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全年目录一览表（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翟旭刚[2]（2021）在《咸阳市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小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初等正规教育的学校,有着作为社会公益性服务设施所应具备的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同时作为城市空间及功能体系中的重要支撑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用。小学规划所涉及的教育用地的合理性、科学的布局对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城市空间均衡化配置,资源共享性、满足未来教育发展需求性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咸阳市的城市发展稳步前进,在大西安都市圈发展的带动下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区人口稳步增长、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人民幸福感增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因素,例如小学教育用地布局的不合理,空间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进一步导致了现有的小学教育设施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基础教育需求等问题。因此,结合咸阳市城区的小学现状情况,探讨符合本地实际的小学教育设施用地布局优化的方法策略,是一项紧迫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小学规划布局相关文献的研读,梳理了国内外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方向的关于小学教育用地空间布局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咸阳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区域,选取基础教育设施中小学的空间布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心城区现状小学教育设施用地的深入分析、实地调研,总结归纳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成因,进而从教育用地的空间布局、规模配置、供需关系、服务范围和交通可达性等方面建立并提出符合本地实际的中心城区小学用地布局优化的原则和思路,构建布局优化体系。针对小学学校配置不足区域进行新建小学的选址,并通过服务半径指标和选址评价进行小学的空间优化布局,根据新老城区呈现的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的配建标准和布局原则,以促进中心城区小学建设用地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以期为中心城区小学空间布局规划提供方法借鉴。主要结论如下:1、中心城区小学教育配套设施不完善,现状小学班约为1154班,在校小学生数59076人,校均人数895人,班均人数为51.19人,远超出全国普通小学标准的校均人数639人和班均人数37.54人,其中班额人数超出规范标准要求的45人的班级数有919班,占咸阳市中心城区小学总班级数的79.6%,班额超标现状突出,且城区近年来教育用地发展缓慢,建成的学校面积较小、学校运动场所及绿地不达标、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现象突出。本次研究根据《陕西省“双普双高”评估验收标准》,计算中心城区小学规划标准容量为4.8万小学生,实际在校生5.9万人,超出标准容量1.1万人,针对现状缺口,本次研究在已建成区域充分考虑城市退二进三、老旧小区改造、棚改等项目,对生源良好、设施条件差的小学在不影响区域整体功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规模的扩建。改扩建学校22所,新增159班。其中老城区改扩建12所,新增119班,新城区扩建6所,新增50班。2、中心城区小学空间布局失衡,呈现新老城区两极分化的趋势,老城区是传统服务中心区域,学位冗余,优质教育资源过剩;新城区小学配置呈现显着不足状况,且多以村小学为主。本次优化布局充分考虑现行城市总规中未来城市居住建设重点地区集中在新城区,亟需增加教育配套的需求,合理预测学生人数、学校规模,利用GIS合理选点,集约节约布置小学,最终新城区新建50所小学,老城区新建15所小学,以满足未来城市发展对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需求,并且综合分析参考了《陕西省“双普双高”评估验收标准》、《咸阳市区住宅区配套中小学（幼儿园）规划建设指标》的配置标准及已建学校的具体情况最终确定新老城区不同的配建标准。3、中心城区新城区小学步行可达性差,老城区步行可达性较好,基于中心城区发展的局限性和设施布局集约节约配置的原则,本次研究新增小学优化配置点位时,根据居民问卷调查,适度调整标准小学10分钟步行可达为15分钟步行可达,既达到服务覆盖的优化,又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
何鹏[3]（2021）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与人类发展始终相伴的话题。为摆脱贫困,人们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多角度探讨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经历萌芽—起步—探索—推进—深化发展历程,一系列文化建设工程和扶贫开发项目的持续实施推进,各级政府、社会主体、市场力量广泛参与文化扶贫,我国极度贫困人口迅速下降。然而,在中国农村特定的场域,文化因素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社会构成等,导致了多重要素并存、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构性”贫困。应对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交错,物质贫困和文化贫困并存,贫困代际传递凸显等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文化扶贫的题中之义。同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诸多挑战,如何通过文化扶贫手段消除贫困也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在梳理文化扶贫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扶贫实践进行中外考察,探究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环境,借助典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实证考察,探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结构性问题,探索进一步优化完善现有文化扶贫政策路径,为进入新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尝试与现实参考。在理论层面,本文重点关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理论基础和政策适用场域研究。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方面,对照贫困概念的经济学阐释,在梳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和贫困地区的内涵基础上,对贫困概念进行文化学阐释,重点关注“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概念辨析,论证了“文化贫困乃经济贫困之根源”等核心命题。在文化扶贫的基础理论方面,尝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文化扶贫进行阐释,明确了文化扶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公共性,具备制度变迁特征,具有典型的空间适用特征等。总结文化扶贫“扶智说”“扶志说”与“文化精准扶贫说”三类的政策界说,阐述文化扶贫可以治愚、可以消除贫困文化和可以协同经济扶贫等政策功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域外反贫困理论,重点分析了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融合以及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等基础问题,建立起文化扶贫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在文化扶贫适用方面,归纳出贫困地区的类型,描绘出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安贫守旧的人生观、物化功利的价值观、闲暇无意义的时间观、非理性的“面子”消费观等贫困文化图景,及其呈现出来的亚文化体结构化、贫困文化遗传性、贫困要素体系化等文化特征,明晰了贫困文化“从个体到群体”与“从群体到个体”的浸渍作用机理。