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张积[1](2021)在《那些年,鲁迅购藏的古钱》文中指出从《鲁迅日记》所见的购藏古钱、古钱谱以及近些年刊布的鲁迅《泉志》遗稿①来看,鲁迅先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深度的古钱爱好者。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鲁迅随供职的教育部从南京北迁,来到新的首都北京工作、生活,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离京南下方告结束,时间长达十五年。先生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五月六日),开始住进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后改称绍兴会馆),到一
王鹏[2](2020)在《略论三国蜀币之犍为五铢》文中研究指明犍为五铢是直百五铢的一种,由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铸造于犍为郡。它在中国铸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最早标记了铸造地的圆形方孔钱币、最早采用两种书体的钱币、最早采用隶书的钱币、最早两面铸文的钱币,也是中国首次较为成功发行的虚值货币。本文研究了犍为五铢铸造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分析了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三国时期经济的影响,认为早期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货币增发,并向东吴输出了通货膨胀。
周雯[3](2020)在《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蜀汉(221-263)和成汉(306-349)是两个先后偏居我国西南的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二者不仅有地域上的联系,存续时间也仅相隔43年,在许多方面一脉相承,蜀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形成了成汉时期的社会现实,成汉则沿袭了蜀汉治理蜀地的成功经验。蜀汉和成汉偏安巴蜀西南,努力与周围政权斡旋,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蜀汉的外交方针明确,即“联吴抗曹”,外交路线较为单一。成汉斡旋于乱世之中,表面尊晋,实则反晋立场坚定,与周边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因时而变。蜀汉、成汉都面临集团内部的主客矛盾,蜀汉以东州士作为沟通主客的桥梁,成汉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宗教势力。蜀汉对益州土着即拉拢又打击,后期诸势力基本融合,较为成功地消除了主客矛盾。成汉统治者与益州土着由政治立场分歧导致的矛盾,终成汉朝都未得以解决。经济上,二者都注重农业的发展,也都有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蜀汉的工商业很繁荣,成汉工商业则稍显逊色,这与二者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文教上,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学习儒家文化,也大力发展教育,延续蜀地重教育的传统,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蜀汉政权对其它诸子百家亦平等对待,法家和道家尤为统治者重视。成汉时期的宗教(道教)有长足发展,这与李氏賨人信仰和建国背景有关。在南中的管理方面,成汉基本沿袭了蜀汉的管理方式,在南中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管理较为宽松,对南中政区设置有所调整。蜀汉只有一次大规模出军南中的记载,而成汉前期对南中征伐较多,后期由于国力衰弱对南中放权。在治蜀思想方面,蜀汉以正统自居,以光复中原为己任,有心理优势,但受制于现实条件无法达到最终目的。成汉则是流民政权,从流寇思想转向割据自保的思想,和蜀汉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心理优势。总之,蜀汉与成汉的统治对蜀地的发展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们治蜀的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借鉴。
易立,李平,张雪芬,江滔,李继超,王瑾,何枫杨,李福秀,严彬,戴福尧[4](2017)在《成都市东华门遗址汉六朝遗存发掘报告》文中指出东华门位于成都中心城区,北临成都体育中心,东临顺城大街,西临人民中路,南临天府广场(图一),这里自战国末年以来即地处大城之内,两汉六朝至唐宋时期继续为城区的核心范围,明代划入蜀王府,清代在蜀王府基础上改建贡院,为贡院东门所在。近年来的城市考古工作表明,东华门至天府广场一带是成都市内历史时期考古遗存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张翼[5](2019)在《孙吴钱币的出土情况与“蜀钱吴用”现象》文中认为孙吴政权是三国中货币流通程度最高的政权,近几十年来,孙吴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的货币实物和铸钱遗迹。通过对30座孙吴时期墓葬的钱币出土情况和22座六朝墓葬中出土的孙吴铸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孙吴时期的货币流通主力仍然是前代货币特别是汉五铢钱,同时孙吴和蜀汉铸币也进入了流通领域。在孙权废止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新铸大钱之后,孙吴铸币仍未退出民间,直到东晋时期的墓葬仍时有出土;不过,孙吴铸币在其全部流通货币中的占比极小,甚至远低于孙吴境内蜀汉铸币的数量,出现了"蜀钱吴用"的独特现象。《晋书》和《通典》中关于东晋时期江东"仍用孙氏旧钱"的说法需要修正。
