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鱼虾为何少出国门——考察世界食品博览会及部分欧洲市场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周文倩[1]（2021）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陶瓷艺术展览研究》文中认为1910年晚清政府盛大举办南洋劝业会,开中国官办博览会事业之先河。本次博览会受到地方各级的重视,一时间各地区优质陶瓷汇聚一堂,使得南洋劝业会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次难得的全国陶瓷手工艺品盛宴。本文首先介绍了清末官办南洋劝业会的历史背景及我国陶瓷在本次博览会之前的参展经历,以此为基础,文章主要关注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陶瓷相关部分,对1910年南洋劝业会会场中各馆陶瓷出品展陈情况、参展商获奖情况进行整理,以基本了解晚清陶瓷业在各地区的发展分布概况。并通过总结分析当时各界对南洋劝业会陶瓷出品的各种报道、研究、评价等内容,探究出晚清社会对于各地方陶瓷的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本文以1910年南洋劝业会为切入点,既是对清末博览会与陶瓷业相关历史资料的全面梳理,也是对清政府施行商政之后如何影响我国陶瓷实业发展的一次初探。文章通过介绍南洋劝业会陶瓷展陈、评奖及品评情况,力图整体展现与还原1910年南洋劝业会陶瓷业参展陈赛情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本次博览会的召开对当时参展陶瓷商在宣传、改良、评奖方面发挥的作用,对陶瓷展会征集与展陈方法的启示,以及对清末陶瓷业跨区域交流、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高建丽[2]（2021）在《临沭县柳编文化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手工艺是伴随着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技艺。它在农业文明时期是最重要的劳动形式及生产方式,而且生产的产品一般是由生产者消费。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社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日渐分离,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传统手工艺品逐渐成为商品,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则日趋独立于“亲手创造和制作”之物,如何“留住手艺”也日益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临沭县地处山东省临沂市沭河流域,是全国着名的“柳编之乡”。根据临沭县人民政府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2020年1-11月份与柳相关的所有产业对全县GDP的贡献总值约有170亿元,数万农民从事着与柳编相关的工作。这里的人们“因柳而生”,因此柳编产业成为当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支柱产业之一,柳编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亦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变迁。本研究选取临沭县比较具有代表的柳编文化起源地青云镇柳庄村作为调研点,运用符号互动论及文化功能主义理论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对临沭县传统柳编产业及柳编文化发展传承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揭示当地柳编文化传承情况。文章首先分析了“柳编之乡”的历史起源,“因柳而兴”的原因,认为柳编在当地被手工艺人和人们寄寓了美好的期盼和祝福。其次,从时间维度,结合当地民风民俗把人们从“生老病死”的各个环节与柳编发生的联系串连在一起,展示了柳编作品本身蕴含着浓郁的地域环境因素和手工艺人的内在品格性情。再次从空间维度,沿着以“手”为起点,以“工”为方法,以“艺”为价值,以“品”为载体的思路概括了临沭县传统手工艺品-柳编的社会价值。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指出当地以柳编为载体创造了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变迁。在研究中发现柳编文化面临传承断层的风险、存在着柳编文化与经济产品融合效果欠佳等问题。最后笔者分别从政府、企业、传承人角度提出应对措施。认为当地应着重发挥柳编特色优势,挖掘柳编手工艺产品所传递出细腻质朴的人文乡土气息,唤起人们最本质、最原始的文化记忆和乡土文化认同感,实现柳编工艺与村镇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徐亚男[3]（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4]（202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造诣不仅大力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还走出国门流传到国外,在世界文坛上具有巨大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传入越南至今,中国现当代作品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选题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统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梳理大量作品译本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最真实的场景。论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概括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总体上以越南各重要的历史阶段为背景,首先介绍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的传播与接受,说明法国殖民文化的统治对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抵制,提及以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情况;然后讲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至1975年期间的传播与接受,指出越南翻译家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对传播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涉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重要影响;最后述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之后的传播与接受,其中包括中越战争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造成的困局以及中越复交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带来的新貌。虽然,该传播与接受过程起步并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有过坎坷,但最后已经突破困局并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其中,第二章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包括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毛泽东时代的1949至1976年期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的具体译介与接受情况。第三章则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分别述评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成果,涉及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报刊杂志社及其传播成就,通过对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和作家作品选编以及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科研活动等内容做总体上的探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越南外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地位。第四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别谈论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越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吴必素与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相较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在越南文学史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越南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还熏陶不少越南作家并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五章阐述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谈及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阮玉姿、杜黄耀、武氏好等越南新时期文学几位代表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在被传播到越南的中国当代作家当中,莫言最受越南读者喜爱。他凭借自己的创作特色长时间内轰动了越南文坛,引起社会的积极反响,引导越南不少当代作家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创作道路,为新时期越南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六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分别陈述中越两国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领域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指出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偏向和误区。