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看明治维新与第十八次维新成败原因

一、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后德^[2]（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淑雅^[3]（2020）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宪治思想的接受及当下的反思》文中提出中国宪治思想的发端虽不能说是自日本宪治思想在晚清的传入开始,但日本宪治思想在晚清的传入的确对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日本宪治思想在晚清的传入,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进程。由知识界对日本宪治思想的接受并输出本土化成果,为中国宪法学打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影响至今。客观的重新看待那一段传入的历史,对继承发扬传统法律文化、增强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等,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宋宇宁^[4]（2019）在《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化的地方自治制度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是一项自普鲁士移植而来的“舶来品”,但却在近现代日本的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法治化与地方自治的相互关系来看,两者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当日本法治建设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时,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也能够得以顺利运行,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日本的法治建设处于倒退甚至彻底毁灭的状态下,那么其地方自治制度也伴随着法治化的挫折而形同虚设。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进入“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事件也恰好印证了这个事实。反过来,地方自治制度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也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地方自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力制衡”、“权利保障”、“依法行政”等理念,契合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为积极促进法治建设大有裨益。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这也更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近现代以来日本法治化何以建成。在日本法治化进程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地方自治制度与法治化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在近代史上日本面临第一次重大转型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法治建设为地方自治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明治政府在政治改革中采取了“废藩置县”的措施,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了近代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使得新政府的改革意志得以推行,从而打破原有的“幕藩”体制,建立起近代化的地方自治制度;其次,“明治维新”还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步近代化的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仿照普鲁士建立了近代化的“宪制”体制。这对于日本地方自治的建立至关重要;此外,明治政府还制定了相关的立法规范为地方自治的设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使得地方自治在法治框架下得以真正建立。从这一时期日本的地方自治的发展而言,在法治化的框架下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在于《町村制市制》及《府县制郡制》两部地方自治法典的颁布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展现在了世人眼前,成为了法治化的重要成果。从两部自治法典的主要内容来看,从机构设置到地方住民的权利义务以及对相关权力的监督及司法救济,堪称地方自治领域的“小宪法”。明治时期在地方自治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项全新的制度,而是为法治建设增添了更大的成果。从明治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的互动来看,双方呈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地方自治制度在推进“权力制约”、培养“法治公民”以及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治时期日本法治化的推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探究“明治维新”使日本成功走上法治化的原因,地方自治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被学界广泛称赞的“大正民主”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依然有着无法割裂的纽带。从地方自治角度分析这一时期日本法治化的进展,“大正民主”时代的“政党政治”不失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法治化所取得的一大历史性成果。对于地方自治而言,由于与法治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也对当时的地方自治的新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的重视使得各个地方自治在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有了更多的扩充;普选制的建立也对明治时期以财产决定选民资格的地方选举制度产生了革新等。大正时期“政党政治”的兴起为这一时期日本地方自治的诸多新变化奠定了改革的制度基础,使得日本地方自治在民主政治的洗礼下迈向了新的篇章。而“大正民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法治化的高速发展之下涌现出了更多的成果:首先,在“宪制”体制稳固的基础之下关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改革浪潮。以安井英二为代表的新内务官僚们提出了诸多的改革主张;其次,在地方自治的重要法律规范中,市町村制度迎来了重要的修订。在有关公民权利的扩张上取得了相比明治更大的进步;此外,町村自治的强化以及地方自治体在“公营事业”上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亮点。前者进一步迎合“地方分权”改革的需要,而后者则在保障地方住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取得了进步。从这一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的互动来看,大正时期的地方自治由于在“地方分权”改革上的浪潮使得在法治建设上有了更大的动力;此外,无论是町村自治的强化还是地方自治体通过自主经营“公营事业”取得经济上的自主性,都使得地方自治体相对中央政府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利,为“分权制衡”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近代史上日本的法治化进程绝非一帆风顺,它也遭遇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而地方自治与法治化天然的紧密联系也使自身深受其害。在全面进入“法西斯化”的30至40年代,日本的法治建设遭遇全面破坏,公民权利荡然无存。国家的所有制度建设都围绕“军国主义”扩张而展开。作为法治建设的成果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地方自治也形同虚设,完全沦为了侵略扩张的工具。由此可见,法治化与地方自治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失去了法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不复存在。而当地方自治无法发挥作用时,法治建设也会失去向前的推动力。“二战”结束后,伴随着“军国主义”势力被肃清、日本法治走向重建,其地方自治制度也重新开始焕发活力。从有利于建设地方自治的角度看,日本战后的法治建设在“宪制”的重塑以及地方自治立法上为地方自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战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在法治化框架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断贯穿战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战后重建期、高速增长期、泡沫时期、低迷时期直至21世纪后的今天。战后日本在地方自治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新成果也继续推动着战后日本的法治化进程,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后日本法治化又何以成功?作为学界始终长久不衰的经典话题,或许地方自治的建立和发展也能够为此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以法治化进程为视角来研究地方自治,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值得思考的启示:首先,从法治化与地方自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法治化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的诸多成果中必然包含地方自治。而对于地方自治制度而言,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两者的羁绊始终不可分割;其次,地方自治也是法治建设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它是促进法治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此外,对于日本而言,地方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外来文明,在日本的成功使得其具有十足的“日本特色”,无论与日本近代化最初的“老师”德国相比存在着差异,而且与以联邦制为代表的美国更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德国与美国对于日本从战前到战后的地方自治发展影响最为深远。日本也大量借鉴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在于:研究外国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借鉴,日本与中国同为法治后发国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吸收、避免始终是研究日本地方自治时永远需要思考的课题。

