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晋茶叶贸易简史

一、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论文文献综述）

罗继岩^[1]（2021）在《金代禁榷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总结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的禁榷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金代的禁榷制度主要借鉴于唐、辽、宋三代,然而在真正的贯彻中又呈现出与历代不同的特点。在金以前的历代禁榷制度中多为盐铁并举,即盐、铁皆为禁榷商品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是金代的禁榷制度中仅以榷盐为主,铁的禁榷仅存在于金初的地方经济体系中,在海陵确立禁榷制度后,铁的禁榷已经不复存在;唐宋时期盛行的榷茶制度在金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官商合营的榷盐与榷铜制度中,以政府定价来保证政府收益、限制物价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属于其首创。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崛起之后积极汲取汉地的制度文化以之完善自己的统治,并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形成适应自己发展的制度,这是难能可贵的。本文第一章对学界关于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的管子“官山海”还是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存在的争议进行了考证,得出“官山海”在春秋时确实存在并得到贯彻的结论,由此确定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禁榷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从而梳理出金代以前禁榷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指出了不同时期诸政权采取禁榷制度的原因与目的。第二章在对金代禁榷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的论述中,指出在金初地方的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部分商品的政府专卖,但并未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制度,金代作为国家层面的禁榷制度确立于海陵时期。本章还就世宗至宣宗时期禁榷制度的变革以及变革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指出金朝中后期社会的动荡、政府财政的窘迫是促使金朝变革禁榷制度的重要原因。第三章对金代的榷盐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在官商合营的禁榷制度中,由政府制定禁榷商品的价格是金代的首创;同时还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存在着民族歧视因素。第四章对金代铜、铁等矿产资源的禁榷进行了论述,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铁的禁榷仅作为一种经济管理形式存在于金初,在《金史》所载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的榷货十目之外,金、银、铜、碱亦在禁榷范围之内,并对金、银、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分布进行了考证,同时分析了各类矿产资源禁榷的特点。第五章对金代关于生活物资类商品酒、茶、香、醋的禁榷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对酒、香的禁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章宗以后频繁调整禁榷制度是为了解决因动荡导致的国用不足问题。第六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金代禁榷制度的特点与影响进行了分析,把金代禁榷制度的基本特征呈现出来。结语部分对研究金代禁榷制度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本文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今后研究的方向作出简单的表述。

方旭^[2]（2020）在《宋夏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交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西北民族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也是西北民族大交往大融合的新时期。西夏的建立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因为在这一时期其与北宋王朝分庭抗礼,企图夺得中原地区的政治领导权,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西北一隅的党项依照汉文化的模式改造了自己,形成了独特的“外蕃内汉”的西夏文化格局,推进了党项民族封建化进程,为夏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后来宋夏冲突中,西夏保持着明显军事优势。论文梳理了北宋和西夏之间的民族交往,追忆两个民族王朝之间地缘政治演变,曲折地反映了西夏政权与中原政权势力的消长,也使我们认识到宋夏并存的二百余年里,战争并非这一时期夏宋交流的唯一方式,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其主流,“大一统”成为了宋夏时期文化伦理和历史意志,这是宋夏地缘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同时,宋夏文化交流推进西北边疆的开发,也使得中华文化凝聚力大大加强,通过对宋夏地缘政治的演变和文化交流的考察,对我们正确认识祖国西北古代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杨化冰^[3]（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指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许艳丽^[4]（2020）在《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西北部存在了190年之久。它作为有宋一代重要的力量,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历史,繁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北宋、辽、南宋、金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制衡作用,最终被蒙古大军的铁骑所灭。蒙古军队武力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文化变得朦胧而神秘。元朝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西夏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随着历史尘埃逐渐散失。透过元修《宋史》、《辽史》、《金史》等中关于西夏粗疏的记载,可以大略了解西夏的梗概,知其政局之演化、军事之纷争、各政权之往来。而反映西夏社会面貌、西夏社会学、西夏民俗学,西夏教育文化的记录却并不多见。河西走廊作为西夏的粮仓和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于西夏而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河西走廊地区统治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和文教事业的进步深受西夏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华大地得到广泛传播。儒学的传播因受各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形态、政权变化、文化习俗、风土民情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传播方式、学术流派与学风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就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传播的背景、方式、特点和影响进行研究。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途径多样,内容丰颖,对丰富和繁荣儒学具有重要意义。

