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论文文献综述）
罗翊[1]（2016）在《市场化转型与中国OFDI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其改革发展特征以及大国优势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基础。现有相关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经典的跨国公司以及经典FDI理论来解释中国OFDI流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对于解释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为仍然需要补充和完善（Mock etal.,2008;裴长洪和郑文,2011）。随着制度学派及其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渐兴起,制度研究成为OFDI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制度因素视为认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企业OFDI行为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Dunning,2004; Morck et al.,2008; Peng et al.,2008; Meyer et al.,2011）。因此,在相关的研究基础上,将中国OFDI置入新的分析视角下进行重新审视,具有积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母国制度环境以及母国特征对中国OFDI产生的影响,其运行机制与效应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梳理了中国市场化转型的主要特征以及OFDI的典型特征,在经典OFDI、新兴市场国家OFDI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转型与OFDI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及案例分析。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经典OFDI以及新兴市场国家OFDI理论对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制度因素尤其是母国特殊的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环境在塑造中国OFDI行为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跨国投资企业存在国家特定优势等特点,出现了一些需要对传统经典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特征,需要将中国OFDI置入新的制度视角下进行重新审视。制度因素不仅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企业国际化的成效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具有大国特征、母国特殊优势（Rugman and Li,2007;Sun et al.,2010;裴长洪和樊英,2010;裴长洪和郑文,2011）,母国制度环境因素对于理解中国OFDI企业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具有重要的作用（Dunning and Lundan,2008; Yamakawa,Peng and Deeds,2008）。（2）基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环境,从制度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市场分割与市场化进程,研究制度环境的构建对中国OFDI动机及其行为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首先,地区市场分割降低了地区内部的资本、劳动以及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组织效率以及微观经济效率,进一步弱化了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导致该地区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最终不利于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其次,市场化改革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市场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樊纲等,2011）,给微观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增长机会,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促进该地区具有更强的OFDI能力。（3）从中国特有的地区市场分割这个母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性地从市场分割影响市场化机制、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产业竞争力等角度,探讨了市场分割对企业技术、管理等竞争能力的影响机制,最终形成了市场分割影响OFDI的具体机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03 -2010年面板数据并利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对市场分割抑制OFDI的机制及其具体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数据结果验证了 “市场分割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损害企业竞争力,降低本地区企业OFDI能力,在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地区,平均而言OFDI能力越弱”的理论观点。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住了其他影响地区OFDI因素的情况下,市场分割显着地降低了地区OFDI水平。同时,市场分割对地区OFDI的抑制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长期累积效应。这说明母国（地区）制度环境（市场分割）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未能重视的但对于中国这类新兴市场国家又特别重要的经济现象。（4）从市场化这个母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性地从市场化影响要素流动性、非公有企业发展以及放松管制和弱化行政壁垒等方式,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企业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的影响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了市场化影响OFDI的具体机制。采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03 — 2010年面板数据并利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Ⅳ、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对市场化推动OFDI的机制及其具体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数据结果验证了“市场化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竞争力,进而提高本地区企业OFDI能力,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平均而言OFDI能力越强”的理论观点。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住了其他影响地区OFDI的情况下,市场化显着地提升了地区OFDI水平。同时,市场化对地区OFDI的提升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长期累积效应。这说明从中国（母国）制度环境的另一个侧面,即市场化,验证了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的重要影响。（5）基于浙江省的典型案例分析表明:作为中国东部的发达地区之一,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推行市场化运行机制,总体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较好,尤其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同时,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水平高出很多,市场分割程度则更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培育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本土企业有效地利用本地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本土企业不断实施对外投资与市场开拓,逐步形成浙江特色的对外开放体系。