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俊[1](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熊务丰[2](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吕增艳[3](2021)在《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成仿吾是我国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其五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是我国第一位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三者兼备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继承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神财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现阶段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是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成仿吾的人生发展历程堪称一部生动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根据地高校的公共课程,把“战火中的大学”建设成为“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战士的大熔炉”,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教育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确立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主张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的概念,首创思想政治理论课四大基础理论教研室,参与并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课程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化发展。成仿吾被誉为“长征途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奠基者”“党校教育的开拓者”“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人民教育的旗手”“妈妈校长”等。这些称号,是对他在教育领域突出贡献的肯定。此外,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精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科学阐释、撰写《长征回忆录》等等,使他获得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大家”的赞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历程,总结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经验,既是对党的百年教育成果的历史传承,也是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守正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借鉴。本文包括引论、结语和四章正文。第一章,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风传承三方面分析其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从实践阅历、人格特质两方面论证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关于发展历程,以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脉络,结合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归纳出其思想发展的萌芽萌动期、初步形成期、成熟发展期和系统深化期四个阶段,形塑起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章,阐释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一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和必要的战线”“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的地位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的重要功能进行理论阐发。二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五个方面。三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涵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形势与任务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四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五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在坚持学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探索报刊传播媒介和党的建设管理平台。第三章,对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的研究。包括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特色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反对经验主义,强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立场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以“人民本位”的理念践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五个方面。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完整的课程体系建设,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第四章,透析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当下的启示:“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启示,师德师风建设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李文静[4](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汪大贺[5](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认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答光明[6](2020)在《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蔡亮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的优秀代表之一,作为油画家,蔡亮创作了《延安火炬》、《我要当红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作为美术教育家蔡亮以其自身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念影响了国内油画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历史画创作领域。作为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蔡亮以及同时代艺术家共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美术视觉系统。在以事件所标记的历史时空来看,这一代画家经历过建国前的战火;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的“特殊时期”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文化的表征,这一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作为“经典图像”的输出者,时代的政治文化塑造了这一代人集体的意识形态与艺术思想,同时,他们以其艺术图像又引导了时代的文化走向。对于蔡亮的个案研究,首先在于其自身不同于同时代画家的独特艺术价值的剥离以及艺术线索的梳理;其次,通过蔡亮的个案研究得以“照见”那个时代的画家群体,以作品的转向追溯社会的文化导向,进而投射出时代的美术史叙事,乃至历史叙事的逻辑,而将作品、作者、时代三者关联下的整体性分析是本文对于蔡亮以及其所处特定时空下的历史语境研究的初衷。本文的章节设置是基于研究对象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三段划分:中央美术学院时期、陕西时期以及浙江美术学院时期,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结构将以艺术社会学“场域”存在铺垫之上的作品分析同时涉及这三个场景先后转换的逻辑连续。第一部分“中央美院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蔡亮自身艺术语言体系以及创作思想的脉络承袭,同时,对于建国初期中央美院的学术体系组成以及这种存在对于蔡亮自身的影响将作为观察对象所存在的“场”而展开;第二部分重点在于“陕西时期”蔡亮的个人化造型语言以及历史画创作的风格形成研究,这一部分将作为论文重点展开,涉及蔡亮代表作的深入分析。其次,对于陕西美协生态的构成研究作为蔡亮艺术语言及自身存在的具体历史情境,这种关联还涉及到蔡亮对于陕西美术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浙江美院时期”重点关注于蔡亮艺术转型的现实因素和时代背景,这其中同样存在着艺术体系的场景转换。这三个章节均以作品本身及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同时关联各时期具体“艺术场”内力量构成与存在,这种平行结构基本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此外,对于蔡亮自身或者说蔡亮的艺术成就来说,美术史叙事对其某种程度上的“低估”或者蔡亮不同历史时期所处各自体系构建的现实遭遇同样将在蔡亮所处不同时期具体“场”的研究中加以解释。最后一章将以国家叙事的视角进一步阐释前文所涉及到的蔡亮作品及部分同时代艺术家创作中图像文本和艺术特征的观念存在,这一部分研究构筑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下的历史语境,并将个案的研究归置于一个大的“权力视角”以及“信仰空间”来观察,权力视角下的叙事逻辑以及具体的历史叙事逻辑将是蔡亮以及同时代艺术家所具备的时代特征的基本把握和事实存在,同时这也是以个案照见时代艺术家群体的具体反映。
田天亮[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刘成喆[8](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伟军[9](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董波[10](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二、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话语与话语权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二)列宁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注释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和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先在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建设的能力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 |
(一)话语主体与话语权建设队伍 |
(二)话语主题与话语建设内容 |
(三)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建设的载体 |
(四)话语效果与话语权建设的实效评价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科学性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立场及其人民性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使命及其自觉性 |
(四)中国共产党“以德为先”的话语践行及其示范性 |
注释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民主革命早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进行探索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走向成熟 |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主动开展 |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巩固政权和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加强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
(三) “文革”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遭遇严重挫折 |
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调适与巩固 |
(二)进入新世纪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充实和提高 |
(三)转型发展重要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深化与丰富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新时代对话语权重要性认识的增强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影响力 |
(三)新时代实施的网络强国战略推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平台建设 |
