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一、论司马光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任建芳^[1]（2020）在《《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不囿于两《唐书》,或删削正史,或改写正史,或补充正史,或考证其失,或存疑备考,对于野史小说,亦采取同样做法。在丰富和细化历史细节的同时,亦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唐代刘知几所提出的,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的时代课题,《唐纪》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主要在此。在历史思想上,则善于通过“载言”与史论相结合的方式,指陈形势,评论人物、事件,鉴往以训今,述往以思来,史论中寄寓着其政论。如此,成功地将记史、考史与论史有机融为一体,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编纂的最高成就。至于其在历史事实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要辨证地予以认识,一方面,司马光为突出“资治”的目的,为表达其历史观,在记事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研究者需要辨别的;另一方面,这一“局限”主要是由传统史学“借事言理”的叙述模式所决定的,那些不具备说理论道价值的事件,自然被摒弃不录,这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征,并非《通鉴》所独有。

赵岩松^[2]（2020）在《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对史学和小说二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文学史角度的研究虽然到了很细致的地步,但仍然存有某些偏失,且与史学史的某些研究存有抵牾。本文以唐代史学和小说二者关系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阐述相关理论,说明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区分,并不如古代书目中所设立的那样。在四部分类的标准下,我们无法有效地对杂史、小说、甚至是杂家作出准确区分,无法说明唐人史学与小说的本质关系,而且对其演变源流的探讨也往往流于表象或被某种价值取向所蒙蔽。将现代学者周勋初、程毅中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本文的基本方法是,史学与小说的区别唯有在抛弃“真”的标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记载与应用”理论下的史学记载与文学创作关系才可以探寻,并进而分析杂史、小说、传奇三者存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第二章以小说作者的生平以及创作环境为中心,进一步分析史学与小说创作的可能,指出唐代文化的宽容、史学文化的发达是小说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第三章论述小说在唐代的发展对史学的影响,它们表现为:唐代小说的发展是史学记载范围扩大的先声、小说语言笔法及态度与史书撰写的相互交融、小说发展对纪事本末体产生的启发作用,以及在唐代小说兴盛后,学者对史学与小说关系新的认知与实践。

梁瑾^[3]（2019）在《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文中提出北宋中期,国家内忧外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宋君臣一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挽救危机的途径。而在北宋的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唐史的热潮,同时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对史学家论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张唐英《唐史发潜》三部史书是北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性史书,皆以唐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总结出唐代历史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当政者提供鉴戒的目的。孙甫所撰《唐史论断》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唐代历史事件的评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君臣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于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探讨,如朋党问题、宦官擅权的问题、藩镇割据、民族关系的处理等等。范祖禹所撰《唐鉴》带有很强烈的理学色彩,在对“君道”、民族问题、“祖宗之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张唐英所撰《唐史发潜》则主要是对唐代君臣的辩护或者批判,并进一步挖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史事,从而揭示这些史事潜在的真相,并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三位史学家对唐代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其倾向和侧重,但他们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史学家探讨唐史的共同特点,在编纂上皆为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着作,皆以鉴戒前代历史为撰述宗旨,同时体现出史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三部史书在北宋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出现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此外,这三部史书体现了古代史学的鉴戒传统,为北宋君臣挽救社会危机提供鉴戒,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

