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词分类的演变特征

一、古代汉诗的诗体分类演变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梁晨^[1]（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王杨^[2]（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张波^[3]（2020）在《赖山阳唐诗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赖山阳是日本江户后期着名的汉学家和诗人。他出自书香门第,父辈多有诗名,拥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很早就接触到唐诗,其诗文集中就常见用唐人诗语及仿效唐人之作。他交往的人也多是诗坛名家,且其中不乏有唐诗的倡导者;其身处的江户时代盛行或尊唐或宗宋的诗学思潮,唐诗接受的历程也几经变化。赖山阳曾言“于是益知唐人妙处,有后世所不及”（1）,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唐诗的尊崇。选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承载着选家的诗学观念;附在其间的评语更直接地表达出评论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山阳选评有《唐绝新选》及《韩苏诗抄》《杜韩苏三家古诗钞》《<锦绣段选>选》等数个与唐诗相关的诗歌选本。在所选唐诗的体式上,赖山阳偏爱七绝和古体诗;在所选唐诗的时段上,呈现出“我选中晚唐多”（2）的倾向;在所选唐诗的题材方面,赖山阳选录了很多中晚唐咏史诗及史论诗;在评论唐诗作品时,山阳表现出对萎靡纤巧诗风的批评;唐代诗家中,山阳最为推重杜甫和韩愈,不仅专门选评他们的诗集,且其汉诗创作也以拟似杜诗、韩诗为归旨。赖山阳唐诗观的形成首先即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影响,其次与他所在的江户时代诗坛的流行风气有关;最后,江户时期的唐诗学正处在明代诗学思潮影响之下,故赖山阳的唐诗观也受到明代格调派和性灵派唐诗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赖山阳独特的唐诗观。赖山阳拟杜学韩的汉诗创作有得有失;其唐诗观中蕴含的一些诗学主张,如其对咏史诗的提倡,对日本诗坛的咏史风气推动极大。作为江户后期地位显着的汉学家,他的唐诗观不仅为我们审视江户后期乃至整个江户时代的唐诗接受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我们考察东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周晓璇^[4]（2019）在《越南阮前咏物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咏物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朝几代文人的发展与丰富,咏物诗一经传入越南便呈现出十分成熟的态势。按朝代的发展进程可将越南阮前咏物诗分为陈朝与黎朝两个阶段:陈朝现存咏物诗数量较少,咏物题材以自然景物为主,咏物诗中蕴含禅意;黎朝咏物诗的创作达到繁盛状态,具有代表性的越南咏物诗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咏物题材方面,越南咏物题材虽远不如中国咏物题材丰富,但越南诗人阮秉谦的咏人工器物诗对越南咏物题材的拓宽做了极大贡献。越南诗人的咏物诗展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继承,不仅学习中国诗歌的艺术技巧、物象内涵、诗学观念,甚至诗中所援引的典故、地名、人名、习俗都源於中国,但这种继承模式也使越南咏物诗呈现出模式化的创作特徵,因语言隔阂或自我意识的缺乏致使诗歌出现词不达意、逻辑混乱的弊病。越南诗人在继承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呈现出明显偏好,越南诗人作诗尤喜用七律、喜用中国熟典,越南咏物诗人喜咏梅花,这与南宋诗人相类似。

王泽龙,高健^[5]（2017）在《对称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文中研究指明对称作为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形式:一是倾向于整齐一律的"对仗";二是融"一致"与"不一致"于一体的"对称"。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变革中,诗歌中的对称形式发生了现代转变,使诗歌初步完成了从以整齐一律为主导的旧体诗形式,到自由多元的现代诗体形式的变革。新诗的对称主要体现在诗形建构、节奏安排以及诗意构筑等方面。多样自由的对称形式为新诗的诗形建构提供了多样化途径;以对称形式安排的音节和韵,为新诗节奏的试验提供了技术支持;多元化的对称推动了新诗诗意建构的复杂化。所有这些既为中国现代诗歌增添了更加多维的表达空间,也为五四新文学的思想与精神革命注入了全新内涵。

高健^[6]（2017）在《对称形式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提出对称形式作为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中国新诗形式变革中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变,保证了新诗从传统诗歌中的顺利突围。目前,学界从现代诗体研究、现代诗人个体研究以及比较诗学研究等角度,对现代诗歌对称形式的探讨日趋深入,但对对称形式概念的廓清和界定、发生的历史语境及演变机制、独特的美学功能等问题的探索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宽与深化。