因此,浙江省在市场化转型中形成的市场化机制以及成熟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化运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浙江企业的跨国投资,并形成了市场化转型与浙江省企业OFDI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6）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从改善提升制度环境、促进OFDI投资优化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制度环境与OFDI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中国市场化转型这一特殊制度背景,考察市场化改革对OFDI的具体影响,这对于科学审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OFDI）及其互动机制,客观认识并改善现有的制度软环境,推动中国企业更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从理论上看,本文对有关“制度观（Institution-based View）跨国投资理论”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EMNCs）的研究形成较好的验证和补充,有助于推进和拓展关于制度与OFDI的相关研究。并且,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新兴经济国家（中国）的跨国公司（EMNCs）对外投资的实证依据,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发展中大国跨国企业投资动因和行为的研究。
陆兴华,李嘉豪[2]（2014）在《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市场要求各种资源实现自由配置,但是我国的政府管制现象较为严重,行政垄断等问题使得这个进程受到了阻碍。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放松管制的风潮,我国的学术界也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建议我国也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重构问题也浮出水面。
何一鸣,罗必良[3]（2012）在《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文中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着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作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和梳理制度变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性理论演进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产权管制放松等文献成果,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尤其是,在研究内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
徐虹[4]（2011）在《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同属管辖交易的分析》文中认为梳理有关资产剥离的中外文献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与西方国家主要基于效率动机的资产剥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西方的资产剥离理论假说可能并不完全适合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行为与绩效后果。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事件出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如“关联交易”、“年末效应”、“同属管辖交易”等。然而,由于前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证券市场监管政策以及公司自身因素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与后果的影响,因而使得资产剥离的“关联交易”、“年末效应”等特征得到高度关注,相比之下,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特征并没有引起重视。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于正处在经济转轨进程的中国而言,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行为是如何受到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影响的?政府干预辖区内上市公司资产剥离活动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评判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行为与绩效后果?目前,这些问题很少得到关注,更没有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大量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行为,可能是目前具有研究价值、也更能体现中国分权改革制度背景的“资产剥离异象”。而对于这种资产剥离行为异象的分析与解释,必须从我国政治集权背景下财政分权改革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入手。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从政府干预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和政治晋升激励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综合研究了我国转轨制度背景下政府分权化改革（经济分权、政治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交易行为的影响及经济后果。通过这些初步的探索,试图为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行为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为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也为理解转轨经济下中国地方政府干预动机、途径及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进而为地方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提供思考。本文以2004年-2005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挂牌进行资产剥离交易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下,不同的产权（产权性质与产权层级）是否会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交易对象选择产生影响,市场是如何评价这种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的,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换言之表现为政府干预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业绩改进,更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与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以及上市公司产权的交互作用又会对资产剥离业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首先,财政分权导致的政府干预是造成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不同产权下公司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行为呈现显着差异,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而言,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其次,就整体而言,市场给予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反应是负面的,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和非同属管辖交易,市场并没有做出有效区分。在资产剥离交易宣告期间,同属交易公司与非同属交易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不存在显着差异。