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泽民致电热烈祝贺（论文文献综述）
柏晓斐[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周霜[2]（2019）在《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举行,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重视与非洲多边关系的发展,也注重同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推进。目前,急需系统梳理和审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现状、特点、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中国与东非的一个小国——乌干达的政治交往情况,探讨两国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并就如何保持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提出笔者的看法。本文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在吸收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从中国和乌干达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发展历程,以期对两国的政治交往有整体和宏观的把握;其次,分别从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行政机构交往、立法机构交往和政党交往的角度,对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及应对作深入地分析;最后,期望通过前文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与不足,并对两国未来的政治关系进行展望。回顾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得出:首脑外交更加密切;行政机构的政治交往规格更高;立法机构的政治交往逐渐兴起;政党交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中国和乌干达的政治交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两国在经济体量、国土面积、国际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而言,中国方面有失信的行为,在以后的首脑交往中,中方要做到“真、实、亲、诚”;就中国和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而言,西方认为中国宣传“中国模式”,两国在政治往来的过程中要避免受其影响;就中国和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而言,交流不频繁、实质性合作少,今后可以多往来多合作多交流;就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而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形式单一,在今后可以朝着机制化方向发展。
师健[3]（2019）在《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1949-199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两国建交以来,除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经历过一定的波折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缅关系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研究起点,以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研究终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为维护周边环境安全,对中缅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为视角,紧密结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外交决策者的对缅方针,根据中缅关系各个阶段的演变特征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缅甸关系的方针政策。1949年-1956年,即中缅建交初期,主要内容是建国初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缅建交的过程、以及建交初期中缅关系的缓慢发展。1956年-1966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处理与缅甸之间的三个历史遗留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即中缅边界、华侨“双重国籍”、“缅北国军”问题。1966年-1976年,中缅关系经历了从友好-破裂-恢复的起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缅领导人保持高层互访,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两国关系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高逢亮[4]（2019）在《现代汉语形式动词的原型范畴及其演变机制》文中认为形式动词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动词次类。其主要的句法特征是,可以带双音节及物动词作宾语,并且双音节及物动词的受事只能置于形式动词之前,这是形式动词和普通动词以及代动词、泛义动词等其他动词次类的关键区别。形式动词抑制了充当其宾语的动词的部分特征,可以说使其实现了“指称化”,也因此实现了“有界化”。形式动词的宾语动词也因此可以根据表达需求添加多种修饰成分,从而增加了信息量,丰富了表达手段。形式动词意义虚化,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词汇义,它们较为抽象的词汇义对它们选择宾语动词有所影响。对于形式动词的范围、分类,学者们采用的多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式,以语法功能为切入点,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属性,得出的是经典范畴,没有全面反映语言事实。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重新审视形式动词,描写并解释其成员在典型性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认为形式动词包括30个成员,可以划分为3个次类及8个小类,不同小类的形式动词在语法表现及表达功效方面存在对立和互补关系,丰富了我们的表达手段。不同的形式动词在选择宾语动词方面存在不同的倾向,同时,不同形式动词若携带相同的动词作宾语,往往凸显了同一个动词的不同义面。