柴玲玲^[5]（2019）在《北宋河北路交通与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交通建设在唐朝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北方地区主要形成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通向四周的交通网。而河北路作为连接宋辽两国的“中间地带”,其交通网络的发展对北宋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河北路的交通主要为水路和陆路两种类型。陆路交通方面:以河北路境内各个驿站为节点,在河北路境内形成东北向和西北向两条通往辽宋边境的驿路;水路交通方面:首先以御河为主线,连接开封与河北路之间由内地通往沿边的水路运输线;其次,围绕黄河、漳河、滹沱河等水系,在河北路境内形成的贯通东南西北的水路运输线。在宋辽对峙背景下,河北路水陆运输线对北宋沿边军粮供应、沿边屯田、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商品化、宋辽双方贸易、沿线州军城市的勃兴以及以河北路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方市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罗原^[6]（2019）在《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0-13世纪是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并交流频繁的时期,该时期的各民族交往一直是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古代民族的交往除了被记录于历史文献中,也会反映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形成图像的历史。近年来,涌现出不少运用图像资料探讨该时期民族交往问题的着作,但这些研究更多的还是将这些图像用于佐证观点、引出问题,而并非从图像的细节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探寻图像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最终回归对图像的解释。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梳理了研究现状,明确了相关概念、研究范围、可行性、创新点。指出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图像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论,勾勒出作品背后的民族交往历史。正文又分三个章节,以宋辽金绘画中与民族交往息息相关的图像资料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文姬归汉”题材在绘画作品中象征意义发生变化的原因、辽墓壁画中汉族人物形象出现频率与时间的联系、《五马图》中宋对茶马贸易对象的选择、辽墓壁画中“茶叶”元素出现时间的变化、金代岩山寺壁画茶饮图出现时间与金代禁茶令的关系、金代绘画中的“竹”现象、辽金番马画对南宋绘画中“倦马”形象的影响等内容,论证了中国10-13世纪的部分绘画的确记录和反映了宋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进一步指出,部分两宋辽金绘画象征意义、具体细节、新旧元素的改变,不仅是受宋与周边民族文化交往的影响,还受民族间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的影响,这些图像现象反映了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变化。两宋辽金绘画中的民族交往信息还论证了中国画的辉煌成就是各个民族共同铸就的,该时期的多元化发展和民族交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前期铺垫。本文以两宋辽金的绘画为经,以宋与周边民族交往为纬,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中国10-13世纪部分绘画中所反映出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历史。

杜雪飞^[7]（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吴晓玲^[8]（2019）在《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宋时期,北方先后面临着来自辽、西夏、金以及蒙元政权的威胁,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同时,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民族分布广泛、族群种类繁多,处理好与西南诸族的关系,对于稳固西南边疆、维护王朝统治至关重要。基于此,宋朝统治者更加注重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综合治理,实施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经济治理正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谓经济治理,不是治理经济,而是通过经济手段达成社会治理的目的。其中主要包括资源控制和经济控制两个方面,由此构成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的主要内容。本文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入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对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的具体内容进行结构性分析,以期对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做出总结。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学术史回顾、“经济治理”“西南民族地区”等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认为西南地区重山复岭、河流纵横的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散居分布的格局为经济治理策略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因素,将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按类型梳理为省地民族地区、羁縻州民族地区和“化外”民族地区三种类型。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的形成,北宋时期,“北进”政策受阻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几次动乱影响政权稳定两个因素促成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的形成;南宋时期,北方失守和西南地区战略、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推动了经济治理策略的发展。第四章主要阐述了资源控制的经济治理策略,包括对生活资料和军事经济资源的控制两节内容,其中,对生活资料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盐和茶的控制,以赏赐和贸易两种形式实现;对军事经济资源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马和金属矿产资源的控制,对马资源的控制主要以贸易的形式实现,对金属矿产资源的控制以垄断的方式实现。第五章主要阐述了经济控制的经济治理策略,包括经济优待和经济惩罚两节内容,其中,经济优待表现为赋税优待、贡赐优待以及其他优待三方面,经济惩罚包括止岁犒、绝互市和断朝贡三种形式。结语部分就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的效果、影响和特点进行了简单的归纳总结。总体而言,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治理策略是中央政府针对该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分布情况而采取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治理策略,充分利用了经济手段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效果显着。从时间上看,贯穿北宋和南宋的始终;从内容上看,包括资源控制策略和经济控制策略两大内容;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分为“控”“赏”“罚”三种形式,是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在经济层面的一种体系化的控制,实现了以经济手段治理西南诸族的效果。在稳固西南边疆局势、维护王朝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西南少数民族带来了直观有效的经济利益,是对唐朝西南治理策略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元明清王朝治理西南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李瑾文^[9]（2018）在《宋金时期西北吐蕃史事杂考 ——以卢甘、木波为中心》文中指出在宋金时期的文献中,“卢甘国”和“木波”被记载为前后相继、互不关联的两大吐蕃部落或超部落联盟,治宋金吐蕃史的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这两大部落势力或地方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卢甘”或“卢甘子”即后世的“朵甘思”,是藏文化中的地理名称,“木波”是木族之人的意思,指分布在“朵甘思”至“多思麻”地方的董族和木族。前者以地名称族,不够严谨,后者则以当地居统治地位的氏族称之,比较合理。这一解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卢甘”和“木波”的历史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州以南的藏区,外延却可以到达四川西界。