在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后,仍然发现,针对同属管辖交易与非同属管辖交易两种不同的交易行为,市场未给予不同的评价。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活动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效应远远大于其资源配置效应,而且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都热衷于借重组等题材炒作股票,赚取股票差价,获取短期收益；再次,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后的业绩也越好；无论对于哪一类产权属性的上市公司,即使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如果上市公司前期的资产剥离是同属管辖交易,这种非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会对上市公司剥离后的业绩改进造成显着负面影响,即如果资产剥离交易不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而是掺杂了政府的意志与动机,即使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同样会对企业后续经营业绩改善造成负面影响；最后,相对于其他公司而言,由于直接的产权纽带关系,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因此即使在政府干预少、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产权属性对市场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后绩效改进产生负面影响；相对于政府控制公司而言,非政府控制公司因为没有产权纽带关系,加之政府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市场化经营带来的众多好处,非政府控制企业不仅能够更多地通过市场途径获得资源,而且大大减少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人力与财力,更多地将精力与资源投放到企业经营中,因此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干预少的地区,非政府控制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业绩改进有显着的正面促进作用。
陈林[5]（2011）在《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项关于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经济学研究。为探讨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经济绩效,本文以产业经济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以博弈论、最优化、计量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等为研究工具,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为突破现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新尝试：（1）经济绩效研究与制度分析相结合,以经济绩效解释计划经济国家建立和渐进转轨国家长期坚持行政垄断制度的客观原因；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理论模型解释行政垄断规制下的产业出现高价格、高利润和低消费者剩余的根本原因,并以计量经济研究检验数理模型结论。（2）在理论研究方面,为研究行政垄断对市场运行的动态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创新与产量竞争模型。该模型融合了创新的成本节约效应和需求刺激效应,以博弈论和动态最优控制理论为工具,在一个动态视角下揭示行政垄断的市场绩效。本文还采用新贸易理论和序贯博弈法,首次探讨行政垄断与FDI、国际贸易的关系,结果发现FDI流量、进出口额度和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均受到行政垄断制度的重要影响。（3）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将行政垄断规制下的产业和竞争性产业区分开来,以截面计量模型进行样本分组回归,结果发现：忽略行政垄断的制度因素,把来自行政垄断和自由竞争的产业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很可能是以往实证研究结果不显着、结论不稳健且常常互相矛盾的根本原因。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法对行政垄断的区域经济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关键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发现：以往常用的OLS估计会低估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危害,因而不完全适用于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行政垄断、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共存,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的一大特色。中国现阶段的行政垄断制度主要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法规为载体,以项目核准制为主要表现形式。任何企业要进入部分指定产业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各级投资主管部门（以发改部门和经贸部门为主）或地方政府的核准。（2）国有企业离不开行政垄断,因为行政垄断为它们带来高价格和高利润。理论研究表明,行政垄断会导致更高的市场价格,并使在位企业攫取更多经济利润。随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行政垄断规制下的市场结构会内生地趋于集中,且这种市场内生出来的垄断势力与社会福利合意。在行政垄断产业,大型国企市场势力越强越好,因为这样会提升以企业利润为主的社会总福利,尽管损害了消费者剩余。这导致行政垄断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高价格和高利润才能保障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以行政垄断阻止私营企业进入这些高利润产业,才能保证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使国民经济实现全面国有化和重工业化。由于行政垄断与国有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东欧激进转轨国家实施的产权私有化改革必然伴随反行政垄断法律的立法与施行。这是激进转轨向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投出的两块密不可分的改革“敲门砖”。而在渐进转轨国家,国有企业依旧是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其上缴的利税占据着各级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大部分。一旦国有企业出现长期亏损甚至破产,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离不开行政垄断。高价格和高利润是计划经济国家建立和渐进转轨国家长期坚持行政垄断制度的客观原因。（3）行政垄断以牺牲消费者剩余和总消费量为代价,换取高额的企业利润。但行政垄断造成的消费者剩余减少,远多于企业总利润的增加。由于大幅损害消费者剩余,行政垄断最终损害了一个产业内的社会总福利。即行政垄断会同时损害一个产业内的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剩余和总消费量。（4）相对于自由竞争,行政垄断会拉长产业生命周期,使经济发展和新老产业更替的新陈代谢减缓。行政垄断还会损害产业的创新总量和单位产量创新,抑制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5）理论研究表明,熊彼特假说在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竞争性产业中不成立,而在行政垄断规制下的产业中成立。在行政垄断的规制下,产业的创新与市场垄断势力（市场结构集中）相辅相成；在自由竞争的产业中,创新与市场集中度则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行政垄断是决定熊彼特假说是否成立的关键。（6）《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在部分指定产业,外资企业必须向投资主管部门申请并通过项目核准,并与本土企业合资后方得进行FDI。这种针对外资企业的行政垄断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增加本土企业利润,从而提升本国的社会总福利,同时损害贸易竞争对手国的企业利润和本国的消费者剩余,是一项“以邻为壑”的制度。（7）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性行政垄断损害了区域经济的生产效率、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显着的负面作用。政绩激励和经济激励是地方官员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8）限制竞争和行政权力是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内涵与本质。在行政垄断干预下的市场,企业失去了进入市场的自由,市场本身丧失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活力,行政垄断下的市场并非市场的常态。当今中国的行政垄断权力是一种集行政权力、行政立法权与部分司法权于一体的行政权力。由于渐进转轨的国情约束和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垄断将长期存在。但如果国有经济改革要继续下去,本研究表明：消除行政垄断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关键前提,产权改革离不开行政垄断制度改革。
