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王泽琪[2]（2021）在《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文中提出本文以二百余件清代乾隆朝甘肃“刑科题本”为核心史料,结合“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大清会典》、《大清律例》、《清实录》、《清史稿》及甘肃地方志等其他档案、文献,介绍了清中叶甘肃“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刑科题本”所奏的命盗重案州县无权自理审断,地方官员必须逐级详报案情,最终由督抚题奏皇帝定拟。作为规范化的行政公文,“刑科题本”具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一般而言,无关特殊题奏性质的“刑科题本”均由前衔、题头、正文、结束语、后书及贴黄等六个部分的内容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含了案件审转记录、“详文”、审判意见、案件复核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详细记录了原、被告双方口供,证人口供,首报地方职役,案内人等身份与职业,地方社会家庭与宗族情况,生产生活场景等重要内容。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出发考察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则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其一是“国家在场”的问题,从档案记载来看,由州县政府衍生的包括乡约、地方、保长等职役在内的正式权力在甘肃地方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基层治安控制、承办官府差役等事务中发挥了更明确的官民中介作用,从最为典型的乡约组织职责扩展所反映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入手,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甘肃基层社会干预、控制的程度有了明显的增强,这是与江南、东南地区士绅、宗族主导的地方面貌的差异所在;其二是对“漫长的十八世纪”这一问题的回应,从“冲击——回应”模式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形态来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但若从年鉴学派“长时段”的观察视角出发,清代赋役、保甲制度改革对基层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乃至清中叶甘肃民间社会灵活的雇佣关系、频繁的商业贸易所展现的自由活跃、丰富多元的社会场景都可为解释这种“不变”的来源提供“自下而上”的可能。
张新璐[3]（2020）在《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传记策略与女性设计》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源自德富芦花的《法国革命之花》。梁启超按照早年母教论与女学实践弱化了罗兰夫人的家庭教育和教会教育,并根据新的史学理念强化了以《英雄传》为核心的自学,让罗兰夫人成长为兼具爱国情感与政治理想的女性主体。为了强化罗兰夫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删除了对罗兰夫人爱情、亲情、友情等个人情感的描述,从而回应了他此时所倡导的道德革命。在处理与爱国情感相关联的政治活动时,梁启超带着女扮男装文化传统的先见赋予罗兰夫人雌雄同体的双重性别。在面对女性的政治权这一新的女权问题时,梁启超具有某种保守性。
张侃[4]（2020）在《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文中研究表明回顾近百年的新史学发展历程,民间历史文献最早被史学界关注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发生重大转折同步,它在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中露出端倪,而后得到章太炎及其弟子等人应和,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产生密切联系,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遂成为时代潮流与必然趋势。在新史学提倡"眼光向下"的研究风习之中,顾颉刚成为史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者,他将"层累史观"延展到"从民俗看历史"的学术实践。在南下福建厦门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后,顾先生力倡历史文献收集的新旨趣影响了叶国庆等年轻学人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分析路径的形成。傅衣凌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新导向真正实现了"民间文献证史"的学术范式,而动力则源自"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证。傅衣凌以民间文献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社会性质,以揭示与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之处,获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认知。本文以学脉与学理为视角,梳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成为先行者和后来者的对话平台,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探索、促进研究范式的完善。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贺根民[6]（2020）在《《王荆公传》:梁启超新史学活态实践的一个突出文本》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以其流质善变的文化特质张扬了过渡时期的时代向标。突破传统史学纪传体的藩篱,《王荆公传》采纳章节体叙述方式,将王安石的生平事迹融进国运和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彰显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社会取向。贴近现代文化生态来辨诬翻案,梁启超创建了深具性情的人物传记书写模式,为我国史传加速向现代嬗变并早日与国际接轨开辟新路。具有独特的时代论断和角色自喻色彩的《王荆公传》标举了新史学的活态样本。