马旭俊^[10]（2017）在《金夏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金夏关系是金朝与西夏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夏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金与西夏这两个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以及12世纪中国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金夏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专题性质研究,重点考察金夏交聘制度与礼仪、金夏使节、金夏经济互动、其他政权对金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意义,对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类介绍,总结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阐明本文的基本思路、框架以及创新点。第一章金夏交聘制度与礼仪。研究发现夏崇宗李乾顺在金灭辽战争过程中,并非完全出于不忘辽夏“旧盟”和“甥舅”关系,而是适时根据辽金情势变化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抉择。金夏交聘制度与礼仪的沿革大致经历了草创时期、金熙宗完善时期以及金夏末期“新定夏使仪注”三个过程。其中,金夏交聘制度礼仪在金熙宗时期走向完善的背景原因主要有金宋关系的发展、金熙宗个人因素等,而金夏末期仅是名义上约为“兄弟之国”,并未改变金夏“君臣”关系的实质。金朝接待西夏使节的职能机构主要有:专门负责在疆界迎接西夏使节“三节人从”的接伴人员、专门负责接待进京外国使节的驿馆、专供使节暂时休息的馆舍燕宾馆（恩华馆）、在京城内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会同馆。最后指出,西夏出于保护经济、安全利益,维护自身尊严,确保使节队伍出使任务成功完成等目的,对使节的贸易活动、携带物品数量、言谈举止、礼物互赠、上下级关系、挑选人员等行为都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范。金夏交聘的礼仪主要有:接伴礼仪、送伴礼仪、馆伴礼仪、入见仪、曲宴仪、朝辞仪。大致而言,西夏使节的地位低于宋朝使节,与高丽使节相当。第二章金夏使节的群体考察。金夏使节大致可划分为两种:根据相关礼仪程式定期向对方派遣的常使、为了解决临时纠纷或商议重大事务的泛使。其中,常使主要有正旦使、生辰使、贺即位使等,泛使主要有报谕使、议和使、谢恩使等。金朝遣往西夏的使节以五品为主,低于其遣往宋朝的使节品阶（以正三品为主）,也没有严格地正副使之别,一般只有正使,大致与遣往高丽使节情况相当。金朝遣往西夏的使节出身背景主要有宗室、女真贵族、契丹降臣、汉臣。西夏遣往金朝的使节也多贵族、名臣,且特别重视使节个人材干。第三章金夏缘边叛服史事考。主要对金夏缘边叛服的吐蕃首领、契丹将领以及宋臣等相关史事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分析。归纳出影响金夏缘边叛服事件的因素主要有:金与西夏政治军事势力的消长引起的缘边叛服不常;金宋战争和金宋“天眷议和”引起的金夏缘边震动;金与西夏各自内政导致的叛服事件。指出这些缘边叛服事件不仅是金夏互动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视为是金夏之间,甚至金夏宋契丹间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晴雨表。第四章金与西夏经济交流。提出金夏交流的途径主要有:朝贡与回赐、会同馆贸易、榷场贸易以及都亭贸易四种。发现金朝输往西夏的主要物品是粮食、丝织品等,而西夏输往金朝的主要物品是珠玉、畜产品与毛织品等。金与西夏的经济交流如下几个特点:一、由于与南宋地理上隔绝,西夏对金朝的经济依赖性增强;二、西夏猖獗的青白盐“走私”在金朝时期得到遏制;三、金夏经济交流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南宋等地的“外来产品”。最后指出,金夏贸易在规模上远远不及宋夏和宋金贸易水平,这种贸易“盈缩”变化对西夏的内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章其他政权（民族）与金夏关系。提出西夏与耶律大石并没有实现“联合”反金。金宋战争时期,金与西夏在政治上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金朝总是表现地“出尔反尔”,但西夏仍在金朝主导的秩序之下,实现了疆域的最大化。南宋为了牵制金朝,一直试图与夏通好,却收效甚微。文章最后还提出西夏未曾向南宋派遣使者等新观点。结语主要是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之上,梳理出金夏关系的历史分期,并对金夏关系每一阶段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二、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论文提纲范文）

（1）金代禁榷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宋夏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北宋河北路交通与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金时期西北吐蕃史事杂考 ——以卢甘、木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金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论文参考文献）

• [1]金代禁榷制度研究[D]. 罗继岩. 吉林大学, 2021(01)
• [2]宋夏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交流研究[D]. 方旭.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4]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D]. 许艳丽.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北宋河北路交通与经济研究[D]. 柴玲玲. 云南大学, 2019(03)
• [6]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D]. 罗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
• [8]宋朝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策略研究[D]. 吴晓玲. 西南大学, 2019(12)
• [9]宋金时期西北吐蕃史事杂考 ——以卢甘、木波为中心[D]. 李瑾文.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金夏关系研究[D]. 马旭俊. 吉林大学,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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