在实践层面,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措施,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文化扶贫实践“文化教化与动员—经济扶贫的辅助—文化扶贫探索起步—文化扶贫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厘清中国文化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聚焦贫困地区作为文化扶贫的特定研究场域,分析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困境和现行文化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1）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2）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3）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选取湖北省黄冈市为样本,从公共政策视角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进行实证考察,总结黄冈在文化生产能力、供给能力、保障能力和发展动能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探索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两类政策路径。总结黄冈文化扶贫案例的特色与经验,并从中提取可供复制的政策价值启示。全文对文化扶贫作出以下基本判断:（1）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2）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3）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4）文化扶贫政策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新时期优化文化扶贫政策必须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总体策略。
陈可欣[4]（2020）在《饮用水处理消毒系统技术改造及工程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消毒是饮用水处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艺。国内众多水厂仍采用以液氯为代表的消毒工艺。传统的液氯消毒技术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环境危害,而且,液氯消毒易产生三卤甲烷和卤乙酸等具有致癌作用的消毒副产物。次氯酸钠具有安全性较高、投加设备简单、持续消毒效果好、不易产生消毒副产物等优点,是较为理想的替代消毒剂。本论文以武汉某水厂为例,选取更加安全可靠的次氯酸钠作为替代消毒剂。通过消毒系统的升级改造,得到如下结论:（1）改进型次氯酸钠消毒系统主要由次氯酸钠储存系统、提升系统、管路系统、仪表系统、加药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组成。采用前加氯和后加氯相结合的投加方式,并结合原水水质条件,适当调整加药量。（2）次氯酸钠消毒系统处理水量（2019年）在33.16～47.93万t/d之间波动,平均处理水量为41.65万t/d;消毒剂投加量范围在3.68～5.25mg/L之间,平均为4.35mg/L;耗氯量介于14.25～25.16t/月,全年耗氯量约为200.10t。（3）次氯酸钠消毒系统出水的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中,出水p H值介于7.50～8.09,平均值为7.76;出水色度均低于5度;出水浊度稳定在0.03～0.27NTU,平均值为0.11NTU;出水CODMn介于0.64～2.24mg/L之间,平均浓度1.31mg/L;出水中溶解性铁浓度均低于0.05mg/L;出水总硬度范围108～154mg/L,平均值为137mg/L;出水氯化物范围12～35mg/L,平均浓度20.1mg/L;出水中氨氮平均浓度0.033mg/L。在微生物指标中,不同时期出水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嗜热大肠菌群均为零,可视为完全去除。采用次氯酸钠消毒的饮用水处理工艺出水水质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限值要求。（4）次氯酸钠消毒系统出水中余氯为0.70～1.16mg/L,总余氯0.81～1.38mg/L,平均值分别为0.93mg/L和1.03mg/L。工程实践中,源水加氯量（前加氯）控制沉淀池出口余氯在0.1～0.2mg/L左右,清水进库（后加氯）余氯控制在1.0mg/L。三氯甲烷和三氯乙醛等消毒副产物浓度与出水中余氯存在较好的正相关,认为次氯酸钠消毒产生的消毒副产物可能来自余氯与消毒副产物前体的反应。（5）液氯是水厂原氯消毒系统的主要的危险物质,液氯库是氯消毒系统主要的危险单元。液氯消毒系统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储运系统的液氯泄漏风险。水厂液氯库液氯最大储存量超过临界储存量,已成为重大危险源。次氯酸钠是改造后消毒系统的主要的危险物质,储液系统是主要的危险单元。次氯酸钠消毒系统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储液系统次氯酸钠的泄漏。因液氯属于剧毒物质,消毒系统中的液氯间已构成重大危险源,发生泄漏等突发环境事件后,最大风险值明显高于次氯酸钠消毒系统。（6）次氯酸钠消毒系统药剂投加为0.0375元/吨水,总运行费用为0.1345元/吨水;改造后消毒系统的运行费用较原液氯消毒系统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另一方面,水厂次氯酸钠消毒系统改造后,减少了液氯消毒系统的各种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设施的安装及维护保养费用,且无需苛刻的压力和流量等要求,从而可降低相应的维修管理费用等。
周长安[5]（2020）在《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工程勘察作为我国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工程勘察质量关乎整个工程质量,加之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过程不可逆”的工程勘察工作决定了其质量受岩土变化多、波动大、过程短、检验困难等影响,同时,在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信息化技术与工勘察质量管理相融合,如何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充分应用到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如何有效地推进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进而探索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运行与实证分析已迫在眉睫。首先,研究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现状与问题。从企业管理、政府管理两个方面分析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基本现状,从信息化管理的应用、机制、效能等方面剖析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提出了构建与运行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解决思路。其次,构建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论文运用全面质量管理等理论,提出了由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标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平台、工程勘察地质数据中心来共同构建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梳理分析了工程勘察相关企业、相关人员、项目内容以及管理环节、主体工作职责、各环节等信息化管理的重点,研究制定了工程勘察项目建设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等6类相关勘察企业及10类勘察人员信息采集标准、4个阶段工程勘察项目质量信息采集标准、5个方面工程勘察质量管理信息采集标准、4个环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成果格式标准以及工程勘察地质数据成果入库标准,明确了工程勘察地质的数据格式、数据标准和采集标准;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探讨了工程勘察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总体设计、需求分析、流程分析、功能分析等,分析了系统结构、技术方法、开发工具、数据库环境、运行环境、信息传递、系统构建等技术路线;结合工程勘察地质数据的多样性、特殊性,分析了基于多元数据和多方法集成的模型构建策略,探讨了采用C/S模式、B/S模式、Sky Line 6.5平台软件以研发工程勘察地质信息数据中心,从信息化标准、信息化管理平台、地质数据中心等方面确认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的有效性。