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树教授

一、沉痛悼念李枢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王安琪^[1]（2020）在《杨仁恺学术年谱》文中研究表明杨仁恺（1915——2008）,号遗民,笔名易木,四川省岳池县人。着名的书画鉴赏家,一生从事文博研究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成都一所私立学校担任老师,之后迁移到了重庆,从事印刷工作。抗日战争后定居到北平。1950年,受聘来到沈阳,他作为古代文物书画研究者开展了长达60年的文博书画鉴赏研究工作。2000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杨仁恺先生“人民鉴赏家”的光荣称号。曾担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之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杨仁恺在学术上的造诣很深,一生写了许多着作,如《书画鉴定学稿》《沐雨楼文集》（上下卷）《沐雨楼书画论稿》（上下卷）等着作。杨仁恺不仅是一名书画鉴赏专家,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其书法以行草最为出色。所写书法作品大都收集在《沐雨楼书法引玉集》《沐雨楼翰墨留真:杨仁恺书法集》中。杨仁恺作为书法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同时又从事文博工作,参与众多书画鉴定交流活动。作为这样一位历史文化人物,鉴赏学的创立者,学术界虽对在对杨仁恺学术、绘画、书法、鉴赏等诸多领域的有所研究,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内容详细的杨仁恺学术年谱问世。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首先对杨仁恺的生平及其事迹等资料进行逐年的考证,力求详细准确;其次,试图从学术角度切入,列出杨仁恺生关于书画鉴定的着作和相关的学术活动事迹,以期全面展示杨仁恺在学术上的成就。收集杨仁恺的书法作品,为其考定年月,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研究。最后,对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讹误进行辨证,从而进一步推动对杨仁恺的深入了解,这对他人具体研究杨仁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胡丁丹^[2]（2019）在《近代爱国诗人王用宾及其诗歌研究》文中提出王用宾（1882-1944）,字太蕤,号鹤村,是由晚清进入民国时期的文人中具有代表性的爱国诗人。他历经时代的变革,参与当时社会政权的易帜,于动乱的现实中有着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情感表达。王用宾满腹经纶,博古通今,诗作丰富,经整理,其现存诗歌有千余首。且诗歌内容广博,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学界目前尚未对王用宾及其诗歌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从王用宾的生平及交游,诗歌的题材内容以及诗歌的艺术成就三个方面分而析之,以求对王用宾及其诗歌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梳理王用宾的生平事迹及交游情况。以记述王用宾生平的着作为基础文献,并结合诗歌内容将其生平分为求学、革命、从政和侨蜀四个阶段,分别论述每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对其诗歌内容产生的影响,考察其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再通过梳理诗歌中与王用宾交游较多的对象,以期通过对他们交游的考察,分析交游活动对诗人诗歌创作内容和风格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整理并分类归纳王用宾诗歌的内容,并对每个部分的诗歌内容作具体分析。首先,结合王用宾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对其诗歌的创作背景做较为详细的概述;其次,将诗歌按题材内容分为交游赠答、节序感怀、忧时怀古和写景咏物四个大类,并做分类探讨,分析各个部分诗歌包含的具体内容和表达的个人情感。第三部分,探究王用宾诗歌的艺术成就。这一部分将从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两个方面探析王用宾诗歌的艺术成就,在艺术手法上,娴熟的用典使事和以画笔写景是其诗歌创作较为突出的特征,在情感表达上,直抒胸臆是主要的抒情方式。三种手法相互映衬,增加了诗歌的文学性和抒情性。并结合艺术手法分析王用宾诗歌的风格特征,其主流风格特征是沉郁和豪壮相互交融,也呈现出恬淡自然的诗风。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探析和论述,力求对王用宾及其诗歌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把握。从众多的诗作中,可以看到王用宾对中国传统诗歌“诗言志”的继承,因受所处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诗歌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情感。诗中展现的爱国情怀使得这些诗歌在民国旧体诗词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对王用宾及其诗歌做系统的分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中国古代文学诗词领域的研究。王用宾于巴渝生活多年,研究其诗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巴渝地方文学和建设地方文化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

