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关系新探

一、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关系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赵军^[1]（2021）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劳动关系治理变迁研究（1978-2021）》文中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简称为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劳使关系、劳动关系等。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般将其称为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劳动关系治理有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关系治理演变相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劳动关系治理演变背后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迁。本文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劳动关系治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和制度分析法,系统梳理、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对劳动关系治理演变的内在要求、驱动,初步地研究了基本经济制度与劳动关系治理的决定作用、反作用,总结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劳动关系治理变迁的基本经验,展望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劳动关系治理的发展趋势。绪论部分主要研究、回答了本选题的研究缘由及其重要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学界对本研究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程度与不足,概括性地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劳动关系治理内在机理,是研究的切入点。本章在对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生产关系与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和劳动关系治理的关系,找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劳动关系治理内在联系,基本经济制度是劳动关系治理的基本依据,对劳动关系治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变迁和劳动关系治理的初步演变。从本章开始,着力探索基本经济制度对劳动关系治理的决定作用。这一章的研究时限锁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通过存量增量改革,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市场取向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基本举措,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受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影响,这一时期劳动关系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与之相适应的巨大变化。第三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持续变迁和劳动关系治理的持续演变。本章的研究时限锁定在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加速改革,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化的持续影响,我国的劳动关系在这一时期进入“矛盾期”。劳动关系矛盾的多发与凸显,客观要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目标提出以后,劳动关系市场化、法制化成了劳动关系治理的主要手段。国家先后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一大批法律法规,劳动关系治理举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第四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初步建成。本章的研究重点锁定在党的十八大后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了新的概括,包含现行所有制、分配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与此相适应,劳动关系治理有了新思想、新理念。突出的表现是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系颁布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的劳动关系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劳动关系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第五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劳动关系治理的演变的经验与发展趋势。坚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自觉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劳动关系治理的基本依据,充分发挥党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劳动关系治理变迁的基本经验。基本经济制度完善过程的本质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确立,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发挥作用。当然,它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完善。劳动关系治理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下,逐步彰显出中国特色。

雷江平^[2]（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从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从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劳动关系领域出台了有关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工会制度等一整套劳动关系政策,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对于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劳动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不断化解在劳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本研究立足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对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初探,分析了问题,解剖了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对策措施。本研究的主体一共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诸如劳动关系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等进行解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的逻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实践探索的分析,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劳动关系实践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建党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经验基础。第四部分探索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最后总结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的原因,问题主要来自制度体系、协商机制等方面,而形成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人代际更替、新媒体广泛应用,以及“三新”就业模式带来的挑战等。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或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探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工会如何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或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七部分主要分析面对新挑战或障碍,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调整和具体的实施对策。总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劳动关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马富玲^[3]（2020）在《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是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然而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而构建国有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中孕育产生的。他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增值,采用雇佣劳动的手段,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压榨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两阶级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冲突频发。马克思认为这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的,而无产阶级要改变现状只能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劳动关系出现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对劳资关系冲突根源的揭示,为社会主义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预见。这对于处理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说明了本文写作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意义。第二部分对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和谐劳动关系三个概念进行界定,从而使论文中所用的几个概念更加明晰。第三部分从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形成过程、内容、实质、价值目标和现代指导价值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第四部分对国有企业的现状进行剖析,认为当前国有企业存在工人阶层分化、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健全、劳动者就业不公平、工会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第五部分,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发挥引导和监管的作用、企业要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劳动者要提高素质、工会要民主管理等方面为构建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对策建议。

