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论文文献综述)
王舒缘[1](2021)在《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辟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长征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留下了值得后人永远铭记、永远珍惜的脚印。苦难辉煌,在厚重的长征画卷中,有着这样一幅常为史学界提及同时又易为人们忽略了的斗争画卷——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针锋相对揭露、批驳和回击反动势力极尽所能无中生有造谣污蔑红军的斗争历程。进一步探赜、收集、整理已有的或未被发现的或易被忽略的史实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实证分析研究,不仅有益于对那些歪曲历史、虚构事实、虚化价值的谣言及行为在学理上予以彻底的批判和纠正,而且有益于不断提高我们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各种谣言的政治敏锐性和批判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提高自觉抵制各种谣言的侵蚀、干扰和危害的能力及免疫力,是我们自觉扞卫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能量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必然要求。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对长征时期反共谣言的内容、危害、散播原因,红军辟谣方法及长征时期中共辟谣工作胜利启示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浩瀚的史诗般的长征,难以做到对中国共产党在漫漫征途中面对种种谣言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史实进行全面详尽的收集整理,为此,本文把梳理、收集、整理长征时期反共谣言相关史实的视角主要集中于针对红军及其领导人的谣言,而对针对长征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谣言的收集、整理还未有所涉及,期以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文章将按“理论阐述及辨析-史实材料考证索引-成因分析-应对方法探讨—经验启示与借鉴”的逻辑思路行文,以求有所成果。事实证明,党在长征时期的辟谣工作处处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以“行胜于言”的身体力行并始终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远见卓识,深入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辟谣研究,有利于提高我们应对内外敌对势力各种谣言的判断力、定心力,为今天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打赢及治理各种谣言的现实斗争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借鉴和经验总结。
张慧儒[2](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指出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贾一村[3](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认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李想[4](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黄春森[5](2020)在《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发展轨迹》文中研究表明
阿尔孜姑丽·阿力木[6](2020)在《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儿》;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情缘》》文中指出
肖玉军[7](2020)在《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生命就是幸福》》文中研究说明
孟冰寒[8](2020)在《列宁妥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首次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大胆探索并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未曾出现的社会主义新问题,形成了列宁妥协思想。列宁妥协思想贯穿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整个时期,是一笔丰厚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内容丰富,涵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多个环节,对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如何相处的问题列宁提出了许多精辟论点和重要论述。妥协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列宁妥协思想不仅可以理解妥协思想的实质,更能从列宁妥协思想实施的前后过程及结果得出妥协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首先侧重于由历史的角度探讨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列宁妥协思想是应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而产生,是应俄国与欧洲大国外交局势的回应,是俄国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客观需求,是俄国社会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列宁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这一阶段欧洲各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俄国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不可避免的卷入欧洲与亚洲战场,国内外矛盾分外复杂,不同的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俄国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以及俄国社会政治传统为列宁提供了参考,列宁辩证地吸收了上述思想的精髓,整合形成了适合俄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妥协思想。俄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促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俄国的工人运动愈加高涨与复杂,列宁妥协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工人运动将如何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将如何进行,各种思潮如雪涌般冲击着俄国各阶层,列宁妥协思想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需求。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分为探索期、形成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为批判民粹派关于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而于1893年完成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可以视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开端。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前,列宁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俄国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跨度里,俄国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革命运动的初期,妥协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怎么区分不同的妥协,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就极为重要。