第三,探索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论文分析了在工程勘察项目如何执行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标准、如何有效运行工程勘察项目管理平台、如何发挥工程勘察地质信息数据中心的作用等问题;分析了系统运行组织结构、运行流程、运行机制等,提出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的保障措施;从三个层级研究了系统运行的监管主体、责任主体、运行对象,分析了系统运行的组织结构和模型框架;研判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数据主要来源于外业勘探、试验测试、资料整理、报告编制、审核审查等阶段,研究分析了“工程勘察外业见证”等运行机制,解决数据和信息采集缺乏长效保障机制;梳理了工程勘察各阶段各环节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成果,设立了“外业申报采集”、“试验报告扉页打印采集”、“见证登记采集”、“勘察报告在线审查采集”等数据采集环节,从组织结构、运行流程、运行机制等方面确认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的有效性。最后,分析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证。选取重庆为例,构建了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分析了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通过地质数据采集、工程地质选址、工程地质走廊线路等3个方面的实际工程案例,分析了重庆市工程地质信息管理实践;采集了重庆市勘察行业全部的勘察企业、勘察人员和勘察项目的基础数据,实时采集了勘察外业申报、勘察外业见证登记、勘察试验报告打印、勘察报告在线审查等四个环节的项目基础数据,采集了全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监项目数量、抽查项目数量、抽查比例以及违规项目、违规企业、违规人员数量与查处、通报情况等信息化管理的基础数据,分析了全市6类589家勘察企业构成、勘察资质与类别、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市内外对比等,分析了全市10类15062名勘察人员构成、年龄结构、男女占比、注册多少、职称关系、专业比例、专业搭配、工龄长短以及市内外对比等,基本改变了工程勘察质量“无法监管”状态,通过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达到了动态抽查管控的预期目的,并分析了全市勘察质量发展、勘察行业发展的态势;从住建部质安司组织上海等省市调研考察、中勘协勘察分会专题评价、主要专家学者点评分析等社会综合评价中确认了实证效果,从而验证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有效性。
张瑜[6]（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宋铁勇[7]（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认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刘瑞莹[8]（2020）在《农户满意度视角下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认为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6年出台关注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问题是我国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农村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基础,更是必要的生态空间保障。此外,乡村社区近年在生活环境优化提升、乡村规划自下而上、公众参与、乡村空间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诉求。目前,乡村“三生”空间问题在国土层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具体的村庄层面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研究、田野调查、扎根理论、问卷访谈、模糊综合评价法、IPA等研究方法,以阎良乡村地区的“三生”空间为研究对象,以10个样本村庄调研数据为评价依据,以滨河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卫星影像、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软件展开农户满意度视角下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的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进行深度访谈,构建农户“三生”空间满意度评价模型。以农户“三生”空间满意度调研结果为依据,分析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的空间特征和现存问题,发现阎良乡村地区的“三生”空间呈现出“生活为核,生产为底,相互咬合,功能复合”的整体关系;生活空间呈现“基础性空间满意度高,附加性空间满意度低,空间功能复合”的特征;生产空间呈现“第一产业空间满意度高、二三产业满意度偏低、污染性产业空间满意度低”的特征;生态空间呈现“绿化景观充分,景观维护不足,水体空间欠佳”的特征。其次,基于农户“三生”空间满意度评价模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IPA分析法对阎良区乡村地区农户“三生”空间满意度调研结果进行评价:构建因子评价集;进行单项因子的满意度打分;评价因子重要性排序,得出20项因子的满意度和关注度,得出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值为3.07。绘制“满意度-关注度”象限图,发现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劣势区为生产道路空间和健身空间;改进区为水体空间、文化娱乐空间、养殖空间、景观维护、商业服务空间、加工制造空间。然后,从区域层面、镇域层面和村域层面分别提出阎良区“三生”空间优化策略。最后,基于前述研究,进行村域尺度的实证研究,在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选取阎良区新兴街道滨河村为村域典型研究对象,进行农户满意度视角下的村庄“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第一部分“基础研究”,为第一、二章。首先,介绍研究背景、意义、对象和相关概念,确定论文的研究框架和本研究适用的研究方法。然后,从多学科视角、多空间尺度对国内外乡村聚落、乡村空间、“三生空间”等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其次,引入人居环境科学、农户空间活动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满意度理论、扎根理论等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分析。最后,对国内外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第二部分“现状研究”,为第三章。首先,本章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村庄空间、“三生”空间用地四方面概括了阎良区乡村空间的现状总体特征。其次,从多角度对阎良地区的村庄进行类型划分,并构建村域“三生”空间用地分类体系。然后,通过扎根理论构建“三生”空间满意度评价模型,确定样本村“三生”空间的评价因子体系。再从整体层面和分项层面对样本村“三生”空间现状特征进行总结,提炼出样本村“三生”空间的整体关系内涵:生活为核,生产为底,相互咬合,功能复合。最后,总结归纳出基于农户满意度调研结果的阎良区村庄“三生”空间问题。第三部分“对策研究”,为第四章。首先,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IPA分析法对阎良区乡村地区农户“三生”空间满意度调研结果进行评价,得出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值为3.07。绘制“满意度-关注度”象限图,发现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劣势区为生产道路空间和健身空间;改进区为水体空间、文化娱乐空间、养殖空间、景观维护、商业服务空间、加工制造空间。其次,提出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的六项优化原则。最后,从区域、镇域和村域层面分别提出乡村“三生”空间的优化策略。第四部分“实证研究”,为第五章。基于前述研究,进行村域尺度的实证研究,在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选取阎良区新兴街道滨河村为村域典型研究对象,进行农户满意度视角下的村庄“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为第六章。首先,总结前文研究结论:阎良乡村地区呈现“生产-生活主导,生态薄弱”的三生空间用地比例特征和“生活为核,生产为底,生态为带,相互咬合,功能复合”的整体关系内涵;绘制出阎良乡村“三生”空间的“关注度-满意度”四象限分区图,得出基于满意度和关注度调研的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的紧迫度与重要性排序;从区域、镇域和村域层面分别提出乡村“三生”空间的优化策略。然后,总结研究或具的创新点:采用扎根理论,构建乡村“三生”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模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研究;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出发,自下而上分析阎良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的满意度;从区、镇、村多个层面,提出阎良区“三生”空间优化策略。最后,针对论文存在的不足提出深入研究尺度、增加样本容量、增加实证对象数量、拓展研究维度三个优化方向。
