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刍议个体道德社会化与德治（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鹏[1]（2020）在《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家庭德育是在“家庭场域”中培育和发展孩子的道德、思想、政治、理想、爱国精神、民族情怀、集体意识、民主理念、法治观念、心理素质的教育活动。新时代国家发展中的新形势与新变化,以及家庭德育本身存在的许多与客观规律相违背的因素、不合时宜的因素、效率低下的问题等,呼唤家庭德育变革。变革,是一个“变”的过程,又是一个“革”的过程。“变”,意味着家庭德育中原有积极因素的强化、匮乏因素的补全;“革”,意味着家庭德育中负面因素的消弭。变革既是刊谬与补缺的过程,又是强化与增益的过程。研究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除明晰其基本内涵外,亦需厘清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或“关系”。人们的“家庭观、生活观与婚姻观”,“个人与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与儿童关系”的妥善建构与维持,各个家庭之“家格”的发展状况,人们对于“家庭与个人幸福、社会和谐之耦合关系”的理解,都与家庭德育的存续和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以马克思主义家庭德育相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家庭德育相关理论为行动指南,从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思想及近代以降中外学界家庭德育相关理论中汲取充足“营养”,是新时代家庭德育实现科学、高效变革的必要前提。探赜新时代家庭德育为什么要变革,一方面,须揭示和正视家庭德育面临的新变化与新形势: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地缘结构与人口结构变迁、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加深、日益习见的特殊家庭现象。另一方面,须审视新时代家庭德育的现实问题及其归因:当前阶段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难题,引致家庭德育的诸多被动和无奈;在古今中外文化杂糅与冲突背景下,家庭德育面临文化选择与坚守之困局;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贫乏、德育理论与方法自觉缺失;家庭“自我”发生疏离;德育智慧与家庭安全感缺位;“德育过度”;家长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欠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家庭“德育爱”出现“二律背反”;父亲沦为家庭德育中的“他者”。“缺失型”、“控制型”、“反面型”、“暴力型”、“威权型”为家庭德育现实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深刻体认变革的制约因素与基本原则,是开展变革前最核心的准备工作。剖析制约因素,是因为变革会牵涉这些因素、变革活动将受到这些因素制约。唯有洞悉它们的本质内涵,才能顺利开展变革工作。制约因素主要涵括主体因素、结构因素、环境因素、时间因素、功能因素等。明确基本原则,是为了充分保障变革的合理性、有序性、科学性和高效性,是为了让变革活动的具体行为在秩序与“章法”的规范下更加有的放矢。变革过程应遵循方向正确与操作可行相结合、承继传统与前瞻未来相统一、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协调、时代共性与家庭个性相洽同等原则。开展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既要变革家庭外围的“德育生态”,又要变革家庭内在的“德育体系”。变革家庭外围的“德育生态”:第一,在国家层面,创新与优化相关制度,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在社会层面,整治和重构家庭外围的社会环境与道德生态;第三,在社区层面,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促进社区对家庭德育的有效参与和多元协同;第四,在家校及个体层面,洞悉家校德育分野与共生之道,打造协作相通且互不从属的共育格局。变革家庭内在的“德育体系”:其一,从优化父亲角色、强化亲职教育、深化家长参与、统摄德育影响等方面着手,提高家长的德育胜任力,形成以能力发展与使命自觉为基础的家庭德育内生动力;其二,建立兼具个适性与社会性、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实效性与综合性的家庭德育目标结构,规避道德目标“阿伦特困境”;其三,创新家庭德育内容体系构建的知识立场、时代立场、身份立场、生命立场和系统观导向;其四,在融贯并蓄、旁求博考、多元创生、用科技舆情之利、动“爱与关心”之情的方法求索中推动家庭德育质量提升。综上,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含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问卷调查以及质性访谈等）、历史研究法和多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变革是什么——为什么变革——准备变革——开展变革”为研究思路和逻辑线索,对中国家庭德育及其变革的内涵与理论、问题及归因、因素与原则、生态外铄与质量内求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张艺[2]（2020）在《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快速发展上创造了奇迹,也在社会长期稳定上创造了奇迹,“两大奇迹”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多变,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安稳定已经成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在社会治安治理过程中切实推进党委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主体多元有效互动,确保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激发社会活力,探索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治安问题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课题之一。我国社会治安治理正处于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型过程中,可社会治安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协同治理机制还有待重新构建。论文紧扣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这一研究主题,对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社会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并分析了我国社会治安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即为社会治安管制阶段、社会治安管理阶段和社会治安治理阶段。随后本文对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主体进行全面分析,主要分为党委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四类,并对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困境进行了解析,认为主要存在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理念缺失、治理能力不强、职责不清和动力不足等问题。为全面分析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困境,分为两个维度进行原因分析,一是制度建构的角度认为是由于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制度设计滞后造成的,主要体现为协同治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监督制度执行不力,反馈制度尚未建立,问责制度亟待完善。二是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认为是由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运行机制不畅造成的,主要体现为协同治理目标认同机制缺失,互动机制不畅,共享机制不强,保障机制不够等。随后运用问卷调查获知社会对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主体间行为的认知程度并进行量化测度,并构建社会治安治理演化博弈分析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流图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提出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的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以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为研究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社会治安治理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变迁路径、主体分析、协同困境、演化博弈、系统仿真、推进机制为研究脉络,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问题。具体来说,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1、梳理了我国建国70周年以来社会治安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路径。