刘静^[3]（2019）在《周贺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贺是中晚唐时期姚贾诗人群体的重要诗人。《全唐诗》中现存周贺诗九十三首,《全唐诗补编》中又补四句。周贺诗不仅充分体现出了姚贾诗派的群体性诗歌风格,而且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因此研究周贺及其诗歌既有助于深入考察姚贾诗派的艺术风格,又能够丰富中晚唐时期的个体诗人研究。根据现有记载,以周贺诗歌内容为依托,本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周贺的生平事迹,重点关注周贺与贾岛、姚合的交往过程以及还俗返初的人生经历,同时对于周贺先后几次驻足嵩山、庐山、南徐、长安的漫游经历进行了一定的考辩与补证。周贺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多围绕个人生活展开,可分为交游诗、送别诗、行旅诗和闲适诗四类。而在艺术风格方面,周贺深受北宗禅与南宗禅思想的双重影响,其诗歌具有僧气未脱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以禅入诗的题材选择、崇尚苦吟与谨遵格律的创作风格、充满僧衲气的意象使用以及清静寂定的禅境营造。同时在语言、意象与意境等方面,周贺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了清寒幽僻与清雅闲淡的双重特点,共同构成了清淡幽僻的诗歌风格。具体地说,在语言表达上工于锤炼字句又擅长白描手法,在意象选择上既学习了贾岛式清瘦幽僻的取象风格又亲近姚合式清闲淡雅的意象群,因此营造出了清寂幽深与清淡闲雅的不同意境。在与姚贾诗人群体的比较中,周贺诗歌表现出了群体中的独特艺术个性。总之,周贺诗在姚贾诗群乃至中晚唐诗坛上都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地位,并且对宋初九僧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洪成,张珍珍^[4]（2018）在《晚唐李商隐教育思想探讨》文中指出晚唐着名诗人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唐朝后期政治动乱,李商隐的幕僚应举之路坎坷多难,其却能直面社会现实的问题,借诗文表达丰富而独到的教育思想:匡时济世的民本教育思想,男女相对平等的教育权,丰富多元的教育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其教育主张不仅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体系,而且对我国当今教育多有启示。

杨洪承,曹然^[5]（2018）在《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下）》文中研究说明1985年七十八岁1月15日薛绥之去世,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 月25日为杨洪承撰写的《王统照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序言》,后收入《田仲济序跋集》。本月在《文学评论家》杂志1985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表评论《清除"左"的思想,迎接文艺黄金时

胡盼盼^[6]（2018）在《“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文中指出作为当代中国着名的近代史专家,李时岳早年以辛亥革命为基点,深入探寻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厘清许多重要问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十分重视被众多研究者忽视的民众运动研究,在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研究领域做出了拓荒性贡献。改革开放启幕之初,李时岳即从为洋务运动翻案入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传统的以“两个过程”为依据形成的以“阶级斗争”、“根本矛盾”等作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范式”,着重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线索来探索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四个阶梯说”,从而构造出与“革命史范式”并驾齐驱的“现代化范式”。李时岳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认识和论述,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范式”竖起了标杆。