王瑰[6](2019)在《铸币业和铜业视域下的蜀汉经济特征》文中研究指明在目前可以判定的三国新增铸币中,以蜀汉铸币为多,种类多、数量多、分布广,且贯穿始终。这透露的是三国时期唯蜀汉铜料供应最为充足。之所以这样,则是因为蜀汉对南中的空前开发,居于中国川滇铜矿带上的南中铜矿被蜀汉较大规模开发,冶铸铜技师大量集中于蜀汉的结果,蜀汉实际上是三国时期的铜业中心和铸币中心。以此为切入,结合蜀汉的织锦业和盐铁政策,可以看出蜀汉的经济体系中货币仍具有重要作用,不应当如日本学者柿沼阳平所说只是民间经济交流手段。实际上蜀汉铸币与蜀锦一起成为弥补蜀汉粮食短缺的重要战略物资,从而为蜀汉的连年征战提供了经济支撑。蜀汉的经济特征,可表述为战争驱动下的以铜业和铸币业支撑的国家商业经济模式,这与魏、吴以"广田蓄谷"为主的战争经济模式颇为不同。
朱安祥[7](2018)在《学术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货币的着录与研究,起源很早。南朝萧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顾烜,生年不详,卒于太清三年(549),编撰了一部以钱币图案为主的《钱谱》,通过摹绘的手段,记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三国、六朝时期钱币。[1]唐代人封演在顾烜的基础上,又增补了部分钱币品种,辑成《续钱谱》一书。南宋洪遵所撰《泉志》在收录钱币摹本的同时,又结合正史食货志中的材料加以简单的考证。由于所处时代之局限,上述着作对相关货币的认
朱安祥[8](2018)在《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因其具有种类繁多、币制混乱、流通倒退等显着特点,而成为我国古代货币发展进程中极为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入研究此时期的货币及其相关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货币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能够全面揭示货币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而总结货币发行得失,这对于推动货币史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东汉社会长期存在的铜钱减重现象导致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董卓铸小钱的恶劣行径又加速了汉末货币经济的崩溃,商品经济由此转向低谷。为了改善衰败不堪的经济环境,之后建立起的三国政权纷纷采用了不同的货币政策:曹魏统治者始终致力于恢复两汉五铢钱制,同时又积极地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最终保障了货币改制的成功。相比之下,为了达到快速积累军事实力之目的,蜀汉统治者以牺牲民众利益为手段发行了虚值大钱,孙吴政权亦加以模仿,这种货币政策是国家处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背景下的一种临时措施,根本无法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随着通货膨胀程度的加剧,民众反对情绪逐渐高涨,最终面临失败。此外,汉末张林、刘陶提出的封钱论与反对大钱论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的货币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几个世纪里的货币政策走向。尽管史籍中缺乏两晋政权发行钱币的记载,但此时期的钱币流通却并未停止。通过梳理全国各地晋墓出土钱币资料,发现两晋时期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以两汉五铢钱为主,兼有新莽、三国蜀汉、孙吴铸币。当各种形制迥异、重量不同的钱币混合流通之时,市场上的使用者便抛弃了钱币本来的面值,转而依据钱币的重量进行称量交易。此外,通过深入考察两晋长期不铸钱币的原因,认为这是司马氏故意执行的一项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维持现有货币的价值,从而有效地保障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在东晋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这种不铸钱的货币政策最终引发了一场士族内部之间的斗争,即桓玄与孔琳之的“废钱之争”。两晋时期独特的货币流通渠道,加速了统治阶层聚敛财富的速度,同时刺激了他们的贪欲,并直接导致社会上奢侈性消费行为的普遍增长,鲁褒在《钱神论》中对上述社会现象做了辛辣的讽刺与猛烈的批评。北魏政权的货币发行历程尤为艰辛,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缺乏足够的铸钱经验,自太和五铢发行以来,国内相继涌现出诸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盗铸问题,一直影响到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政权,成为了导致北朝货币制度长期混乱的一个主要因素。与之同时,通过对元澄的上书材料进行深入剖析,发现了北魏货币隐藏在史籍背后的流通问题:由于新、旧钱在价值上存在“贵贱之差”,遂引发货币流通不畅现象,从而直接制约了北魏货币改革的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周政权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创造性地制定了对外发行大钱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为北周最终统一北方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南朝建立初期,通货紧缩问题就已经普遍存在,从而使南朝的经济环境面临着先天性不足的缺陷。