万恩德^[4]（2019）在《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捩时期,在“崇文抑武”宗旨的指导下,宋廷依托文书档案运转建立起一套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公文世界”,为文书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宋代君臣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书档案管理在助力国家治理、加强社会控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深入、清晰的档案价值思想。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两宋历代君王都极为重视文书档案管理的优化工作,建置了丰富多样的档案保藏机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文献的编纂利用工作也极具繁荣之象,形成诸多留存后世、影响深远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两宋时期的档案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发展的,通过对宋人有关档案的认识、档案管理的经验、档案编纂利用的思考,抽象宋人的档案管理思想,丰富我国古代档案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本文共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初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相关概念等,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两宋时期档案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专业背景和思想表征,着重分析两宋时期档案思想产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勾勒北南宋档案事业的动态发展过程,梳理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繁荣的外在表征;第三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价值观念,这是宋人重视档案管理,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第四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组织管理思想,把握宋人对档案机构的功能、组织、人员安排等相关方面的认识;第五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实体管理思想,分析档案机构内部,宋人档案管理经验和方法中蕴含的档案思想及智慧;第六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文献编纂利用思想,剖析宋人在利用档案编史修志过程中的史料采择观、鉴辨观等;第七部分是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尝试在中国古代档案思想史的长河中把握宋代档案思想的独特性。宋代上承汉唐,旁及辽金元,下启元明清,其档案思想的繁荣既是对前人档案工作经验和认识的总结与继承,更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切合王朝统治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创新思考,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王莉楠^[5]（2019）在《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期,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史学运动,意在以新史学为指导,进行社会变革。其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写民史、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新主张,使史学得以摆脱传统史学的故道,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陈黻宸、蔡元培、何炳松、刘节、陈训慈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引路人或追随者,通过各自的史学活动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分别对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在新史学方面的主要史学思想和史学活动作了介绍:陈黻宸主张用进化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历史,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提倡史学关注民生和经世致用,并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何炳松积极译介西方新史学派着作,努力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历史教育中践行新史学的主张,并且发明了一套通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蔡元培提出文化史观,并主张利用相关学科做研究和强调史学对文化的作用;刘节提出编纂史书的新方法,对史学功能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稿》;陈训慈提倡综合史观,强调史学价值,对浙东史学潜心研究。他们的这些史学思想和活动,一方面使新史学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新史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丰富了新史学的研究内容,明确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使得新史学更加具有科学性。上述五位史家与浙东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他们都是浙东人;其次,他们推崇浙东史学,其中几位史家学宗浙东史学的大家,还有几位史家对浙东史学做过研究。基于此,本文还分析了他们与浙东史学共同的特点,认为他们继承了浙东史学。结语部分笔者试图由此来建构起近现代浙东史学,从而能够说明近现代浙东史学对新史学的贡献,这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最终目的所在。

徐雪云^[6]（2019）在《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文中提出王尔敏（1927-）,河南周口市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南港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研究领域甚广,成果颇丰。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充溢着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从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切入探讨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先生对于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等师长辈们的传统治史方法的继承,对传统史学的高度认可而衍生了民族自信;先生宗仰传统、以单一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重视非主流、语言表达富有特色,表现了其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突显出在西学冲击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而产生的史学自觉;先生史料观的理性定位和对史学学科的认识,彰显了其史学旨趣,且号召史学界应该有所担当,形成本国之史学话语体系,从而树立史学自信。通过王尔敏先生史学研究的探讨,进而增进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学界的了解,这也将有益于两岸学术进一步发展。

王熠纳^[7]（2018）在《《通鉴纪事本末》叙事研究》文中提出《通鉴纪事本末》作为我国首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的叙事体例,对后代史书体例选择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的成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与袁枢的个人才能有关,也与南宋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通鉴纪事本末》的叙事特点主要体现在《通鉴纪事本末》如何叙述历史事件及其选材的特点和小标题的设置三个方面。《通鉴纪事本末》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来叙述历史的,所以能够连续完整的有头有尾的将历史事件叙述出来。因为《通鉴纪事本末》是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改写的,所以在史料价值上有缺陷,另外,在叙事时会破坏《资治通鉴》所表达的情感与观点。在选材方面,《通鉴纪事本末》史料的基础是《资治通鉴》,虽然是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并不是一字不落的抄写《资治通鉴》,而是经过思考有所改编的。其次,《通鉴纪事本末》使用了大量的互见的手法。通过对《通鉴纪事本末》小标题的分析,可以看出《通鉴纪事本末》的小标题的用字能够反映出袁枢忠君的思想。每个小标题的题目都能体现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且是所写历史事件的高度概括。此外,《通鉴纪事本末》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对后代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后代多部史书选择纪事本末体的叙事体例。其次,中国最先出现的历史教科书的章节体也是受到了《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