列宁在多次革命实践中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认真分析经验教训,认为俄国革命需要学会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动进攻,也要认识到在不利形势下有组织的退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利用妥协,保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最艰难的历史关头中不断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列宁妥协思想的探索阶段。从1917年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是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阶段。当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作为国力孱弱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如何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列宁以这些问题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妥协思想,论证了妥协的必要性与客观性,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对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如何改变苏维埃俄国窘迫的经济状况成为当务之急。长期战争造成了俄国生产水平大幅倒退,粮食与日常生活必需品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而在战争结束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暴动,造成国家的混乱。但在当时的思想觉悟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如果向农民妥协,实行固定的粮食税,恢复农民自由处理余粮的政策就意味着商品交换原则的恢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倒退,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列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工作,使退却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苏维埃俄国退却工作的原则与内容,提出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从而对列宁妥协思想作出了重大的深化发展。随着列宁妥协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列宁在妥协思想的形成了丰富的基本内容,涉及包括经济、政治及外交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在恢复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列宁在土地政策上由土地国有化向土地社会化的转变,认为要“善于同中农的妥协”,由“剥夺剥夺者”退到组织“计算和监督”以及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退却”。俄共(布)要想成功掌握和巩固政权除了依靠无产阶级外,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阶层、阶级的关系。因此在内政上如何尽可能的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对俄共(布)巩固执政基础来说意义重大。此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只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来完成,俄共(布)必须团结和吸收其他阶层力量,将摇摆不定的“过渡阶层”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明资本家、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少数民族在内其他阶层作适当的妥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外交的主要思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方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列宁此时的妥协思想不仅适应了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外交实践的需要,也为后期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因为列宁的妥协思想涵盖了有关政治、经济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内涵丰富并且完整的学说体系,针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随着列宁的逝世,苏联的国家政策逐渐舍弃了列宁制定的线路,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逐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继承并发展列宁的相关思想,推动统一战线,争取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终胜利。推进两制关系的发展新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新方向,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斗争模式,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列宁妥协思想虽然形成于20世纪,但是其中包含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罗琳[9](2020)在《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次翻译实践基于笔者已经出版的三部英译汉译着撰写而成,分别为《燃烧的主世界》、《神秘的宝箱》以及《斯特兰德庄园》。三部译着均为文学着作,情节跌宕起伏,文笔细腻文雅,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笔者作为这三部译着的独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具有普适性的互文性文学翻译策略,故本翻译报告将以此三部译着为分析对象,以期深入阐明翻译心得和经验,为文学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燃烧的主世界》(原名Overworld in Flames)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马克·谢弗顿(Mark Cheverton)2018年出版的童书,书中描绘了游戏骑士999及其同伴穿越进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与潜在的敌人斗智斗勇,于熊熊火海中拯救整个主世界的热血故事,是向儿童展现勇气、团结与智慧的范本。《神秘的宝箱》(原名Hidden in the Chest)是美国着名童书作家温特·摩根(Winter Morgan)的畅销作品,书中讲述了史蒂夫一行人意外发掘了隐藏着黑暗秘密的宝箱,释放出邪恶魔力,让各地备受牵连,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压制并消灭这些宝箱的历险故事,是国内少见的儿童猎奇题材。《斯特兰德庄园》(原名Tell Me You’re Mine)是英裔瑞典作家伊丽莎白·诺尔贝克(Elisabeth Noreb?ck)的畅销悬疑小说,该书围绕着一件一岁女婴失踪案展开,描绘了在女婴伊莎贝尔长大后,生母斯特拉和拐走她的养母克斯廷相遇、揭穿和纠缠之间的爱恨情仇,书中悬念迭起,疑雾重重,却也不乏温情叙述,实属一部悬疑佳作。在阅读分析原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比比皆是,故于翻译伊始,便选择了互文性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翻译工作完成后,笔者根据前人的智慧及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了适用于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及策略。