李时岳为史学事业殚精竭虑、耗尽心神,他的史学思想至今依旧光彩夺目。他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主张以宏观的视野,将历史发展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体来考察,并通过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起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对其进行客观、不苛求的评价;他认为史论的辩证结合才是正确理解、运用二者关系的原则,强调必须站在时代高度推动史学的革新,才能克尽历史学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解释社会发展进程、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功能。在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兼具才华与智慧的李时岳,在史学作品中展现了其视角独特、取材丰富,概念先行、文思畅达,善用修辞、文采出众的写作风格。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金磊^[8]（2018）在《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是明代浙江省下辖的三个州府。相对明代浙江省的其他州府而言,这三个州府是以往研究者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忽视的一个地区。本文以明代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作家为考察对象,研究明代三地之文学发展情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本研究整理所得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共计637个,其中重要作家有40余位,所能见到的存世诗文别集约50余种。根据整理所得的情况,在附录部分,写作了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的生平小传和诗文别集叙录,以备参考。文章结构大致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对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意义,介绍对三府作家的研究情况并作出评论,同时也概述三府的府况,为后文的叙述提供背景介绍。正文部分共分三章,分别为明代处州作家、明代衢州作家和明代严州作家。明代处州作家部分,主要以刘基家族、缙云作家群、遂昌作家、陈中州、郑汝璧等人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衢州作家部分,则以金实、方豪、吾谨、童佩、柴惟道、方应祥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严州作家部分,则以邵亨贞、徐尊生、商辂、姚夔、徐贯、徐楚父子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同时对明代严州出现的两部戏文《杀狗记》、《三社记》进行介绍、分析与评价。文章的最后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看法。本文以人物为中心,按照地域、时代和人物的划分方法安排文章结构,按所属州府的不同先划分作家群,而后以作家群所处时代再来划分作家。从地域文化、作家生平、作家创作等方面,介绍、分析作家的诗文创作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尽可能地描绘出明代处州、衢州和严州地区文学发展的图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9]（2016）在《沉痛悼念李哲生教授》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4月22日11时,李哲生教授不幸于北京家中去世,享年88岁。噩耗传来,北医三院耳鼻咽喉科全体医务人员和耳鼻喉科学界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我们敬爱的前辈和慈父般的好老师、北医三院耳鼻咽喉科的奠基人。李哲生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创始人之一,北医三院耳鼻咽喉科前主任（1973-1991）。我国着名的临床学家和耳科专家,耳科病理学家,颞骨解剖大

卢川^[10]（2010）在《沈曾植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巡抚。宣统二年辞官,晚年主要生活在上海。沈曾植生前诗集九种,今人钱仲联将其整理、校注,题名《沈曾植集校注》。沈曾植诗作成就颇高。陈衍尊称其为“同光体之魁杰”,钱仲联推崇其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范。但是,目前缺乏对沈曾植诗歌的整体研究。本文尝试对沈曾植诗歌略加概述,抛砖引玉。论文共分五章,主要论述沈曾植家世、生平；前期诗歌；后期诗歌；诗学渊源以及在诗坛的地位和成就。第一章讲述沈曾植的家世和生平。沈曾植祖父沈维鐈,父亲沈宗涵皆学问之人,且在京城为官。长辈的督促与教导,使得沈曾植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身官宦世家,沈曾植对清廷感情深厚,日后突出表现为对清朝的忠心耿耿。