:继性章节理论为前提,分析主体意识在两性关系所起的作用,实乃“自私”的物质之爱;客体意识在两性关系所起的功能,是伴有“利他”主义、情感、能量协调的精神之爱。而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共同结合而形成的意志之爱,则是纳博科夫最为称赞的崇高之爱。总结,纳博科夫所主张的文学宗旨是具有“镜像”般的现象学,及精神分析学派所主张的内省意识观意义,它们分别在“主体”与“客体”的意识中发挥作用。纳博科夫小说所隐藏的六个心理学主题思想,其理论分别涵盖了精神分析学、现象心理学派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作者所坚持的“双重世界”观,即“主-客体”的意识奠定基础,同时也预示作者所想表达的“棱镜”艺术意义。此次研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也为今后的文学诠释学提供借鉴,对今后研究纳博科夫文学、作家心理学思想提供宝贵的理论依据。

华昊^[8]（2012）在《社会转型时期电视剧中的女性意识嬗变》文中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考察社会转型与电视剧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电视剧常以性别叙事来呈现特定的社会议题，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性别意识的阐述和对社会转型的阐述是同源的。本论文力图把中国社会转型作为解析电视剧中女性意识嬗变的独特密码。本论文借助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结合当代丰富而复杂的电视剧文化现象，主要运用质性方法和文献分析法，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电视剧进行考察和分析，解读时代发展中女性身心灵由传统到现代的改变，以及社会性别话语对女性意识的建构，并且剖析其间的权力运作。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六个章节,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社会转型与女性意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引发了经济模式、政治体制、社会思潮、文化风尚、消费主义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转型期的复杂性使得女性意识在进步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分裂、冲撞与偏离。论文虽然考察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电视剧中的女性意识嬗变，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均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延续，并不能武断的以历史分期来考察这些因素，因而论文对女性主义思潮的演进、电视剧进行女性意识关注的整体轨迹也进行了相应的阐述。第二章、社会转型期电视剧中女性的情爱意识及嬗变在农村/城市两大不同地域背景下，主要探讨电视剧特别是爱情剧对生活其中的女性群体的表征，既关注传统文化意象对女性情爱意识的影响，也探索现代观念、城乡差别等引发的情爱意识变迁，同时探寻蕴含其中的妥协/抗争之路。此外，论文还透过“剩女”这一现象，关注现代女性情爱意识的固守和变化，探讨这一女性群体如何在坚持自我和寻求真爱之间进行挣扎。第三章、社会转型期电视剧中女性的家庭意识及嬗变中国具有悠久的家/国、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每个时代都会形成特定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结构，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基本的性别意识被表现出来。本章主要通过婚姻观念、婚外恋、婚姻暴力、家族伦理、革命政治等方面，对女性家的意识中存在的矛盾冲突进行关注和反思。让个人发展、家庭生活和国家发展协调起来，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第四章社会转型期电视剧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及嬗变本章节主要结合电视剧中的成功女性形象、都市白领形象、底层劳动妇女形象来思考女性的“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电视剧应该突出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体现女性完善自我的理想追求、展示女性创造社会价值的人生意义。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在向外部世界进行探索中，常面临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矛盾，这使得女性对自身角色定位无法确证，对自身的价值标准无从参照。因此，便衍生出女性意识的矛盾和游离。第五章社会转型期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的抑制与张扬纵观现实，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虽然使得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意识得以彰显，但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已成为影响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力量。在特定的消费主义价值取向下，女性的身体、困境、苦难和欲望常被挪用，以刺激观众的观看和消费，女性意识因而存在着某种错位与迷失。故本章节从女性形象、女性角色、女性情感与欲望这三个方面来剖析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的压抑与张扬。这与其说是真理与谬误之辨，不如说是权利和反抗之争。第六章、社会转型期电视剧中女性意识书写案例分析从女性视角来书写历史和阐述观点，既成为女性进行自我改造的方式，也成为女性建构主体性的前提。本章节以李少红、王海鸰、胡玫为代表，探讨新一代女性作者如何凭借女性意识的自觉和成长，在电视剧领域展开话语权的争夺。她们透过电视剧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将女性意识与时代观念加以呈现。虽然在这种努力中，面临着一方面对男性特权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却又为社会常规制约的矛盾，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低估女性叙事的现实价值与历史使命。电视剧的影响力量来自历史文化和当代精神的结合，它以特定的类型和公式来反映社会变迁和受众需求。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本文尝试对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分析电视剧如何通过“象征性实践”和“符号暴力”来再现、塑造、扭曲或遮蔽女性生存样态；挖掘电视剧在构建性别意识和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揭示电视剧文本内外隐含的男权话语、意识形态及其权力运作，这对于确立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非常有价值的。

