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苗圃所有制结构调整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吴文俊[2]（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马金权[3]（2014）在《浅谈宜君县国有苗圃改革及发展思路》文中提出本文从宜君县国有苗圃的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宜君县国有苗圃的发展对策,以期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翁士洪[4]（2013）在《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演化逻辑 ——基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并且具有巨大的外部正效应。当代中国曾长期遭遇义务教育需求的巨大增长与义务教育供给极其缺失的尖锐矛盾,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各种非营利组织恰逢其时地介入到中国的义务教育援助过程之中,就是典型的案例。本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进行义务教育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其背后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演化逻辑?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以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为典型案例,在吸收公共资源制度分析等模型基础上,从制度空间、资源依赖和行动策略三个维度,建构起分析框架,采用综合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以下问题：非营利组织为什么要介入义务教育援助?非营利组织凭什么实施援助?非营利组织的援助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介入义务教育公益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呈现出什么样的内在演变规律?其演化的原因何在?本研究表明：第一,义务教育援助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变迁路径和发展的逻辑主线如下：政府缺位,需要NPO介入,但NPO高度依赖于政府,绩效衰减,当政府重新代入,则NPO虽继续存在,但出现内卷化。第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援助义务教育的内卷化逻辑综合建构在介入逻辑、生存逻辑和运转逻辑三大逻辑基础之上。其中,介入逻辑体现在非营利组织如何介入义务教育领域,建构制度空间；生存逻辑主要体现在怎样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然后如何争得资源；运转逻辑体现在如何采取让自身利益和义务教育援助得以实现的行动策略。第三,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空间、资源依赖与行动策略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效能,进而导致其内卷化的形成。即非营利组织介入后,制度空间的不足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汲取,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高度的资源依赖导致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制度空间、资源依赖与行动策略间的相互强化导致了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服务效能不断衰减。第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内卷化逻辑表现为四个方面：活动空间的边缘化、组织机构的官僚化、组织行为的策略化和功能作用的游离化。第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内卷化逻辑的表现形态,有点类似于西方志愿失灵现象,不过尽管二者表现形式有所相似,但形成逻辑不同：西方志愿失灵是非营利组织内部的自身的局限性所致；但在转型期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内卷化则是由内外原因共同导致的：政府让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存在不足,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资源十分不足,且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即独立性不足；与此同时,非营利组织内部由于志愿激励缺失,出现了行为的策略化、组织的官僚化等现象。这是对转型期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的一种独特路径提炼与制度解释。本文首先从分析中国义务教育供给的制度背景入手,探讨义务教育的公益缺位与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建构历程及其特征,提炼了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介入逻辑。然后,本文对义务教育援助领域中的非营利组织为了生存而选择的治理结构和资源汲取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提炼了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生存逻辑；同时,对非营利组织采取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提炼了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运转逻辑。再次,在此基础上,评估了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效果,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形成内卷化逻辑的表现形态及其产生原因,提炼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即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内卷化逻辑。最后,本文对上述分析进行了理论总结与提升,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去内卷化与功能转型之路径,并通过义务教育援助的个案试图揭示转型期中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出路与机制之普遍规律。
朱世桂[5]（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秦勇[6]（2011）在《“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与之相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下降。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并非意味着事权的减少，上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导致地方政府的事务更加繁杂。面对“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格局，地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广挖财源，最终他们将目光盯在了“土地”上。可以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费获得的。总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主要是围绕土地而展开的，我们把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为“土地财政”行为。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土地税收法律制度和土地收费法律制度是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制度支撑。经由这三种制度，地方政府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笔者将上述三种制度称为“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论文的第一章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首先，对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变迁史进行了梳理，同时对土地出让金的概念、性质、特征做了一些探讨。其次，对我国土地税收法律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介绍，其中主要对我国现行土地税制从土地取得、保有、流转三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对我国土地收费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之所以广受诟病，从法学的角度考量，主要是因为“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出现了偏差。