张迪^[5]（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何伟楠^[6]（2019）在《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文中认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显着而重要的特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是学界讨论选择性传播现象客观存在的主要论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是“侧重性选择”与“共识性选择”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被中国人民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从包括朱执信在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的译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最终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但是,学界在早期传播史研究中,存在以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由而质疑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和贡献。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的界定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性两方面的争议上。为此,需要从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进行重新理解,从传播主体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去考察其自觉意识性的问题。以传播学理论理解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会产生传播效果在表述上的矛盾。因为五四运动时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段,但是对于当时参与译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朱执信等人,又基于其最终未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认可其行为是传播,这就使得传播效果难以与公认的广泛程度形成逻辑自洽。而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认为,“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交往。其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力量综合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传播”产生影响的观点,能够为解决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争议以及探究传播原因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在于,价值观念是个人选择的直接依据,而个人的价值观念则是以国家需要为基础,由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而形成。归根到底,这种综合作用下的选择,是所在地区与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探究其选择的原因。第一是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能够率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其人并译介其着作,主要是基于反对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需要,同时将实行“社会革命”作为预防未来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举措。其中西方“平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均贫富”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使其能较快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因强调“平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所保留,因而只能是有选择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第二是民国初建时期。朱执信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试验“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实行的需要。原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其中“进步”“民本”“民权”等价值观念,使朱执信将关注点聚焦在人民素质与国家进步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西式“民主共和”制度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批判。第三是五四运动时期。朱执信重新提及马克思,并且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基于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反帝反封建”需要。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其中实用主义、“进步”价值观念与此前的“平等”“民权”等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引起了朱执信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因而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因为西方所谓的“平等”“良心”观念以及中国传统“大同”观念的综合作用,使朱执信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以精神交往论研究朱执信这三个阶段的表现,能从理论层面回应学界关于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性争议。即使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作用。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作用使朱执信能在特定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同时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甚至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失去兴趣。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作用下,建构了一种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即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是由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小农经济关系并存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朱执信认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做法,只能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中,对马克思主义以选择性译介的方式进行补充。

杨子倩^[7]（2019）在《《时务报》与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文中指出《时务报》创刊于戊戌维新时期,是传播维新思想的主要平台。梁启超作为《时务报》主笔,借助这一平台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变法、提倡民主以救亡图存的言论。《时务报》中连载的《变法通议》集中呈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救国主张,针砭时弊,开时代之风气,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可贵的探索。论文主要探讨《时务报》对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揭示选题缘由,述评先期成果,提点研究思路,说明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戊戌维新与《时务报》的创刊,理清救亡图存过程中维新志士的应对以及《时务报》创刊的原因,介绍《时务报》的办刊宗旨,探讨《时务报》如何围绕救亡图存做宣传,分析《时务报》的栏目设置与内容选择,了解创办者的思想主张,并讨论《时务报》在当时宣传维新变法中的积极作用。第二章,分析《时务报》中梁启超教育变革的总体构想,并研究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中的教育救国主张,以刊发于《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为主,深入探讨梁启超变科举、强调师范教育、幼儿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的蕴含及其与救亡图存的关联。第三章,论述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效应,分别从社会影响和教育影响两方面来论述。梁启超的教育救国主张在社会上掀起了务实的学习风潮,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平衡,更对今后教育变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蓝本,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宗旨变迁。结语部分,简要论述梁启超在《时务报》中阐述的教育救国主张对此后思考教育救国乃至救亡图存问题的影响。