程春梅^[9]（2012）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如何与政治合谋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衍变之路。贞节观念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给予“贞节”的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从古代至20世纪文学的阅读经验中发现,贞节观念从古至今的衍变说明了它身上承载了很多文化、政治、社会心理等复杂内容,贞节观念已经不仅代表贞节本身,而且是影响与制约社会上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始,文学中的贞节观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也有了曲折辗转的衍变历程,贞节观念的这种衍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复杂各异的面貌。论文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回顾东西方贞节观念的历史衍变过程,从历史上来梳理贞节观的来龙去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等东方国家历史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对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及各种与贞节有关的习俗,有的甚至绵延至今。西方国家大多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历史上也曾经有严酷的贞节制度,但随着西方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性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贞节的绳索逐渐松绑,西方人突破了贞节观对人情欲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男女两性关系。当20世纪初西风东渐,慢慢地贞节不再成为一个全球性太过沉重的话题,东方社会也逐渐摒弃了严酷的贞节制度,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性关系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期至五四时期贞节观念上历史的觉醒,人们打破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批判到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揭示传统贞节观的劣根,宣传西方新的性解放思想,一潭死水开始初泛微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末狭邪小说等世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纪初贞节观念的变化。狭邪小说中以妓院为中心描摹世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封建道德传统相左的思想倾向。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多已把男女的婚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表现年轻人挣脱封建传统礼教桎梏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小市民的婚恋观、贞操观,他们既不满于父母专制的包办婚姻,又希望获得父母恩准他们的自主婚姻,既渴望婚姻自由不容人干涉,又不能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的情感真实写照。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现代文学30年中除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状况。如果说激情飞扬的五四时期令千百年来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贞节观念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的话,那么这30年表现出来的便是勇敢的反抗与犹疑徘徊双重奏的30年,现代文学中的贞节观念表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情态是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总体来说,男女作家们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遵循了非常不同的创作思路。面对传统中国典型的贞节观念造成女性的千年苦难,角度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使男女作家在对题材的把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作家往往从客观的角度深刻地揭示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而女性作家往往会以感性的笔调,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抒写这种苦难的哀痛。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笔下那些被传统贞节观束缚的女性大多数是弱者形象,是无法自救逆来顺受的可悲可怜的社会牺牲品,而在女性作家笔下,这些受害者往往表现出顽强的个性,惊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从作家本身的贞节观念来看,现代文学中男性与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男性作家受社会整体上男性中心主义习惯思维的影响,他们一面表现着传统贞节观压迫下女性的悲苦,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不自觉地在赞美维护这种贞节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贞节观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态度。而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对传统贞节观的反抗性更为强烈,态度更为坚定。第四章主要梳理了贞节观从革命文学开始经过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发展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新的畸变现象,这种畸变直到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便是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革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断受到规范,开始追求女性的忠贞纯洁,爱情是有小资情调的不能提,性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能表现,那些追求性解放的女人便是落后的反动的,当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了政权之后,性的正面描述就基本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缘于男权主义与极左政治相结合给文学中贞节观带来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文学从最初赞美勇敢猛烈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到此时竟然出现了极端的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学创作规则,这种变化的答案就隐藏在20世纪中国走的现实道路中。革命,抗战,救亡,就存这为拯救国家危机进行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文学逐渐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变成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即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国20世纪文学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受规整的发展时期,它严重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深刻地反映着政治对它的严格要求,20世纪文学由此走上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贞节观念与政治合谋的曲折衍变之路。第五章论述的是新时期文学如何对贞节观进行再度的反省。在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双重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又接受了一场西方思想的启蒙,极端保守的贞节观念得到了松绑,但松绑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彻底获得解放,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迂回曲折。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求稳定不求激进,所以对于些在贞节观念上表现新锐的作品往往会采取规训的方式以期减少思想影响。但社会毕竟是从极端的一元慢慢趋向多元发展,不同的音调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尽管这样的一些突围不断的受到来自主流的批判与规训,但并没有阻挡作家们从小心翼翼到义无反顾的突围,直到走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1990年代后被认为是一个欲望叙事的时代,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贞节观发展的另一种走向。总体来看,在20世纪初在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的五四前后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是谴责封建贞节观残害中国女性的罪恶史的文学表达,新知识分子憎恶封建贞节观,他们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性解放思潮相呼应,拥有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但毕竟古老的因袭沉重而顽固,在社会的下层以及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封建大家族里,这股清新的风气吹来后仅现若有若无的涟漪,前者表现在大量描写农村贞妇惨剧的新文学作品中,后者体现在凌叔华等作家描写“高门望族精魂”的一系列作品中。另一方面,从左翼文学开始便已经埋下了“禁欲”的种子,到了延安文学、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我们会看到“解放”的婚姻观念与“保守”的性观念并存,“禁欲”因为有严酷的战争而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我们能看到对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宣传作品,但已经很少看到对爱情的叙说,更少看到对情欲的描写,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情愫都抛在一边,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了统一思想有利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洪流中。这时连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主人公都极少出现,主人公变成了英雄的工农兵,而这些没有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工农兵主体所尊崇的贞节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反拨,甚至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性泛滥的极端。但实际上对这种所谓“性泛滥”我们也勿需用“全民道德沦丧”的惊呼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泥沙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一种纷繁的现象背后,我们能觉察到那种生机与死寂并存的尴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贞节观的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20世纪文学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贞节观深深地与政治相纠结的发展轨迹,对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做整体研究是本文倾力进行的重点所在。二是迄今未见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完成的对贞节观念在20世纪文学中的衍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突破。三是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综合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进行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突破。

姜子华^[10]（2010）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提出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二、婚外恋制造出一个“魔鬼”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婚外恋制造出一个“魔鬼”村（论文提纲范文）

（2）泰国当代作家格莎娜·阿素信小说的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笑的风（论文提纲范文）

（5）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论文提纲范文）

（6）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转型时期电视剧中的女性意识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论文提纲范文）

（10）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四、婚外恋制造出一个“魔鬼”村（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乔叶小说的叙事伦理[D]. 范敏. 江南大学, 2021
• [2]泰国当代作家格莎娜·阿素信小说的创作研究[D]. 张美娟.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5)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4]笑的风[J]. 王蒙.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0(03)
• [5]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D]. 魏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D]. 周芳. 湘潭大学, 2019(07)
• [7]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心理学思想研究[D]. 莫传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社会转型时期电视剧中的女性意识嬗变[D]. 华昊. 苏州大学, 2012(12)
• [9]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D]. 程春梅. 山东大学, 2012(12)
• [10]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标签：纳博科夫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