论文的第二章以“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论证了“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当性。首先，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其次，对我国“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总体功能定位出现了偏差，即过于关注“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财政收入功能，而忽视了其他功能，这种功能定位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再次，对我国“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功能定位偏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财政资金短缺的困境，财政资金的匮乏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筹集资金。二是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政绩考核体制的压力。三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快速筹集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至此，“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的框架已然搭建起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主要经由土地出让、土地税收、土地收费法律制度，上述三种法律制度可称为“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而很显然，财权事权划分法律制度与土地以及征收制度则是与“土地财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可称之为“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相关配套制度。后文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探讨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从第三章开始，论文转向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制度如何进行改革的探讨。第三章设定了“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目标：经济安全与分配正义。第一节探讨的目标是经济安全。首先，对经济安全进行了界定。其次，论文探讨了“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将达致的经济安全状态：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安全。第二节探讨的目标是分配正义。首先，在对各种各样的分配正义观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了分配正义的含义。其次，对“土地财政“法律规改革将达致的分配正义的应然状态进行了讨论，该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公平；二是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的程序正义；三是土地资源及土地收益的代际分配正义；四是土地税的分配正义。“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是一项较大的工程，它不仅涉及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改和完善，而且涉及到财政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宪政的基本理念。论文的第四章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应秉持的宪政理念进行了探讨。首先，“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的改革必须秉持人权保障的理念。人权保障既是“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目的。为获得土地出让的收益，地方政府常常征用农民的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造成了侵犯。在城市，由于“土地财政”模式导致的房价飙涨使得居民拥有住房的愿望很难实现。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获得土地而进行的拆迁也常常带有暴力的色彩，城市居民的住房权显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的改革应以人权保障为至高原则，改革的最终目的应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权，能够让公民更有尊严的生活。其次，在“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坚持税收国家的宪政理念。在对税收国家的理论起源进行探讨之后，论文提出税收国家的宪政意蕴实质上就是纳税人权利的彰显以及政府权力的制约，而纳税人权利的彰显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以两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体现出来。在“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这两个原则。总之，土地出让金、土地税、土地费制度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改革，改革的最终朝向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再次，如前文所述，“土地财政”的形成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财政权的不合理划分致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出现短缺而迫使地方政府另谋出路寻求自己的财政资源。因此，“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关键是在财政方面如何分权。在此节中，首先对财政分权的一般理论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理念应以地方财政自主权的保障为关键点，并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外延做了较深入的讨论。论文的第五章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制度的具体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第一节中，首先对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土地出让制度的总体改革方向是“租”改“税”。但由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国情决定，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只能分两阶段进行：长期目标是土地出让金应取消而代之以物业税，这符合税收国家的基本理念；短期目标是现行土地出让金中的一部分并入物业税征收。其次，对土地税费制度的改革思路和具体制度设计进行了探讨。论文的第二节对“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首先要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解其依靠土地筹资的激励或者说动机。完善我国现行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路径是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财政级次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其次，地方政府有了财权未必有财力，为使地方政府的财力足以应付日渐繁杂的事务，必须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为此，应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简化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建立科学规范的计算依据；建立和细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律程序。但是，应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即使有了财权充实了财力，如果土地制度和征收制度不改革，地方政府仍有创收的动力并会付诸实践，因此应对土地制度与征收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现行土地制度与土地征收制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区分是否公益用地，如果是公益用地则采用国家征收的方式；如果不是公益用地而是经营性用地，则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享有同国家一样的权利，即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进行市场化处置的权利。