五、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一)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
(三)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多样化示范化 |
注释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现状分析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成就 |
(一)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 |
(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系 |
(三)迈向媒体融合利用进行话语传播的良好态势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境遇 |
(一)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迷惑与应对 |
(二)全球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话语批判 |
(三)信息化与虚拟话语场的挑战与利用 |
(四)社会利益分化与异质话语立场的挑战与导引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损害了党的话语公信力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在建构话语权上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
(三)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中群众性话语转向和表达不足 |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仍需改进加强 |
(五)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注释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 |
一、以理论创新和宣传引导为基础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不断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水平 |
(二)以宣传思想工作为导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以制度建设和从严治党为保障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
(二)党的制度不断完善可以转化制度优势和话语力量 |
(三)制度治党取得实效可以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 |
三、以提高话语建设能力为关键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 |
(一)坚持把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
(二)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大众化 |
(三)提高思政课展现“中国理论”世界话语权的能力 |
四、以网络安全治理为主要抓手做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 |
(一)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协同 |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
(三)提升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五、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落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
(一)明确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主体责任 |
(二)要通过完善领导机制来提高领导水平 |
(三)要建立健全主体责任落实监督机制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综述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一、革命的概念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一)政治革命 |
(二)社会革命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三)整风运动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一)经济建设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三)文化建设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一)实事求是 |
(二)问题导向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二)顺势而为 |
(三)与时俱进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 |
(一)理论背景 |
(二)实践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一)研究现状梳理 |
(二)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解读 |
(三)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二)研究方法与意义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领域新 |
(二)研究思路新 |
第一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 |
一、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一)客观条件 |
(二)主观条件 |
二、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萌芽萌动期: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地位(1918-1928) |
(二)初步形成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途径(1928-1937) |
(三)成熟发展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1937-1949) |
(四)系统深化期: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949-1984) |
第二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 |
一、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 |
(一)“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
(二)“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 |
(三)“用政治思想教育来提高人民的觉悟、动员人民起来斗争” |
二、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 |
(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 |
(四)“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 |
(五)“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
三、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
(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 |
(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
(四)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 |
四、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 |
(一)“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 |
(二)启发式与讨论式相结合 |
(三)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 |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
五、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 |
(一)以报纸杂志为传播媒介 |
(二)以党的建设为重要依托 |
(三)以高等学校为主要阵地 |
第三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 |
一、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 |
(二)反对经验主义,坚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
(三)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
二、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 |
(一)以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 |
(二)以“人民本位”理念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三)以“党的中心任务”推动“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 |
(四)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 |
(五)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建构 |
三、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一)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
(二)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 |
(三)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 |
(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 |
第四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 |
二、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 |
三、教育大众化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 |
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启示 |
五、师德师风建设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二)人治与法治 |
(三)法制与法治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研究现状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两案”审判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写作思路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一、禁区的突破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后记 |
(6)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框架 |
(一)、蔡亮造型语言研究 |
(二)、创作理念分析 |
(三)、历史语境的建构 |
(四)、历史叙事的逻辑 |
四 研究方法及思路 |
(一)、图像学结合风格学分析 |
(二)、文化社会学概念对于“场域”的构建 |
第一章 历史画的前言(1932-1949) |
第一节 “美育”的历史情境 |
第二节 西画东渐 |
第三节 抗战美术 |
第四节 蔡亮绘画蒙学 |
第二章 学派与体系(1950-1955) |
第一节 学派与体系 |
第二节 写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素描教学改革 |
第四节 由《人民空军》看“艺术”与“技术” |
第五节 从“天才”谈起 |
第三章 自我的构建(1955-1981) |
第一节 “年连宣”的现实职能 |
第二节 《延安火炬》及“变体” |
第三节 蔡亮素描 |
第四节 “特殊时期”时期的陕西美术 |
第五节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草图遗存 |
第四章 观念和风格的转向(1981-1995) |
第一节 “新时期”的艺术处境 |
第二节 “江南”与“西北”的距离 |
第三节 再次面对历史 |
第五章 历史的维度 |
第一节 在场与缺席 |
第二节 语言的惯习与遮蔽 |
第三节 革命美术中的观念 |
第四节 艺术与政治的共同历史化 |
第五节 国家叙事与历史重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译着 |
二,专着 |
三,期刊文章 |
四,报纸文章 |
附录1 :蔡亮信件 |
附录2 :蔡亮手稿 |
附录3 :“文革”材料 |
附录4 :蔡亮复查结论 |
附录5 :蔡亮年表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命题释义 |
(一)矛盾 |
(二)主要矛盾 |
(三)社会主要矛盾 |
(四)社会主要矛盾同其他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
(五)其他相关概念和命题的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 |
一、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三)其他重要思想资源 |
二、认识产生的历史根据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
三、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 |
(一)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二)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与认识能力的变化 |
四、认识产生的国际借鉴 |