在本报告中,笔者首先简要描述翻译实践的基本情况、前期准备、翻译过程及后期校对;然后,剖析了三部译作中出现的互文性翻译表征;接着,对文学翻译、互文性与文学、互文性与文学翻译三者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笔者对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的总结;基于该模式与原则,笔者结合四种普适于文学翻译、一种适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翻译策略,对三部译作中具有互文性特征的翻译进行配对分析。本报告虽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力证了互文性策略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推动互文性与文学翻译的结合。经探究,笔者参照N.Fairclough(1992)对互文性的分类,将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列入明显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两类。其中,明显互文性总结为反讽、否定、仿拟和预设;篇际互文性则立足于武建国(2010)的研究结论,依次分为融合型篇际互文性、镶嵌型篇际互文性、转换型篇际互文性和链接型篇际互文性。虽然文中的互文表征并非所有都能各得其所,但大部分都充分契合各大类别,进而推动笔者探索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四足鼎立的互文空间,衍射出文学翻译过程中基于互文性发生的“文学神韵”和“文学意象”的对等演变,并总结出重组、强化、模仿、增补和通俗化五种互文性翻译策略。准确贴切地还原文学着作中的互文性对译者提出了极高要求,除译者必备的专业素养外,有的放矢的互文翻译策略更能事半功倍地精进译文。本报告表明,互文性是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文学翻译的话语分析理论。笔者提出的文学翻译互文性原则有助于译者精准地挖掘出原文中的互文性表征,并通过重组、强化、模仿、增补、通俗化五种策略完善贴切地重现文学着作中的神韵和意象。笔者希望通过本报告可以合理地总结文学翻译中互文性表征的处理策略,并为其他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李向格[10](2019)在《“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文中认为大和战舰是日本帝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建造的巨型战舰,1941年建成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美军战机击沉。战后,“大和战舰”被历史文本、文学文本以及各种艺术媒介多方讲述,在战后七十余年里,形成了关于“大和战舰”的话语系列。本论文重点考察了日本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变历程。首先还原历史叙述中的大和战舰,其次,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和战舰”话语方式,对以大和战舰为主题的跨越小说、漫画、动画片、电影等多种媒介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读。通过细查这些貌似盘根错节的互文性文本修辞,发现其间的话语范式,分析这些话语范式对日本人的情感倾向与国民记忆的影响,进而揭示在这一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潜藏于话语构建背后的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知。本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大和战舰”。由“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大和战舰参战始末”两部分构成。该部分通过对日本近代海军史的回顾,追寻大和战舰相关的历史真相。第二章,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初现”(1945-1973)。由“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三部分构成。将小说、电影等媒介中的“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45-1973年,在这一时期的不同话语范畴中呈现的是“大和战舰”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中的大和战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和战舰的幸存者以及参与大和战舰的设计者对“大和战舰”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二次构建,形成了两种表述形态:悲情英雄主义的“大和”和代表先进技术的“大和”。“大和战舰”的书写由文本走向荧幕,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大和战舰”的悲剧性结尾随着电影的热映被更多人了解的同时,荧幕上的“威武”的大和战舰也成为“国民热血沸腾的材料”。第三章,“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生”(1974-2000)。由“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三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74-2000年,划分标准是自《宇宙战舰大和号》系列出现伊始,“大和战舰”脱离现实,走向科幻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大和战舰”逐渐脱离历史文脉,或化身“宇宙战舰”遨游太空,或“穿越”历史重述战争,在早期的“大和战舰”话语基础上不断“衍生”。第一部以大和战舰为题材的小说《大和战舰的末日》历经数次改稿,但其最初版本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见于世,围绕改稿问题的争论及其历史动因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要点。第四章,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扭曲”(2001-2019)。由“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及“‘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四个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2005年以后,划分标准是进入新世纪后多种媒介特别是博物馆媒介等的介入令“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愈发多元、表达的价值观愈发扭曲。这一时期随着报纸、期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游戏等媒体的强势介入,“大和战舰”反复被重写成小说、电影、电视、动漫、漫画和游戏,在这一“热潮”中,“大和战舰”话语衍变愈发多元与复杂。第五章,“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由“‘大和战舰’话语作为‘集体文本’”、“‘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及“‘大和战舰’的记忆功能与历史认知构建”三部分构成。将围绕“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视为“集体文本”,分析其叙事选择与叙事原则,从集体记忆的存储与重构功能出发,解读在其反复讲述中呈现的日本国民战争认知的生成与变迁。大和战舰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被文化符码化后转化为潜在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同时多媒介的强势介入推动了其形象的衍变。通过对“大和战舰”话语修辞衍变的解读,寻觅日本战争文学、战争记忆的历史轨迹。七十余年来在作家与读者、评论者的积极参与下,“大和战舰”物语不断被再生产和转化,被赋予“神风大和”、“昭和时代的平家物语”、“技术大和”、“战后败北的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观的大和”等多元意义属性,进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为民众“自然”接受。“记忆”立足“现在”再造“过去”,并以此为基础面向未来,“遗忘”与“回忆”均源自当今行动主体面向未来的志向,因此,“国民记忆”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过程为我们展示了“大和战舰”内化为日本国民记忆的漫长过程,然而,潜伏于其中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无意识能量无疑是巨大和恐怖的,时常为战后扭曲的战争观念与错误的历史认知推波助澜。