孙涵[9]（2020）在《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研究 ——以山东省高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新区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集聚,正逐步成为新的就业中心,但是居住和就业之间的失衡也开始显现,高新区交通组织效率和通勤质量的下降加剧了整个城市的“城市病”。同时,新型城镇化和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实施,促使产城协同和职住协同成了新时代山东高新区发展的目标之一,综合型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缓解高新区问题的有效方案。本文在构建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基础上,以山东省的20个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综合发展型高新区的职住协同进行整体和个案两个层面的研究。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在理论研究层面,初步构建了以“三阶段四要素”为抓手的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发展阶段性规律。所谓“三阶段”是高新区的起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综合发展阶段,“四要素”是职住用地、职住人口、交通通勤和公服配套。其中,在起步发展阶段,高新区职住协同程度较差,就业用地和就业人口增加明显,居住和公共服务配套严重不足,工人主要通过单位的班车或者乡村公交的形式实现通勤;在快速发展阶段,高新区的职住协同性有所缓解,就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快速增长,就业人口大规模增加,居住人口的增长稍微滞后,新建居住小区实际入住率较低,因为高新区公服配套不足,通勤类型以跨区通勤为主,小汽车等个体交通工具发展迅速;在综合发展阶段,高新区的职住协同程度有了明显改善,居住用地的增长超过就业用地,就业人口的增幅下降,随着高新区公服配套的完善,居住人口增幅明显,高新区公共交通配套多元化,通勤结构逐渐得到改善。2)本文在整体研究层面,对山东省20个高新区进行了发展水平和职住协同的评价,明确济南高新区、潍坊高新区、威海高新区等6个高新区属于综合发展型高新区,并总结归纳出该类高新区在职住用地、职住人口、人均建设用地和公服配套四个要素上的指标特征。其中,从开发建设指标来看,综合发展型高新区用地开发建设情况较好,土地利用率较高,人均建设用地在合理范围之内;从职住用地指标来看,综合发展型高新区符合产城融合类园区标准,职住用地结构合理;从职住人口指标来看,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人口比例处于偏高水平,就业配套更加完善,相比居住更具吸引力;从公服配置指标来看,综合发展型高新区公服设施配置相对完善,甚至有超出标准的情况。3)本文在典型个案研究层面,以济南高新区为综合发展型高新区的典型进行实证分析,对其1991至2018年间的职住协同情况进行研究。其中,在起步发展阶段（1991-2001年）,高新区以工业用地开发为主,居住用地开发迟缓,居住人口增幅远低于就业人口,职住协同性较差,到2001年高新区的职住用地比例为7.75:1,职住人口比例为2.34:1;同时,高新区的公服配套和交通条件较差,有大量的通勤人口住在城区里面,多使用企业班车和摩托车等个体交通工具上下班。在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1年）,该阶段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均呈现增长态势,但是产业用地占比大幅度降低,居住用地规模快速扩张,就业和居住人口增长快速,职住结构得到改善,到2011年职住用地比例调整为1.8:1,职住人口比例变为2.05:1;此时主要路网逐渐成型,小汽车等个体交通工具占比提升,公共服务设建设得到一定改善,但是仍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城区,且区内实现职住的数量也在增长。到了综合发展阶段（2012-2018年）,高新区的产业和居住用地增速放缓,公共服务配套逐渐完善,居住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职住结构日趋合理,到2018年职住用地比例变为1.38:1,职住人口比例变为1.68:1;同时,道路用地增幅变缓,交通路网不断优化,公服设施不断完善,高新区内部通勤的比例不断增加,但是因为快速轨道公交工具的建设滞后,造成济南高新区的通勤效率偏低。
张尚达[10]（2020）在《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文中提出国民政府在1933年面临着国内外恶劣经济环境的考验,其为应对危机、稳定经济状况采取了众多的经济措施,在工业发展上颁布了一系列的计划方案,以图促进工业进步,并为此时的公营工业发展制定了基本方针。地方政府也奋力提振本省经济倡导新式工业,并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批公营制造工厂。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为解决经济低迷的现状纷纷献言献策,同时“统制经济”思潮开始传播,为国民政府之后实行统制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历史现象共同构成了当时国民政府开设公营制造工厂的社会背景。目前,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整个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宏观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具体产业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早期形态问题。1933年前后国民政府对当时全国的公营制造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该调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普查。有鉴于此,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探究可用各种详实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分别从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资本、投资主体、行业构成、空间布局和长期影响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此管窥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形态。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在数量上共有110家,这个工厂统计数据是在公营制造工厂严谨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后得出的。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在本年制造业工厂总数中占比较低,按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计算均在4%左右。因各种研究中关于这些工厂的资本性质模糊不清,故需厘清不同资料中所统计的工厂资本性质,然后再考证这些政府经营工厂的具体投资数额。除军工厂外,其余各厂的资本几乎均可考证出来。这样可对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有一个数量规模上的估计,也便于我们了解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投资情况。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其中中央政府经营的工厂共有49家,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一共有61家。即在1933年就投资主体而言,地方政府所属工厂数量多于中央政府所属工厂数量。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行业上可以划分为12个大类行业,这12个大类行业大多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工业计划方案中的基础工业部门。而且当时中央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同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行业构成上略有差异。这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制造工厂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在兴办公营制造工厂上更侧重于基础工业部门,而地方政府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更多的是结合本省实际来开办公营工厂。