何昱杰^[8]（2016）在《苏渊雷史学研究》文中指出苏渊雷是20世纪中国杰出文史学者,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等研究方面都有重要建树,研究领域广泛,理论素养深厚。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其史学成就、不足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故本文在梳理他的学术人生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成就进行研究。全篇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综述学界对苏渊雷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成就的评价,为后文研究苏渊雷如何将三者贯通提供线索。第一章主要介绍苏渊雷生平及学术,共四个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1908-1933）,抗日前后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33-1949）,建国初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49-1976）,两年徘徊和改革开放时期（1976-1995）。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反映不同时期苏渊雷学术研究的特点。第二章主要阐发苏渊雷对历史观的研究及其史学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渊雷对理性史观、唯物史观、民生史观都有一定的研究,1949年后,侧重史学思想方面的自我梳理,苏渊雷关于史料学、史学方法、史学功用皆有独到见地,且受近代西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第三章侧重探讨苏渊雷于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贡献。此章主要分析苏渊雷的论着《宋平子评传》、《玄奘》、《白居易传》、《对于曹操评价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尽力明确这些文本的研究缘起、版本流变、主体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苏渊雷在中国古典史籍等研究领域的成就。此章分四部分：关于《诗经》、《尚书》、《春秋》的研究,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关于《资治通鉴》的研究,关于《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研究。结语部分,指出在二十世纪学术史的宏观视野下,苏渊雷、史学、世变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反思苏渊雷的研究方法与精神有哪些值得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不足之处,客观分析之后应报以理解之同情。

柴瑞娟^[9]（2014）在《北宋史官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古代历史能够连绵不断的被记载下来离不开史官及史家的努力，所以关于史官制度的研究于此也显得十分重要。而北宋的史官制度在整个古代史官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分析这一时期的修史机构、史官及史家的选任、史官的职责以及史官制度的特点能够丰富北宋时期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一、北宋的修史机构北宋时期，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修史机构，主要有：起居院、时政记房、史馆、日历院、国史院、实录院、玉牒所等，在众多的修史机构中，有些机构时设时废。笔者将这些机构主要分为两类：记注机构和修撰机构。记注机构主要有起居院、时政记房，修撰机构主要包括史馆、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玉牒所等。二、史官及史家的选任北宋统治者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特别注重修史工作，对史官或者参与修史的官员进行严格的选拔和任用。北宋时期对于史官和修史官员的选任主要有以下几种种途径：第一，皇帝任命。北宋前期，主要实行宰相监修的制度，到仁宗时又设提举之职。元丰改制后又设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修撰、同修撰、检讨官等官员。第二，参加召试。北宋时期为了保证修史官员的素质，皇帝还进行了考试，称为召试。第三，他官兼职。北宋时期，修史的官员有的还担任其他职务，这样就造成了修史的官员必然不能将全部的精力用于修史，势必影响史书修撰的质量和速度。第四，他官举荐。北宋政府有时对其他非朝廷官员的修史能力掌握的不够准确，而这些人的史学修养和修史能力必然对政府修史工作起重大促进作用，这就需要一些官员向朝廷举荐，以便于政府修史工作的进行。因此，他官举荐也成为朝廷任用官员修史的一种方式之一。三、史官的职责北宋时期史官和修史的官员的职责主要包括记注、国史、前代史、类书、地理书和目录书的修撰。1、记注的编修，主要包括起居注、时政记和日历。起居注是起居注官员记载皇帝言行的记录，在我国古代“君举必书”，关于皇帝的一切言动都被记载下来，北宋继承了这一史学传统，从太祖到钦宗共九代皇帝的起居都被记载下来。时政记是记载君臣之间讨论关于军政大事的记录。在唐朝武则天时便开始实行，宋朝继承了唐朝的这一制度，在太祖时期便开始修时政记。日历是囊括一代史实，采用编年体的体例编纂而成。日历之修也始于唐朝，但在唐朝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在宋朝，日历之修成为定制。2、国史。北宋国史主要包括实录和本朝史。实录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般是在皇帝驾崩以后由即位皇帝命官员根据该皇帝的起居注编纂而成的。在北宋，政府特别重视实录的修撰工作，甚至一位皇帝的实录要经过几次重修。本朝史是在起居注、实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在北宋，政府多次组织国史的修撰，主要修成了《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3前代史的修撰主要有三类：纪传体主要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编年体有《资治通鉴》，典志体有《唐会要》、《五代会要》。4、类书的编纂。北宋时期类书的编纂主要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5、地理书的修撰。北宋统治者为了军事和征收赋税的需要，修撰了大量的地理书。建国之初就开始修撰《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等，并且有的还进行了重修。6、目录书的修撰。北宋时期修撰的目录书主要是《崇文总目》。四、北宋史官制度的特点每个朝代的史官制度都有其个性，北宋也不例外，北宋的史官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修史机构的完善。北宋时期，修史机构不但数量增多，而且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有些机构时设时废。2、史官选任的严密。北宋政府为了控制史学实行严密的史官选任的途径，将史书的修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3、史官职责的嬗变。北宋时期史官职责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前代史与国史同时进行，史书体裁多样化和大量类书的修撰。