刘爱广^[8]（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缪云好^[9]（2019）在《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文中认为康有为是享誉中外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着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和学者。所传着作颇丰,创作诗歌存近2000首,海外诗歌创作占600多首,海外散文40多篇,他的海外文学作品体现了康有为远离乡国、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也真实反映了近代士人的前途和命运,康同璧在《康南海自编年谱续编》中称:“自戊戌以后,足迹所至,则三周大地,游遍四洲,历三十余国,行六十万里”真实书写了康有为16年的海外历程。本文由七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重点阐述康有为诗文研究历史和现状,从而提出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第一章,概说戊戌变法之前的社会背景、康有为的家世背景及早年生活,考述康有为的海外游历之路分为流亡低落期、漫游世界期、邻国安居期三个部分,梳理他与维新志士、日本友人、其他国家友人的海外交游。第二章,概述“海外文学”的演变及发展,探求康有为“海外文学”的创作主张。第三章,从写景、抒怀、咏史、叙事、咏物五个方面总结康有为海外诗的题材意蕴,并归纳康有为海外诗的艺术特色:造语生新,中西合璧;喜用典故,工于比兴;想象奇特,意象瑰丽;激愤豪迈,深厚沉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等方面。第四章,全面探讨康有为海外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海外散文内容:描绘海外自然风光;叙述异域风土人情;展现西方精神文明;歌颂世界历史文化;抒写中华爱国情感。论述海外散文艺术特色:夹杂佛耶语和新名词;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日记体和笔记体兼而用之;报告文学性等。第五章,着重阐述近代“海外文学”的发展,挖掘康有为海外诗与海外文两者的异同,分别研讨康有为与同时代黄遵宪海外诗的异同,以及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海外诗文的异同,以期做到细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康有为海外诗文。结语部分,简要概评康有为海外诗文创作成就,及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刘洋^[10]（2019）在《晚清温籍士绅维新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黄庆澄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封闭的中国国门被迫打开。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为强国图存,维新思潮应运而生。此时的温州,以黄庆澄为代表的温籍士绅开始积极响应这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他们既是维新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积极实践者。本文拟以黄庆澄为代表的温籍士绅为研究对象,以较系统地探析温籍士绅在晚清大变局下的维新思想及其实践。1876年,随着《烟台条约》签订,温州正式开埠通商,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涌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得以接触西洋文明。而注重事功、求实致用的永嘉学术思想亦影响着温州士人。温州虽偏居浙南一隅,却于晚清出现了许多具有维新思想的开明士绅,如:变法自强的陈虬、辩证中西的黄绍箕、倡导民主的宋恕、兴学实业并重的孙诒让、办学育人的金晦、更定官制的徐定超以及强民兴商的陈黻宸等。他们积极从事维新宣传,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州等多个省市,成为温州地区维新思潮的先行者。在这些晚清温籍士绅中,黄庆澄的维新思想独具特色,包括:补偏救弊之政治思想、聚通足国之经济思想、推崇实用之教育思想、强军主战之军事思想、兼收并蓄之史学思想等多个方面。具有融会性、务实性、矛盾性和超越性等特征。黄庆澄参与的维新活动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东游日本、着书治学、创办报刊和为师兴教等。和其他温籍士绅相比,他的思想形成稍晚,在实践上多关注寒门子弟,而整体上则是疏于宋恕与陈虬、近于孙诒让和金晦。以黄庆澄为代表的温籍士绅们的维新思想和实践,激发了人们家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方风气得到了很大开化,推动着温州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虽然黄庆澄等温籍士绅分属于不同阶层,但皆以推进地方维新为主,对普通民众也有较为正确的认知。然而,这些温籍士绅仍将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根本追求,使得他们的变法维新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和局限性,终被近代革命新思潮所取代。

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宪治思想的接受及当下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7）《时务报》与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9）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温籍士绅维新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黄庆澄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3]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宪治思想的接受及当下的反思[D]. 李淑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4]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D]. 宋宇宁.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D]. 何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时务报》与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D]. 杨子倩.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D]. 缪云好.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晚清温籍士绅维新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黄庆澄为中心[D]. 刘洋. 温州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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