连立帅[6]（2011）在《制度环境、银根紧缩与信贷资金配置》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自2004年第1季度发布的季度性"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分析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时存在的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信贷歧视"。研究结果表明,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资金增长率均放缓,这表明银根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受到了"信贷歧视"。本文结论还表明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银根紧缩时期金融环境的改善并不能缓解非国有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信贷歧视"。另外,借鉴林毅夫等的研究,我们还验证了非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性负担是造成银根紧缩下其"信贷歧视"的原因。
李维安,邱艾超,牛建波,徐业坤[7]（2010）在《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文中提出十多年以来,国际公司治理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具体表现为:在内部治理方面,对治理特征的深入挖掘和对关系网络治理效应的细分研究;在外部治理方面,对法律环境和政治联系治理机理的持续关注;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得到动态优化与调整;研究对象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金融机构及其治理风险的研究方兴未艾等。本文对上述国际研究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的综述。同时,对国内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治理评价、拓展研究等视角进行了梳理,并提炼和总结出中国式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研究主线和分析框架,以期揭示复杂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的演进逻辑与研究方向。
张凤兵[8]（2010）在《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不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现实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使得传统自然垄断产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传统一家独占的自然垄断市场结构逐步被侵蚀,自然垄断产业存在引入竞争的可能性与需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对传统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改革,积极引进和不断强化市场竞争的力量,市场结构多元化重构成为目前各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种趋势。以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为例,既有英国电力改革的典型成功经验,也有美国加州电力市场改革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各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以及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电信、铁路等传统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改革也纷纷展开。市场结构多元化重组是当今各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首选方式,其目的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提高产业效率、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而有效竞争的形成需要结构完善且有组织的市场。本文认为,仅具有多元厂商的市场结构外衣但不能或难以形成有效市场竞争的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变革不是真正的市场结构多元化,外在的结构需要内在的制度做保障。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追求的是外在结构上的多元主体与内在合意制度保证下的竞争相融合的多元化市场结构。文章以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结构调整作为研究主线,在分析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终结以及多元化重构可能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分析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演进,提出了“楔形市场进入”的自然演进模式与路径,提出并论证了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指出了市场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配合的重要性。最后,将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电力产业改革作为典型案例,在借鉴发达国家电力市场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电力产业引入竞争的市场结构多元化演进轨迹,考察市场化改革后电力的产业发展状况、市场绩效及其存在制度错位的问题,对当前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多元化重塑改革作出评价。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第一章首先根据现实自然垄断产业发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命题；接下来,为避免可能的误解,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内容、技术路线以及主要创新点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章梳理了产业组织理论对自然垄断及自然垄断产业变革与市场结构演进问题的认识与发展,简要总结了自然垄断产业发展中政府规制、产权结构变革与竞争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等问题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理论与文献的简要评述,引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第三章从理论上分析了传统自然垄断市场结构存在的理由,指出自然垄断产业的一元市场结构存在的弊端,自然垄断市场结构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可能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即存在“一元化悖论”,传统的自然垄断市场结构不稳定。接下来,从理论发展和现实支撑两方面分析了多元化市场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指出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终结和多元市场经营主体重构是自然垄断产业发展的必然,论证了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重构的合理性,描述了市场结构调整的可能途径以及OECD对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的五种模式。