杨雅^[4]（2019）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对和谐劳动构建的启示》文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包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世人关注。异化劳动理论使人们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形成新的世界观,并促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逐渐形成。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吸取前人关于异化与劳动的哲学与现实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成熟。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马克思以其独特的唯物主义视角,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视域,从本质上寻找导致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继而达到了对前人理论的超越。异化劳动在现阶段的劳动过程中也有新的表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在辩证地批判与继承卢梭的异化理论、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说”、赫斯的“经济异化说”的基础上,又对亚当·斯密、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的劳动思想加以扬弃,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重点体现了工人劳动的异己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第二,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还认识到,虽然异化劳动对人与社会发展都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是在短时期内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失。当前,要对异化劳动存有正确的、辩证的态度,即保守性的继承与彻底性的批判。异化劳动具有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点。在当代社会,异化劳动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一是劳动者的劳动付出量与其劳动所得不成正比,其二是劳动过程并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其三是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大相径庭,其四是多种原因导致劳动双方关系异化。要实现异化劳动的扬弃,首先是要改变不合理的分工状态给人造成的奴役,其次是摒弃以谋生为第一目的的劳动,最后是要消灭私有制这个矛盾的根源。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今社会和谐劳动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劳动作为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之一,劳动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劳动和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和谐。我们要积极构建和谐的劳动秩序,努力促成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人与其“类本质”、人与人相和谐的和谐劳动,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构筑公平、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使得当代社会的劳动者合法权益获得更有效的保护,更加稳固的保障和谐社会实现的基础。

谭诗杰^[5]（2018）在《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丰富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最终凝练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要求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共享”这一特质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度总结,是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的新表达,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新指向。它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性质宗旨、科学谋划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以共享发展理念为逻辑参照,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好共享发展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溯源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方世界的公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揭示“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享的社会形式;其人本主义思想明确“全体社会成员”是共享的主体;其社会分配思想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共享的实践路径。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享观强调,人民共享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上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注重人民共享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孕育的胚胎,它包括孔子的“大同社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系统阐述的“大同世界”,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以及由此在社会实践中衍生的福利共享观,对于改革开放后党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主要内容表现在: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注意兼顾民生。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使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分化,为改革开放后党开拓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失误也为党和国家继续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在极少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绝对化的公平、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纯粹的精神激励,最终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上实现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都以共同富裕为逻辑载体,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突出发展效率,集中全力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仍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内涵,并结合社会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胡锦涛在理论上对共同富裕思想作了进一步升华,使之更加趋向于共享发展的核心逻辑: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反平均主义和反两极分化的有机统一。它不仅在思维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作为理论武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极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现实困境:发展好了,但没有分配好,导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体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越来越感觉到公平正义感的缺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把发展的评价标准从“物”提升到“人”本身,并系统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内涵规定、意义价值、实践路径等等重大理论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既有坚持根本原则的理论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传承体现在: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创新表现在: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升级到“全面性”。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精神脉络,它启示我们: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谭先银^[6]（2018）在《土壤生态修复责任论》文中研究表明土壤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这主要归咎于我国近四十年的非规范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累积及其转化。由于土壤生态问题的累积性与隐蔽性,我国目前尚未设计出专门的制度加以治理,其解决对策亦尚在探讨之中。在理论层面,有不少的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有价值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环境科学、土壤学、经济学等领域,探讨的内容多局限于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模式等方面,对于治理制度的讨论却很不充分。法学领域的研究亦较为局限,学者们的讨论多囿于传统行为责任认知,仅对其中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展开而鲜有顾及大局的论述。