此外,金属铜材的缺乏也让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五铢钱制度,铜钱减重现象随之而来。更为关键的是,面对多重社会矛盾,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均无法及时地制定切合时宜的货币政策,使得南朝货币经济始终游走在紧缩与膨胀两种极端的边缘,最终走向了全面失败。铁钱发行之后,钱币流通领域中开始出现“省陌”现象,关于它的形成原因与时代特点,我们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全面总结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六大时代特征;第二,从总体上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历史地位进行客观评价。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发展进程既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运动规律,同时又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时代特点。熟悉并掌握这些规律与特点,对于今天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陶嫄[9](2017)在《两晋货币史的考古学观察》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频繁的战乱给两晋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经济遭到破坏,货币体系混乱。史料中关于两晋时期货币经济的记载少见,甚至是并未提及。毋庸置疑,当时的商品经济虽受到社会动荡的极大影响,但却并非完全衰败,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得到缓慢的发展。商业的继续发展证明货币依旧在流通中。由于两晋时期并没有铸造过本朝货币,学术界对于两晋时期货币使用的看法主要是实物货币代替了金属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但从两晋墓葬及窖藏出土的钱币可以看出,金属货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旧被广泛的使用并被窖藏。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两晋墓葬、窖藏出土钱币的考察,来初步研究两晋时期货币流通情况。本文主要运用考古类型学、统计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方法,对两晋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钱币的研究,在前人先贤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晋货币史进行研究,从而通过考古材料来印证史料、补充史料。本文内容大致包括:第一部分绪论,叙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学术研究回顾。对两晋时期流通货币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反映出当时货币流通情况、商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两晋时期货币的历史发展状况,而通过考察考古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则能够更为直观的了解到两晋货币经济的情况。第二部分两晋时期社会经济与货币发展状况,介绍两晋时期社会经济与历史背景。两晋时期商品经济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且社会风气奢侈,金钱崇拜严重,货币依旧在当时社会上流通着。同时介绍了记载有关于两晋货币的文献,大致情况为可信的历史资料不多,专着专论也较少,且关于两晋货币的内容结论大多相似。第三部分考古发现两晋墓葬出土货币概况,包括两晋墓葬的分布与发现状况、西晋时期墓葬出土货币概况、东晋时期墓葬出土货币概况。本部分收集了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表的相关发掘报告及资料,根据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分类,并整理出表格以方便查看。第四部分有关问题的考古学探讨,包括西晋墓葬出土货币的类型学分析、东晋时期出土货币的类型学分析、两晋时期墓葬出土货币特点以及从出土资料来看两晋货币流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晋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钱币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分类,得出出土钱币在种类、数量以及地区上的特点,最后与当时历史社会背景结合,加以总结分析。第五部分结语。将本文主要内容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希望本文能够为研究两晋货币发展情况提供绵薄之力。
