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宗坤[1]（2021）在《魏源《圣武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源（1794-1857）是清末着名思想家、史学家。《圣武记》是魏源代表性的史学着作之一,该书并非简单歌颂清朝前期列祖列宗的开国功绩,其铺陈往事之目的在于以“治史”求“治世”,即鼓舞民众士气,同时鞭策清廷挽救衰败局势。《圣武记》的撰写一方面导源于魏源对鸦片战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的积思自悟,另一方面与经世思想浸润下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作为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纪事本末体军事史史书,《圣武记》开创了清代本朝史书写的先河。《圣武记》具有突出的内容、体例特点。首先,相较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圣武记》具有史源广泛、以地为序、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等特点,是对纪事本末体创新的大胆尝试。其次,魏源在《圣武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以往官修史书及部分私人史学着述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并力求在《圣武记》中避免、修正。再次,魏源在书中探明清代兴衰演化大势,通过对清朝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记载,鞭策掌权者审时度势、奋起直追。最后,对《圣武记》中所涉及之史料,魏源编排条理有序,将原本繁芜的史料梳理的合理分明、层次清晰,使得该书在历史编纂上方面同样具有十分显着的特点。魏源《圣武记》一书贯穿经世思想。魏源的经世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圣武记》经世思想体现在魏源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总结鸦片战争成败得失、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三个方面。史鉴思想既是魏源经世思想产生的思想根基,又是其经世思想的内在体现,《圣武记》中对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均与魏源重视前朝经验、教训、启示密不可分。“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与“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既是《圣武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又是《圣武记》经世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圣武记》具有突出的史学成就。其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特点使《圣武记》一书具有较高的历史编纂与历史文学价值。其二,《圣武记》远涉重洋,对邻邦日本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开启近代化思潮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其三,《圣武记》是中国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折,是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开端。《圣武记》亦存在诸如天命迷信思想严重、少数记载讹误、对少数民族带有偏见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晚清经世史学的杰作。
邓天文[2]（2021）在《《海国图志》英译的价值回溯与建构》文中研究说明
周赫[3]（2020）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我国清末民初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丁谦所编着的一套丛书。《丛书》卷帙浩繁,在北京图书馆2008年本中有787709字,分为4册,2集,31卷。《丛书》考证我国古代边疆区域的同时,还考证了域外地理,即向西延伸至大高加索山附近,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地区,向南延伸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附近。《丛书》对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及域外地理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性考证,厘清了历代边疆史地上的诸多疏漏。本文针对《丛书》中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丛书》中我国古代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与研究,并将论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丛书》中东北史地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研究内容与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在第一章中先梳理丁谦生平事迹及着述。将《地学杂志》与《丛书》中丁谦的着述进行对比,纠正了丁谦着述多存于《地学杂志》中的误区。再对《丛书》修撰过程中屡次更名的现象进行辨析。其次,探讨清末民初视阈下考据学、蒙古史、元史、边疆史、地学对《丛书》的影响,并介绍《丛书》流传中出现的5种版本,将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进而对不同版本中的印刷及脱倒进行指误,对《丛书》成书之后学者们为其作叙和点校的情况加以概述,分析其复杂的编着方式,再对编着时出现的制图问题加以说明。再次,由于《丛书》中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分散在各卷之中,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对《丛书》中丁谦考证的东北史地范围进行划分,将《丛书》中丁谦摘出的史料,以及考证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制定考证凡例,以便对《丛书》中东北史地考证进行再考证。最后,总结丁谦东北史地考证的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即对《丛书》中丁谦所考证的东北史地内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再考证。在这一部分中,将丁谦考证的内容分为民族、建置、地名三类进行再考证,并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列。在考证民族时以族系分类,在考证建置时以各卷所考府、郡、县、城进行分类,在考证地名时以各卷中的山、水、地名分类。对分类后的内容再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辨析,同时结合学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考古挖掘的成果,对丁谦的考证结论进行再考证,若有丁谦考证正确的问题则予以肯定,存在争议的观点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存疑的问题则尽量解答。第四部分为结语,总结丁谦考证东北史地的偏重点,对《丛书》中东北史地的研究进行概括。
胡慧娥[4]（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陶旭佳[5]（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提出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汤浩[6]（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王俏蕊[7]（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指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王春焕,孙勇[8]（2017）在《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这个统一过程是漫长的,国内学界形成一种认识,即历经秦、汉、唐、宋等朝代中国在元朝时统一的国家形成,因它容纳了现今所有的民族在一个国家中;中国在清朝康熙年间疆域才得以大体定型。（1）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起点,中国逐渐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开始走上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历程;（2）1911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共和体制完备,国家继承了前朝疆域,成为现代民族