沈曾植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入仕之前。由于家道中落,沈曾植在贫穷中渡过了童年。二是京官时期,即任职刑部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期。沈曾植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交游。他的主要交游对象是主战派、维新派、清流党,反映出他的政治立场。三是南游时期,即执教两湖书院和南洋公学时期。虽然身在南方,但沈曾植依然强烈感受到北京政治斗争的无情与血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交游对象是文人雅士。同时,他的变法思想更加完善,并且参与东南互保,表现出政治家的策略。三是外任时期,即在江西、安徽任职期间。沈曾植经历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深切感受到居官之苦。五是遗老时期,沈曾植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文人雅集——超社、逸社、逸社重举和丁巳复辟。在生命晚期,沈曾植回想流逝的岁月,哀叹一事无成,追问生命的意义。第二章论述沈曾植前期诗歌,分为：京官时期诗歌、南游时期诗歌、外任时期诗歌。京官时期诗歌的重点是与主战、维新派、清流党等政治盟友的的交游、唱和诗,反映出沈曾植的政治立场。主要艺术风格为“忧郁激愤”：“忧郁”是对时事的无奈及担忧,“激愤”体现出顽强的抗争精神,既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更有对美好未来的争取与追求。重振国纲是沈曾植内心不可改辙的情愫,正是基于此,才将“忧郁”与“激愤”两种气质并置于诗歌。其他交游诗,则反映出沈曾植交游的基本情况,诗作或悼念亡友,沉痛悲伤；或贺寿献福,心怀敬重；或强颜送别,离愁萦绕……由于较少受时局的干扰,诗中流露出浓郁的文人气息。相比或“忧郁”或“激愤”的情感,这类诗歌淡然述之,情感流露不急不缓,不过分雕饰。“真切”、“自然”是这类交游诗的主要艺术风格。南游时期,沈曾植诗歌重点是关切时局诗。在一系列诗中,为戊戌六君子痛哭不已,为翁同龢大鸣不平,为清流党感到惋惜,为光绪皇帝忧心忡忡。总之,朝廷的一切事情都在走向反面,亡国的危险日甚一日,而“亡国之痛”成为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当然,沈曾植诗歌境界并不仅仅停留在悲国之痛,而是进行了升发。因为悲国,所以难免滋生中兴情结,笔者称之为中兴之梦。他由景及人,想到官文、彭玉麟,追忆同治中兴。并极力赞美、推崇张之洞,渴望张之洞实现中兴大业。同时,诗歌还流露出归隐之思,这种念头时时敲打着沈曾植的内心。与当朝者格格不入,如挥之不去的阴霾缠扰在心间,沈曾植不免向往自由恬静的生活,并在诗歌中加以描述。远离世俗纷扰,逃离山野之中,享受生活之乐,成为另一种追求。外任时期,创作重点是居官为政诗,主要表现他在仕途上遇到的种种不快。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反映仕途困厄,对于不擅长权术的沈来讲,在仕途处处碰壁。既然雄心壮志无法施展,只好将这段愁绪寄托于诗中,释放心声,快慰心灵。其次反映国内局势的动荡,主要是革命党人对清廷发起的攻击。沈曾植对革命党人十分敌视,而清廷已无力镇压这些反抗势力,这不由得加重了他对时局的悲观绝望。再次反映朝廷外交软弱。面对洋人的无理与强横,清廷一味忍气吞声。“江西教案”发生后,清廷不但不保护国民,反而靠惩治当地官员以平息洋人的怒火。沈曾植对此非常不满。第四各方面则反映沈曾植在防范水灾时的束手无策。他只能期盼天神的帮助与奇迹的发生。但他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居官之苦”是居官为政诗的主要风格。第三章论述沈曾植后期诗歌。分为：雅集诗歌、时政诗歌、晚期诗歌。第一节论述以“雅人深致”为风格特征的超社诗、逸社诗、逸社重举诗。超社共十九次集社,随着樊增祥的离去而终止。沈曾植参与了其中的十六次。从发生时间上看,每次集社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如黄庭坚、王士祯、苏轼的生日,修禊日、立春日、重阳节；或者为某个事件举行的集会,或观赏风景、或送别社友、或集社宴饮,都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甚至琐碎的事情。就是基于这些普通的事情,沈曾植创作出一组组华丽的诗章。他自由想象,尽情发挥,最大程度释放诗学才华与功力,肆意发挥才华才智、才情才气,从而减轻亡国的痛楚。而每次诗社分韵、限韵成为诗歌才华锦上添花的道具。通过全面细腻的洞察诗歌,读者得以参悟沈曾植的内心世界。面对国破家亡的困境,他不会像泼妇一样破口大骂；没有像穷酸的文人一样指桑骂槐,更不会像卞随、屈原投水自尽,轻贱自己的性命。他珍爱自己的生命,如同珍爱自己的名节。逸社集社七次,逊色于超社,但在创作上独具特色。“逸”是艺术品类的最高级别,此次集社冠以“逸”字,更是标举高雅、脱俗之意。逸社的发生时间是在民国五年、六年。亡国的痛楚在沈曾植内心慢慢消解。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北洋军阀和复兴清室中。这种变化在诗作中流露出来。因此,诗作风格由平和变向激烈,由柔软转为硬朗。民国九年,逸社重举。是年,逸社集社十三次。十年,集社四次。共十七次,其中消寒集十一次。由于经历了复辟的失败,加之年老多病。沈曾植六次没有参加集社,主要集中在消寒集。在诗作中,他的苍老与弥敦有所表露。纵观这三次诗社集社,不仅是前清遗老消遣时光的手段,更是众多诗人集体唱和的小天地、评骘诗篇的大舞台。包括沈曾植在内的诸位诗人创造出了大量美妙、优秀的诗篇,其诗作风格和艺术美感令人难以忘怀,足以让诗人们名留青史。