论文认为我国社会治安治理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至1978年间为社会治安管制阶段;二是1978年至2012年间为社会治安管理阶段;三是2012年以后为社会治安治理阶段;明确指出了社会治安治理是我国社会治安政策的发展方向。2、系统分析了我国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主体及困境。论文认为我国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了党委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四种类型,并系统解析了这四类主体的行为及存在的协同困境。论文不仅明确指出了当前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出现的困境表象,以及造成这些困境的制度成因。3、构建了社会治安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论文运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验证了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主体行为之间的选择策略,得出了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意愿与党委政府采取的社会治安治理政策有关;党委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意愿与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有关;社会治安治理主体参与协同治理意愿与收益有关。4、构建了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三治融合”系统动力学反馈模型。论文运用了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流图模型对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自治系统、法治系统和德治系统进行分析,通过建立流位流率系揭示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系统复杂、动态的共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预测,调控社会政策因子和司法政策因子,为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科学决策依据。5、构建了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论文指出新时代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党委政府主导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统筹机制;二是深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认同机制;三是强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四是完善社会治安多元主体的保障机制。最后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路径探索。
周四丁[3]（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指出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王莹[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刘婧[5]（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王微[6]（2020）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对我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仍需要结合乡村现实、特别是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宏观分析框架,研究“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旨在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的乡村治理体系模式,并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以丰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促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发展。全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理论基础,以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通过对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依托的基础进行梳理,对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理清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及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是对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总结和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经历了初始阶段、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阶段、多元主体建设阶段、“三治”融合新探索阶段。通过深入剖析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揭示乡村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第三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逻辑结构。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为根本要求;以党的基层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基本要素;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实现目标,分析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和三治融合的联动机制,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第四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及生成原因。面对乡村社会转型,乡村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治理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集中在主体结构、国家制度、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只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乡村治理体系由理论变为实际地治理效能。第五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治、德治、法治的实现路径和具体实行措施。通过完善自治制度,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法治保障,增强法治观念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刚柔并济共同引领乡村新风尚。从而,“三治融合”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总之,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目标。在坚持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衔接,总结历史与未来、改革与创新、问题与目标相统一的多重维度下,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有效实践路径,构建起具有中国农村特点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实现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的动力支撑和制度支持。