刘琼[9]（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王春焕,孙勇[10]（2017）在《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这个统一过程是漫长的,国内学界形成一种认识,即历经秦、汉、唐、宋等朝代中国在元朝时统一的国家形成,因它容纳了现今所有的民族在一个国家中;中国在清朝康熙年间疆域才得以大体定型。①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起点,中国逐渐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开始走上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历程;②1911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共和体制完备,国家继承了前朝疆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然继续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大体保持了以前中
二、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魏源《圣武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圣武记》的编纂 |
| (一)魏源的生平与着述 |
| (二)《圣武记》编纂始末 |
| 二、《圣武记》的内容与体例 |
| (一)《圣武记》的内容 |
| 1.溯洄盛衰:探明清代盛衰原因 |
| 2.除弊兴利:补官修史书不足 |
| 3.文核事赅:历史编纂条理分明 |
| (二)《圣武记》的体例 |
| 三、《圣武记》的经世思想 |
| (一)《圣武记》经世思想缘起 |
| 1.社会背景:晚清衰败与鸦片战争失败 |
| 2.学术背景:考据衰落与道咸经世派崛起 |
| 3.思想基础:湖湘文化的思想根基 |
| (二)《圣武记》经世思想的内容 |
| 1.民族边疆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
| 2.历史鉴戒:史学传统的“当代”诠释 |
| 四、《圣武记》的史学成就与局限 |
| (一)《圣武记》的史学成就 |
| 1.历史文学成就 |
| 2.《圣武记》对日本的影响 |
| 3.开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 |
| (二)《圣武记》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史料 |
| 五、研究内容与价值 |
| 第一章 丁谦与《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
| 第一节 丁谦及其着述 |
| 一、丁谦的生平 |
| 二、丁谦的着述 |
| 第二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相关问题 |
| 一、清末民初考据学视阈下的《丛书》 |
| 二、版本流传 |
| 三、叙校情况 |
| 四、编着方式 |
| 第三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史地问题 |
| 一、考证的范围 |
| 二、考证史料的筛选 |
| 三、参引的文献情况 |
| 四、考证凡例 |
| 五、《丛书》的文献学价值——以对东北史地的考据为中心 |
| 六、东北史地考证的不足 |
| 第二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民族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四节 宋辽金东北诸族考证 |
| 一、肃慎系诸族 |
| 二、东胡系诸族 |
| 第五节 明代东北诸族考证 |
| 第三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建置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郡城县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府郡县考证 |
| 三、《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考证 |
| 四、《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五、《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城县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二、《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府城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州城考证 |
| 第四节 金朝时期 |
| 第四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地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三、《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地名考证 |
| 第四节 《丛书》第二集中的东北水名考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表格索引 |
| 丁谦着述集补 |
| 一、高句丽国有二考 |
| 二、辽上京临潢府考 |
| 三、曹廷杰金上京会宁府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 一、主流与支流 |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近现代边疆问题的产生 |
| (一) 国情复杂民族众多历史悠久 |
| 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开始于1840年, 如果说那时中国进入近代国家阶段, 那么这个近代国家就是封建王朝的清朝;如果说从中华民国起算作中国进入近现代民族国家时期, 那么中华民国承接的是清朝这个在中国古代就形成的国家。根据现今国家历史上溯方法, 中国国家历史上溯中遇到的问题是, 统一朝代以前的分散时期的政权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唐蕃关系、宋辽夏金关系等, 国外很多人会把秦朝、唐朝和宋朝作为中国, 而不把其他政权看作中国的一部分, 显然割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实际上, 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各民族政权聚散分合到各民族政权统一起来的过程, 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是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模式。 |
| (二) 1840年后中国地理边疆问题 |
| (三) 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行为 |
| (四) 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反思 |
| 二、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 |
| (一) 世界史地派 |
| 1. 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
| 2. 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 |
| 3. 革命党人的探索 |
| 4. 海防与塞防之争 |
| (二) 中国西北边疆史地派 |
| 三、现代中国边疆问题及边疆战略研究 |
| (一) 中国边疆问题的演进 |
| (二) 边政学研究的热潮 |
| 1. 边政学概论 |
| 2. 边政学兴起的原因 |
| (三) 民国年间, 面向全国的边疆机构和刊物 |
|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边疆研究的盛况 |
| 四、中外边疆战略研究之比较 |
（9）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源《圣武记》研究[D]. 宗坤.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海国图志》英译的价值回溯与建构[D]. 邓天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D]. 周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5]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8]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J]. 王春焕,孙勇. 华西边疆评论, 2017(00)
- [9]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A]. 王春焕,孙勇. 华西边疆评论（第四辑）,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