邓燕[7]（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刘爱广[8]（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研究说明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宁腾飞[9]（2019）在《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梁启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1902年,他提出了"孔北老南"说。这一说法是梁启超在新民意识主导下突破儒家中心主义的学术产物。在建立此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一方面借助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另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学术界的地理学理论与汉学资源。该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回响,具有长远的学术史意义:它是"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同时,它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具有学术平等的眼光,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此意义上,该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卓立,杨晶[10]（2018）在《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文中认为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观念基础不同,导致前者形成了记实史学传统,后者则是知识论的解释史学传统。近代时空观念的转型瓦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世界观,中国传统"天人感应"式伦理世界观转变为近代西方的牛顿时空世界观,"客观自然世界"的观念取代了伦理化的"天下",从而引发了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知识论转型,其理论内核从古代的"直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求真"观念。中国实证史学具有远比西方实证史学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具有更强的"反理论"倾向。历史求真观念最初以进化论的方式通过严复的译着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式语境下转化为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信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新史学"便从追求普遍"公例"的实证主义立场,转变为追求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实证史学立场,并与传统记实观念结合形成一种历史主义思想,其知识合法性依据则从"鉴往知来"转变为"知其所以然"。
二、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史料基础:“刑科题本”研究的史学史回顾 |
| 一、从“还魂纸”到“新史料”：近代中国“知识”、“证据”观的转变 |
| 二、不断扩展的学术视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与刑科题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史学史回顾 |
|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两个基本取向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重难点及创新点:“问题史”角度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及基本方法 |
| 二、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刑科题本”与十八世纪甘肃命盗案件审判程序 |
| 第一节 马七十一京控与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审判实况 |
| 一、口供中的故事:马七十一京控案卷所见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的流转 |
| 二、马七十一呈控与转型中的清代京控制度 |
| 第二节 “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 |
| 一、案件审转记录 |
| 二、初审机构“详文” |
| 三、审判意见 |
| 四、案件覆审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 |
| 第二章 十八世纪甘肃的地方职役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乡约:发展中的官民中介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四、乡约的职能的扩展 |
| 第二节 保长:传统保甲组织的延续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第三节 地方:乡保双轨外的基层管控者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案访闻 |
| 三、其他治安事务 |
| 第三章 十八世纪甘肃民众的生计与生活 |
| 第一节 农、工之间:清中叶甘肃民众的基本生计选择 |
| 一、务农:生计之本 |
| 二、佣工:灵活的生计选择 |
| 第二节 铺、集之内:清中叶甘肃民众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一、商业经营活动 |
| 二、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凶犯信息表 |
| 附录二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首报职役信息表 |
| 附录三 马七十一京控案题本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传记策略与女性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史传与两类教育的删改 |
| 二、女性主体的私人情感与爱国情操 |
| 三、女性主体的越界与双重性别 |
| 四、结语 |
（4）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眼光向下”的新史学与庶民材料的运用 |
| 二“从民俗看历史”与历史文献收集的新旨趣 |
| 三“民间文献证史”引发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新导向 |
| 余论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王荆公传》:梁启超新史学活态实践的一个突出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一、加入论断:理想评传的文化承载 |
| 二、废书而恸:辨诬翻案的着史初衷 |
| 三、角色自喻:借古喻今的形象指代 |
| 四、结 语 |
（7）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10）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史学记实观念的差异 |
| 二、世界观念的转型与求真观的重建 |
| 三、科学观的发展及其对求真观的影响 |
| 四、历史主义求真观的知识论困境 |
四、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D]. 王泽琪. 兰州大学, 2021(02)
- [3]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传记策略与女性设计[J]. 张新璐. 妇女研究论丛, 2020(06)
- [4]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J]. 张侃. 区域史研究, 2020(01)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王荆公传》:梁启超新史学活态实践的一个突出文本[J]. 贺根民.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7]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J]. 宁腾飞. 史学月刊, 2019(02)
- [10]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J]. 卓立,杨晶. 天津社会科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