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论文提纲范文)
(1)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辟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1.文献资料分析法 |
2.比较分析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1.研究的创新点 |
2.研究的不足 |
一、谣言与辟谣阐析 |
(一)谣言 |
1.谣言的含义 |
2.谣言的典型特征 |
(二)辟谣 |
1.透过谣言现象看清谣言本质 |
2.“谣言公式”对辟谣的启示 |
(三)谣言与辟谣的关系分析 |
1.谣言是辟谣的前提和基础 |
2.辟谣是澄清事实以反击谣言 |
3.谣言与辟谣相互依存 |
二、长征时期反共谣言的内容及主要危害 |
(一)长征时期反共谣言的内容 |
1.政治谣言 |
2.社会生活谣言 |
3.军事谣言 |
(二)长征时期反共谣言的主要危害 |
1.欺骗民众使之躲避甚至阻击红军 |
2.损害红军形象破坏党群关系 |
3.瓦解动摇红军的理想信念 |
4.破坏革命团结和革命斗争 |
三、长征时期反共谣言散播的原因及红军辟谣方法分析 |
(一)长征时期反共谣言散播的原因 |
1.国民党反动势力阶级利益的驱动 |
2.国民党反动势力对红军心存忌惮 |
3.红军转战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 |
4.极端化内容引发民众恐慌刺激散播 |
(二)长征时期红军辟谣方法分析 |
1.牢固树立理想信念 |
2.强化严明部队纪律 |
3.善用摆事实讲道理 |
4.丰富创新宣传手段 |
四、长征时期中共辟谣工作的作用及启示 |
(一)辟谣工作的作用 |
1.还原真相扞卫红军形象 |
2.感召群众壮大革命队伍 |
3.提升民众辨识谣言的素质 |
4.粉碎谣言争夺话语权 |
(二)辟谣工作的启示 |
1.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是基础 |
2.遵循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根本 |
3.坚持实事求是是做好辟谣工作的重要原则 |
4.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举措是关键 |
5.加强红军队伍和民众辨识谣言的能力是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一)史料部分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三)国内研究状况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一)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一章 从历史形象到文化形象——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的历史与理论溯源 |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英雄之路 |
第二节 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两个面向 |
一、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积极因素 |
二、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争议因素 |
第三节 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理论溯源 |
一、历史文本与文化文本——一个新历史主义的视角 |
二、作为文化符号的成吉思汗——文化符号学的启示 |
三、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与“他者” |
四、英雄的神性与人性——成吉思汗形象及文学体裁的变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第一节 史诗、史传与长篇小说——蒙古叙事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一、蒙古民族的叙事史诗——《蒙古秘史》 |
二、史传文学的典范——17、18 世纪蒙古历史文学作品 |
三、蒙古叙事的集大成者——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义》 |
第二节 “异国形象”的变迁——国外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一、西方作品中的“东方想象”——20 世纪以前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 |
二、形象学的“憎恶”模式——瓦西里·扬的《成吉思汗》 |
三、英雄的心灵成长史——井上靖的《苍狼》 |
第三节 从“宏大叙事”到多元叙事——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一、“宏大叙事”与完美形象——20 世纪80-90 年代初小说中的成吉思汗 |
二、“微观叙事”与多元视角——包丽英的《成吉思汗》 |
三、多声部叙事与生态书写——听冉平讲《蒙古往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第一节 国外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一、“新历史”纪录片——BBC纪录片《成吉思汗》 |
二、跨文化碰撞中的英雄成长史——《蒙古王》中的成吉思汗 |
第二节 国内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一、作为“他者”的母亲与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
二、成吉思汗形象的全景呈现——电视剧《成吉思汗》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成吉思汗陵祭祀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 |
第一节 成吉思汗陵祭祀 |
一、英雄的陨落 |
二、成吉思汗陵祭祀的历史与现在 |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 |
一、成吉思汗主题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
二、成吉思汗主题文化旅游策略分析 |
本章小结 |
结论——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参考文献 |
附录 ——对约翰·曼的访谈 |
英文原文 |
汉语译文 |
致谢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依据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3.研究方法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5.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4.3.1.1 以我为主 |
4.3.1.2 坚守底线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4.3.2.1 内外有别 |
4.3.2.2 有的放矢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4.3.3.1 群策群力 |
4.3.3.2 统筹全局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结束语 |
1.内容与结论 |
2.研究创新点 |
3.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1.物质文化空缺 |
2.制度文化空缺 |