王光明[7]（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邹鹏[8]（2020）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其概念内涵、结构、代表性内容和发展方向等要点问题。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有独特的内涵和结构体系,其代表性话语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为更好的发挥法治话语的作用,可以从逻辑规则、体系思维和话语形式内容等角度探索对其完善。本文首先阐释研究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缘起,以此作为论文第一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是法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获得话语权的基础。法治话语的意义体现其为法治建设提供支撑、指引和保障。“法治”的话语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从“百家争鸣”“经学时代”到近代“法治”的话语嬗变,不同时期的话语反映出相应的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治话语发展进入了全新时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法治“16字方针”到“全面依法治国”,不同阶段的话语反映法治建设的成效及对于法治理解的深入。在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关注一些问题:一是法治话语的体系建设还有完善空间,二是话语发展的路径需要深入探寻,三是话语传播的世界面向需要进一步强化。在凝练研究缘起和问题后,本文对法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和含义进行解读,以此作为论文第二章。本章从理论入手,尝试总结三代话语理论,对福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具有代表性三位思想家、哲学家关于话语的观点进行整理,总结话语具有权力性、规范性、知识性、持续性、实践性等特征。结合话语理论,参考法律话语、法学话语、政治（学）话语等各类专业话语的含义、特征以及国内学界对于法治话语概念的阐释,本文将法治话语理解为对法治建设实践和内在规律进行的反映、凝练与应用（表述）,基于法治现象（决策和实施）产生的意识反映的语言表达,为蕴含主观思想的话语系统,具有权力性、知识性、指引性、实践性等特征。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是法治话语在当代的展现。从建构上说,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来源于当代法治建设的客观实施和内在规律,是基于当代中国情况的专业话语体系,是反映法治建设意识内容和回应问题的表达。笔者认为,法治话语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狭义法治话语是广义法治话语的基础。在分析法治话语理论以及含义之后,本文力图从结构层面去认识法治话语,以此作为本文第三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具有形意结构体系。语言（实践）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形”,思想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意”。对于“形”,主要是指话语的外部形式,即法治的语言及其表述,可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来审视。宏观上,法治话语体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维度。微观上,分为法治词语、语句和语篇。对于“意”,主要是话语的内部理念,内化在中国法治话语之中的,基于中国法治建设目标和经验形成的,具有指导、支撑、推动作用的思想。法治话语理念是一种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应当具备融贯性特征,反映思想与语言的辩证协同关系,体现将法律作为修辞的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内部理念由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社会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等构成,对于话语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功能,法治话语“形意”结构应当具备较好的融贯性。作为语言和思想,“形意不二”应当是法治话语在实践中的基本形态。为对法治话语进行更加聚焦研究,本文选取十八大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七个话语表述进行解读和阐释,以此作为论文第四章。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代表性话语是基础,其他话语可以理解为对代表性话语的阐释、评述和解读。本文认为,代表性话语之间存在关联性,共同阐释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微观路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法治的战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战略实施的具体方式,是关键招数之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强调法治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是关键招数之二,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明确了改革和法治的协同关系,是关键招数之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协同关系,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是关键招数之四。以法治话语含义、特征、结构体系以及代表性话语所蕴含的知识为支撑,本文讨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发展方向,以此为论文第五章。本文认为,中国法治话语发展具有包容性和“后发法治”优势。依托中国法治优势,展望新时代法治话语发展方向可以是:在逻辑层面上完善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探索融贯古今中西资源的法治话语发展路径;基于问题导向,完善法治话语形式与内容。具体来说:一是尊重和彰显法治话语的逻辑。在发挥逻辑作用上,首先是对法律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其次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设计应当符合逻辑,最后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二是坚持法律至上的体系思维。在立足于体系思维发展完善法治话语过程中,首先要审慎把握话语体系的开放标准。其次要用好法律方法论,包括用好法律修辞、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最后要推动道德话语和法治话语有机融合。三是全面完善话语方式,科学充实话语内容。在完善话语方式方面,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话语影响;要优化不同类型法治话语表达;要把握差异,尊重话语言说规律;要立足专业思维推动话语发展;要加强中国原创意义法治话语的诠释、翻译和传播。在科学充实话语内容方面,要精准外引西方法治话语资源;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要彰显法治话语专业性、知识性和权利性特征;要注重中国民间法话语资源吸收;要加强话语内外体系要素融合。
周颜玲[9]（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刘苏仪[10]（2019）在《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有助于大学生道德素养和法治信仰的提升。基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背景及大学生的道德和法律知、情、意、行的现状,明确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目标,全方位推进二者有效融合,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性。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重在引导大学生建立一种价值规范与实践的共识,即发自内心地遵守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而不是因受外在规范的强制性而被迫遵守;自觉提升道德素养和法治精神并将其作为实践的指导,而不是因为有利益可得或有规则强制。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法,论述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涵义,并从道德与法律的功能互补性、相互渗透性及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三个层面厘清二者融合的逻辑关系,明确二者融合的基本、根本目标。文章以北京市五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接受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其一,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持支持的态度,并对其寄予期望,但参与二者融合过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待提升,个体道德意识和法治自觉还未与其行为相统一;其二,由于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二者融合的内容和形式仍需改进。本文主要从聚焦依托学校助力、课程推动、及激发大学生主体自我教育的力量三个维度对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路径实现提出建议。本研究成果丰富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理论体系,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实现提供了路径支持,为推进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提供助力。
二、刍议个体道德社会化与德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刍议个体道德社会化与德治（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特别说明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既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1.3 论文的研究进路 |
| 1.3.1 研究目标与逻辑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之内涵梳理及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 |