然而,土壤生态问题的现状不容乐观,亟需有建设性意义的治理对策,因此有必要对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探讨。土壤作为大气、水体等环境系统的“过滤器”,富积了近四十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质,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发展。土壤污染存在现实的区域差别,“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工业发展历史比较长的区域成了土壤污染的重灾区,化工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污水灌溉区以及干线公路两侧的土壤污染尤为严重。与上述问题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的治理制度极其贫乏。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难发现我国的土壤生态修复制度总体上呈现出责任不周延、执法信息成本高、司法救济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源于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的缺失,应当从责任的视角展开讨论,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将土壤生态修复责任进行类型化和社会化,以破解土壤生态修复制度的困境。责任视角下的土壤生态修复制度困境实质上是责任的分配与落实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重心又在于责任的分配。传统的责任理论往往只关注土壤污染行为人的生态修复责任。然而,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或许能够解决点源性和现实性的土壤污染问题,但面对土壤污染历时性问题和扩展性问题,这些传统理论往往鞭长莫及。所以,应当另辟蹊径,寻找到新的土壤生态修复责任范式,构建能够对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完全分配的制度。通过对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利益才是土壤污染的原动力,利益贯穿了土壤占有、使用、污染、修复的整个过程。立足于利益与相应主体的固有联系,考察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可以发现土地利用的直接利益、土地管领而分享的利益以及土地利用而产生的溢出利益分别由土地利用的行为人、土地的权利人以及社会公众占有。这三种利益呈现出发散和递减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层级性。结合利益与主体的对应关系可以构建起行为者利益、权利者利益、社会利益的三阶“利益分享序列”范式。那么,依此“利益分享序列”可将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划分为行为责任、状态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类型。这三种责任类型在责任承担的顺位、触发条件、归责因素,责任限度、法律后果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土地利用行为人作为土壤污染的始作俑者,应当以其能力承担责任。土地的权利者基于对土地的领管事实,在土壤的利用中享有当然的利益而应当以其所获利益为限额承担责任。而社会公众作为土地利用驱使者和最终受益者,应当承担兜底责任。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的构建需要对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三个类型进行展开。首先是土壤生态修复行为责任即土壤污染行为人承担土壤生态修复的责任。其归责基础包含两方面,即土壤生态污染行为的客观否定性和土壤生态污染行为的主观有责性。其构成要件分为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事实要件包含土壤污染行为、土壤生态污染损害结果及土壤污染行为和土壤生态污染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法律要件则包含强制性规定、违法行为模式以及否定性评价。具体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作不同的划分,依据土壤生态污染行为的形式可分为作为责任与不作为责任,依据土壤生态污染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依据土壤生态污染行为者的多寡可以分为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等。由于土壤生态修复行为责任是传统的行为因果归责,其实现机理是以司法救济为中心,具体包括责任明确、责任启动、责任执行以及责任监督等。其次是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即土地权利人因为其分享土地收益而在其收益范围内承担土壤生态修复的责任。其归责基础在于权利人对土地的管领事实、对土地利用收益的享有以及对土壤生态修复预期利益的占有。其构成要件包含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事实要件包含权利人对于土地的管领事实与土壤生态破坏的损害结果;其法律要件则是法律规定的主体、法律规定的义务和法律规定的否定性评价。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依据责任承担顺序可以分为首要责任与补充责任,依据责任的内容可以分为预防责任与修复责任,依据归责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公害责任与替代责任等。状态责任人同时也是土地的权利人,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请求权主体极有可能缺位,所以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应该是法定责任,责任只能借助行政机关加以实现,因而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的实现机理是以行政执法为中心的综合机制。该机制具体包含法定义务和行政强制两方面,法定义务即确定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人应当对土壤保持良好的状态负有义务,如果不履行义务则承担状态责任;行政强制则是规定行政机关在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人不承担责任时有权和有责任依法强制其承担责任。最后是土壤生态修复的社会责任,土壤生态修复社会责任是指社会公众因为分享了由土地利用溢出的利益而应当承担的土壤生态修复责任。其归责基础包含社会发展与土壤生态污染的相关性、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设定土壤生态修复社会责任的需要以及个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局限性。其构成要件也包含事实要件与规范要件;事实要件包含社会公众对土壤生态污染的放任、协助以及对于土壤生态利益的享有;其规范要件主要包含了主体法定、形式法定以及内容法定。土壤生态修复社会责任与土壤生态修复的状态责任、行为责任有所不同,社会责任主体既可以是一个个独立的主体,也是一个集合的主体。社会责任不能通过传统的责任机制实现,其实现机理是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国家（政府）通过这些宏观的制度安排集合社会公众让渡的利益将作为个体的社会主体的责任进行归集,统一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三种类型应当予以制度化。对上述三种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制度设计,应当尊重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属性,以利益分享序列、公平归责以及修复的必要性作为原则。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行为责任具体化为土壤生态侵权责任制度,并设定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制度。状态责任具体化为土壤生态修复状态责任制度,并设定启动条件、制度构成以及责任承担制度。社会责任具体化为土壤生态修复社会责任制度,并设定土壤生态修复预决算制度、税收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监督与救济的制度也应当在土壤生态修复责任的制度化中予以设定。

王春丽^[7]（2017）在《社会发展中的正义追寻》文中指出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表征着人的存在样态,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实践活动总要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于是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创造人类的理想存在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正义理论,并根据正义理论进行的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正义实践活动（革命实践、改革实践）。通过正义理念的引领、正义制度的建立以及正义实践的推动,人类面临的各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人类历史向前迈进一步。所以社会正义通过社会发展而实现,社会发展通过社会正义而推进。人类的实践活动既要实现正义又要推动发展,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人类追求正义是为了实现发展,追求发展也是为了实现正义。社会正义与社会发展虽然水乳交融,但二者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和逻辑规定。社会正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进行的反思评价、制度设计、实践活动,社会发展是由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而推动的整个社会前进上升的状态。二者如影随形、亦步亦趋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主题。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要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揭示其演变的规律和所起的作用,从而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才能克服人的新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人们才能过上合理、正当的生活以及幸福、良善的生活,人才能作为具有丰富属性和广泛需要的个体而存在。人的这种存在是要通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历程而逐步实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存在处在人身依附状态,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人们通过对规则秩序的遵守而形成的正义维系着社会共同体的运转,并使人们从自然力中获得初步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进行平等的交换,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交换而形成的交换正义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使人们从自然力中获得进一步解放的同时,也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但是交换的正义是极其有限的,这时候人又陷入了对物、对资本的依赖中,人作为商品而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交换正义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和战争的频发。