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官场三“法”——对现行干部制度的经济学解释

一、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论文文献综述）

马正立^[1]（2018）在《新常态下中共县委书记成长机理研究 ——基于场域、机制与角色的分析框架》文中提出县级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缩影,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县域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起到让“最后一公里”畅通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有效保障县委书记健康成长,全面提升县委书记队伍整体能力,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在个体意义上,县委书记的成长过程所呈现的各种情况,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逆的;在群体意义上,县委书记的成长过程总是会受到相似因素影响,这些相似影响因素经过概括抽象和提炼分析后,可以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本文主要基于环境（成长场域）、制度（成长机制）和个体（成长角色）的视角来分析,并着眼于群体意义的共性成长特征。在横向上,本文基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的研究框架;在纵向上,本文分别从历史性与时代性角度来考察分析县委书记成长状况,并考察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成长风险及其可能的诱发因素。从县委书记成长过程来看,县委书记自身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是成长风险发生的源头,成长场域内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是成长风险发生的外动力,政治生态的不良状态是成长风险发生的起点,成长机制方面的不健全是进程推动,这共同构成了县委书记成长异化的逻辑起点、运行过程和腐败终点。以此为基础,本文从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场域、健全县委书记成长机制、塑造县委书记成长角色三方面,来探索化解成长风险方法,从而为确保县委书记健康成长提供有效对策。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变迁分析部分。本部分主要从成长机理分析着眼,并结合变迁的历史性分析。具体来说,本部分主要基于三大理论,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三方面入手,梳理县委书记成长状况变迁过程。第一,在成长场域方面,本文在大量文献梳理、问卷数据分析和实践调研基础之上,基于皮埃尔·布尔迪的场域理论,以结构要素、关系要素、文化要素为分析框架,阐释不同时空条件下县委书记成长中各种影响要素的互动过程。本部分主要着眼于县委书记成长的三大场域（县域场域、工作场域与生活场域）,这三大场域的划分是基于县委书记的特殊身份（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的二重性）,及其在特定成长场域过程中所履行的角色义务,以及相应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县委书记成长场域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及不同时期成长场域内县委书记的整体成长状况。第二,在成长机制方面,本文从理论分析与变迁过程两个角度,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理论分析部分主要研究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构件互动作用,与县委书记对成长机制的能动作用。变迁分析部分主要阐述了各个阶段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的指导原则变迁,并分析了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的逻辑基础变迁过程,也就是人伦性逻辑—结果性逻辑—正当性逻辑。第三,在成长角色方面,本文以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米德的角色理论为基础,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角色,分别从理论分析与变迁过程两个角度展开。本部分揭示不同时空背景下,县委书记成长角色过程的优秀典型案例,以及分析1995年与2015年所评选出的“百名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规律,从而为县委书记角色塑造过程提供宝贵经验。第二部分是现状考察与实证分析部分。在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的理论性与历史性分析基础之上,本部分分析县委书记成长的时代性。新常态下,虽然我国在促进县委书记健康成长方面不断做些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一套有效机制,县委书记素质和能力不断获得提升,但是根据新常态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县级政权所面临的新形势,县委书记成长仍可能面临一定风险,与新常态的现实要求与群众的心理期望相比,角色扮演过程仍可能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本部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并考察县委书记的成长情况,对县委书记群体可能存在的成长风险与潜在风险诱发因素这两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调研方法,初步分析影响县委书记成长的可能因素,确定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通过个别访谈案例再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明确县委书记成长机理。其一,在县委书记成长场域方面,影响成长因素主要从县域成长场域、单位成长场域、生活成长场域三个方面进行调研与测量。其二,在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方面,影响县委书记成长的机制要素集中于考核评价、薪酬激励、教育培训与关爱保护方面。本部分主要从成长促进机制和成长保障机制两个方面入手,来对各个机制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其三,在县委书记成长角色扮演过程中,影响成长因素主要从县委书记自身的价值、人格、心态、心理、作风与能力六个维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新常态影响县委书记成长与角色扮演的个体因素,考察成长潜在风险。第二,关于县委书记成长潜在风险研究方面,本文基于结构-过程理论,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来分析可能导致县委书记面临成长风险的诸多要素。其一,从结构角度来看,县委书记成长发生在特定场域内,也就是成长场域,即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县委书记个体成长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要素总和。在某种程度上,成长场域要素对县委书记成长会产生一定影响。成长场域要素优化便对县委书记成长起到助推和催化作用;反之,则起到负面作用,甚至将县委书记引入歧途。为此,本文从结构、关系与文化层面来分析可能带来县委书记成长风险的潜在因素。其二,从过程角度来看,县委书记成长需要组织培养、激励、约束与监督,与此相关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薪酬保障、保护防范、权力制约、监督与惩戒制度等,共同构成了县委书记成长机制要素。这一系列的成长机制要素共同构成成长促进机制与成长保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成长促进机制能激发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内心动力,务实管用的成长保障机制可以为县委书记成长构筑一套“免疫”系统。新常态下,成长机制存在的弊端也是县委书记可能面临的成长风险潜在因素。其三,从成长角色角度来看,县委书记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多重伦理困境。个体角色扮演的多样化和身份认同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权力和个体人格的二重性,会导致县委书记经常处于利益冲突、角色冲突、责任冲突的“多难抉择”,使其在多重伦理选择中难以理性权衡而走向成长异化之路。第三部分是对策分析与总结归纳部分。本部分基于以上对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性、历史性与时代性分析,进一步探索化解县委书记成长风险与挑战的有效策略,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来展开。在场域优化方面,本文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资源保障;在机制健全方面,本文提供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基础;在角色塑造方面,本文从角色培养与养成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明确角色培养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角色塑造的基本路径、角色养成的有效策略等。总之,本文把握新常态对我国县委书记角色期待,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场域,构建成长机制,塑造符合新常态角色期待的县委书记成长角色,从而形成县委书记健康成长的常态化。