| 2.1.2 家庭德育 |
| 2.1.3 变革 |
| 2.2 家庭德育变革的相关概念、因素或关系剖析 |
| 2.2.1 家庭观、生活观与婚姻观 |
| 2.2.2 个人与家庭的关系 |
| 2.2.3 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 |
| 2.2.4 家有“家格” |
| 2.2.5 家庭与个人幸福及社会和谐的耦合性 |
| 2.3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2.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2.3.3 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思想及其涵育之道 |
| 2.3.4 近代以降中国学界家庭德育相关思想 |
| 2.3.5 近代以降国外学界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第3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的现实问题及其归因 |
| 3.1 新时代家庭德育面临的新形势与新变化 |
| 3.1.1 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 |
| 3.1.2 地缘结构与人口结构变迁 |
| 3.1.3 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 |
| 3.1.4 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加深 |
| 3.1.5 特殊家庭日益习见 |
| 3.2 新时代家庭德育的主要现实问题及其归因 |
| 3.2.1 结构性难题 |
| 3.2.2 文化杂糅与冲突 |
| 3.2.3 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贫乏 |
| 3.2.4 家庭自我的疏离 |
| 3.2.5 智慧与安全感缺位 |
| 3.2.6 德育“过度” |
| 3.2.7 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制约 |
| 3.2.8 犯罪预防与德育爱背反 |
| 3.2.9 父亲沦为家庭德育中的他者 |
| 3.3 新时代家庭德育现实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 |
| 3.3.1 威权型家庭德育 |
| 3.3.2 控制型家庭德育 |
| 3.3.3 反面型家庭德育 |
| 3.3.4 暴力型家庭德育 |
| 3.3.5 缺失型家庭德育 |
| 第4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制约因素与基本原则 |
| 4.1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制约因素 |
| 4.1.1 主体因素 |
| 4.1.2 结构因素 |
| 4.1.3 环境因素 |
| 4.1.4 时间因素 |
| 4.1.5 功能因素 |
| 4.2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基本原则 |
| 4.2.1 目标导向、系统有序与操作可行相结合的原则 |
| 4.2.2 继承传统、立足现实与前瞻未来相融合的原则 |
| 4.2.3 高新技术、传统方法与德育规律相协调的原则 |
| 4.2.4 借鉴国外经验与结合中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 |
| 4.2.5 时代共性要求与家庭个性文化相洽同的原则 |
| 第5章 德育生态外铄: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宏观着力点及实践路向 |
| 5.1 国家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1.1 加强党对德育制度变革的领导 |
| 5.1.2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
| 5.1.3 价值取向转换 |
| 5.1.4 制度内容嬗变 |
| 5.1.5 社会主义法治、德治的体认与共生 |
| 5.1.6 制度家庭德育与家庭德育制度互洽 |
| 5.2 社会环境优化与整治 |
| 5.2.1 重构社会环境与家庭德育的关系 |
| 5.2.2 变革社会之“道”以引领个体之德 |
| 5.2.3 强化“互联网+”社会之家庭德育担当 |
| 5.2.4 完善社会工作嵌入融入 |
| 5.3 社区有效参与和多元协同 |
| 5.3.1 优化社区资源配置 |
| 5.3.2 活用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
| 5.3.3 空间重构与认同再造并济 |
| 5.3.4 社区文化、环境、舆论建设 |
| 5.4 家校德育分野与共生 |
| 5.4.1 明晰家校德育联动分工之关系及边界 |
| 5.4.2 学校对家庭德育的支持 |
| 5.4.3 发展学校德育的个适性 |
| 5.4.4 家校共育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 第6章 德育质量内求: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微观着力点及实现方略 |
| 6.1 家长德育胜任力提升 |
| 6.1.1 深化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 |
| 6.1.2 强化亲职教育与父母成长 |
| 6.1.3 优化父亲角色投入 |
| 6.1.4 统摄家庭德育影响 |
| 6.1.5 创新多位一体家庭教育 |
| 6.2 家庭德育目标变革 |
| 6.2.1 协调个适性与社会性 |
| 6.2.2 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 |
| 6.2.3 讲求实效性与综合性 |
| 6.2.4 规避道德目标阿伦特困境 |
| 6.3 家庭德育内容变革 |
| 6.3.1 内容设计求索 |
| 6.3.2 时代特色彰显 |
| 6.3.3 人与中国人身份体认 |
| 6.3.4 内容衔接及阶段原则恪守 |
| 6.3.5 系统观运用 |
| 6.4 家庭德育方法变革 |
| 6.4.1 把准德育方法的辩证与统一 |
| 6.4.2 活用其它学科之育人方法 |
| 6.4.3 促成家庭德育方法多元指向 |
| 6.4.4 创生儿童道德发展的可能性 |
| 6.4.5 擅取时代科技与舆情之利 |
| 6.4.6 让孩子在爱与关心中“动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B (青少年道德同一性问卷) |
| 附录C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
| 致谢 |
（2）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社会治安相关研究 |
| 1.2.2 社会治安治理相关研究 |
| 1.2.3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研究 |
| 1.2.4 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治安与社会治安 |
| 2.1.2 治理与治理理论 |
| 2.1.3 社会治安治理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2.2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协同治理 |
| 2.2.3 整体性治理 |
| 2.3 社会治安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
| 2.3.1 社会治安管制阶段:1949年—1978年 |
| 2.3.2 社会治安管理阶段:1978年—2012年 |
| 2.3.3 社会治安治理阶段:2012年—至今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境解析 |
| 3.1 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行为分析 |
| 3.1.1 党委政府 |
| 3.1.2 市场组织 |
| 3.1.3 社会组织 |
| 3.1.4 人民群众 |
| 3.2 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境解析 |
| 3.2.1 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境的表象 |
| 3.2.2 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制度设计滞后解析 |
| 3.2.3 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运行机制不畅解析 |
| 3.3 小结 |
| 第4章 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1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多元主体行为测度 |
| 4.1.1 党委政府主导行为的测度 |
| 4.1.2 市场组织行为的测度 |
| 4.1.3 社会组织行为的测度 |
| 4.1.4 人民群众行为的测度 |
| 4.1.5 协同治理主体行为的测度 |
| 4.1.6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测度 |
| 4.2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问卷调查 |
| 4.2.1 问卷调查简要说明 |
| 4.2.2 样本数据描述 |
| 4.2.3 样本量表检验 |
| 4.3 基于三方博弈的协同治理行为的演化分析 |
| 4.3.1 基本假设及收益矩阵 |
| 4.3.2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3.3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演化博弈模型稳定性分析 |
| 4.3.4 研究结论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三治融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
| 5.1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系统理论分析 |