孙晓^[7]（2016）在《朝鲜朝后期樊岩蔡济恭汉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蔡济恭是朝鲜朝后期的宰相文人。他出身名门,自幼好学,师承儒学正宗,并对中国古代优秀诗人的创作精髓予以吸纳,其稳妥工丽的语言创作以及积极的改革思想理念成为推动朝鲜汉文学发展的强大力量。蔡济恭在朝期间辅佐好学贤君正祖,促进文坛复兴。在地方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其文学成果《樊岩集》历经苦难,但终将洗尽铅华,发挥其耀眼的光芒。不仅如此,英祖与正祖对其文与仕都曾给与很高的评价。为全面研究蔡济恭汉诗的特点、美学特征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价值,本文分别选取蔡济恭在英祖、正祖两朝时期创作的《樊岩集》十九卷内容中四卷,近500首汉诗作品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探究、透视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学的影响。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蔡济恭作整体研究,并对其进行与中国文化关联性研究尚属空白。在韩国,其汉文学作品中的汉诗研究仍处于破冰阶段,不但很多文献材料有待进一步利用和发掘,而且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也有待选择与使用。探究蔡济恭的汉诗作品,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蔡济恭生活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蔡济恭汉诗创作的系统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文化上久已存在的交流与互动,尤其可以考察18世纪朝鲜半岛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并将有助于推动未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友好发展。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介绍蔡济恭的生平与时代。第三、四章分别介绍了蔡济恭的汉诗创作及其汉诗艺术形式特色。第五章从事典和语典两方面考察蔡济恭汉诗作品中用典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第六章总结蔡济恭汉诗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历史地位。本文对蔡济恭文学作品价值及其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原因进行考证,对蔡济恭的家系与学问进行追溯与总结,通过分类的方式以期细致全面考察其文学成果《樊岩集》中2300余首汉诗作品。其中,牧民诗与燕行诗是蔡济恭汉诗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两种题材,成就也最高。由此对《樊岩集》中《载笔录》、《伊州录》以及《含忍录》上、下卷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蔡济恭的诗风受到当时社会、成长家庭以及燕京之行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尚古情结、气为主、诗法唐以及杜甫式现实主义的创作诗风。“小者苍劲、大者郁嵂”与“雄伟杰出、大家手笔”,都是对蔡济恭汉诗作品的真实评价。蔡济恭汉诗中的思想意蕴体现出儒、释、道相融合,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特点。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达者兼济天下”的主题尤为突出,表现了蔡济恭同情弱者且赞扬王之善德的创作主题思想。“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蔡济恭创作的另一类主题,尊明排清的强烈情感在燕行诗中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蔡济恭的汉诗在艺术形式方面也遵循古代诗体与诗法,其汉诗作品几乎全部为格律诗,并且七言律诗占其汉诗总数达七成之多。其中,包括押韵、平仄以及叠用之灵活运用,体现出的是动态美、音律美以及诗形美。另外,“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及“以道治身”是其意象纳用的特点。本文对蔡济恭汉诗中用典及其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作以探究。关于纳用典故本文分别从事典和语典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中,事典方面具体分为政治人物类、隐士名士类以及神话故事类;语典方面对蔡济恭汉诗作品纳用中国古代“诗骚”、“前四史”以及杜甫诗文的情况加以分析,并归纳其运用典故的直接功用与修辞效果。笔者深感全面研究、系统把握蔡济恭的汉文学作品并非易事,因此,选取蔡济恭汉文学作品中作为主干的汉诗进行梳理、挖掘、论述。本论文将突破以往韩国学术界对于蔡济恭单一模式的研究方法,运用“知人论世”、比较文学、文艺心理学以及接受美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从而更全面的审视蔡济恭的汉诗作品,为朝鲜汉文学研究添砖加瓦。

王珂^[8]（2015）在《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八大诗体》文中研究指明新诗是一种现代性文体,"如何新诗?怎样现代?"是新诗百年生辰之际最值得关注的问题。20世纪初应该倡导"诗体大解放",21世纪初必须强调"诗体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目标是在21世纪把新诗建设成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承担起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的历史重任。新诗现代性建设主要分为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诗体现代性建设是新诗审美现代性建设的主要内容。要处理好新诗文体外部的古代与现代、外国与中国,内部的文体自由与自律、诗体自由化和格律化的复杂关系,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格局,完成四大类八大种诗体的建设,重点建设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