而诗歌的最大特色是“雅人深致”风格的形成与构建。首先这些诗作是文人之诗,体现出诗人的学问与见识,展露出诗人的敏思与才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作表现出文人的“雅致”心态,雅致的风格贯穿于诗作的首句末尾、弥漫于诗作的字里行间,只有将外在的学问与内在的雅致相融合,才能创作出这样艺术高雅、风格高尚的“雅人深致”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代表了沈曾植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方面。沈曾植民国时政诗歌创作的主题是“复兴之梦”。围绕这一主题,又分为三个方面：反对北洋军阀诗、缅怀清亡诗、丁巳复辟诗。“复兴之梦”的第一个方面是反对北洋军阀,又可分为四个层面：首先是反对战乱诗,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发起者的声讨。其次是攻击北洋政府政治失策并由此引发丧权辱国。再次是表明与北洋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并且对投降、变节者毫不留情的指责。第四是极力赞扬反抗袁氏政权的英雄的行为。“复兴之梦”的第二个方面是缅怀清亡,又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缅怀为清朝捐躯的忠臣义士,清朝的复兴也变得更加艰难,沈曾植陷入了后继无人的悲哀与恐慌。在追述完前人之后,沈曾植又将目光转向现世的与他一样缅怀前清、心存复国之念的遗老。在艰难的国事面前,他们没有放弃心中理想,将痛苦与辛酸掩盖在内心深处,从未示弱。第三个层面是在宋末明末文人那里求得共鸣。“复兴之梦”的第三个方面是复辟清室。诗作集中创作于复辟前期、复辟期间,沈曾植积蓄已久的压抑在极短的时间内喷涌而出,豪言壮语充斥诗篇,显得激昂有余,理性不足。而这种过度地表白显然不是他的风格。特别是当复辟的失败突如其来时,沈曾植显然无法坦然接受这一现实,曾幻想、曾怨恨、曾讽刺、曾气愤、曾惆怅、曾哀叹。总之,一切哀伤的事物都在这一刻紧紧地捆绑住了沈曾植,令他难以喘息。诗作反映出他心境的苍凉。“生命挽歌”分为三种类型：宣扬传统学术诗、感伤岁月诗、生命挽歌诗。经历了复辟的失败,儒学被沈曾植视为救国救民的良药。在写给李祥和孙德谦的祝寿诗中,他表达了对儒学的看重。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想法难以实现。“长歌当哭”成为诗歌的深层意蕴。不是悲哭坎坷的命运,而是痛哭家国无望,这无疑加重了沈曾植命运的悲剧色彩。而沈曾植的感伤岁月诗和生命挽歌,从类型和风格上来看,具有一致性。此类诗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悼念故人、二是自我哀伤,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悼念故人诗呈现“悲凉”的艺术风格。国事的破败让沈曾植心灰意冷,而亲人友人的离去更加重了这污浊的世间的凄惨,“悲凉”之情缠绕于沈曾植的脑海心间。自我哀伤诗主要风格是“哀伤”。复兴清朝是沈曾植的夙愿,他付诸了诸多努力,却毫无所获,不仅建国大业没有成功,自己也在无谓的努力与挣扎中,耗尽了生。当感到一无所获时,他感到哀伤不已,这也成为诗歌的主要风格。沈曾植一生诗歌创作丰富,且风格多样。这是沈曾植诗歌的一大特点。而另一特点是其诗学主张具有开放性,在汲取他人之长的基础上融汇、提升,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沈曾植取得如此高的诗歌成就与其诗学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面了解和把握沈曾植的诗学渊源,有助于将他的诗歌研究引向深入。第四章即论述沈曾植的诗学渊源。本章共分五节,主要论述沈曾植在时间广度和空间维度上对他人的学习和借鉴,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诗学风格。第一节论述沈曾植对浙派诗人的学习和借鉴,称之为“衣钵传承”。身为浙江籍诗人的沈曾植,较早地受到浙派诗人的影响。在前辈诗人中,他颇为推崇朱彝尊,并追溯至黄庭坚、苏轼,为宗宋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沈曾植还学习钱载、钱仪吉、龚自珍等浙籍诗人。第二节论述沈曾植对历朝历代诗学风格的融合贯通,称之为“博采众长”。共分四部分：首先论述沈曾植京官时期与樊增祥、袁昶等人讲论诗学,对诗歌意境、风格进行了探讨。其次是论述“宗宋”诗风,沈曾植以学习苏黄为前提,兼及江西诗派,关注江西诗派在整个宋诗发展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对吕本中、杨万里有所涉及。此外,他没有忘记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再次论述“兼法唐宋”诗风,在学习宋诗的同时,沈曾植还学习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中晚唐诗人,关注他们对宋诗的影响,并与陈衍、郑孝胥共同提出“三元”说,认为诗歌从唐至宋不是落入穷途,而是在继承上有所提升。第四论述“兼容并蓄”诗风,沈曾植诗学广泛,不但追随“宗唐宗宋”的大潮,而且学习王士祯以及备受冷落、指责的西昆体、竟陵派。第三节论述“诗学元嘉”的提出,称之为“开疆辟域”。沈曾植对元嘉诗风提出新解,他主张诗不是自娱自乐的绮情小道,而是抒发真性情、探索人生哲理、表达对社会现实人生责任心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沈曾植独创“三关”说——“元佑”、“元和”、“元嘉”,谓打通此三关者,可得诗学真谛。