| 5.1.1 社会治安“三治融合”理念 |
| 5.1.2 社会治安“三治融合”系统分析 |
| 5.2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三治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社会治安自治系统 |
| 5.2.2 社会治安法治系统 |
| 5.2.3 社会治安德治系统 |
| 5.2.4 社会治安“三治系统”耦合协调状况 |
| 5.3 社会治安“三治融合”系统反馈模型的构建 |
| 5.3.1 社会治安系统 |
| 5.3.2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自治子系统 |
| 5.3.3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法治子系统 |
| 5.3.4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德治子系统 |
| 5.4 社会治安“三治融合”的仿真与调控分析 |
| 5.4.1 合流图仿真分析 |
| 5.4.2 合流图调控分析 |
| 5.4.3 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探究 |
| 6.1 构建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推进机制总体框架 |
| 6.1.1 新时代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的界定 |
| 6.1.2 构建新时代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的意义 |
| 6.1.3 新时代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机制的框架结构 |
| 6.2 完善党委政府主导社会治安治理的统筹机制 |
| 6.2.1 提升社会治安治理的战略意识 |
| 6.2.2 大力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方式方法 |
| 6.2.3 实施系列社会治安治理项目 |
| 6.3 深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认同机制 |
| 6.3.1 提高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的理念认知 |
| 6.3.2 强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的行为联动 |
| 6.3.3 增强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的利益驱动力 |
| 6.4 强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机制 |
| 6.4.1 重塑社会治安多元主体的网络结构 |
| 6.4.2 明晰社会治安多元主体的责任分担 |
| 6.4.3 优化社会治安多元主体的资源共享 |
| 6.5 完善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
| 6.5.1 完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法治保障机制 |
| 6.5.2 健全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财政保障机制 |
| 6.5.3 完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评价监督机制 |
| 6.6 实现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
| 6.6.1 树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安治理理念 |
| 6.6.2 完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建设 |
| 6.6.3 提升社会治安治理主体的素质与能力 |
| 6.6.4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平台 |
| 6.6.5 创新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工具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全国社会治安“三治融合”系统指标基础数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人类伦理价值诉求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
| 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二、国家内部的伦理关系 |
| 三、国家向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的权力 |
| 第二节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善目的 |
| 一、人类创建国家的最初愿望 |
| 二、国家发展与国民的获得感 |
| 三、人类对理想国家的不懈追求 |
| 第三节 国家之善与善治之善 |
| 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
| 二、善治对国家之善的增进作用 |
| 三、恶治对国家之善的破坏作用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 一、分配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 二、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的相通性 |
| 三、分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 一、国家治理对工具善的依赖性 |
| 二、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 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工具善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关系 |
| 一、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依赖关系 |
| 二、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制约关系 |
| 三、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促进关系 |
| 第三章 执政党党德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 |
| 第一节 执政党党德的价值特性 |
| 一、执政党党德的先进性 |
| 二、执政党党德的民族性 |
| 三、执政党党德的人民性 |
| 第二节 执政党党德的制度伦理之维 |
| 一、执政党制度与执政党党德 |
| 二、执政党制度的人民性 |
| 三、执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保障 |
| 第三节 执政党党德的党员美德之维 |
| 一、执政党党员美德与党德 |
| 二、执政党党员的核心美德 |
| 三、执政党党员美德:国家治理的价值榜样 |
| 第四章 公民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 第一节 社会公德培育与国家治理 |
| 一、社会公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 二、社会公德与国家文明 |
| 三、社会公德建设与国家发展 |
| 第二节 职业道德培养与国家治理 |
| 一、职业道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 二、职业道德的核心:工匠精神 |
| 三、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家庭美德建设与在国家治理 |
|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美德 |
| 二、爱:作为家庭美德的核心 |
| 三、家庭美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个人品德塑造与国家治理 |
| 一、个人品德在公民道德中的重要性 |
| 二、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
| 三、个人品德建设与国家道德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向国际领域延伸的伦理规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 |
| 一、国际社会: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 |
| 二、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价值边界 |
| 三、国际伦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国际道德责任 |
| 一、国际伦理的内涵与要义 |
| 二、主权国家的国际伦理建设责任 |
| 三、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伦理建设的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提出的伦理动因 |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内涵与内容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国际伦理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 (一)法治与文化 |
| (二)法治文化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5）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历史梳理 |
| 一、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概述 |