杨金彪^[9]（2015）在《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的新诗批评,是20世纪以来新诗批评现代化进程中最近的一段,它在呼唤一种综合性的审视,当然,这将是也只能是一种“贴身的审视”。以“体验”作为新诗所涉及的生命本体进行概念层面的表述,通过对新世纪诗歌批评中的诗学问题的辨析,以期清理出有关新世纪新诗及新诗研究中某些重要诗学问题的内核所在和外部指涉,在这样的辨别中确立对诗歌乃至批评、学术有内在价值的方向,为未来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一份“病例参考”。重点在于面对、透视新世纪以来缠绕新诗批评的具有提纲挈领意味的诗学问题的可能性与限度,这就是自新诗诞生以来就一直纠缠不休而在新世纪以来似乎更为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并非一个孤立问题,而是与新诗的标准、身份问题相互纠结,一方面,合法性延伸为标准与身份这两重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标准与身份是紧扯并围绕合法性问题的诗学争辩。这三者作为一种诗学话语之点,构成相互缠绕的问题、话语之线,纠结着各个向度内的具体诗学问题,进而形成新诗批评复线演化的“大体”。为了使问题的探讨得到充分展开,主要选择“标准”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以此切入合法性与身份问题。新世纪两次新诗标准讨论的话语方式从诗学上看有三种：“诗歌标准”话语史的梳理、清理标准问题的逻辑“地基”、“标准提案”的构造。为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真实的进展,特以概念考古的方式探究“新诗标准”如何可能,并在对标准、新诗等概念进行重写的前提下清理出一种有关“新诗标准”的层级性构想：以“贴切”为终极标准,以理性标准为“参考”,以“贴切”的具体诗学实践为“特定标准”。除了对新诗合法性追求进行了正面的理论梳理、阐释,也以啄木鸟的姿态对这一追求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纠偏,并涉及正反两个层面,一是主要对合法性诉求话语中最热烈的新诗标准问题讨论中诗学路向的再审视,这主要是融汇在对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二是对新诗批评中理论运用中的偏向进行分析,这主要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涉及理论与其对象处于“过”与“不及”的摆动状态、综合不同理论资源时的生吞活剥以及新诗经典化批评中的“微言大义”阐释模式。在“纠偏”中,同时提出对当下新诗批评理论资源进行历史性清理,以新诗自身传统为本,对这多方资源做合情合理的整合,从而实现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的世纪转型,构建面向未来的、相对成熟的新诗批评理论体系的诗学构想。在对新世纪以来十多年新诗评论这样的一种“即时性”学术审视中,这样一种态度对诗性的探寻是非常关键的：以体验本体论来观照新世纪诸多诗歌问题,从而得出对这一时期诗歌评论在诗歌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切合度与偏离度的判断,而不是以任何外在的、非诗的要求来看待它们的得失优劣。

杨四平^[10]（2015）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文中提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语诗歌,在叙事方面的丰厚成就,常常被简约为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或流派层面上的写实主义诗歌。因而,除了继续研讨中国现代叙事诗和现代汉诗的写实主义外,深入探究现代汉诗叙事形态就成为现代汉诗研究“祛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现代汉诗叙事涉猎的范畴与内容无边无际,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寻找一个很小的切口,尽自己绵薄之力,进去一探究竟,说出某一方面的“所以然”。显然,现代汉诗的叙事话语、形式与策略等诸如此类的叙事形态,是题中应有之义。申言之,从现代汉诗中发现叙事,以及从现代汉诗叙事中挖掘诗意,进而总结出现代汉诗叙事的策略、样态和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系统。现代汉诗叙事具有固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不能以西方叙事学的总体理论,生搬硬套现代汉诗叙事的具体实践；应从现代汉诗叙事的创作现象入手,以西方叙事学,尤其是新近出现的“诗歌叙事学”和中国古典“叙事诗话”为借镜,佐之以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现象学、新批评、译介学等方法,在论析、抽绎与归纳的基础上,辨析“现代汉诗”、“诗叙事”等相关概念,梳理这一时段现代汉诗叙事的来龙去脉,描述其表现样态,总结其艺术规律。现代汉诗叙事不止是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还包括艺术形态层面上的叙事。它是现代汉诗抒情传统之外,又一不可忽视的诗歌传统。它内承“诗叙事”、“以文为诗”的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外纳西方叙事学的养分。从晚清至五四形成叙事格局到40年代的深度熔铸,它具有一以贯之的多样现代性。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丰富的叙事实践,大体上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叙事形态：以客观写实为特征的“写实叙事”,以暗示／象征为特征的“呈现叙事”和以戏剧性／戏剧化为特征的“事态叙事”。它们并非递归关系,而是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关系；只不过,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异的表现和侧重点而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体特征,那就是,对于叙事诗意的孜孜以求。而现代汉诗叙事的诗意,是通过标点、字词、短语、句子和章节等“诗歌段位”、“诗歌空白”以及与之相关的“诗歌声音”来实现的。要言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以追寻现代性为统摄,自晚清至40年代,形成了分别以“纪事”、“暗事”和“演事”为手段的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并以诗意的“段位性”作为其结穴处。

二、古代汉诗的诗体分类演变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代汉诗的诗体分类演变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赖山阳唐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越南阮前咏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对称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6）对称形式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7）朝鲜朝后期樊岩蔡济恭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八大诗体（论文提纲范文）

（9）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代汉诗的诗体分类演变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3]赖山阳唐诗观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越南阮前咏物诗研究[D]. 周晓璇.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5]对称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J]. 王泽龙,高健. 中国社会科学, 2017(06)
• [6]对称形式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高健.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1)
• [7]朝鲜朝后期樊岩蔡济恭汉诗研究[D]. 孙晓. 延边大学, 2016(04)
• [8]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八大诗体[J]. 王珂. 河南社会科学, 2015(10)
• [9]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D]. 杨金彪. 南京大学, 2015(02)
• [10]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D]. 杨四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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