3.精神文化空缺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小结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小结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小结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小结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小结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6)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儿》;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情缘》(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一、语料介绍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儿》介绍 |
(二)维译汉 |
1.《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介绍 |
2.《情缘》介绍 |
二、译文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儿》译文 |
(二)维译汉 |
1.《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译文 |
2.《情缘》译文 |
三、原文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儿》原文 |
(二)维译汉 |
1.《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原文 |
2.《情缘》原文 |
结语 |
(7)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生命就是幸福》(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一、语料介绍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内容介绍 |
(二)维译汉 |
1.《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内容介绍 |
2.《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内容介绍 |
3.《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内容介绍 |
4.《生命就是幸福》内容介绍 |
二、译文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译文 |
(二)维译汉 |
1.《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译文 |
2.《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译文 |
3.《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译文 |
4.《生命就是幸福》译文 |
三、原文 |
(一)汉译维 |
1.《明朝那些事》原文 |
(二)维译汉 |
1.《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原文 |
2.《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原文 |
3.《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原文 |
4.《生命就是幸福》原文 |
结语 |
(8)列宁妥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条件 |
一、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一) 激变的欧洲大国政治 |
(二) 改革与革命之间的俄国 |
(三) 俄国外交形势的变化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妥协思想 |
(二) 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 |
(三) 矛盾的俄国社会政治文化 |
三、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实践需求 |
(一) 厘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的需要 |
(二) 非常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 |
第二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进程 |
一、列宁妥协思想的初步探索 |
(一) 党的建设初期的妥协思想 |
(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妥协与斗争 |
(三) 首次提出辩证地分析妥协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发展 |
(一) 首次明确妥协的概念 |
(二) 对妥协进行进一步区分 |
(三) 建构妥协思想的体系 |
三、列宁妥协思想的成熟完善 |
(一) 过渡时期的两次退却 |
(二) 及时停止退却 |
第三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经济建设中的妥协 |
(一) 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转变 |
(二) 中农政策的转变 |
(三) 工作形式的转变 |
(四) 新经济政策的退却 |
二、政治联盟中的妥协 |
(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 |
(二) 苏维埃政府对文明资本家的妥协 |
(三) 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妥协 |
(四) 苏维埃政府对被压迫民族的妥协 |
三、外交政策中的妥协 |
(一)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与机遇 |
(二) 保障“两制”和平共处 |
(三) 《布列斯特和约》的性质 |
(四) 反对“革命空谈” |
(五) 驳斥“左派”幼稚病 |
第四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一、妥协思想的评价 |
(一) 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
(二)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妥协理论 |
(三) 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基础 |
(四) 妥协思想的局限性 |
二、妥协思想的启示 |
(一) 坚持发展完善党的统一战线 |
(二) 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新发展 |
(三) 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斗争的新方向 |
(四)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Chapter One An Overview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1.1 Introduction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s |
1.2.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s |
1.2.2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
1.3 Purposes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1.4 Structure of the translation report |
Chapter Two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2.1 Introduction |
2.2 Translation tools selected |
2.3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
2.4 Translation plans established |
2.5 Summary |
Chapter Three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
3.1 Introduction |
3.2 Comprehending the source texts |
3.3 Organizing the language of the target texts |
3.4 Proofreading the target texts |
3.5 Summary |
Chapter Four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4.1 Introduction |
4.2 Notes on intertextuality |
4.3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