关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也可直观地了解政府在公营企业投资方面的重点部门与当时国民经济主要增长部门的分离。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整体的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但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经营的制造工厂与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是有略有差异的。除军工厂外,中央政府所属的35家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而地方政府所属的50家制造工厂在地理分布上较为侧重于中西部地区。若从工厂厂址的县市布局角度分析,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讨论。再有,这些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厂址分布的原因归纳总结后大致可以而分为三种类型。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日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从这个角度分析,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其在促进抗战之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主要有四点表现,即统一管理部门、基础工业行业建设的先导性作用、新的财政会计制度与工业分布的战略性布局。同时,公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抗战之后国家资本的扩张。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比较这三个时期可知相较全面抗战前的国家资本,之后的两个时期国家资本有了极大地扩张。
二、2000年全年目录一览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全年目录一览表（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材料与方法 |
| 五、中国实业银行简介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内迁与改组 |
| 第一节 战时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内迁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增资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
| 第一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接收与复员 |
| 第二节 财政部对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清理与回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中国实业银行的改造与转型 |
| 第一节 解放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公私合营改造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咸阳市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型城镇化由“关注效率”向“关注质量”转变 |
| 1.1.2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由“居住区”向“生活圈”转变 |
| 1.1.3 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由“供需错配”向“供需匹配”转变 |
| 1.1.4 咸阳市中心城区小学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实地调研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图表分析法 |
| 1.3.5 GIS空间分析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框架 |
| 2.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可达性 |
| 2.1.2 公众参与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教育公平与均衡理论 |
| 2.2.2 中心地理论 |
| 2.2.3 相关理论对城区小学用地布局优化研究的启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与实践 |
| 2.3.2 国内研究与实践 |
| 2.3.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进展 |
| 3.中心城区小学现状分析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咸阳市中心城区概况 |
| 3.1.2 老城区、新城区的界定 |
| 3.1.3 现状街道基本情况 |
| 3.2 中心城区小学概况 |
| 3.2.1 总体概况 |
| 3.2.2 学校分布分析 |
| 3.2.3 学校规模及容量分析 |
| 3.2.4 学校服务范围分析 |
| 3.2.5 中心城区小学现状布局可达性分析 |
| 3.4 居民意愿调查 |
| 3.4.1 调查的对象 |
| 3.4.2 问卷调查表 |
| 3.4.3 调查居民群体基本特征 |
| 3.4.4 就学出行交通方式及出行成本调查 |
| 3.4.5 居民就学设施满意度调查 |
| 3.4.6 新老城区居民小学满意度调查 |
| 3.4.7 调查小结 |
| 3.5 小学现状教育设施配置问题总结 |
| 3.5.1 教育设施数量不足 |
| 3.5.2 空间分布不均衡 |
| 3.5.3 校园校舍严重不足 |
| 3.5.4 大班额现象突出 |
| 4.中心城区小学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
| 4.1 历史政策原因 |
| 4.1.1 历史原因 |
| 4.1.2 政策原因 |
| 4.2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 4.2.1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 4.2.2 对未来学校布局的影响 |
| 4.3 城镇化发展水平及特征 |
| 4.3.1 历年人口及城镇化率 |
| 4.3.2 对未来学校布局的影响 |
| 4.4 城市发展格局 |
| 4.4.1 城市空间发展脉络 |
| 4.4.2 城市空间发展方向 |
| 4.4.3 对未来学校布局的影响 |
| 4.5 中心城区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发展 |
| 4.5.1 现状居住用地布局 |
| 4.5.2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
| 4.5.3 中心城区新老城区发展规划 |
| 4.5.4 对未来学校布局的影响 |
| 4.6 中心城区交通发展 |
| 4.6.1 现状交通情况 |
| 4.6.2 中心城区综合交通规划 |
| 4.6.3 对未来学校布局的影响 |
| 5.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优化方法 |
| 5.1 中心城区小学规模预测及现状改扩建需求 |
| 5.1.1 《咸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
| 5.1.2 中心城区小学需求预测 |
| 5.1.3 现状改扩建学校 |
| 5.2 中心城区新增小学需求 |
| 5.2.1 《咸阳市中小学校发展和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
| 5.2.2 最终新增小学需求 |
| 5.3 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优化原则 |
| 5.3.1 均衡布局原则 |
| 5.3.2 新老城区优化原则 |
| 5.3.3 适度规模、服务周边原则 |
| 5.4 新建小学用地优化布局 |
| 5.4.1 软件平台 |
| 5.4.2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和特点 |
| 5.4.3 数据资源 |
| 5.4.4 GIS技术支持下的评价方法 |
| 5.4.5 供需关系 |
| 5.4.6 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 |
| 5.4.7 计算方法 |
| 5.4.8 空间分析 |
| 5.4.9 小学空间布局方案 |
| 6.中心城区小学布局实施策略 |
| 6.1 小学布局优化实施策略 |
| 6.1.1 老城区抓住老城改造契机供给教育用地 |
| 6.1.2 新城区明确责任主体使小学建设与住区建设配套 |
| 6.1.3 布局优化近远期结合,指标刚性弹性结合 |
| 6.1.4 建立健全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规划保障机制 |
| 6.2 管理机制创新 |
| 6.2.1 建立教师流动机制,缩小校际教学质量差距 |
| 6.2.2 “简政放权”,培养特色教学环境 |
| 6.2.3 加强教育均衡发展的督导和问责 |