人类如何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就会提出新的正义理念、正义诉求,使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以人为本和谐共享的正义成为这一时期的正义诉求、正义理念,从而引领社会走向正确的轨道,现有社会的弊端才能得以克服,人才能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人才能作为具有丰富属性和广泛需要的个体而存在,从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当然社会正义的实现,除了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实现外,还要通过一定阶段上的体制变革、法律调整、政策修订来实现。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迈进,要经过大量的体制变革、法律调整、政策修订才能完成。通过正义性体制、正义性法律、正义性政策的实施,社会才能在一定阶段上保持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积累条件。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既要实现正义,也要推动发展。所以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就要运用已有的正义理论、发展理论解决我国现实发展中存在的正义问题,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本论文主要包括五部分:导论;社会正义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实现;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正义问题。第一章:社会正义与社会发展。主要包括:社会正义的概念及特征;社会发展的概念及特征;社会正义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正义总是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思想理念渗透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然后又通过一定的制度、体制、法律、政策加以落实。所以,社会正义应从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实践活动几个层面来理解,才能对社会正义有全面的把握。从哲学上讲社会发展,就要从主客体的统一去把握。也就是说社会主体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完善的有机统一。离开社会主体的发展,谈社会发展是毫无意义的,离开社会客体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社会发展是社会主体的发展与社会客体的发展相统一而形成的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正义和社会发展既水乳交融又若即若离,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正义为社会发展提供航标、动力,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发展为社会正义提供条件、保障,使社会正义通过社会发展不断得以实现。第二章: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实现。主要包括:社会正义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的实现;社正义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实现;关于社会正义的评价标准。社会正义的实现总要受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只能提出相应的正义理念,并通过相应的制度、体制、法律、政策得以实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就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规则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就是以资本依附为基础的平等交换;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共享,这是社会正义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得以实现。社会正义还通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体制变革、法律调整、政策修订而得以实现。对什么是正义应当如何评价呢?首先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评价,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正义,就会陷入空想、幻想。法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基本标准,也是评价正义的基本标准。第三章: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正义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的作用;社会正义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关于社会正义作用的争议及评价。人类为什么追求正义,因为正义是针对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就会提出相应的正义理念,这种理念经过萌芽、发展、系统、成熟,从而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认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正义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人的解放和新社会的产生,社会向前推进一步,社会制度更加公正,人类的存在状态也就更加理想。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正义共识的形成和正义制度的建立,社会处在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第四章: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正义境况。主要包括: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正义体现;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正义问题;针对我国现阶段正义问题的对策。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正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正义在各个领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领域的权力腐败问题、文化领域的教育不公问题等。针对各个领域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使各种领域中的不正义问题得到解决,我国社会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冯小俊^[8]（2017）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的动能正在由传统的资源与要素的粗放式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科技创新主体中的一支生力军——科技型中小企业,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但是受外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企业自身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因素的制约,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中高层次人才短缺和流失的困扰,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难以提升,发展后劲不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模式以技术为先导,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雇佣的员工主体为智力型劳动者,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员工目前所处的从业生态环境总体上不容乐观,雇佣双方充分的信任合作关系还未建立,劳动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在劳动关系形态的演变过程中,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发展的最佳形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的特性与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所需的条件具有较强的契合性,现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合作型劳动关系应该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形态的目标定位。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系统分析与博弈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理论探析,重点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特性以及形态的目标定位,并运用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分析其产权逻辑,提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内容构成。二是通过对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38个科技型中小企业547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对部分员工和企业管理层代表进行深度访谈,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影响雇佣双方合作效果的主要因素,对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并将合作机制和合作行为作为文章开展探索研究的重点。三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雇佣双方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探讨,包括就合作过程中的共同治理,劳动契约的不完全性及其正负效应,以及信任机制的建立和信任关系的维持等进行了研究。四是就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主体合作的动因进行探讨,然后从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视角对雇佣双方在不同情境下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五是分别从政府和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工会和员工层面就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目标形态定位及其运行的产权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组织战略层面、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层面、工作场所实践层面提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内容构成,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现实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型劳动关系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理想的目标形态定位,完善的合作机制是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制度保障,对雇佣双方合作行为的引导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基本手段。据此本文从合作机制和合作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提出了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