对于形式动词的来源,多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加以”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的问题,对于其他成员的演变历程则有所忽视。实际上,大部分形式动词都经历了词汇化或语法化的过程,其中有些尚处在词汇化或语法化过程之中。这些原本是短语、跨层结构或者普通动词的成分能够通过词汇化或语法化演变为形式动词的关键之处在于宾语范围的逐步扩大,能够携带双音节及物动词作宾语是它们实现词汇化、语法化的最终句法环境,其中隐喻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内容分为八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内容、所运用的理论及对应的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目标和创新之处。我们对形式动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对“进行”“加以”的个案研究,到八十年代开始的系统研究,国内对形式动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吕叔湘、朱德熙、龚千炎、邢福义等先生都曾对形式动词进行过研究,使形式动词研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不过,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主要表现为形式动词的范围、分类和演变机制须进行探讨。第二章讨论了形式动词与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对形式动词和准谓宾动词的关系进行梳理,然后,我们将形式动词和代动词、泛义动词进行比较,这些概念和形式动词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所不同,但目前这些术语的运用存在较为明显的混淆,妨碍了对形式动词的认识。第三章描述了形式动词的理想认知模型。形式动词的理想认知模型是一个集束模型,包括语义特征模型、宾语性质模型、句法分布位置模型、语体特征模型、语篇特征模型,不同研究者在认识形式动词时对这些模型有所侧重,导致对形式动词的认识有所区别。典型的形式动词应同时与这些认知模型匹配。第四、五、六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讨论了形式动词的范围和分类。当前对形式动词的分类均是采用二分法,一般是分为“进行”类和“加以”类,通过二分法得出的次类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最为理想,但是“进行”类和“加以”类存在纠缠,这种划分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定了 30个形式动词,并分为三个次类:（]）动作类形式动词,这类形式动词主要携带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作宾语,根据它们词义及表达功能的区别,我们将动作类形式动词分为“进行”类、“加以”类、“给予”类、“作”类4个小类18个成员;（2）表态类形式动词,主要包括“表示、提出、致以、发出、给出、感到”这6个成员,根据它们的表达功效,我们分为内向表态类和外向表态类两个小类;（3）存现类形式动词,主要包括“有、存在、产生、构成、造成、形成”这6个成员,根据它们的表达功效及添加体标记的情况,可以分为存在类和出现类两个小类。第五章对非典型形式动词进行了论证。它们具有和典型形式动词相似的句法表现,但也存在典型形式动词所不具备的语法特征,因此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第六章讨论了形式动词的演变机制。本章首先对“V出”类形式动词、“V以”类形式动词、“造成”、“展开”、“给予”等的词汇化情况进行了描写与分析。这些经历词汇化过程的形式动词也同时会经历语法化的过程。另外,我们还对“表示”等动词的语法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七章探讨了形式动词的表达功效。通过讨论,我们认为形式动词可以增强或转变句子的语体色彩,使句子显得庄重、严肃;同时,形式动词可以凑足句子结构,有完句作用;另外,形式动词可以标记或切换句子焦点。从语言项目（item）的排列（arrangement）角度来说,与SVO语序相比,形式动词使动词和它的受事NP不再处在同一层次,距离变远,这一结构上的差异造成了一定的语义后果,即形式动词结构往往表示间接实施某一行为。第八章是结论部分,对本章最终得出的认识进行了说明。
曾序勇[5]（2018）在《比兰德拉国王: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文中认为比兰德拉国王是在尼泊尔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他在位数十年,对中国十分友好,为中尼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我同他的接触和交往长达30多年,在我出使尼泊尔期间更同他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果断剿灭西藏叛匪频繁访华凸显友好
蒋欣欣[6]（2018）在《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文中认为已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上的“第一夫人”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公共活动及其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可以反映新闻媒体的建构方式和意图。本文采集《人民日报》1949-2018年关于中国“第一夫人”的新闻报道,以框架理论为研究方法论,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做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官媒重视“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建构,其媒介形象变迁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报道数量方面,呈现出“n”形、“N”形和“M”形特征,“M”形特征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是报道方式方面,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实现从“脸谱式”刻画到“生动式”呈现转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和中国政治发展新时代,彭丽媛的“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和生动。（2）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主要通过报道议题与报道框架表现。中国“第一夫人”独立参加公共活动时,其报道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等相关事务;此外,陪同性框架是建构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要框架,政策性框架、礼仪性框架和义务性框架居于次要位置。