第四章从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厂商市场进入出发,抽象出理想条件下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与多元化自然演进的经济机制——“楔形市场进入”；逐步放松前提假设,指出制度变革与市场结构相匹配对多元化调整的重要性,提出了自然垄断产业“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的概念及其四个基本判别准则；然后,基于博弈视角,分析了厂商的市场竞争策略对非自然垄断领域厂商数目调整的影响机理,指出为防止市场失灵带来的过度进入,政府仍不能放弃对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进入规制。第五章以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作为典型案例,对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结构演进与变革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比分析英国电力市场结构多元化改革成功的正面典型与美国加州电力市场结构重组失败的反面教训,研究了发达国家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的有效性与重组中的问题：其次,考察了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演进进程与市场结构多元化重塑改革,以经验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后的市场结构状况作出评判。第六章对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多元化重塑改革作出评价。本章实证考察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电力的产业发展状况、市场绩效,指出目前市场结构调整中的结构偏差与诸多制度错位。经过市场结构多元化塑造的中国电力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市场绩效的提高主要由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导致,而非由我们所期望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所引致；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博弈陷阱”现象,导致社会公众的社会福利增进有限,大部分改革收益被电力产业集团所获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分领导。在结合前文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重构只是在发电侧初步具备多元化的外部市场结构而尚未形成实质性有效竞争的“低效”市场结构多元化；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中国电力实现“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的相应政策建议。第七章对文章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根据本文的研究不足,提出对该命题的未来研究展望。
林丹[9]（2009）在《从“平行推进”模型到制度改革NK模型》文中指出考夫曼的生物演化NK模型在自组织系统演化研究上具有普适性,将其运用于制度改革组织方式和改革模式研究进而发展出制度改革NK模型。制度改革NK模型充分考虑到制度改革的不确定自发演化因素,弥补了"平行推进"模型的不足。制度改革NK模型和"平行推进"模型都否定"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但它们的最优路径却不同,制度改革NK模型是"平行推进"模型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范合君[10]（2008）在《中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与机制设计博弈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石油及天然气输送、煤气、自来水等垄断产业的规制出现了放松的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美国、英国的带领下各个国家纷纷效仿,各国政府纷纷对本国垄断产业与公用事业进行放松规制、引入竞争的改革。放松规制（Deregulation）意味着放松或者取消诸多规制条款,包括市场准入、退出、价格、投资、财务、会计等规制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放松规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竞争,提供多种新的服务,降低资费水平,使收费体系多样化,并促进技术革新等。我国也对垄断产业进行改革,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垄断产业改革模式与路径,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垄断产业改革还刚刚起步,效果还不显着,与竞争目标相联系的众多深层次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制约着改革地深入。我国在垄断产业改革缺乏战略性设计,具有偶然性、非连续性、不彻底性、反复性和非路径依赖性等特点。目前,我国垄断产业提供的产品价格还比较高,对消费者来说还是较大的负担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垄断产业运营企业的效率还比较低下,不利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垄断产业职工工资过高,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垄断产业规制体制建立不科学,不利于垄断产业改革的自我推进。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重要任务。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与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整和再均衡的过程,会导致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新时期、新阶段,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利益关系的改革和调整,需要把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作为新阶段垄断产业改革攻坚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放松规制的过程会对国家、规制机构、垄断企业以及消费者四个利益主体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利益主体会从中受益,有的利益主体会从中受损,并且各利益主体受益与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这样,利益受损主体可能会阻止放松规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导致放松规制改革的流产。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放松规制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研究各利益主体对放松规制的态度、策略性反应以及影响力,研究他们之间的博弈均衡,并设计可行的均衡机制保证各利益主体都能够支持改革,保证放松规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多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并回答Stigler提出的在放松规制背景下的类似问题,即回答“谁从放松规制中受益?谁从放松规制中受损?放松规制采取什么形式?放松规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博弈论与机制设计理论系统研究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对国家、规制机构、垄断企业、消费者各利益主体（集团）的影响;系统研究各利益主体对放松规制的态度、策略性反应以及影响力,研究他们之间的博弈均衡;系统研究放松规制改革中改革推动者选择、改革战略选择、改革时机选择以及改革时序设计等改革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问题。为我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二、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1）市场化转型与中国OFDI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视角、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视角与总体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市场化转型研究综述 |
| 2.1.1 市场化转型维度之一:市场分割 |
| 2.1.2 市场化转型维度之二:市场化进程 |
| 2.2 OFDI及其经典理论综述 |
| 2.2.1 OFDI概述 |
| 2.2.2 OFDI经典理论 |
| 2.3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综述 |