4.3.1 Irony |
4.3.2 Negation |
4.3.3 Parody |
4.3.4 Presupposition |
4.4 Interdiscursivity |
4.4.1 Blended interdiscursivity |
4.4.2 Embedded interdiscursivity |
4.4.3 Switched interdiscursivity |
4.4.4 Chained interdiscursivity |
4.5 Summary |
Chapter Five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5.1 Introduction |
5.2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literary translation |
5.2.1 Previous 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5.2.2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ture |
5.2.3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5.3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5.4 The intertextual principl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5.5 Summary |
Chapter Six The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6.1 Introduction |
6.2 Realignment |
6.3 Enhancement |
6.4 Imitation |
6.5 Supplementation |
6.6 Popularization |
6.7 Summary |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
7.1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
7.2 Limitations |
7.3 Suggestions |
References |
Appendixes Source Texts and Target Texts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Acknowledgements |
附件 |
(10)“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一)“大和战舰”相关的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
(二)“大和战舰”相关的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
(三)日本战争历史认知相关的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
(四)日本战争历史认知相关的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作为历史真相的“大和战舰” |
第一节 日本近代海军建设 |
一、从闭关锁国到“黑船事件” |
二、近代海军的创建 |
三、对外扩张 |
第二节 大和战舰参战始末 |
一、“大舰巨炮主义”与“舰队决战思想”的确立 |
二、大和战舰的设计与建造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和战舰 |
小结 |
第二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叙述范式之“初现”(1945-1973) |
第一节 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一、“悲情大和”话语讲述之缘起 |
二、“技术大和”话语讲述之缘起 |
第二节 “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一、“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 |
二、作为“技术立国之基础”的大和赞美论 |
三、“海军史观”之抬头 |
四、大荧幕中的非主角的“大和战舰” |
第三节 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一、“自发特攻”的“大和战舰” |
二、“大和战舰”科幻物语之初作 |
三、儿童世界中“战记读物”热潮的批判与退潮 |
小结 |
第三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衍生”(1974-2000) |
第一节 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一、电视媒介中的“大和战舰” |
二、“技术大和”话语之强化 |
三、“正义大和”形象之构建 |
四、“悲剧大和”之重现与质疑 |
五、重回战争电影主角 |
第二节 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一、回归战场重新“开战”的“大和战舰” |
二、穿越未来时空的“超级战舰大和” |
第三节 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 |
一、文稿结尾部分之还原 |
二、江藤淳之“批判” |
三、加藤典洋之“辩白” |
小结 |
第四章 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扭曲”(2001-2019) |
第一节 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 |
一、博物馆成立始末 |
二、博物馆展品所构建的历史记忆 |
三、炫耀与受难并存的话语态度 |
第二节 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重构历史记忆 |
一、以“记忆传承”为目的的情节设置 |
二、被构建的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
三、“为守护而战”的战争逻辑传承 |
第三节 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在“日常”与“战争”之间 |
一、战争中的日常 |
二、日常中的战争 |
三、通过日常描写表现战争的可能性 |
第四节 “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 |
一、“重新起航”的“宇宙大和战舰号” |
二、假想战记中反复“战斗”的“大和战舰” |
三、拟人化的“大和战舰” |
小结 |
第五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 |
第一节 作为“集体文本”的“大和战舰”话语 |
一、何谓“集体文本” |
二、大和战舰言说何以成为日本的“集体文本” |
第二节 “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 |
一、“大和战舰”话语的文化原型 |
二、“大和”的科幻化言说——全球化语境下的宇宙“卫士” |
三、“大和”的技术化言说——日本人之“魂”的象征 |
第三节 “大和战舰”话语的历史构建功能 |
一、集体记忆的存储与建构 |
二、“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论文参考文献)
- [1]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辟谣研究[D]. 王舒缘.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5]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发展轨迹[D]. 黄春森. 湘潭大学, 2020
- [6]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儿》;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不忘初心,坚定四个意识,完成使命》、《情缘》[D]. 阿尔孜姑丽·阿力木. 新疆大学, 2020(07)
- [7]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明朝那些事》;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董希文及其经典作品《开国大典》、《浅谈我国妇女传统衣裳旗袍》、《新中国第一代女画家王叔晖》、《生命就是幸福》[D]. 肖玉军. 新疆大学, 2020(07)
- [8]列宁妥协思想研究[D]. 孟冰寒.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D]. 罗琳.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D]. 李向格.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