因此，应在法律上明确农民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非农业用途转让的权利主体，即确立农民在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后的法律应承认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完全转让权，包括为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转让承包土地的权利。如此，则农民的利益就可以有比较可靠的保障。总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的稳定。我国对“土地财政”的法律规制存在诸多问题，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赘言。“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应设定明确的目标，应秉持清晰的宪政理念，应设计详尽的改革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从法律层面有效遏制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才能使人民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苗伟[7]（2010）在《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初步完成,林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在“林改”实践中得到确立与实现,但主体改革或基础改革只是“林改”的第一步,“林改”后如何实现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有序流转,实现市场化配置目标无疑成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议题,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本身就是“林改”的重要配套组成部分。而林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其本身又天然地包含着可流转性、可处分性,所以对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研究成为必要与可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解决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通过国内外研究述评导出本文研究目标及方法,研究的内容,可能的创新或贡献等;第二部分研究林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即研究流转法律关系中客体的性质,主要从建国后制度变迁、国外土地利用权类型比较以及当前我国的立法实践三个层次导出林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初步对其予以定性分析;第三部分家庭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则及第四部分其他方式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则是对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分类研究,详细探究两种承包方式下所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则,其中囿于家庭承包方式的主导地位及与林农权益紧密切合性又以第三部分为研究重点;第五部分为流转的法律救济规则措施,救济措施是权利人利益最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机制。全文贯穿着集体林区“林改”及流转实践案例的研究,无疑可能成为本文作为同类法学研究的创新与贡献,尽可能的将研究结论建立在以实证案例的佐证基础之上。
程世斌[8]（2010）在《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陕西省国有林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林业理论和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等为指导,在对陕西省国有林场（占全省国有林场总数的10%）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等方法,分析了陕西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的思路及具体措施。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1）当前陕西国有林场面临着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落后,森林经营水平低、产业发展滞后等困难和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陕西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2）参照国内外有关国有林管理模式及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经验,结合陕西国有林场的实际,提出了“以森林分类为基础,分类管理为主线,构建现代生态公益型和商品经营型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机制;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完善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坚持生态为本,持续经营,科学管理,分类实施,创新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机制;建立林场支持引导,职工承包经营,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产业发展机制;遵循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的原则,完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国有林场社保、工资、福利制度,美化工作环境,提高职工文化素养和物质生活条件,创建文明和谐新林区”的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思路。（3）研究制定了陕西现代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基础设施、森林经营、产业开发、资源管护、和谐林区”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措施。通过研究表明,要彻底解决目前陕西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只有按照现代林业和现代国有林场的发展思路,从构建“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繁荣的森林文化体系”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出发,用先进科学技术提升林场,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手段经营管理林场,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林场,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林场,才能逐步把陕西国有林场建设成为“经营管理科学、基础设施完备、森林优质高效、产业发展充分、资源经营持续、林区富裕和谐”的现代国有林场。
缪润华[9]（2010）在《国营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的历史考察 ——兼论国营农场制度的路径依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国营江西蚕桑场为个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史学等理论和方法,全景式地论述了江西蚕桑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营管理,并简要论述了国营农场制度的建立和改革的过程。通过对中国古近代历史上屯田开展的时间和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屯田制是中国历史上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路径,新中国建立的国营农场制度则是屯田制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屯田制的发展和强化。通过对国营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的全面地历史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国营农场的建立,对改变落后边远地区的面貌和对小城镇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对国营农场制度的建立和改革的评析,国营农场制度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一,在政权建立之初,或亟待恢复发展经济的时期,屯田制成为最好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屯田制必然要改革甚至是被废止,国营农场制度的遭质疑和普遍地被改革,再次证明这种路径依赖性;二,新中国的国营农场制度,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下建立的,因此,国营农场虽名为企业,却与生俱来的存在政府倾向性。虽几经改革,但由于国营农场的特殊性,产生了一种“企业之形,政府之实”的路径依赖性;三,在国营农场制度历次改革中,政府的意愿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改革的路径依赖。综上所述,国营农场制度的改革,其成败的关键是要打破以上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还国营农场以企业的实际,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进而使之成为引领“三农”发展和进行国际垦殖的主体。