朱成实[10](2016)在《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裂与纷争中度过,全国性的货币系统基本处于崩溃和混乱的状态。一方面在型式上与“标准钱”相背离的各种“恶钱”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实物货币在经济流通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维持最基本流通需求的同时也制约着社会经济向更高层面的发展,并且实物货币的质劣化现象也是当时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本文以“恶钱”的铸造和流通,以及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为视角和切入点,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系统的发展变化,以及诸政权应对“恶钱”问题的理论、措施及经验教训开展了较为深入地考察,试图揭示“恶钱”在五铢钱体系衰亡过程中的表现与特点,以及对于该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并期望从中探索出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文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分别研究了魏晋之前的货币流通及“恶钱”问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虚币大钱、减重小钱、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于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基本特征、主要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考察显示,作为魏晋南北朝货币流通的基本特征,“恶钱”泛滥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缓解“钱荒”问题的积极意义,但更主要的影响是造成了货币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长期混乱,并最终导致了旧的五铢钱系统的消亡和新的通宝钱系统的兴起。在此过程中,实物货币发挥着维持社会经济最基本流通需求的托底作用,但在实物货币成为市场交易主角的时段和区域里,其质劣化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会迅速放大并造成经济流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反映出金属货币时代的实物货币虽然不会遽然消失,却已无力承担流通主货币的重任。在“恶钱”广泛流通、持续泛滥的大背景下,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应对“恶钱”的多种主张或建议,有要求坚决整治“恶钱”的,有论证“恶钱”合理性的,也有主张废除金属钱币转而流通实物货币的。这些主张或建议有的未受到政府认可,也有的转化为政权的货币政策,但受制于对钱货属性及流通规律认识上的局限性,大多没能收到预想之功。
二、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略论三国蜀币之犍为五铢(论文提纲范文)
一、犍为五铢的特点与历史记载 |
二、犍为五铢铸造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 |
三、犍为五铢的铸造地和铸造时间 |
四、犍为五铢铸造的经济学意义 |
五、犍为五铢与三国时期的通货膨胀 |
六、总结 |
(3)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
二、研究现状 |
(一)蜀汉相关研究 |
(二)成汉相关研究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蜀汉、成汉治蜀的环境保障 |
第一节 蜀汉的“联吴抗曹” |
一、“联吴” |
二、“抗曹” |
第二节 成汉的“左右摇摆” |
一、对两晋:明尊暗反 |
二、对后赵:随机而变 |
第三节 蜀汉、成汉从“目标明确”到“左右摇摆” |
第二章 蜀汉、成汉统治集团关系 |
第一节 蜀汉的调和“主”“客” |
一、蜀汉内部“主”“客”关系 |
二、蜀汉以“客”为本的调和措施 |
第二节 成汉的“反客为主” |
一、成汉内部“主”“客”关系 |
二、成汉“反客为主”的压制政策 |
第三节 蜀汉、成汉从“调和”到“压制” |
第三章 蜀汉、成汉的经济、文教建设 |
第一节 “全面开花”的蜀汉经济与文教 |
一、全面发展的蜀汉经济 |
二、繁荣的蜀汉文教事业 |
第二节 束手束脚的成汉经济与文教 |
一、成汉的经济 |
二、成汉的文教 |
第三节 从“全面开花”到“束手束脚” |
第四章 蜀汉、成汉的南中治理 |
第一节 为人称道的蜀汉治理南中 |
一、以“和”“抚”为主 |
二、改置郡县 |
三、诸葛亮南征 |
四、任用夷帅大姓治理南中 |
第二节 难以立足的成汉南中治理 |
一、以武力夺取南中控制权 |
二、置交州、汉州 |
三、以夷制夷 |
第三节 “同中有异”的南中治理问题 |
第五章 蜀汉、成汉的治蜀思想 |
第一节 蜀汉从“兴复汉室”到“以攻为守” |
第二节 成汉从“流寇作战”到“割据小安” |
第三节 环境、身份决定视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5)孙吴钱币的出土情况与“蜀钱吴用”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献中关于孙吴货币的记载 |
(一)孙吴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 |
(二)钱币铸造情况 |
二、孙吴墓葬中的钱币和孙吴铸币出土情况 |
(一)孙吴时期墓葬的钱币出土情况 |
(二)三国两晋时期孙吴铸币出土情况 |
(三)孙吴时期的钱币铸造遗址和遗物出土情况 |
1. 从铸币次序看,不同品种的钱币多在同一场所铸造。 |
2. 从铸钱遗址的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都城建业附近。 |
3. 从铸钱工艺看,孙吴时期的铸钱工艺尚无统一规范。 |
三、对于孙吴货币史料的修正与“蜀钱吴用”的探讨 |
(一)对于孙吴时期货币史料的验证与修正 |
(二)孙吴铸币发行流通不广的原因初探 |
(三)“蜀钱吴用”现象的经济原因 |
(6)铸币业和铜业视域下的蜀汉经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一、魏吴的铸币与铜业 |
二、蜀汉的铸币业 |
三、蜀汉的铜业 |
四、蜀汉的经济特征 |
(7)学术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货币史的研究 |
二钱币史的研究 |