（3）彭丽媛时期媒介形象的框架在不变中有变,此阶段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媒介形象全面体现在“量”、“质”、“议题”、“框架”等角度。彭丽媛时期的“第一夫人”报道总量、年均报道量都达到历史最高值,将“第一夫人”作为报道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第一夫人”,此时期政治外交议题有所下降,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议题大幅度提升,陪同性框架占比减少,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遵循了世界通行框架,但也突出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和文化色彩。研究发现媒介形象所反映的“第一夫人”活跃程度与国家发展和政治运行有关,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与他国同中有异的重要因素,个人魅力和时代背景促成了彭丽媛引发中国“第一夫人”热。研究认为要重视“第一夫人”在与最高领导人角色互补、提升国家软实力、对女性的示范等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塑造“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时将要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也要做好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给予“第一夫人”更多自主空间。
邹琪[7]（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提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项韬[8]（2017）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文中提出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伟大人物、重要事件和光辉节日值得我们纪念。纪念活动的对象举不胜举,纪念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本研究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并总结了时代特征和政治功能,希望对纪念活动研究有所帮助。本文由绪论与正文构成。绪论说明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正文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由来。第二部分回顾了建国以来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进程。第三部分概括了建国以来四个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时代特征。第四部分论析了建国以来建党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
碧澎[9]（2016）在《卡斯特罗兄弟的中国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和劳尔走上圣地亚哥市政府二层阳台。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里宣布古巴革命胜利。抵达圣地亚哥后,习近平首先在劳尔·卡斯特罗的陪同下来到何塞·马蒂墓献花圈。两国元首驻足长明火前。伴随着鼓点,士兵换岗。军乐团奏古中两国国歌。在肃穆的行进曲中,礼兵抬着花圈引领两国元
郭辉[10]（2015）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之嬗变》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比较紧张,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围绕反对"美国非法对日媾和"、"美帝国主义"及亲近苏联展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中国与世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面对比较平稳的国际国内形势,抗战胜利纪念渐渐趋于理性,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承认,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也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进入新世纪,抗战胜利纪念的政治色彩渐趋淡化,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民族情感,越来越强调历史本身及其意义与作用,希望通过铭记历史、纪念历史有益于未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因应时代的需要,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展示出不同的主旨内涵。
二、江泽民致电热烈祝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泽民致电热烈祝贺（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五、相关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中国与乌干达政治交往的历程回顾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建交初期的政治关系(1962-1971年)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趋冷时期(1971-1986年)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回暖时期(1986-2000年) |
| 第四节 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2000年至今) |
| 第二章 首脑外交: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领航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局限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局限 |
| 二、应对之策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主体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一、中国-乌干达中央行政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乌干达职业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三、中国-乌干达地方政府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不足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不足 |