张芹芹^[9]（2017）在《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及其当代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劳动方式是劳动过程中主体、中介、客体之间的结合方式,其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受到了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劳动方式的变革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为线索,探索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形成,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过程探究,引出马克思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产生的必然性。首先,概述了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形成与内容。首先从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历史生成层面,梳理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历史生成。从一般思想、资本主义劳动方式思想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方式思想三方面,论述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主要内容。其次,剖析了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当代发展。首先分析了在电气化条件下、自动化条件下、信息化条件下、互联网+条件下,不同的技术水平对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不同影响,概括了不同条件下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发展。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在新的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下,带给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很多新思考。最后,阐述了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价值方面看,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是当代中国劳动方式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相关劳动方式思想相比更具理论优势;从实践价值方面看,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利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劳动组织方式的合理升级,有利于劳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是政治经济学史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思维范式对劳动方式思想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需要。

韩永志^[10]（2015）在《侯外庐中国古代所有权问题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学理上介绍和阐释侯外庐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第一章主要介绍侯外庐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渊源。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是侯外庐开始学术研究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促使他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及其所有权问题。侯外庐的所有权理论视角来源于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了洛克、亚当·斯密、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之后,从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等角度对所有权进行了重新定位。马克思揭示出：所有权不是一个纯逻辑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身依附关系占据社会交往的主导地位,所有权主要是通过人格支配和人身隶属来设定；资本主义时代由于民主和法治框架下,人与人之间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和等价交换成为设定所有权的主要原则。从历史中可以把所有权概括为两种类型：平权型所有权与统治支配型所有权。这两个类型的所有权是由特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决定的。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所有权,对所有权主体的判断依据都是：所有者的人格在社会关系中是独立和完整的。在此基础上,接着阐释了侯外庐对生产方式、法典化、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以此来说明侯外庐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二章介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来源、学术困境以及侯外庐对它的理论解答。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侯外庐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形成、结构及其历史命运的研究成果。由于氏族宗法组织和部落征服以及传习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古代社会（奴隶制时代）形成了氏族贵族土地国有制。由于血缘关系的束缚使它在春秋战国从血缘单位向地域单位的转化异常艰难,变法中充满悲剧。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侯外庐以“国民阶级”的难产和先王观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奴隶社会）法权建构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从社会、文化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权在历史传统与转型期所具有的统治支配型性格以及封建土地私有制法权缺乏的根源。接着论述了古代希腊国家建构与法权建构,以此说明侯外庐所提及的古典的古代所具有的地域性平权型的法权性格。在此基础上,又探讨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不同法权性格背后的社会文化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部分关于古希腊理性精神和自然法的介绍与马克思及其以前的西方思想家的所有权理论的介绍是相呼应的。而对中国古代国民阶级的难产和先王观的介绍与封建土地私有制法律观念的缺乏是相呼应的。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侯外庐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成果。为了廓清学术界对侯外庐运用法典化的误解,在第一章关于侯外庐所有权理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解释了法律思维方式与所有权判断的学理依据。接着介绍了侯外庐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理论辨析和对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形成、结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命运的具体研究。最后介绍了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历史特殊性的理论价值,以及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建构现代化所有权关系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关系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关系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劳动关系治理变迁研究（1978-2021）（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对和谐劳动构建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土壤生态修复责任论（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发展中的正义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8）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及其当代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0）侯外庐中国古代所有权问题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关系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劳动关系治理变迁研究（1978-2021）[D]. 赵军. 山西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雷江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9)
• [3]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D]. 马富玲.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4]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对和谐劳动构建的启示[D]. 杨雅.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D]. 谭诗杰. 湘潭大学, 2018(04)
• [6]土壤生态修复责任论[D]. 谭先银.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7]社会发展中的正义追寻[D]. 王春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研究[D]. 冯小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03)
• [9]马克思劳动方式思想及其当代思考[D]. 张芹芹. 新疆师范大学, 2017(01)
• [10]侯外庐中国古代所有权问题研究述论[D]. 韩永志. 西北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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