沈曾植主张将元嘉玄学、元和儒学、元佑理学,这三股思潮相互融合,特别突出儒学在诗歌中的发生与主控,强调“以诗见道”。第四节论述沈曾植“学人”特征,称之为“以学为诗”。沈曾植的学人之诗,表现在讲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才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艺术风格。第五节讲述沈曾植“诗人”本质,表现为两方面：家国之情、维护传统文化,称之为“诗人立本”。沈曾植认为,诗人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使命所在,将思想、人格融入到诗歌里面。诗歌创作不再是简单的文学活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展现。诗人本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备以家国之情为核心的真性情。沈曾植主张诗人要有家国之情,并以此作为真性情的核心,把家国命运作为人生思想的主体,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诗人的真性情并非仅停留于现实意义上的对家国命运的担忧,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沈曾植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他不再一味迷恋前朝的绮丽旧梦,而是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追念眷恋,这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宣扬、维护传统文化。他一方面希望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得到慰藉；另一方面则期待从中获得诗歌创作的新源泉。第五章论述沈曾植在诗坛的成就和地位。纵向来看,沈曾植继承朱彝尊、钱载等浙派诗人,并溯源苏黄,形成独有的诗歌特色。在学宋的同时,兼学杜甫、韩愈、后又上溯至元嘉,这是浙派前代诗人无法比拟的。浙派前有朱彝尊,中有厉鹗、钱载,而作为殿军的沈曾植不负众望,堪称浙派绝唱。横向来看,沈曾植是“同光体”的一位重要诗人,陈衍所谓“同光体之魁杰”并未虚言,更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范。“同光体”是一个派别复杂的诗歌团体,相对于人多势众的闽派和赣派,沈曾植所代表的浙派稍稍逊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同光大家。随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南社诗人渐夺声势,失落于亡国悲痛中的“同光体”诗人寄居于草庐之中,再也无心无力与风头正劲的南社诗人去争个高下了这也预示着沈曾植诗歌使命的完结。

二、沉痛悼念李枢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沉痛悼念李枢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杨仁恺学术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爱国诗人王用宾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周贺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唐李商隐教育思想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沈曾植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沉痛悼念李枢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杨仁恺学术年谱[D]. 王安琪.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2]近代爱国诗人王用宾及其诗歌研究[D]. 胡丁丹.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3]周贺及其诗歌研究[D]. 刘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4]晚唐李商隐教育思想探讨[J]. 吴洪成,张珍珍. 教育实践与研究（C）, 2018(Z1)
• [5]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下）[J]. 杨洪承,曹然.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6]“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D]. 胡盼盼. 山东大学, 2018(12)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D]. 金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沉痛悼念李哲生教授[J].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中华耳科学杂志, 2016(02)
• [10]沈曾植诗歌研究[D]. 卢川. 山东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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