刘帅^[2]（2018）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巡视制度是内生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活动密切相关的自我监督方式,其价值在于以自上而下的权威方式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特派员制度的影响,借鉴中国古代官制文化合理内核,尝试在党内开展特派巡视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巡视监督制度。就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看,无论是古代的御史巡察制度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特派巡视制度都与新时期的巡视监察制度在组织结构、人员选配、工作内容、纪律职责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考察历史上的巡视监督制度对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完善巡视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大有裨益。十八大以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中央先后开展十二轮巡视工作,党内巡视监督的力度、密度和范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日趋凸显,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巡视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中央将巡视作为一项“战略性制度安排”,在强化巡视实践的同时,注重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化巡视成果,把中央对巡视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巡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模式创新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先后两次对《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巡视制度破解一党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难题的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然而,巡视制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根据任务和形势的变化不断消除来自党内外各方面的制约性因素的掣肘。当前巡视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总体向好,局部存瑕”、“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基本态势。有鉴于此,梳理巡视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与规律,总结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成绩及其在理论架构和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不断完善巡视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机制,对于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承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的任务要求,提升从严管党治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制度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通过历史比较、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党内巡视制度的基础理论、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发展成效、存在问题及改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着眼于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回应巡视监督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困境,立足实践性、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通过有针对性地探讨完善巡视制度的可行之法,以期实现巡视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同步行进,构建巡视监督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其反腐利剑作用。具体来讲,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学者关于党内巡视监察制度的研究状况、国外学者关于类似监察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等。这部分内容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基本内涵着手,分别对新时期巡视制度的概念、属性与体系结构进行界定。接着,从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西方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三个层面系统阐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最后,总结了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相对优势,即定向监督的效力优势、直击现场的主动优势、异体监督的权威优势、辐射全盘的整合优势。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这一部分首先对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做全面梳理,结合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建设情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将巡视制度的演进划分为六个阶段:中共创立初期的酝酿探索阶段、中共六大后的形成推广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初步恢复阶段、十六大之后的确立完善阶段、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内巡视制度生成的历史特点,并总结了其演进的经验与教训。第四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运行机制。该部分首先对改革开放之后制定或修订的三部巡视工作条例,从制定或修订背景、整体结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并概括了在新时期完善巡视条例的现实意义。接着,从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纪律与责任三个方面介绍了十八大之后巡视工作的组织体制。最后,介绍了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包括巡视的内容方式与程序、协调协作机制、反馈控制机制、绩效考评机制。第五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成效分析。这一部分首先对十八大以开展的十二轮中央巡视工作形成的270余份巡视反馈报告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巡视反馈报告的基本模式及其在反馈情况、反馈问题、整改意见方面呈现的特点。接着,论文从巡视定位、巡视范围、巡视方式、巡视机制与流程等方面概括了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主要成就。最后,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取得显着成绩的主要经验。第六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问题及对策。这一部分首先从巡视制度的理论研究、配套制度的衔接、组织结构、成果运用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巡视制度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接着,就国外类似监察制度做简要介绍与比较,并总结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以期为党内巡视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最后,论文从巡视制度的现实问题出发,结合国内外有益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巡视制度的四点意见:做好巡视理论研究培育巡视文化、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合力、优化巡视组织结构提高其权威性、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巡视效果。