三学术总结与创新 |
(8)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选题意义: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之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创新 |
一、学术回顾 |
二、学术创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三国货币研究 |
第一节 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
一、东汉币制及董卓“更铸小钱” |
二、曹魏五铢的认定 |
三、品类纷繁的蜀汉钱币 |
四、孙吴政权发行的“大泉”钱 |
第二节 货币政策 |
一、曹魏:力图恢复五铢钱制 |
二、蜀汉:军事优先型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 |
三、孙吴:货币战争背景下的改革 |
第三节 货币流通 |
一、货币投放 |
二、平行流通 |
三、货币回笼 |
第四节 货币思想 |
一、张林的封钱思想 |
二、刘陶的驳大钱议 |
三、荀悦的行钱论 |
小结 |
第二章 两晋十六国货币研究 |
第一节 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
一、两晋时期的币制 |
二、十六国时期的币制 |
第二节 货币政策 |
一、两晋未铸钱币原因再探 |
二、张轨的用钱政策与河西地区的经济繁荣 |
第三节 货币流通 |
一、货币投放 |
二、平行流通 |
三、货币回笼 |
第四节 货币思想 |
一、文本来源与产生年代 |
二、文本内容与价值分析 |
三、创作背景与现实问题 |
小结 |
第三章 北朝货币研究 |
第一节 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
一、北魏政权的币制 |
二、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币制 |
第二节 货币政策 |
一、贵贱之差:北魏货币政策的第一阶段 |
二、盗铸的困扰:北魏货币政策的第二阶段 |
三、盗铸问题的延续:东魏、北齐、西魏的货币政策 |
四、大收商估之利:北周货币政策的成功 |
第三节 货币流通 |
一、货币投放 |
二、平行流通 |
三、货币回笼 |
第四节 货币思想 |
一、元澄的货币统一论 |
二、高谦之的三铢钱议 |
三、高恭之的足值钱主张 |
四、杨侃的五铢钱思想 |
小结 |
第四章 南朝货币研究 |
第一节 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
一、宋的币制 |
二、齐的币制 |
三、梁的币制 |
四、陈的币制 |
第二节 货币政策 |
一、宋的货币政策 |
二、齐的货币政策 |
三、梁的货币政策 |
四、陈的货币政策 |
第三节 货币流通 |
一、货币投放 |
二、平行流通 |
三、货币回笼 |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短陌问题 |
第四节 货币思想 |
一、范泰的重农思想与货币无用论 |
二、周朗、沈约的废钱用谷论 |
三、关于货币铸造权的辩论 |
小结 |
结语:魏晋南北朝货币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地位 |
一、魏晋南北朝货币的时代特征 |
二、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历史地位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与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两晋货币史的考古学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学术研究回顾 |
第二章 两晋时期社会经济与货币发展概况的古代文献记载 |
第一节 两晋时期社会经济及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两晋货币的文献记载 |
第三章 考古发现两晋墓葬出土货币概况 |
第一节 两晋墓葬的分布与发现状况 |
第二节 西晋时期墓葬出土货币概况 |
第三节 东晋时期墓葬和钱币窖藏出土货币概况 |
第四章 有关问题的考古学探讨 |
第一节 西晋墓葬出土货币的类型学分析 |
一、半两钱 |
二、五铢钱 |
三、剪轮五铢 |
四、綎环五铢 |
五、新莽钱 |
六、三国钱币 |
第二节 东晋墓葬出土货币的类型学分析 |
一、战国圜钱 |
二、半两 |
三、五铢 |
四、剪轮五铢 |
五、新莽钱 |
六、三国钱币 |
七、东晋钱 |
第三节 东晋窖藏出土货币的类型学分析 |
一、半两钱 |
二、五铢钱 |
三、磨郭五铢 |
四、剪轮五铢 |
五、綎环五铢 |
六、新莽钱 |
七、三国钱币 |
八、东晋钱币 |
第四节 两晋时期出土货币特点 |
第五节 从出土资料来看两晋货币的流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恶钱”的涵盖范畴 |
三、研究现状及学术史回顾 |
四、称重比值换算 |
第一章 魏晋之前的货币流通及“恶钱”问题 |
第一节 金属货币的产生与“恶钱”的出现 |
第二节 秦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及“恶钱”问题 |
一、秦朝统一币制及“半两钱”的减重 |
二、“五铢钱”系统的确立及其与“恶钱”的渊源 |
三、“恶钱”特征明显的王莽货币 |
四、“五铢钱”在东汉的恢复与恶化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虚币大钱 |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虚币大钱 |
一、蜀汉的虚币大钱 |
二、孙吴的虚币大钱 |
第二节 以虚币大钱为主体的“比轮钱”在东晋的流失 |
一、东晋流通钱币的型式 |
二、东晋流通钱币的币值 |
三、东晋时期的钱币流失 |
第三节 南朝的虚币大钱 |
一、萧梁的三种虚币大钱与非虚币的“两柱钱” |
二、南陈的“天嘉五铢”与“大货六铢” |
第四节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虚币大钱 |