| 二、应对之策 |
| 第四章 立法机构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局限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局限 |
| 二、应对之策 |
| 第五章 政党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重要补充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特点和作用 |
| 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成效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不足和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政党交往的不足 |
| 二、应对之策 |
| 结论: 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不足及展望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194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现状 |
| 1.2.1 现有资料状况 |
| 1.2.2 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缅建交及建交初期的中缅关系(1949—1956) |
| 2.1 中缅建交 |
| 2.1.1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 |
| 2.1.2 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
| 2.2 建交初期中缅关系的缓慢发展 |
| 2.2.1 政治关系的缓慢发展 |
| 2.2.2 美国对中缅关系的阻挠 |
| 2.2.3 中缅两国在其他领域的接触 |
| 2.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践行 |
| 2.3.1 周恩来访缅,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2.3.2 吴努访华,增进互信 |
| 2.3.3 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 |
| 2.3.4 中缅边民大联欢 |
| 第3章 中缅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及对中缅关系的推动(1956-1966) |
| 3.1 中缅边界问题 |
| 3.1.1 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背景 |
| 3.1.2 积极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
| 3.1.3 谈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
| 3.2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 3.2.1 建交初期中缅两国的华侨政策 |
| 3.2.2 支持华侨放弃“双重国籍”,加入缅籍 |
| 3.3 “缅北国军”问题 |
| 3.3.1 “缅北国军”问题的形成 |
| 3.3.2 重视“缅北国军”问题,积极与缅交涉 |
| 3.3.3 与缅甸合力击溃“缅北国军” |
| 3.4 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 3.4.1 领导人频繁互访 |
| 3.4.2 审慎对待奈温军人政权 |
| 3.4.3 两国经贸关系的往来 |
| 第4章 “文革”时期中缅关系的曲折发展(1966—1976) |
| 4.1 中缅关系的破裂 |
| 4.1.1 仰光反华事件的发生 |
| 4.1.2 提出抗议,支持缅甸共产党 |
| 4.2 中缅外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
| 4.2.1 减少对抗,进行接触 |
| 4.2.2 奈温两度访华、改善中缅关系 |
| 第5章 中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6—1991) |
| 5.1 政治上的全面发展 |
| 5.1.1 保持领导人高层互访 |
| 5.1.2 妥善应对缅甸政治变局 |
| 5.2 双边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现代汉语形式动词的原型范畴及其演变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内容与选题来源 |
| 1.2 本文的理论基础及主要解决的问题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 |
| 1.4 形式动词的研究成果综述及目前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
| 1.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2 当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
| 1.5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形式动词与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 |
| 2.1 形式动词和准谓宾动词的关系 |
| 2.1.1 “给予”“给以”和“得到”“得以”的共性 |
| 2.1.2 “给予”“得到”和“给以”“得以”在语法层面的对立 |
| 2.1.3 “给予”“得到”和“给以”“得以”主动、被动的对立 |
| 2.1.4 从语篇分布情况看“给予”“给以”和“得到”“得以”的不同 |
| 2.1.5 小结 |
| 2.2 形式动词、代动词和泛义动词的关系 |
| 2.2.1 三类词在语义、句法上的共性和差异 |
| 2.2.2 小结 |
| 2.3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形式动词的理想认知模型 |
| 3.1 《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形式动词的界定和描写 |
| 3.1.1 形式动词和普通动词的区别 |
| 3.1.2 形式动词宾语的性质 |
| 3.1.3 《八百词》所讨论的形式动词的范围 |
| 3.1.4 小结 |
| 3.2 形式动词与宾语的互动关系 |
| 3.2.1 形式动词对宾语的作用 |
| 3.2.2 形式动词宾语“指称化”的机制 |
| 3.3 形式动词的分布情况及其典型“位置” |
| 3.3.1 形式动词“加以”的分布情况 |
| 3.3.2 形式动词的典型分布框架 |
| 3.3.3 形式动词句的深层结构 |
| 3.4 形式动词的语言特征模型和言语特征模型 |
| 3.4.1 形式动词的语言特征模型 |
| 3.4.2 形式动词的言语特征模型 |
| 3.5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形式动词的范围和三个次类 |
| 4.1 传统的“二分”法 |
| 4.2 形式动词的三个次类 |
| 4.2.1 三十个形式动词及其分类 |
| 4.2.2 动作类形式动词 |
| 4.2.3 表态类形式动词 |
| 4.2.4 存现类形式动词 |