王文琦^[3]（2016）在《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以党内法规为主体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体系,对地方官员采取主要以辖区经济绩效指标为主的锦标赛式的考核。这种考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积累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本文基于宏观的法治国家建设和微观的权力规范运行相结合的视角,对如何建构一个真正有利于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进行了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以研究的背景、研究现状为起点,阐述了研究思路和创新点。实现依法治国,官员依法用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在考评价值和功能的丰富、完善、挖掘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文章因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思路,通过对文献和有关理论的梳理,考察了学者在官员考评制度理论研究、问题研究、对策研究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现状,归纳了当前研究存在难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其次,考察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架构和总体特征。文中诠释了地方官员、官员考核评价、政府绩效评估、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等相关概念;阐介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考评主体、考评内容、考评方式方法、考评程序及其结果运用等基本架构;梳理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发展脉络,包括建立了适应革命需要的干部鉴定制度的开创期,干部考评迈向制度化、正常化的发展期,考核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完备期和考核制度的法治化转化的转型期;概括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特点,包括倡导以德为先与政治忠诚的价值特征,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的组织特征和兼顾高度统一与灵活性适应性的制度特征。其三,从权力腐败现象入手,通过制度、制度化水平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存在的问题。文中阐释了制度内核、科层架构与制度理性科层架构与制度理性和权力腐败等理论问题;探究了现行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功能缺陷、程序缺陷、结构缺陷;深度省思了现行地方官员考评的制度化问题,一是理论成熟、规范制定和机构建立的制度化过程及其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衡量指标,二是以制度化四指标来观照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三是讨论了我国现行地方官员考评制度面临的制度失灵的效能困境。其四,反思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宗旨目的、历史渊源和模式创新。文章阐介了制度的宗旨与目的,阐述了包括国家治理与选贤与能、国家一元治理结构及向法治化转型、法治的手段与目标的辩证等问题;系统梳理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历史沿革,先秦两汉时期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考评,隋唐两宋时期依法察纠百官违法失职,明清以降政府不断加大巡察监控力度,总结了封建官员考评制度的教训;考察了地方官员考评制度模式创新与再制度化,包括“全人考评”与制度过载,人与自由是制度的目的,缺位的官员权力考评等,论证了以“人”为对象的考评模式向以“权力”为对象的考评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其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地方官员权力考评的理论框架。将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置于法治视阈下,阐释了关于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有关基本理论。在梳理法治、权力和官员考评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以下观点:权力是法治的主要对象——国家——的核心所在,国家法治的中心就是权力法治;权力考评是实现权力法治的手段,它通过常态化的考核评价使得官员权力在微观运行层面始终受到法律的约束;作为法定的职权,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可考评性;考评官员权力具有推动依法治国、预防权力腐败的时代价值。在阐述上述观点的过程中明确了权力考评的内涵:官员权力考评就是运用法律的考核评价方式和手段对由具体官员负责的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容、过程、程序和结果进行考核并作出评价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理性化、程序化、合法化,确保国家权力的纯洁性,以及权力价值和功能的实现。其六,基于权力法治的视角提出了以权力考评重构我国现行官员考评制度的理论设想。官员考评的制度功能须籍由国家法治的制度力量得以实现,并基于这种正向功能的发挥而成为国家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明了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目标、原则与方法,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主体、客体,提出了人民是官员考评的主体的论断。指出了官员权力考评的客体是一种复合客体,即官员和官员权力。二是论证了我国官员考评制度的法治化建构思路。主要探讨在权力考评主题下,如何推进相关立法,实现官员权力考评的制度表达法治化、制度运行法治化。此外,探讨了现有制度法治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制度调适的问题,即现行的党的考核法规如何融入国家法体系的问题。三是对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法治化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增强法治和权力法治观念,加强权力公开,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增强社会参与及推动第三方考评估等问题。