| （一）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奠基与传承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意识形态性特征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历史作用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主张依据人性开展道德教化 |
| （二） 以“天道”提升教化的合理性 |
| （三） 在教化实践中强调“德教优于刑罚” |
| （四）“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实践方式 |
| （一） 以“礼乐教化”实现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 |
| （二） 重视激发民众“内修自省”的主观能动性 |
| （三） 通过“民俗教化”形成环境熏陶 |
| （四） 突出榜样的表率与示范作用 |
| 四、对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局限性的反思 |
| （一）消除古代教化思想中的“愚民”弊端 |
| （二）摆脱人性善恶之争的先验预设 |
| （三）消除古代教化的教条主义色彩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何以必要和可能 |
| 一、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的生长点 |
| （一） 古代教化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 |
| （二） 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 |
| （三）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国民道德素养的提升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教化实践原则 |
| （二）维持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民族主体性原则 |
| （三）秉持教化的人文关怀原则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创新转化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当代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文化建设可以借助教化助力 |
| （二）全球背景下的“寻根意识”与中国人对精神根脉的反思 |
| （三）借助教化滋养有利于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与发展 |
| 一、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在范式上向现代的转换 |
| （一）目标转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力和培育时代新人 |
| （二） 对象转换：现代教化面向的是“现实的个人” |
| （三） 内容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
| （四） 方法转换：在批判继承中实现传统教化方法的现代新生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实践原则 |
| （一） 以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 |
| （二） 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 |
| （三） 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实现方式 |
| （一）通过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 |
| （二）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与平台来创新教化载体 |
| （三）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提升教化至新境界 |
| 四、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主体支撑 |
| （一）以家庭作为教化的第一课堂 |
| （二）以学校作为教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
| （三）以社会作为教化的大熔炉和实践场 |
| 第四章 现代教化思想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 |
| 一、 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 |
| （一） 运用教化力量扩展意识形态生存空间 |
| （二） “以文化之”是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 |
| （三） 有的放矢地加强现代教化实践的针对性 |
| 二、 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 |
| （一） 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切实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下降问题 |
| （二） 以现代教化克服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
| （三） 以现代教化抑制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疏离 |
| 三、顺势而为：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的着力点 |
| （一）现代教化要通过“以文化人”实现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 |
| （二） 重视焕发人的“自我教化”的文化自觉 |
| （三）现代教化要注重“优化风习”形成环境熏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
| 一、核心概念及分析框架 |
| (一)治理 |
| (二)乡村治理 |
| (三)国家治理分析框架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治理理论 |
| (三)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乡村治理基因 |
| (四)现代治理理论的借鉴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依据 |
| (一)新时代乡村社会矛盾转化的迫切需要 |
| (二)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要求 |
| (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步骤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及成就 |
|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 |
|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初始阶段(1978—1988) |
| (二)乡村治理体系法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1988-2006) |
| (三)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建设阶段(2006—2012) |
| (四)乡村“三治结合”新体系的探索阶段(2012至今) |
| 二、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在治理方式上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
| (二)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
| (三)在制度上从路径依赖向不断创新转变 |
| 三、乡村治理体系实施取得的成就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与乡村治理体系有机结合 |
| (二)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推进 |
| (三)精准扶贫体系日益完善 |
| (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稳步实施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逻辑结构 |
|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目标 |
| (一)党的基层组织 |
| (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
| (三)以广大村民为主体的自治组织 |
|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结构 |
| (一)以自治为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
| (二)以法治为本,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
| (三)以德治为先,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引领 |
| (四)理顺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
|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中的双向互动机制 |
| (二)三治融合的内在联动机制 |
| (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 第四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