| 2.3.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3.2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2.3.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3.4 RⅡ理论 |
| 2.4 制度环境与新兴市场经济OFDI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
| 2.4.2 OFDI效应及其走出去动机研究 |
| 2.4.3 市场化转型、制度环境与OFDI |
| 2.5 文献评述 |
| 3 中国OFDI特征事实 |
| 3.1 中国OFDI流出总体规模与趋势 |
| 3.2 中国OFDI流出的国别分布 |
| 3.2.1 中国OFDI流出的国别分布特征 |
| 3.2.2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情况 |
| 3.3 中国OFDI流出的区域特征 |
| 3.4 中国OFDI流出的行业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市场化转型与中国OFDI:特征事实与理论机制 |
| 4.1 市场化转型与中国特色制度环境 |
| 4.1.1 中国市场化转型与制度环境 |
| 4.1.2 制度转型与中国OFDI政策演进 |
| 4.2 OFDI流出经典理论 |
| 4.3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的OFDI理论 |
| 4.3.1 新兴市场国家OFDI理论 |
| 4.3.2 制度视角的新兴市场国家OFDI理论 |
| 4.3.3 中国OFDI理论(中国跨国公司理论:CMC) |
| 4.4 市场化转型对OFDI的影响机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
| 4.4.1 母国制度环境:市场分割与市场化进程维度界定 |
| 4.4.2 市场分割与中国OFDI |
| 4.4.3 市场化进程与中国OFDI |
| 4.5 本章小结 |
| 5 市场分割对OFDI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各地区市场分割与OFDI的特征事实 |
| 5.2 模型、数据与方法设计 |
| 5.3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4 内生性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市场化进程对OFDI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6.1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与OFDI的特征事实 |
| 6.2 模型、数据与方法设计 |
| 6.3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4 内生性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
| 7 市场化转型与OFDI案例研究:以浙江为例 |
| 7.1 浙江市场化转型路径 |
| 7.2 浙江市场化转型与OFDI互动特征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政府管制概况 |
| 二、构建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模型 |
| 1. 模型构建条件设定 |
| 2. 最优路径选择 |
| 三、分析与启示 |
| 四、总结 |
（3）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制度变迁一般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
| (一) 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 |
| (二) 制度变迁一般性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应用 |
| 三、产权管制放松、分权化经济转轨与农地产权改革的中国经验 |
| (一) 中国财政分权与体制转轨中的管制放松逻辑 |
| (二) 从中国农业制度变革经验证据到产权管制放松理论范式 |
| 四、制度变迁经济学的困惑、批判与反思 |
（4）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同属管辖交易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框架 |
|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意义与贡献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可能的贡献与创新 |
| 2 资产剥离与财政分权理论：文献综述 |
| 2.1 资产剥离的主流理论 |
| 2.1.1 公司财务理论视角的资产剥离 |
| 2.1.2 企业理论视角的资产剥离 |
| 2.2 资产剥离动因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2.2 国内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3 资产剥离绩效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3.2 国内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3.3 对中外文献研究结论的基本评论与分析 |
| 2.4 财政分权理论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4.1 国外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4.2 国内的相关研究及经验证据 |
| 2.5 本章小结 |
| 3 政府干预、财政分权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 |
| 3.1 转轨经济与政府干预 |
| 3.1.1 中国转型经济特点 |
| 3.1.2 政府干预：基于政治经济互动视角的分析 |
| 3.2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干预 |
| 3.2.1 财政分权理论的缘起与发展 |
| 3.2.2 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与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 |
| 3.3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上市公司资产剥离 |
| 3.3.1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影响 |
| 3.3.2 分权制下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同属管辖交易行为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1 国有产权与公司行为 |
| 4.1.2 产权、地方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 |
| 4.2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分类描述统计：基于交易特征角度的分析 |
| 4.2.1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总体特征 |
| 4.2.2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总量与结构特征 |
| 4.2.3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时间特征 |
| 4.2.4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财务特征 |
| 4.3 样本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3.1 样本选择 |
| 4.3.2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资产剥离同属交易与非同属交易财务指标的比较 |
| 4.4.2 描述性统计及各变量之间的组间比较分析 |
| 4.4.3 多元回归结果及解释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市场反应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样本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事件窗口期的确定 |
| 5.2.3 事件研究的模型选择及变量的度量 |
| 5.2.4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资产剥离交易宣告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总体影响 |
| 5.3.2 资产剥离同属管辖交易与非同属管辖交易宣告效应的组间比较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4 多元回归结果及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财务绩效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1.1 市场化进程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绩效 |