谢婉莹^[10]（2014）在《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是留存古代珍贵史料的重要途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由于我国古代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蓬勃发展,规模巨大,成果繁富,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随着档案文献编纂实践的增多,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与方法也逐渐产生,但并未形成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论述,此时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是分散在史学家、文献学家的论着中,或体现在编纂活动和编纂成果中的,这些思想是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的萌芽。我国历代文献学、档案学学者对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内容、特点、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包涵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中,只关注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内容本身,不局限于以往档案学界按历史时间顺序,对单个史学家或文献学家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进行研究的方法,摒弃朝代、编纂主体、编纂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以普遍适用性为原则,从编纂原则、选材方法、编纂体例、校订与注释几个方面全面总结我国古代主流编纂思想的内容。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应忠于原文、编者应广泛收集材料、注重材料的选择与考证、注重编纂的体例与方法、注重书名和篇章标题的拟制以及注重对材料的校订与注释六个方面,分别详细阐述其内容,并运用实例对这几方面内容进行佐证,以期对我国古代主流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内容与本质进行更加清晰的梳理。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特点。通过对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主要内容的梳理,发现历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异同之处,在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挖掘编纂思想的总体特征,总结出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时代性、政治性、继承性、分散性、实用性和局限性的六个特点,在阐述这些特点的具体表现的同时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加深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本质的理解。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对历代保存史料和历代史书整理活动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建立和学科体系完善的影响,进一步阐明编纂思想对后世的重要性、影响力以及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全文的研究内容是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深层次的认识。文章旨在为档案学界对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材料,为今后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借鉴,为我国档案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二、论司马光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司马光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7）《通鉴纪事本末》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苏渊雷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北宋史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司马光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D]. 任建芳. 山东大学, 2020(12)
• [2]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D]. 赵岩松.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3]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D]. 梁瑾. 云南大学, 2019(03)
• [4]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D]. 万恩德. 上海大学, 2019(02)
• [5]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D]. 王莉楠.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D]. 徐雪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通鉴纪事本末》叙事研究[D]. 王熠纳. 河北大学, 2018(12)
• [8]苏渊雷史学研究[D]. 何昱杰. 扬州大学, 2016(02)
• [9]北宋史官制度研究[D]. 柴瑞娟.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9)
• [10]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D]. 谢婉莹. 安徽大学,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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