|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 (一)乡村治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 |
| (二)乡村治理现实环境的多样性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 |
| (一)乡村多元主体发育不成熟 |
| (二)乡村自治机制不健全 |
| (三)乡村法治规范不到位 |
| (四)乡村道德文化引领作用不强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困境生成的原因 |
| (一)乡村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建立 |
| (二)乡村自治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
| (三)乡村法治保障机制相对缺乏 |
| (四)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相对薄弱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 |
| 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自治 |
| (一)加强与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二)培育充满活力的民间自治组织 |
| (三)创建多方参与的协调协商机制 |
| (四)提高现代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 |
| (五)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 |
| 二、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乡村法治 |
| (一)推进政府涉农法律法规实施 |
| (二)增强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治观念 |
| (三)构建农村法律公共服务体系 |
| (四)健全乡村法治化监督和保障体系 |
| 三、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乡村德治 |
| (一)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
| (二)强化乡村思想道德与公共文化建设 |
| (三)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
| (四)发挥习俗和村规民约的独特治理功能 |
| (五)建设村民认同的乡村“精神共同体” |
| (六)充分调动“新乡贤”的人才支撑作用 |
|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
| (一)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的乡村共建平台 |
| (二)依靠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的乡村共治机制 |
| (三)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乡村共享分配制度 |
| (四)“三治融合”的乡村善治新篇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7）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党文化 |
| (三)党内政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界定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要素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二)列宁建党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启迪 |
| (一)民本思想 |
| (二)德治思想 |
| (三)法治思想 |
| (四)选贤任能思想 |
| (五)修身律己思想 |
| (六)廉政思想 |
| 三、国外政党政治文化的合理借鉴 |
| (一)有序发展党内民主 |
| (二)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
| (三)塑造良好政党形象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 |
| (一)奠基与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调试与曲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三)修复与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
| (二)加强党内集中教育,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 |
| (三)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根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
| 一、有利于筑牢建设“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 |
| (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
| 二、有利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三)党内政治文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
| 三、有利于强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保障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进展与成效 |
| (一)培厚实践土壤: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创新建设理念: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
| (三)厚植思想制度根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认知存在偏差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三)党内存在不良政治文化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外部环境因素:多元文化冲突的挤压 |
| (二)政党内部原因: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提高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 一、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方法 |
| (一)坚持赓续传统和善于创新相统一 |
| (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二、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力量 |
| (一)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 |
| (二)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夯实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 |
| (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
| (四)借鉴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拓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泉 |
| 三、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核 |
|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 |
| (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 |
| 四、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保障 |
| (一)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
| (二)切实发挥党组织的关键支撑作用 |
| 五、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涵养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
|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研究缘起 |
| 第一节 法治话语:为何研究 |
| 一、法治话语为擘划法治图景提供支撑 |
| 二、法治话语为法治建设提供指引和规范 |
| 三、法治话语为推动法治建设发展提供保障 |
| 第二节 演化与转向:法治的中国话语流变 |
| 一、近代以前中国“法治”的话语变迁 |
| 二、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演进 |
| 三、话语发展的转向与变化 |
| 第三节 问题与思考:法治话语的研究指向 |
| 一、话语体系的建设存在完善空间 |
| 二、话语发展的路径需要深入探寻 |
| 三、话语传播的世界面向需要持续强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及含义解读 |
| 第一节 话语的理论 |
| 一、话语理论的代际发展 |
| 二、代表性观点:福柯、维特根斯坦与哈贝马斯 |
| 三、话语的属性及其含义 |
| 第二节 法治话语的含义 |
| 一、相关概念比较 |
| 二、相关概念的评述 |
| 三、法治话语的含义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 |
| 一、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建构逻辑 |
| 二、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实践特征 |