| 7.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致谢 |
（3）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 |
| 2.1 贫困的经济学阐释 |
| 2.1.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
| 2.1.2 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 |
| 2.1.3 贫困地区 |
| 2.2 贫困的文化学阐释 |
| 2.2.1 贫困文化 |
| 2.2.2 文化贫困 |
| 2.2.3 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 |
| 2.3 文化扶贫的政策学阐释 |
| 2.3.1 文化扶贫的公共政策属性 |
| 2.3.2 文化扶贫的政策界说 |
| 2.3.3 文化扶贫的政策功能 |
| 第3章 文化扶贫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文化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
| 3.1.3 域外的反贫困理论 |
| 3.2 贫困文化理论:文化扶贫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结构解释的式微 |
| 3.2.2 贫困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适应过程的多重解释 |
| 3.2.3 贫困文化理论的融合: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视角 |
| 3.2.4 贫困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 |
| 3.2.5 文化扶贫分析的基本框架 |
| 3.3 历史制度主义:文化扶贫的一个政策研究视角 |
| 3.3.1 历史制度主义发展脉络 |
| 3.3.2 历史制度主义现实应用 |
| 3.3.3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扶贫 |
| 第4章 文化扶贫实践的中外考察 |
| 4.1 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的演变历程 |
| 4.1.1 文化教化与动员阶段(1949-1978) |
| 4.1.2 经济扶贫的辅助阶段(1978-2000) |
| 4.1.3 文化扶贫探索起步阶段(2001-2010) |
| 4.1.4 文化扶贫多元融合阶段(2011-2020) |
| 4.2 中国文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变迁 |
| 4.2.1 战略定位:从“漫灌式”文化扶贫到精准扶贫 |
| 4.2.2 路径选择:输血式文化扶贫到造血式文化扶贫 |
| 4.2.3 价值取向:从单纯扫盲活动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3 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启示 |
| 4.3.1 扶贫先扶智——英美的教育扶贫 |
| 4.3.2 习性改造——法国的文化资本扶贫 |
| 4.3.3 情境再造——日韩的乡村振兴政策 |
| 4.3.4 国外文化扶贫实践述评 |
| 第5章 中国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 |
| 5.1 贫困地区的类型 |
| 5.2 贫困地区的文化困境 |
| 5.2.1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表现 |
| 5.2.2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特征 |
| 5.2.3 贫困文化的浸渍作用 |
| 5.3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的问题 |
| 5.3.1 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 |
| 5.3.2 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 |
| 5.3.3 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 |
| 第6章 公共政策视角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实证考察 |
| 6.1 样本选择: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
| 6.1.1 样本基本概况 |
| 6.1.2 样本的主要特征 |
| 6.1.3 选择黄冈为样本的理由 |
| 6.2 黄冈的贫困文化表征 |
| 6.2.1 文化生产能力:文化品牌缺失与文化产业羸弱 |
| 6.2.2 文化供给能力:“内生型”与“外源型”双重匮乏 |
| 6.2.3 文化保障能力:“硬环境”和“软环境”普遍缺位 |
| 6.2.4 文化发展动能:人才规模不足与结构性失衡 |
| 6.3 黄冈策略: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1 “软硬兼施”:重建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 |
| 6.3.2 “优化环境”:强化文化政策与科技联合保障体系 |
| 6.3.3 “动能再造”:构建专业人才、民间精英、志愿者联动机制 |
| 6.4 黄冈路径:燕儿谷模式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
| 6.4.1 燕儿谷项目概括 |
| 6.4.2 燕儿谷模式的基本特色 |
| 6.4.3 燕儿谷模式的扶贫成效与样本效应 |
| 6.5 黄冈样本的特色与启示 |
| 6.5.1 黄冈样本的基本特色 |
| 6.5.2 黄冈样本的启示 |
| 第7章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与政策优化 |
| 7.1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 |
| 7.1.1 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
| 7.1.2 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
| 7.1.3 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 |
| 7.1.4 文化扶贫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 |
| 7.2 文化扶贫的政策优化 |
| 7.2.1 总体趋势:文化扶贫实践将向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演进 |
| 7.2.2 内容趋向:文化扶贫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
| 7.2.3 主体趋势: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发力 |
| 7.2.4 路径趋向:构建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多元统筹发展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饮用水处理消毒系统技术改造及工程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概述 |
| 1.2 饮用水消毒工艺概述 |
| 1.2.1 氯消毒方法在给水工程上的应用 |
| 1.2.2 二氧化氯消毒工艺在给水工程上的应用 |
| 1.2.3 臭氧消毒技术在给水工程上的应用 |
| 1.2.4 紫外线消毒在给水工程上的应用 |
| 1.3 次氯酸钠的消毒机理及其特性 |
| 1.3.1 次氯酸钠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 |
| 1.3.2 次氯酸钠的消毒原理 |
| 1.3.3 次氯酸钠消毒的特性 |
| 1.3.4 次氯酸钠消毒效果 |
| 1.3.5 次氯酸钠消毒副产物 |
| 1.4 饮用水中的消毒副产物 |
| 1.4.1 消毒副产物的产生 |
| 1.4.2 消毒副产物的种类 |
| 1.5 选题背景及研究内容 |
| 1.5.1 选题背景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 第2章 原有氯消毒工艺系统 |
| 2.1 水厂概况 |
| 2.2 处理工艺 |
| 2.3 水厂工艺组成 |
| 2.3.1 取水泵房 |
| 2.3.2 加矾 |
| 2.3.3 反应沉淀 |
| 2.3.4 滤池 |
| 2.3.5 加氯系统 |
| 2.3.6 清水库 |
| 2.3.7 送水泵房 |
| 2.4 液氯消毒系统设备组成 |
| 2.4.1 真空加氯 |
| 2.4.2 氯气投加系统 |
| 2.4.3 液氯吸收装置及氯瓶自动关闭系统 |
| 2.4.4 自动化控制检测系统 |
| 第3章 消毒系统整体技术改造方案 |
| 3.1 次氯酸钠消毒系统工艺流程 |
| 3.2 次氯酸钠消毒系统设计方案比选 |
| 3.2.1 消毒间布置方案 |
| 3.2.2 次氯酸钠储存方式比选 |
| 3.3 次氯酸钠消毒系统设计要点 |
| 3.3.1 消毒间整体设计 |
| 3.3.2 管路投加系统设计 |
| 3.4 次氯酸钠消毒系统设备组成 |
| 3.4.1 储液系统 |
| 3.4.2 提升系统 |
| 3.4.3 投加系统 |
| 3.4.4 管道系统 |
| 3.4.5 仪表系统 |
| 3.4.6 自控系统 |
| 3.5 改造施工、调试情况 |
| 3.5.1 管道铺设情况 |
| 3.5.2 次氯酸钠流量计的安装 |