(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进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定 |
(一)重新认定的基本前提 |
(二)重新认定的思想脉络 |
(三)重新认定的主要表现 |
二、认识的逐步深化 |
(一)实现认识深化的必要性 |
(二)认识深化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深化的主要表现 |
三、认识的重大突破 |
(一)认识突破的客观依据 |
(二)认识突破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突破的主要表现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内涵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刻揭示 |
(一)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
(二)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
(四)辩证把握“一个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的总体把握 |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特点及其表现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规律及其表现 |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的探索与完善 |
(一)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
(三)适时调整和更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
(四)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 |
(五)不断充实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力量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 |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 |
(一)价值评价的基本向度 |
(二)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 |
(三)努力完善和发展认识的方向 |
二、认识的基本特征 |
(一)前进性与上升性的统一 |
(二)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的统一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五)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六)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七)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统一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一)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继续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 |
(一)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
(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
(三)将认识“基本国情”同世情、党情相结合 |
三、坚持在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自身变化的特点 |
(二)把握其他层次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 |
四、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
(一)在科学界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解决思路 |
(二)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解决思路 |
五、坚持将党作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 |
(一)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
(二)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研究背景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1. 以专着形式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
2. 以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形式进行的相关研究 |
3. 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为线索的专题研究 |
4. 相关纵向历史研究 |
5.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相关研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1.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研究 |
2. 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研究 |
3. 对中华文化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 |
三、 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实践意义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 主要创新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早期认识(1921-1937) |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批判 |
(一) 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 |
1.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2.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3. 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
(二) 文化政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摒弃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初步认识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原因分析 |
(一)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
(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
(三) 国内复杂斗争形势的影响 |
(四) 传统文化自身的保守性不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评价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进步性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局限性 |
(三)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历史意义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与运用(1937-1949)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一) 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
(二) 对传统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转变的原因分析 |
(一) 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 |
(二) 抗战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需要 |
(三) 国共两党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需要 |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先进性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波折(1949-1978)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徘徊 |
1.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
4. 拨乱反正时期 |
(二) 传统文化政策效果的反复 |
1.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收效显着 |
2. 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的严重波折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波折 |
二、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波折的原因分析 |
(一) 对国内外形势评估不当 |
(二) 早期反传统思想的影响 |
(三) 对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积极作用 |
(二)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发掘(1978-2012)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正视和明确化 |
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二) 对传统文化在政策上的重视与扶持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发展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传统文化的原因分析 |
(一)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需要 |
(二) 文化政策重新调整的需要 |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需要 |
(四) 应对改革开放后外来思想文化冲击的需要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发展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发展的制约因素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与创新(2012-至今)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新认识 |
(一)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肯定与时代性推崇 |
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地位的高度评价 |
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冲击作用的高度评价 |
3.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
(二) 政策层面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 |
1. “中国梦”执政理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
2.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深化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创新发展的原因分析 |
(一) 实现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 |
(二) 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需要 |
(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需要 |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重大意义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二、 秉持“去粗取精”方针理性认识和运用传统文化 |
三、 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 |
四、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
五、 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 |
六、 坚持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价值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目标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10)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1.1.1 相关概念 |
1.1.2 选题原因 |
1.1.3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创新点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本章小结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本章小结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本章小结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D]. 吕增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6]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D]. 答光明.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