一、成汉政权与“安平一百” |
二、皆为虚币大钱的“北周三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减重钱 |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减重钱 |
一、汉末的“董卓小钱” |
二、蜀汉的“直一钱” |
三、东晋的“沈郎钱” |
第二节 南朝的减重钱 |
一、刘宋的减重钱 |
二、萧梁的减重钱 |
第三节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减重钱 |
一、前凉的减重钱 |
二、后赵的“丰货钱”和“私钱” |
三、成汉的“汉兴”钱 |
第四节 北朝及隋朝的减重钱 |
一、北魏的减重钱 |
二、东魏、西魏时期的减重钱 |
三、“隋五铢”的铸行及其减重 |
第五节 附带一个问题——东晋南朝的“短陌钱”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 |
第一节 三国时期实物货币的走强与质劣化 |
一、实物货币的质劣化与曹魏“以谷帛为市”的失败 |
二、蜀汉金属货币的有限流通 |
三、孙吴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的并行 |
第二节 两晋时期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一、西晋不铸钱币与实物货币的活跃 |
二、东晋的“钱不普用” |
三、实物货币在两晋时期的使用 |
四、两晋实物货币质劣化的一个表现:割截绢帛 |
第三节 五胡十六国时期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一、实物货币的严重质劣化与前凉的“准布用钱” |
二、“出公绢市钱”与后赵境内的“钱终不行” |
三、十六国其他政权境内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的并行 |
第四节 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一、铜料匮乏与宋齐建国之初的铸钱困境 |
二、南朝金属货币流通区域的相对固化 |
三、南齐赋税征收体系中钱布比例的变化 |
四、南朝实物货币质劣化的典型表现:“布帛幅尺短狭轻疏” |
五、实物货币在南朝的使用 |
第五节 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一、北魏实物货币的质劣化与专职流通绢帛的出现 |
二、北朝后期实物货币地位的波动 |
三、实物货币在北朝的使用 |
第六节 隋朝实物货币的流通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第一节 三国时期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一、刘巴铸大钱及多策并举掠夺财富的主张 |
二、谢宏铸大钱“以广货”的主张 |
三、荀悦、司马芝等恢复“五铢钱”流通的主张 |
第二节 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一、关于“制大钱一当两”的争论 |
二、徐爰以铜赎刑的主张 |
三、沈庆之有条件放开并利用民力铸钱的主张 |
四、刘义恭放任“恶钱”流通的主张 |
五、严竣“简费去华,设在节俭”的主张 |
六、孔觊铸行足重“良币”的主张 |
七、萧子良“良币”与“恶钱”并行的主张 |
第三节 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一、元澄整治“恶钱”的主张 |
二、高谦之铸“三铢钱”的主张 |
三、高道穆、杨侃铸行足重钱的主张 |
四、高澄称重比对整治“恶钱”的设想 |
第四节 东晋南朝关于钱币存废的争论 |
一、东晋后期的“废钱用谷帛”之争 |
二、周朗鼓励实物货币的主张 |
三、沈约渐进式推行实物货币的主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基本特征 |
二、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现实原因 |
三、“恶钱”泛滥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 |
四、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恶钱”问题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四、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那些年,鲁迅购藏的古钱[J]. 张积. 人文, 2021(01)
- [2]略论三国蜀币之犍为五铢[J]. 王鹏.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3]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D]. 周雯.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4]成都市东华门遗址汉六朝遗存发掘报告[J]. 易立,李平,张雪芬,江滔,李继超,王瑾,何枫杨,李福秀,严彬,戴福尧. 成都考古发现, 2017(00)
- [5]孙吴钱币的出土情况与“蜀钱吴用”现象[J]. 张翼. 东南文化, 2019(04)
- [6]铸币业和铜业视域下的蜀汉经济特征[J]. 王瑰.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9(02)
- [7]学术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J]. 朱安祥. 中国钱币, 2018(06)
- [8]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D]. 朱安祥. 郑州大学, 2018(11)
- [9]两晋货币史的考古学观察[D]. 陶嫄. 安徽大学, 2017(08)
- [10]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D]. 朱成实.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