高翔[10]（2009）在《上海三大苗圃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苗圃是育苗生产的骨干力量,是集苗木生产、培育、科研、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种苗生产主力军,在苗木行业中担当主角,充分发挥着骨干、带动、示范、辐射的龙头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不难看出,不少国有苗圃的经营管理与市场要求不相适应,明显地存在着管理体制落后、市场竞争显弱、管理手段不高、经济效益低下等突出问题,严重地制约着苗圃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整个城市建设的速度与质量。而城市化进程中上海三大苗圃的先后变革,是苗圃的经营不善抑或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在当下,苗圃的发展应该寻求一条怎样的发展一路,是本论文所要着力探讨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城市的快速蔓延,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都给园林苗圃的发展带来了困境。本文正是为苗圃未来经营与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道路。
二、国有苗圃所有制结构调整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苗圃所有制结构调整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浅谈宜君县国有苗圃改革及发展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有苗圃概况 |
| 2 国有苗圃存在的问题 |
| 2.1 基础设施较差, 投入不足 |
| 2.2 苗木生产结构不合理, 品种单一 |
| 2.3 国有苗圃职工素质较差, 与苗木发展不相适应 |
| 2.4 苗木生产技术含量低, 林木良种所占比重小 |
| 2.5 管理体制机制落后, 影响苗圃发展壮大 |
| 3 国有苗圃改革发展思路 |
| 3.1 正确客观认识国有苗圃的历史贡献 |
| 3.2 理清改革发展思路, 明确国有苗圃职能 |
| 3.3 改革国有苗圃管理体制,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
| 3.4 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
| 3.5 强化科技支撑力度, 提高苗木科技含量 |
| 3.6 建立苗木营销体系, 畅通苗木流通渠道 |
| 3.7 加大经费资金投入, 促进苗木事业健康发展 |
（4）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演化逻辑 ——基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中国义务教育的需求增长与供给缺失的尖锐矛盾 |
| 1.2 研究综述：非营利组织与义务教育从供给到援助的研究讨论 |
| 1.2.1 非营利组织：义务教育援助的重要行动者 |
| 1.2.2 义务教育研究：从供给到援助的讨论 |
| 1.2.3 义务教育援助的研究 |
| 1.2.4 非营利组织对义务教育援助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分析框架 |
| 1.5 写作逻辑 |
| 第2章 义务教育的公益缺位与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建构 |
| 2.1 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不足与公益缺位 |
| 2.1.1 新“总体性社会”与公共物品资源配置不足 |
| 2.1.2 政府甩包袱——加剧公益的缺位 |
| 2.2 义务教育的政府缺位与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 |
| 2.3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建构历程及其对义务教育的援助 |
| 2.3.1 机构创立和项目启动(1989—1991) |
| 2.3.2 组织发育和项目深化(1992—2000) |
| 2.3.3 结构调整和项目转型(2001—2012) |
| 2.4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制度空间的总体特征 |
| 2.5 小结：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介入逻辑 |
| 第3章 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治理结构与资源汲取方式 |
| 3.1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构与变迁 |
| 3.1.1 全国青基会系统的组织结构 |
| 3.1.2 2001年后理事会决策制度化的尝试 |
| 3.2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资源 |
| 3.3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资源汲取 |
| 3.3.1 希望工程项目的资源运作途径和机制 |
| 3.3.2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
| 3.3.3 自主与依赖之间的钟摆 |
| 3.4 小结：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生存逻辑 |
| 第4章 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行动策略 |
| 4.1 非营利组织生存逻辑困境与行动策略 |
| 4.2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援助义务教育的行动策略分析 |
| 4.2.1 希望工程的项目实施策略：社会化手段与行政化手段并用 |
| 4.2.2 治理结构上的组织依赖策略 |
| 4.2.3 义务教育援助资金的博弈策略 |
| 4.2.4 对监管体制的双面策略 |
| 4.2.5 非营利组织营利策略 |
| 4.3 制度空间、资源依赖与行动策略间的相互关系对服务效能的影响 |
| 4.4 小结：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运转逻辑 |
| 第5章 绩效的衰减与公益的代入：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内卷化逻辑之生成 |
| 5.1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援助义务教育绩效的衰减 |
| 5.2 义务教育的政府重新代入及其后果 |
| 5.2.1 公益的代入 |
| 5.2.2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内卷化逻辑的生成 |
| 5.3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之内卷化逻辑的表现形态 |
| 5.3.1 活动空间的边缘化 |
| 5.3.2 组织机构的官僚化 |
| 5.3.3 组织行为的策略化 |
| 5.3.4 功能作用的游离化 |
| 5.4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形成内卷化逻辑的原因分析 |
| 5.4.1 制度空间与援助资源不足 |
| 5.4.2 结构的选择偏移导致组织的官僚化 |
| 5.4.3 资源的政府依赖导致行为的策略化 |
| 5.4.4 服务的政府替代导致功能的游离化 |
| 5.4.5 行动的激励缺失导致效能的低效化 |
| 5.5 小结：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内卷化逻辑 |
| 第6章 余论：集权体制下非营利组织的内卷化困境之突破 |
| 6.1 非营利组织的去内卷化与功能转型 |
| 6.2 中国义务教育援助出路与机制——多部门协同合作 |
| 6.3 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与模式——选择与竞争 |
| 6.4 研究缺陷与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附录1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章程 |