| 6.1.2 市场化进程、同属管辖交易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绩效 |
| 6.1.3 市场化进程、产权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绩效 |
| 6.2 样本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不同特征下资产剥离前后绩效变化的分组比较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多元回归结果及解释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局限性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经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行政垄断的内涵与外延 |
| 1.2.1 行政垄断的起源与定义 |
| 1.2.2 行政垄断的分类 |
| 1.2.3 行政垄断的"二元性" |
| 1.2.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文献回顾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新中国行政垄断的制度变迁与现状特征 |
| 2.1 制度变迁模型 |
| 2.2 新中国行政垄断的制度变迁 |
| 2.2.1 第一阶段制度变迁:1949-1951年 |
| 2.2.2 行政垄断制度的初步形成 |
| 2.2.3 第二阶段制度变迁:1952-1955年 |
| 2.2.4 第三阶段制度变迁:1956-1978年 |
| 2.2.5 第四阶段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的渐进转轨 |
| 2.2.6 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制度的现状 |
| 2.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的行政垄断制度改革差异 |
| 2.4 行政垄断与国有经济、市场经济 |
| 2.5 小结 |
| 3 行政垄断对产业经济与市场结构的影响 |
| 3.1 行政垄断与自由竞争 |
| 3.1.1 行政垄断的模型设定方法 |
| 3.1.2 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自由竞争之基本特征 |
| 3.2 理论模型 |
| 3.2.1 需求方 |
| 3.2.2 技术模仿企业 |
| 3.2.3 技术领导企业的长期收益 |
| 3.2.4 考察自由竞争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 |
| 3.2.5 均衡求解 |
| 3.3 行政垄断的经济绩效 |
| 3.3.1 参数赋值与基本运算结果 |
| 3.3.2 行政垄断与产业生命周期 |
| 3.3.3 行政垄断与价格、利润 |
| 3.3.4 行政垄断与社会福利 |
| 3.3.5 行政垄断与创新 |
| 3.3.6 行政垄断、社会福利与市场结构 |
| 3.3.7 行政垄断、创新与市场结构:熊彼特假说的理论分析 |
| 3.4 模型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 |
| 3.5 小结 |
| 4 行政垄断与市场结构:一个实证检验 |
| 4.1 实证研究回顾 |
| 4.2 数据处理与变量分析 |
| 4.2.1 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测度 |
| 4.2.2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
| 4.2.3 国有经济比重与行业性行政垄断 |
| 4.3 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
| 4.3.1 基础计量模型 |
| 4.3.2 产业分组及回归结果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小结 |
| 5 行政垄断对宏观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影响 |
| 5.1 行政垄断干预下的FDI |
| 5.2 FDI行政垄断模型 |
| 5.2.1 需求方的效用最大化 |
| 5.2.2 供给方的生产最优化 |
| 5.2.3 政府决策 |
| 5.2.4 求解模型 |
| 5.3 行政垄断的宏观经济绩效 |
| 5.3.1 FDI行政垄断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
| 5.3.2 FDI行政垄断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
| 5.4 小结 |
| 6 行政垄断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6.1 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与内生性问题 |
| 6.1.1 实证研究回顾 |
| 6.1.2 地区性行政垄断成因Ⅰ:地方官员的政绩激励 |
| 6.1.3 地区性行政垄断成因Ⅱ:地方官员的经济激励 |
| 6.1.4 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内生性问题 |
| 6.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测度 |
| 6.2.2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
| 6.2.3 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面板模型的选择 |
| 6.3.2 工具变量选择与内生性检验 |
| 6.3.3 行政垄断的区域经济绩效 |
| 6.4 小结 |
| 7 行政垄断内涵的再讨论:限制竞争与行政权力 |
| 7.1 行政垄断与市场竞争 |
| 7.2 行政垄断与行政权力 |
| 7.2.1 需要监督的行政权力:行政垄断权力 |
| 7.2.2 转轨时期的行政垄断权力运行机制及其监督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最优出口退税率计算 |
| 附录2 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垄断权力监督 |
| 附录3 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法》与"行政司法权" |
| 附录4 新中国行政垄断制度演化的大事年表 |
| 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教育与工作经历 |
| 后记 |
（6）制度环境、银根紧缩与信贷资金配置（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模型和变量设计 |
| (二) 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 货币政策、产权性质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 |
| (二) 金融环境、银根紧缩、产权性质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 |
| (三) 进一步检验:对“信贷歧视”原因的检验 |
| (三) 稳健性检验 |
| 四、结论 |
（7）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研究 |
| 1. 内部治理 |
| 2. 外部治理机制 |
| 3. 公司治理评价的动态优化与调整 |
| 4. 针对转型经济或新兴市场的研究引发广泛关注 |
| 5.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机构及其治理风险研究方兴未艾 |
| 二、中国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与提炼 |
| 1. 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综述 |
| 2. 中国式公司治理理论提炼: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 |
| 3.“专刊”文献综述及其理论支撑 |
|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
（8）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自然垄断 |
| 1.2.2 产业 |
| 1.2.3 自然垄断产业 |
| 1.2.4 市场结构 |
| 1.2.5 多元化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与文献评述 |
| 2.1 产业组织理论与自然垄断产业发展 |
| 2.1.1 马歇尔冲突 |
| 2.1.2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 |
| 2.1.3 有效竞争理论 |
| 2.1.4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1.5 规制俘获理论 |
| 2.2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问题研究 |
| 2.2.1 制度变革与自然垄断产业发展 |
| 2.2.2 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的市场结构多元化塑造 |
| 2.3 简要评述 |