杨云成^[4]（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沈志伟^[5]（2012）在《我国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研究 ——以青州市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干部选任制度是党使用、管理干部的工作规范和行为准则。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完整、科学的干部选任制度作为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稳步向前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相关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高速发展,现行的干部选任制度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制度已经滞后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于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文章充分利用基层组织工作文献资料和多年来的工作学习体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党的三代领导关于党的干部工作、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特点,结合青州市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实际,对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对党的干部工作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论述,旨在对党的干部选任工作尤其是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为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干部选任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供有益的思考。

孙秀艳^[6]（2011）在《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及其引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稳固的价值源泉。本文中的社会认同是基于群体相互交往实践过程中的社会主体,对外在环境和群体状况之间的综合互动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动态过程。青年公务员特殊的群体身份地位决定了其社会认同的建构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一定的典型引导和示范功能,不仅对积极塑造我国广大民众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对切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新发展等有促进作用。本研究围绕当前青年公务员的社会认同及其引导这一主题,沿着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相结合的逻辑路线,指出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中既有正面的积极认同,也有负面的消极认同,与其应有目标之间尚有不小差距,亟需科学合理地进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引入社会认同研究的必要性。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的具体状况,既抹不掉历史的印迹,也离不开当前所处环境背景的形塑,是社会记忆与社会时空共同作用的产物：从中国古代官僚到新中国建立后干部群体社会认同的历史变迁,是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渊源；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影响因素的中国社会环境系统是其直接现实的社会时空架构。在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下,当前青年公务员的社会认同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有着自身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社会认同感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与此同时,青年公务员的社会认同也呈现出分化多样性、内部层次性、结构二重性和动态过程性等主要特征。符合国家性质、时代发展、职业地位等特殊要求的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必须遵循坚定的政治信念与规范的职业标准相结合、开阔的世界眼光与鲜明的民族特性相结合、强烈的公共精神与合理的个体利益相结合、正确的理论认识与自觉的行为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加以引导。在实然与应然的差距中,引导青年公务员塑造积极的社会认同是一项庞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积极有效的价值引导来指明正确方向；通过合理均衡的全面发展来夯定坚实基础；通过具体系统的机制运作来提供统合可能；通过全面多维的制度建设来寻求根本保障。