| 3.5.3 计量泵的调试 |
| 3.5.4 投加调试过程 |
| 3.5.5 调试异常的水质保障 |
| 3.6 小结 |
| 第4章 消毒系统改造前后运行情况分析 |
| 4.1 消毒系统运行情况 |
| 4.2 进出水水质 |
| 4.3 余氯控制 |
| 4.4 消毒副产物 |
| 4.5 环境风险分析 |
| 4.5.1 液氯消毒系统环境风险分析 |
| 4.5.2 次氯酸钠消毒系统环境风险分析 |
| 4.6 小结 |
| 第5章 技术改造及应用成效分析 |
| 5.1 工程投资 |
| 5.2 药剂消耗成本分析 |
| 5.3 运行费费用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2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3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分析 |
| 2.1.4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质量管理理论 |
| 2.2.2 信息技术理论 |
| 2.2.3 系统控制理论 |
| 2.3 概念界定与管理系统构建的理论框架 |
| 2.3.1 概念界定 |
| 2.3.2 管理系统构建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现状与理论分析 |
| 3.1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现状分析 |
| 3.1.1 企业管理现状分析 |
| 3.1.2 政府管理现状分析 |
| 3.2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问题分析 |
| 3.2.1 管理机制问题分析 |
| 3.2.2 管理应用问题分析 |
| 3.2.3 管理效能问题分析 |
| 3.2.4 管理理论问题分析 |
| 3.3 基于系统控制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与利益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3.3.1 基于内部控制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分析 |
| 3.3.2 基于前景理论的利益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 |
| 4.1 总体设计 |
| 4.1.1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的基本原理 |
| 4.1.2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的主要目标 |
| 4.1.3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的功能分析 |
| 4.1.4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的模型框架 |
| 4.1.5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关键模块的数学模型 |
| 4.2 信息化数据标准构建 |
| 4.2.1 工程勘察信息数据采集标准 |
| 4.2.2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成果格式标准 |
| 4.2.3 工程勘察地质数据成果入库标准 |
| 4.3 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 |
| 4.3.1 总体分析 |
| 4.3.2 需求分析 |
| 4.3.3 技术路线 |
| 4.3.4 功能分析 |
| 4.4 地质信息数据中心构建 |
| 4.4.1 需求分析 |
| 4.4.2 技术路线 |
| 4.4.3 功能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 |
| 5.1 运行组织结构分析 |
| 5.1.1 组织构架分析 |
| 5.1.2 模型框架分析 |
| 5.2 运行流程分析 |
| 5.2.1 工程勘察外业申报采集流程 |
| 5.2.2 工程勘察外业见证登记采集流程 |
| 5.2.3 试验报告打印采集流程 |
| 5.2.4 勘察报告在线审查采集流程 |
| 5.3 运行机制分析 |
| 5.3.1 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机制 |
| 5.3.2 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抽查机制 |
| 5.3.3 外业抽查工作通报督促机制 |
| 5.3.4 工程勘察岩土试验测试管理机制 |
| 5.3.5 工程勘察文件签章管理机制 |
| 5.3.6 工程勘察文件审查机制 |
| 5.3.7 工程勘察信息共建共享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证研究-以重庆为例 |
| 6.1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 |
| 6.1.1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实现 |
| 6.1.2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功能实现 |
| 6.2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 |
| 6.2.1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流程分析 |
| 6.2.2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机制分析 |
| 6.2.3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功能分析 |
| 6.3 重庆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践与效果分析 |
| 6.3.1 工程地质信息管理实践分析 |
| 6.3.2 勘察企业信息管理实践分析 |
| 6.3.3 勘察人员信息管理实践分析 |
| 6.3.4 勘察项目质量信息管理效果分析 |
| 6.3.5 勘察质量发展效果分析 |
| 6.3.6 勘察行业发展效果分析 |
| 6.3.7 社会综合评价效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工作成果 |
| 7.2 主要结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 引言 |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 引言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 引言 |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 引言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 二、单位制社区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8）农户满意度视角下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诉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空间界定 |
| 1.3.1 研究空间范围及界定 |
| 1.3.2 典型村庄选择依据及界定 |
| 1.3.3 相关基础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研究法 |
| 1.5.2 质性研究法 |
| 1.5.3 田野调查研究法 |
| 1.5.4 定量定性分析法 |
| 1.5.5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1.5.6 实证研究法 |
| 1.6 研究框架 |
| 1.7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分析 |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 |
| 2.1.2 国内文献 |
| 2.2 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农户空间活动理论 |
| 2.2.2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2.2.3 人居环境科学 |
| 2.2.4 公众参与理论 |
| 2.2.5 乡村空间规划理论 |
| 2.2.6 满意度理论 |
| 2.2.7 扎根理论 |
| 2.3 乡村建设的经验启示 |
| 2.3.1 国外乡村建设规划的经验启示 |
| 2.3.2 国内乡村建设规划的经验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的现状及满意度调研 |
| 3.1 阎良区乡村空间总体特征 |
| 3.1.1 自然环境现状特征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 3.1.3 “三生”空间用地特征 |
| 3.1.4 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
| 3.2 阎良区全域村庄类型划分 |
| 3.2.1 村庄类型划分原则 |
| 3.2.2 村庄类型划分 |
| 3.3 确定“三生”空间满意度评价因子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
| 3.3.3 资料编码与范畴提炼 |
| 3.3.4 评价因子的空间界定 |
| 3.4 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满意度调研 |