| 附录2 访谈对象列表 |
| 附录3 访谈提纲与调研问卷 |
| 后记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 3.1 相关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历史文献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6）“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选题所涉的几个重要概念的说明 |
| 六、论文的思路及脉络 |
| 七、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变迁与土地出让金的基本理论 |
| 一、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变迁史研究 |
| 二、土地出让金的基本理论 |
| 第二节 土地税收法律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
| 一、土地税设定的理论依据 |
| 二、我国土地税法的发展简史 |
| 三、我国现行土地税制的基本框架 |
| 第三节 土地收费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
| 一、收费与土地收费概述 |
| 二、土地收费法律制度的梳理与归纳 |
| 第二章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 |
| 一、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功能 |
| 二、土地税法的功能 |
| 三、土地收费制度的功能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引发的效应 |
| 一、“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引发的效应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功能定位偏差的原因分析 |
| 一、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财政资金短缺的困境 |
| 二、以 GDP 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压力 |
| 三、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快速筹集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目标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目标之一：经济安全 |
| 一、经济安全的界定 |
| 二、“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将达致的经济安全状态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目标之二：分配正义 |
| 一、分配正义的界定 |
| 二、“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将达致的分配正义 |
| 第四章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宪政理念 |
| 第一节 人权保障：“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出发点及目的 |
| 一、宪法与人权保障原则 |
| 二、“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必须以人权保障为最高指引 |
| 第二节 税收国家：“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理想 |
| 一、税收国家的基本理论 |
| 二、税收国家框架下的“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方向 |
| 第三节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核心理念 |
| 一、财政分权的一般理论 |
| 二、践行财政分权理念，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 |
| 第五章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改革 |
| 一、土地出让法律制度的改革 |
| 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的改革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法律规制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 |
| 一、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 |
| 二、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
| 三、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主要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主要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林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法律研究 |
| 2.1 林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制度变迁 |
| 2.1.1 林业“三定”之前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变迁 |
| 2.1.2 林业“三定”之后林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变迁 |
| 2.1.3 小结及评价 |
| 2.2 国外农用地利用权种类比较研究 |
| 2.2.1 永佃权 |
| 2.2.2 地上权 |
| 2.2.3 用益权 |
| 2.2.4 小结与评价 |
| 2.3 我国林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界定 |
| 3 家庭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则研究 |
| 3.1 流转主体规则 |
| 3.1.1 流转主体种类 |
| 3.1.2 农村承包经营户 |
| 3.1.3 联户 |
| 3.1.4 林地承包经营权流入主体 |
| 3.1.5 小结与建议 |
| 3.2 流转方式及权利义务规则 |
| 3.2.1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主要流转方式 |
| 3.2.2 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
| 3.2.3 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
| 3.2.4 小结与思考 |
| 3.3 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规则 |
| 3.3.1 林农权益的事实侵犯 |
| 3.3.2 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
| 3.4 政府引导与管理规则 |
| 4 其他方式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则研究 |
| 4.1 法定流转条件 |
| 4.2 流转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 |
| 4.3 政府监管 |
| 5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救济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详细摘要 |
（8）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综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世界林业建设与发展动态 |
| 1.2.1 日本国有林管理 |
| 1.2.2 奥地利林业建设与管理 |
| 1.3 国内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及改革研究动态 |
| 1.4 陕西省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及改革研究动态 |
| 1.5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及改革的实践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2.1 陕西省国有林场概况 |
| 2.1.1 国有林场现状 |
| 2.1.2 陕西国有林场建设成就 |
| 2.1.3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的条件分析 |
| 2.1.4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的探索及对国有林场发展的推动作用 |
| 2.1.5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
| 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2.1 目的 |