| 4.2.5 形式动词典型性的差异 |
| 4.3 形式动词的单音节变体形式 |
| 4.4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非典型形式动词的论证 |
| 5.1 “展开”和“开展”的对比 |
| 5.1.1 “展开”和“开展”的共性 |
| 5.1.2 “展开”的入句表现 |
| 5.1.3 “开展”的入句表现及与“展开”的比较 |
| 5.1.4 小结 |
| 5.2 “感到”和“觉得”的对比 |
| 5.2.1 “感到”和“觉得”的共性和差异 |
| 5.2.2 “感到”和“表示”的对比 |
| 5.3 出现类形式动词 |
| 5.3.1 出现类形式动词的总体特征 |
| 5.3.2 “产生”的语法特征 |
| 5.3.3 “形成”的语法特征 |
| 5.3.4 “构成”的语法特征 |
| 5.3.5 “造成”的语法特征 |
| 5.3.6 小结 |
| 5.4 “发动”和“发起” |
| 5.5 形式动词“提供” |
| 5.6 “表示”和“提出” |
| 5.7 形式动词“施加” |
| 5.8 “实行”“施行”和“实施” |
| 5.8.1 三者的共性 |
| 5.8.2 “实行”的特征 |
| 5.8.3 “实施”的特征 |
| 5.8.4 “施行”的特征 |
| 5.9 形式动词“有” |
| 5.9.1 “有”的形式动词属性 |
| 5.9.2 “有+VP”的整体意义 |
| 5.9.3 “有+VP”中“有”的复杂化 |
| 5.10 “V出”类形式动词的4个成员 |
| 5.10.1 “V出”的研究现状 |
| 5.10.2 “V出”的形式动词用法 |
| 5.11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形式动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
| 6.1 “V出”类形式动词的词汇化 |
| 6.1.1 “V出”类形式动词词汇化的历程 |
| 6.1.2 “V出”类形式动词的非典型性 |
| 6.1.3 小结 |
| 6.2 “V以”类形式动词的词汇化 |
| 6.2.1 “V以”类形式动词的5个成员 |
| 6.2.2 “致以”和“施以”的形式动词属性 |
| 6.2.3 “V以”类形式动词词汇化的路径和动因 |
| 6.2.4 “V+NP1+以+NP2”演变为“V以”类形式动词的条件 |
| 6.2.5 小结 |
| 6.3 形式动词“造成”的词汇化 |
| 6.3.1 “造成”具备形式动词的句法功能 |
| 6.3.2 形式动词“造成”的语义特征 |
| 6.3.3 形式动词“造成”的词汇化 |
| 6.3.4 小结 |
| 6.4 “展开”和“开展”在汉语史上的混用及分化 |
| 6.4.1 “展开”和“开展”的混用 |
| 6.4.2 “开”和“展”两种组合在历史上的混用现象 |
| 6.4.3 “展开”和“开展”的分化 |
| 6.4.4 小结 |
| 6.5 “给予”“给以”“予以”的词汇化情况 |
| 6.6 “表示”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形式动词 |
| 6.6.1 关于“表示”的研究现状 |
| 6.6.2 “表示”宾语的类型 |
| 6.6.3 “表示”和“进行”的共性及区别 |
| 6.6.4 “表示+O”的构式压制分析 |
| 6.6.5 小结 |
| 6.7 “提出”“造成”的语法化以及“形成”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
| 6.7.1 “提出”的语法化 |
| 6.7.2 “造成”的语法化 |
| 6.7.3 “形成”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
| 6.8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形式动词的表达功效 |
| 7.1 形式动词在语体方面的作用 |
| 7.2 形式动词凑足结构的作用 |
| 7.3 形式动词调整语义的作用 |
| 7.4 形式动词标记焦点的作用 |
| 7.5 “给予”“给以”“予以”表达功效的同异 |
| 7.5.1 “给予”“给以”“予以”的共性 |
| 7.5.2 “给以”“给予”“予以”的虚化程度 |
| 7.5.3 “给予”类形式动词的语势差异 |
| 7.5.4 小结 |
| 7.6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文的结论 |
| 8.2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8.3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比兰德拉国王: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论文提纲范文）
| ★果断剿灭西藏叛匪频繁访华凸显友好 |
| ★我同国王的密切交往 |
| ★国王破例出席我馆50周年国庆招待会 |
|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10次访华永载史册 |
（6）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述评与研究命题 |
| 2.1 “第一夫人”与国家形象 |
| 2.2 媒体与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
| 2.3 “第一夫人”的报道框架与议程 |
| 2.4 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第一夫人”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方法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对象与样本获取 |
| 3.4 编码规则 |
| 3.4.1 高层次编码规则 |
| 3.4.2 中层次编码规则 |
| 3.4.3 低层次编码规则 |
| 3.5 研究过程与分析工具 |
| 4 高层次研究结果 |
| 4.1 “第一夫人”报道数量呈现“N”“N”和“M”特征 |
| 4.2 “第一夫人”报道主要对象 |
| 4.2.1 横向：报道主要对象“是‘第一夫人’”占比较低 |
| 4.2.2 纵向：“第一夫人”单独报道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 |
| 5 中层次研究结果 |
| 5.1 “第一夫人”报道议题 |
| 5.1.1 横向：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 |
| 5.1.2 纵向：彭丽媛时期所有报道议题比例均高于其他时期 |
| 5.2 “第一夫人”报道框架 |
| 5.2.1 横向：陪同性框架在报道框架中占主导地位 |
| 5.2.2 纵向：彭丽媛时期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 |
| 5.3 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议题、报道框架的交叉分析 |
| 6 低层次研究结果 |
| 6.1 报道高频词分析 |
| 6.1.1 主要运用陪同性框架建构“第一夫人”媒介形象 |
| 6.1.2 陪同性框架在政治外交议题中具有差异化表现 |
| 6.1.3 陪同性框架在王光美时期有四种特殊表现形式 |
| 6.2 中心词社会网络分析 |
| 6.2.1 中国“第一夫人”单独参与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活动 |
| 6.2.2 “第一夫人”依附于最高领导人开展独立活动 |