| 3.4.1 样本村庄满意度调研 |
| 3.4.2 样本村经济社会方面 |
| 3.4.3 样本村生活空间方面 |
| 3.4.4 样本村生产空间方面 |
| 3.4.5 样本村生态空间方面 |
| 3.4.6 样本村农户行为方面 |
| 3.4.7 样本村“三生”空间现状特征总结 |
| 3.5 基于农户满意度调研的阎良区村庄“三生”空间问题总结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满意度的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
| 4.1 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的农户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价 |
| 4.1.1 构建满意度评价因子集 |
| 4.1.2 单项因子的满意度打分 |
| 4.1.3 评价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
| 4.1.4 满意度的去模糊计算 |
| 4.1.5 评价因子的满意度与关注度 |
| 4.1.6 基于IPA分析的“三生”空间评价结果 |
| 4.2 基于满意度的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提升体系 |
| 4.2.1 “三生”空间优化原则 |
| 4.2.2 “三生”空间优化体系 |
| 4.3 基于满意度的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提升策略 |
| 4.3.1 区域层面 |
| 4.3.2 镇域层面 |
| 4.3.3 村域层面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户满意度视角下滨河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 |
| 5.1 现状概况特征 |
| 5.1.1 总体发展概况 |
| 5.1.2 用地现状特征 |
| 5.1.3 产业现状特征 |
| 5.1.4 “三生”空间特征 |
| 5.2 滨河村“三生”空间的农户满意度调研 |
| 5.2.1 样本人口特征 |
| 5.2.2 行为活动特征 |
| 5.3 滨河村“三生”空间满意度的模糊综合评价 |
| 5.3.1 单项因子满意度打分 |
| 5.3.2 确定评价因子权重 |
| 5.3.3 满意度的去模糊计算 |
| 5.3.4 评价因子的满意度与关注度 |
| 5.3.5 基于IPA分析的“三生”空间评价结果 |
| 5.4 滨河村“三生”空间优化提升策略 |
| 5.4.1 整体层面 |
| 5.4.2 生产空间优化策略 |
| 5.4.3 生活空间提升策略 |
| 5.4.4 生态空间保护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创新点 |
| 6.3 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记录 |
| 附录二:预调研问卷 |
| 附录三:正式调研问卷(录入结果版) |
| 附录四:调研概况 |
| 致谢 |
（9）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研究 ——以山东省高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 |
| 1.2.1 开发区与高新区 |
| 1.2.2 职住平衡与职住协同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及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引介与架构 |
| 2.1 相关理论介绍 |
| 2.1.1 职住分离理论 |
| 2.1.2 产城融合理论 |
| 2.1.3 生活圈理论 |
| 2.1.4 通勤圈理论 |
| 2.2 高新区职住协同的规律分析 |
| 2.2.1 高新区发展阶段划分 |
| 2.2.2 职住协同的阶段性规律 |
| 2.3 本文理论分析架构 |
| 2.3.1 两个层面 |
| 2.3.2 三个阶段 |
| 2.3.3 四个要素 |
| 2.3.4 衡量指标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山东高新区职住协同评价研究 |
| 3.1 山东省高新区发展特征分析 |
| 3.1.1 高新区空间分布 |
| 3.1.2 高新区演化历程 |
| 3.1.3 高新区主导产业 |
| 3.2 高新区发展程度评价 |
| 3.2.1 构建发展程度评价体系 |
| 3.2.2 基于评价体系的计算 |
| 3.2.3 发展程度评价结果 |
| 3.3 高新区职住协同评价 |
| 3.3.1 构建职住协同评价体系 |
| 3.3.2 基于评价体系的分析 |
| 3.3.3 职住协同评价结果 |
| 3.4 高新区综合评价分类 |
| 3.5 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济南高新区职住协同特征研究 |
| 4.1 济南高新区发展历程 |
| 4.2 济南高新区职住用地特征 |
| 4.2.1 工业用地演变 |
| 4.2.2 居住用地演变 |
| 4.2.3 其他产业用地演变 |
| 4.2.4 职住用地协同情况 |
| 4.3 济南高新区职住人口特征 |
| 4.3.1 就业人口演变 |
| 4.3.2 居住人口演变 |
| 4.3.3 职住人口协同情况 |
| 4.4 济南高新区交通通勤特征 |
| 4.4.1 道路交通用地演变 |
| 4.4.2 交通通勤协同情况 |
| 4.5 济南高新区公服配置特征 |
| 4.5.1 公服设施用地演变 |
| 4.5.2 公服配置协同情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相关规划策略 |
| 5.2.1 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规划策略 |
| 5.2.2 济南高新区具体规划策略 |
| 5.3 创新与不足 |
| 5.3.1 本文创新点 |
| 5.3.2 本文不足之处 |
| 5.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插图清单 |
| 表格清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 |
（10）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前人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概念——公营制造工厂 |
| (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二章 1933年国民政府兴办公营工厂的历史背景 |
|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
| 二、政府推动工业化 |
| 三、经济学家的建议 |
| 第三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数量与投资 |
| 一、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 |
| 二、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数额 |
| (一)资本性质探究 |
| (二)工厂资本考察 |
| 三、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 |
| 第四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一、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二、中央与地方公营制造工厂行业分布 |
| 第五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特点 |
| 一、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 |
| 二、公营制造工厂的分布类型 |
| 三、公营制造工厂空间布局溯源 |
| 第六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 |
| 一、对抗战的支持作用 |
| 二、促进国家资本的扩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0年全年目录一览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咸阳市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优化研究[D]. 翟旭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D]. 何鹏. 武汉大学, 2021(02)
- [4]饮用水处理消毒系统技术改造及工程应用研究[D]. 陈可欣. 武汉工程大学, 2020(01)
- [5]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重庆为例[D]. 周长安. 重庆大学, 2020(02)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8]农户满意度视角下阎良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D]. 刘瑞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9]综合发展型高新区职住协同研究 ——以山东省高新区为例[D]. 孙涵. 山东建筑大学, 2020(11)
- [10]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D]. 张尚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