| 2.2.2 意义 |
| 2.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的思路 |
|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和政策依据 |
| 3.1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
| 3.1.1 现代林业理论 |
| 3.1.2 现代管理理论 |
| 3.2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的主要政策依据 |
| 3.2.1 法律依据 |
| 3.2.2 政策依据 |
| 第四章 国有林场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分析 |
| 4.1 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1.1 体制和性质定位问题 |
| 4.1.2 资金投入机制问题 |
| 4.1.3 森林经营问题 |
| 4.1.4 基础设施问题 |
| 4.1.5 债务负担问题 |
| 4.1.6 社保资金和工资拖欠问题 |
| 4.1.7 富余人员问题 |
| 4.1.8 职工整体文化素质问题 |
| 4.2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思路分析 |
| 4.2.1 以日本国有林经营管理模式为参照目标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
| 4.2.2 以“分类经营、分类管理”为参照目标的建设与发展模式 |
| 4.3 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思路选择 |
| 4.3.1 思路选择 |
| 4.3.2 理由陈述 |
| 第五章 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措施研究 |
| 5.1 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要求 |
| 5.1.1 指导思想 |
| 5.1.2 基本原则 |
| 5.1.3 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
| 5.2 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和发展研究 |
| 5.2.1 现代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建设研究 |
| 5.2.2 现代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
| 5.2.3 森林经营研究 |
| 5.2.4 产业发展研究 |
| 5.2.5 资源保护和管理研究 |
| 5.2.6 富裕和谐林区建设研究 |
| 5.3 保障措施 |
| 5.3.1 加强对现代国有林场建设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
| 5.3.2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典型抽样调查林场名单（25 个） |
| 附录2：问卷调查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国营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的历史考察 ——兼论国营农场制度的路径依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与相关文献资料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屯垦是中国历史上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路径 |
| 第一节 中国古近代历史上的屯田 |
| 第二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屯垦（1939-1948)——大生产运动和战时农场的建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后的屯垦（1949-1966)——国营农场及其制度的建立 |
| 一、国营农场的初创时期（1949-1956） |
| 二、国营农场大规模发展时期（1957-1966） |
| 第四节 国营江西蚕桑场建立的简要经过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代江西蚕桑场的经营管理 (1957-1989) |
| 第一节 垦殖场的初步格局——农桑为主工业为辅 |
| 一、蚕丝业的发展和经营效益分析 |
| 二、农业的生产组织和“围湖造田” |
| 第二节 垦殖场经营的转折——工商为主农业为辅 |
| 一、垦殖场经营管理转变的原因 |
| 二、工商业的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社会事业的兴办——政府职能的制度需求 |
| 一、教育事业 |
| 二、卫生医疗保健事业 |
| 三、其他社会事业 |
| 四、农场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 |
| 第四节 计划体制下农场的经营管理分析 |
| 一、江西蚕桑场行政隶属的变迁 |
| 二、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
| 三、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效益分析 |
| 第三章 市场经济时代的经营管理（1990-至今） |
| 第一节 组建企业集团的路径选择 |
| 一、企业集团的组建和区企合一的经营管理模式 |
| 二、企业集团经营管理效益分析 |
| 三、“企业之形、政府之实”的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新开发区的设立和政府化的路径再选择 |
| 总结 |
| 一、国营农场的三种路径依赖 |
| 二、国营农场制度改革路径的评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附录 |
| 鸣谢 |
| 代后记——先母一周年祭 |
（10）上海三大苗圃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园林苗圃的价值 |
| 1.1.2 园林苗圃发展历程 |
| 1.1.3 中国苗圃现今面临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上海园林苗圃发展概述 |
| 2.1 上海园林苗圃历史沿革 |
| 2.1.1 产生期（1856-1900） |
| 2.1.2 初步成型20 世纪初 |
| 2.1.3 发展期解放初-1959 |
| 2.1.4 停滞期1960-1962 国家经济困难、文革 |
| 2.1.5 恢复转型1978 年以后 |
| 2.2 国家政策体制下的国营苗圃发展现状 |
| 2.2.1 发展现状 |
| 2.2.2 现今相关国家政策 |
| 2.2.3 国营苗圃的产业发展优势 |
| 2.2.4 制约国营苗圃发展的主要因素 |
| 2.3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及城市发展困境 |
| 2.3.1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现象 |
| 2.3.2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问题 |
| 第三章：上海三大苗圃的变迁 |
| 3.1 上海三大苗圃简介 |
| 3.1.1 北新泾苗圃历史沿革 |
| 3.1.2 龙华苗圃历史沿革 |
| 3.1.3 三岔港苗圃历史沿革 |
| 3.2 三大苗圃终结 |
| 3.2.1 三大苗圃变革原因分析 |
| 3.2.2 北新泾苗圃的转性 |
| 3.2.3 龙华苗圃的转性 |
| 3.2.4 三岔港苗圃的转性 |
| 第四章：三大苗圃变革的启示与思索 |
| 4.1 成功经验借鉴——结合龙华苗圃改建上海植物园案例分析 |
| 4.2 园林苗圃未来发展之路 |
| 4.2.1 园林苗圃未来发展定位 |
| 4.2.2 苗木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
| 4.2.3 园林苗圃自身发展策略 |
| 4.3 启示与结论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四、国有苗圃所有制结构调整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3]浅谈宜君县国有苗圃改革及发展思路[J]. 马金权. 吉林农业, 2014(17)
- [4]非营利组织援助义务教育的演化逻辑 ——基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实证研究[D]. 翁士洪. 复旦大学, 2013(03)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6]“土地财政”法律规制改革研究[D]. 秦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1(07)
- [7]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D]. 苗伟. 南京林业大学, 2010(05)
- [8]陕西现代国有林场建设与发展研究[D]. 程世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11)
- [9]国营江西蚕桑场经营管理的历史考察 ——兼论国营农场制度的路径依赖[D]. 缪润华. 苏州大学, 2010(02)
- [10]上海三大苗圃变革研究[D]. 高翔. 上海交通大学, 2009(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