| 6.2.3 “第一夫人”独立参与的活动带有女性符号特性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官媒历来重视“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 |
| 7.1.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呈现逐步“生动化” |
| 7.1.3 中国“第一夫人”独立承担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事务 |
| 7.1.4 陪同性框架是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框架 |
| 7.1.5 彭丽媛时期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 |
| 7.2 研究讨论 |
| 7.2.1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政治因素 |
| 7.2.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化因素 |
| 7.2.3 新时代“‘第一夫人’热”的个人和时代因素 |
| 7.3 研究启示与建议 |
| 7.3.1 研究启示 |
| 7.3.2 研究建议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新中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夫人* |
| C.《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夫人”报道样本及编码 |
（7）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建党纪念日的由来 |
| （一）中共一大开幕时间的考证 |
|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确定 |
| （三）建国前党的生日的纪念 |
| 二、建国以来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进程 |
| （一）过渡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1949-1956）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1957-1965）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1966-1978） |
|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1979-2016） |
| 三、建国以来建党纪念活动的时代特征 |
| （一）过渡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 |
| 1.建党纪念活动蕴含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目的 |
| 2.建党纪念活动为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加油鼓劲 |
| 3.建党纪念活动简单朴实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 |
| 1.建党纪念活动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
| 2.建党纪念活动演变为凝聚共识的政治仪式 |
| 3.建党纪念活动为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提供平台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 |
| 1.建党纪念活动突出个人崇拜 |
| 2.建党纪念活动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主 |
| 3.建党纪念活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浓厚 |
|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 |
| 1.建党纪念活动不胜枚举 |
| 2.建党纪念活动的时间形成定制 |
| 3.建党纪念活动成为理论创新的契机 |
| 四、建国以来建党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 |
| （一）塑造党的光辉形象，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
| 1.加强党的形象建设，筑牢思想根基 |
| 2.展现政党文化，维护政权合法性 |
| （二）完善政党制度，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
| 1.民主党派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活动 |
| 2.民主党派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意义 |
| （三）深化党际交往，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
| 1.各国政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活动 |
| 2.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对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反美亲苏:“反对美帝国主义”与中苏同盟 |
| 二、回归理性:国民党的抗日贡献与国际社会的支持援助 |
| 三、淡化政治:铭记历史与开创未来 |
四、江泽民致电热烈祝贺（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2]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D]. 周霜. 云南大学, 2019(03)
- [3]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1949-1991）[D]. 师健. 天津大学, 2019(06)
- [4]现代汉语形式动词的原型范畴及其演变机制[D]. 高逢亮.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5]比兰德拉国王: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J]. 曾序勇. 湘潮, 2018(10)
- [6]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D]. 蒋欣欣. 重庆大学, 2018(04)
- [7]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D]. 项韬.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17(08)
- [9]卡斯特罗兄弟的中国情结[J]. 碧澎. 时代报告, 2016(10)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之嬗变[J]. 郭辉.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