| 三、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类型思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治话语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形” |
| 一、“形”的含义:外部形式 |
| 二、对宏观结构的分析 |
| 三、对微观结构的解读 |
| 第二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意” |
| 一、“意”的含义:内部理念 |
| 二、内部理念的特征 |
| 三、内部理念的要素 |
| 第三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结构融贯性 |
| 一、结构融贯性的含义 |
| 二、结构融贯性的要求 |
| 三、结构融贯性的完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代表性法治话语诠释 |
| 第一节 全面依法治国 |
|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话语内涵 |
|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话语功能 |
| 第二节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
| 一、“新十六字方针”的话语意蕴 |
| 二、“新十六字方针”的话语功能 |
| 第三节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
| 一、“一体建设”的“形意”解读 |
| 二、“一体建设”的话语功能 |
| 第四节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一、权力监督的话语内涵阐发 |
| 二、权力监督话语的意义 |
| 第五节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遇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
| 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话语分析 |
|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战略阐释 |
| 第六节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
| 一、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话语释义 |
| 二、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话语效果 |
| 第七节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 |
| 一、法治与德治话语结合的特征 |
| 二、德治与法治话语结合的作用 |
|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发展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发展方向 |
| 一、法治话语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
| 二、法治话语的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尊重和彰显法治话语的逻辑 |
| 一、逻辑之于法治话语的功能 |
| 二、法治话语的逻辑准则 |
| 第三节 坚持法律至上的体系思维 |
| 一、体系思维对于法治话语发展的意义 |
| 二、审慎把握话语体系的开放标准 |
| 三、立足法律方法论完善和发挥法治话语功能 |
| 四、推动道德话语和法治话语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全面完善话语方式,科学充实话语内容 |
| 一、全面完善法治话语方式 |
| 二、科学充实法治话语内容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话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1 大学生道德教育、法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
| 1.2.2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相关研究 |
| 1.3 国外研究现状 |
| 1.3.1 美国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研究 |
| 1.3.2 亚洲国家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2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概述 |
| 2.1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涵义 |
| 2.1.1 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涵义 |
| 2.1.2 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涵义 |
| 2.1.3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涵义 |
| 2.2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逻辑契合点 |
| 2.2.1 道德与法律功能的互补性 |
| 2.2.2 道德与法律的相互渗透性 |
| 2.2.3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 |
| 2.3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目标 |
| 2.3.1 基本目标 |
| 2.3.2 根本目标 |
| 3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依据及现实需要 |
| 3.1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理论依据 |
| 3.1.1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
| 3.1.2 新时代教育方针的要求 |
| 3.2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政策依据 |
| 3.2.1 国家政策 |
| 3.2.2 课程导向 |
| 3.3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 |
| 3.3.1 贯彻落实“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需要 |
| 3.3.2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需要 |
| 3.3.3 培养大学生成长为“时代新人”的需要 |
| 4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4.1 调查概况 |
| 4.1.1 调查问卷对象概况分析 |
| 4.1.2 问题设置概况分析 |
| 4.2 当前大学生接受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 |
| 4.2.1 认知总体清晰,缺乏聚焦 |
| 4.2.2 判断侧重道德,理性不足 |
| 4.2.3 自觉性不足,践行力缺失 |
| 4.3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存在不足的原因 |
| 4.3.1 课程教学层面 |
| 4.3.2 学生自身层面 |
| 5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实现路径 |
| 5.1 依托学校宏观把控推动有效融合 |
| 5.1.1 完善规章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5.1.2 创新实践活动,拓宽教育途径 |
| 5.1.3 优化校园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5.1.4 加大投入力度,为教学提供支撑 |
| 5.2 发挥课程力量实施有效融合 |
| 5.2.1 提升教学内容的深度和精准度 |
| 5.2.2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
| 5.2.3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
| 5.3 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实现“知行统一” |
| 5.3.1 激发大学生自觉性和主动性 |
| 5.3.2 激励大学生监控和评价自身的“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已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四、刍议个体道德社会化与德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D]. 欧阳鹏. 湖南大学, 2020(02)
- [2]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D]. 张艺. 南昌大学, 2020(01)
- [3]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D]. 王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8]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D]. 邹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9]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10]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实现路径研究[D]. 刘苏仪.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