王扩建^[7]（2011）在《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是塑造制度体制内相关主体行为的“一种关键性、干预性变量”,实现对行动者的约束。然而,约束实现的高度系统性制度环境与我国低制度化的现实环境存在明显的“错配”,导致常识性经验体认不符。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环境内生的核心行动者伴随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产生着相适改变:正式制度中的党国体制、立法制度、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等规导着地方核心行动者;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潜性规则、生活习惯及习俗浸润着地方核心行动者。在转型期的特定制度环境中,伴随持续性的行政放权,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得以增长。同时,相对于中央治国者与地方微观主体而言,地方核心行动者更能够整合和表达微观主体制度创新需求,从而有效承担联结中央治国者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中介,由此,地方核心行动获得生成及成长的政治生态。而转型期制度变迁的波动性、软约束性及非耦合性又从不同逻辑维度事实影响了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由于客观因素的复杂性及个体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特质差异,地方核心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多元化,然而多元性中又有一定的内在同质性。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地方核心行动者必然遵循扩大自身权限、政府职能选择性履行及象征性治理等行动逻辑。而1990年代以后,部分地方核心行动者过分追求政绩最大化,与微观主体之间形成合谋等行为已经与地方公共利益发生背离,产生了异化现象。在转型期制度环境中,开拓型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往往能够创造性的利用政策机遇,在现有的制度空间内,根据自己的效用偏好和行政目标大力推进改革,获取制度性收益,促进地方的跨越式的发展。“昆明新政”的施政模式和施政效能虽存在一些异议,但从本文研究主题视角看更多是对上述逻辑的有力验证。针对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在行动中的背离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进行规制与引导:从地方核心行动者个体层面来说,转变其理念,规引其行动导向;从纵向的角度来说,变革制度体系,拓展其体制空间;从横向角度来说,构建社会生态机制,规范其行动模式。

李伟南^[8]（2009）在《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逻辑研究》文中提出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中有句名言:“如果我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上工作效率很高,那是再愚蠢不过了”。政府的做事效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政府做‘正确’的事情?”这个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问题,实则却是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最大难题之一。政府的行为失范更是成为了社会的公害。如果说某一个地方的政府或政府的某一次行为的失范是偶然的话,那么,地方政府行为普遍性的失范,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其中存在着必然性。因此,探究“政府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是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普适性的政府角色和职能的模式,同时也没有哪一个政府的角色和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当代中国县政府,除了具有政府的一般性特征之外,在社会转型期,其角色和职能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客观地看,当代中国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既不是像政府和官员自己宣传的那样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像社会上许多人的情绪化的断言那样:“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一方面,共和国30年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县政府及其官员功不可没;另一方面,由于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失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本文正是通过对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应然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比较研究,在科学评价县政府现实行为的基础上,挖掘导致县政府行为失范的成因,进而探求校正和规范县政府行为的对策。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从总体上说明研究“县政府行为逻辑”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分别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凸显本课题研究的理论背景;与此同时,对本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简要说明了笔者研究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两章。笔者运用“一般到特殊”的规范研究方法,首先考察分析了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的一般逻辑;进而对当代中国县政府的角色进行具体分析,在准确定位当代中国县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基础上,阐发了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应然逻辑”。第二章重点阐明研究的出发点是“需要”,“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欲望”的客观必然性与资源、生产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上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决定了政府及其官员的“自利倾向”,这是本文的理论前提。第三章通过把当代中国县政府置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科学地定位“基层人民政府”的角色和职能,阐发了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应然逻辑”。第三部分包括第四、五两章。笔者采用实证的方法,第四章通过对笔者在L县的调研材料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县政府的现实行为进行深入解剖,进而解释了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现实逻辑及其成因;在第五章,笔者运用“制度——利益——权力”分析方法,通过对“应然逻辑”和“实然逻辑”的比较分析,重点阐述了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失范的表现、危害及成因。第四部分即第六章。此部分乃本课题研究的落脚点,即基于对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失范的成因分析,提出了笔者对政府改革、校正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对策建议。

王东京^[9]（2003）在《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文中研究指明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王东京^[10]（2002）在《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文中提出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二、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1）新常态下中共县委书记成长机理研究 ——基于场域、机制与角色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研究 ——以青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及其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常态下中共县委书记成长机理研究 ——基于场域、机制与角色的分析框架[D]. 马正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帅. 吉林大学, 2018(12)
• [3]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D]. 王文琦.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6)
• [4]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5]我国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研究 ——以青州市为例[D]. 沈志伟.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5)
• [6]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及其引导研究[D]. 孙秀艳.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7]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逻辑研究[D]. 王扩建. 苏州大学, 2011(06)
• [8]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逻辑研究[D]. 李伟南. 华中师范大学, 2009(11)
• [9]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J]. 王东京. 政府法制, 2003(01)
• [10]打破官场三大“定律”——对现行干部体制的经济学解释[J]. 王东京. 书摘, 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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