| 3 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终结与市场结构多元化重构 |
| 3.1 "一元化悖论"与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终结 |
| 3.1.1 自然垄断产业:一元市场结构 |
| 3.1.2 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一元化悖论" |
| 3.1.3 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终结 |
| 3.2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重构的可能性 |
| 3.2.1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变革的可能性 |
| 3.2.2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演进 |
| 3.3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变革的合理性 |
| 3.3.1 前提假设 |
| 3.3.2 自然垄断市场结构下的价格、产出与社会福利水平 |
| 3.3.3 多元化市场结构下的价格、产出与社会福利水平 |
| 3.3.4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重构的合理性分析 |
| 3.3.5 结论 |
| 3.4 自然垄断产业多元化的途径与市场结构重构模式 |
| 3.4.1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变革的途径 |
| 3.4.2 自然垄断产业多元化市场结构重构模式 |
| 3.5 本章小结 |
| 4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演进与多元化极限 |
| 4.1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演进模式:"楔形市场进入" |
| 4.1.1 理性状态下的自然垄断产业"楔形市场进入" |
| 4.1.2 "楔形市场进入"模式下的市场进入策略与时机 |
| 4.2 制度变革与自然垄断产业"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 |
| 4.2.1 自然垄断产业"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的基本准则 |
| 4.2.2 制度调整与市场结构多元化的有效性 |
| 4.2.3 自然垄断产业"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 |
| 4.3 基于博弈视角的自然垄断产业多元化极限与厂商数量调整 |
| 4.3.1 寡头厂商的市场竞争行动策略与多元化极限确定原则 |
| 4.3.2 纯寡头市场厂商独立行动下的多元化极限与厂商数量调整 |
| 4.4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5 电力产业市场结构演进: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实践 |
| 5.1 经验与教训:发达国家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 |
| 5.1.1 英国电力产业市场化:成功的正面典型 |
| 5.1.2 美国电力市场重组:失败与成功并存 |
| 5.1.3 经验与启示 |
| 5.2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重组 |
| 5.2.1 中国电力产业发展历程与改革方向 |
| 5.2.2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重塑 |
| 5.2.3 中国电力产业发电侧市场结构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电力产业的"低效"市场结构多元化 |
| 6.1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效果 |
| 6.1.1 中国电力产业的总体发展 |
| 6.1.2 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绩效 |
| 6.1.3 中国电力产业的制度错位 |
| 6.2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中的利益集团博弈陷阱 |
| 6.2.1 中国电力产业的利益集团博弈陷阱 |
| 6.2.2 完全信息下的自然垄断产业利益集团两阶段动态博弈 |
| 6.2.3 动态博弈分析:自然垄断产业利益集团博弈陷阱 |
| 6.3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的有效性评判与政策建议 |
| 6.3.1 中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变革的有效性评判 |
| 6.3.2 政策建议:中国电力产业"有效"市场结构多元化 |
| 6.4 本章小结 |
| 7 简要总结与研究展望 |
| 7.1 简要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从“平行推进”模型到制度改革NK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生物演化NK模型与制度改革NK模型 |
| (一)考夫曼的生物演化NK模型 |
| (二)制度改革研究对生物演化NK模型的借鉴 |
| (三)制度改革NK模型 |
| 三、“平行推进”模型与制度改革NK模型 |
| (一)制度改革具有不确定的自发演化特征 |
| (二)“平行推进”模型中潜藏的最优路径不合理 |
| (三)应区分“平行推进”的不同模式及其绩效 |
（10）中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与机制设计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视角与技术路线 |
| 1.4 结构安排及创新之处 |
| 2. 放松规制动因及我国特殊性 |
| 2.1 世界各国放松规制的动因 |
| 2.2 发达国家放松规制的历程及效果 |
| 2.3 我国垄断产业规制的特点及效果 |
| 2.4 我国放松规制改革的特殊性与层次性 |
| 3. 放松规制对国家经济影响分析 |
| 3.1 放松规制对短期经济增长影响动态优化分析 |
| 3.2 放松规制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博弈分析 |
| 3.3 小结 |
| 4. 放松规制对规制机构利益影响博弈分析 |
| 4.1 规制机构与放松规制 |
| 4.2 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
| 4.3 模型分析 |
| 4.4 小结 |
| 5. 放松规制对垄断企业影响博弈分析 |
| 5.1 垄断企业租金、员工工资福利水平的现状 |
| 5.2 垄断企业高租金产生的博弈分析 |
| 5.3 垄断企业高工资福利水平形成的博弈分析 |
| 5.4 放松规制对垄断企业的影响 |
| 5.5 小结 |
| 6. 放松规制对消费者影响博弈分析 |
| 6.1 消费者福利与普遍服务 |
| 6.2 低成本地区放松规制对消费者福利影响博弈分析 |
| 6.3 高成本地区放松规制对消费者福利影响博弈分析 |
| 6.4 小结 |
| 7. 放松规制机制设计研究 |
| 7.1 各利益主体对放松规制改革的策略性反应及其博弈均衡 |
| 7.2 放松规制改革推动者选择 |
| 7.3 放松规制改革战略选择 |
| 7.4 放松规制改革时机选择与时序设计 |
| 7.5 小结 |
| 8.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后记 |
| 详细摘要 |
四、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论文参考文献）
- [1]市场化转型与中国OFDI研究[D]. 罗翊. 江西财经大学, 2016(01)
- [2]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J]. 陆兴华,李嘉豪. 商场现代化, 2014(16)
- [3]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J]. 何一鸣,罗必良. 当代财经, 2012(03)
- [4]上市公司资产剥离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同属管辖交易的分析[D]. 徐虹. 南京大学, 2011(11)
- [5]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的经济绩效研究[D]. 陈林. 暨南大学, 2011(09)
- [6]制度环境、银根紧缩与信贷资金配置[J]. 连立帅. 金融与经济, 2011(03)
- [7]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J]. 李维安,邱艾超,牛建波,徐业坤. 南开管理评论, 2010(06)
- [8]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多元化演进研究[D]. 张凤兵. 山东大学, 2010(09)
- [9]从“平行推进”模型到制度改革NK模型[J]. 林丹.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2)
- [10]中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与机制设计博弈研究[D]. 范合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