通过对各种问题做的评价与剖析,在确定好导致这些偏向和误区的根源之后,进一步为参与传播与接受过程各方拟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案。这是需要管理部门、译者队伍、读者群众等人群共同努力,携手完成的任务。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如果做到全面扩大传播对象、严格把关译作质量、尽量提高阅读品位等要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定能换上全新的面貌。结语部分对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作概括和总结,通过列举论文所做到的内容项目,指出研究的创新点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是个持续着的历史进程。因此,本选题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展望与建议,有着持久的价值,值得中越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周博[5]（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认为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朱元华[6]（2018）在《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及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是地理标志保护方面最重要的国际协定之一。在该协定中,地理标志是与专利、商标等并列的知识产权。我国对地理标志开展广泛研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迄今不过二十年时间,在保护制度建设和运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论文以互联网环境为视角研究了 WTO管理下的《TRIPS协定》所定义的地理标志在我国的保护和运用。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选择了本文所采用的定义。接着采用案例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多头管理引发权利冲突、未能完全满足《TRIPS协定》要求、浪费保护成本、忽视消费者利益等诸多问题。为了学习国际经验,论文选择了欧盟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经济体,比较研究了其地理标志保护的模式并剖析原因,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理标志也概莫能外。在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影响之后,从法律和政策两个角度提出了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对策。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多个原因表明我国应该采用专门法模式;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应结合互联网环境出台办法,从获权支持、质量控制、权利维护、文化建设等方面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随着地理标志产品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其国际保护也日益显得重要,文章论述了我国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一些措施。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我国地理标志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对我国有较高价值的特别地理标志进行特殊保护的构想,并从概念、遴选办法及保护措施方面进行了论述。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其价值,这种价值要通过运用来体现。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府、中间组织和企业应各司其职为地理标志的运用做出贡献。对于政府来说,主要是为地理标志运用互联网发展创造条件,如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等;对于中间组织来说,应积极转型,充分利用互联网履行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其核心问题是实现地理标志的品牌化问题,包括品牌符号设计、品牌定位和品牌的互联网传播等。
钱万成[7]（2018）在《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流变》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在承续了近现代儿童诗歌的观念传统和审美风貌基础上,深植于先后以“革命”“建设”及“改革”为主题的历史语境,在观念世界的建构与重构、美学范式的确立与转换等诸多维度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与跋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塑造新儿童”观念烛照下的多元一体的儿童诗歌创作图式,到“文革”十年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单一、狭窄的儿童诗歌创作局面,再到新时期以来多元并存、齐头并进的儿童诗歌创作繁荣格局,中国当代儿童诗歌既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又推动了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并且在观念主题、价值取向、形式探索和审美风貌上均呈现了独特的历史流变线索与特征。本文立足于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创作的历史考察,在厘清当代儿童诗歌创作发展、演变历程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审美变化进行历史的和审美的梳理和分析。文章提出,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新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儿童诗歌均敏锐地反映并回应了时代的主题。论文在“绪论”部分针对儿童诗歌及相关概念界定与分析的基础上,在第一章,针对“十七年”儿童诗歌展开考察与分析,着重讨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时代使命下“十七年”儿童诗歌所集中形成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观念主题和形式审美特征;第二章考察了“文革”十年儿童诗歌在极左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单一化、狭窄化的创作局面,在分析和阐释极左意识形态对儿童诗歌创作所带来的戕害的同时,有意识地打捞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地区儿童诗歌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时代主题、创作背景、艺术价值和审美取向,以期呈现该时段中国儿童诗歌的完整历史样貌;第三章针对中国当代儿童诗歌最为异彩纷呈的新时期儿童诗歌展开梳理与讨论,提炼出“归来的歌”“成长的鸟”“大自然的歌唱”“个性的张扬”“理性的思考”等颇具时代特征的主题与线索,用以概括新时期儿童诗歌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并针对新世纪以来儿童诗歌所呈现出的“后现代”面目及其自由化、散文化、无主体化等特征展开讨论与反思;第四章从时代发展、政治环境和世界文学等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审美流变的成因及其未来可能性,力图发现儿童诗歌的嬗变规律,为当下的儿童诗歌创作与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
陈瑞琪[8]（2017）在《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德昂族一个较为典型的正在经历着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巨大变迁的村寨——冬村为例,描述这一组织体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社区文化中形成变迁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参与变迁的艺人、民众的思想和行动,阐述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大背景下冬村从个人到集体的身份构建问题。试图说明正在变迁之中的乡村艺术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人口较少民族艺术变迁的规律与身份构建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冬村德昂族艺术呈现出多样性、封闭性、稳定性、宗教性以及边缘性特点,虽然长期处于汉族、傣族包围之中,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冬村“却能顽强地保持严格的族内通婚和族群认同观念”,其艺术保存较为完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冬村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德昂族聚居乡的民族文化生态村,由一个封闭的山村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艺术发生巨大变迁,这些变迁涉及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方面。从对冬村长期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中,笔者看到一个在国内人口不足两万的民族如何在变迁中保持自己的艺术和传统。当封闭的村寨确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地位,当传统艺术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后,新的艺术不仅是构成村民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且成为村寨艺术创作的基础资源和村民获得身份的有效手段,成为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通过对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的研究,笔者认为传统艺术变迁的原因并非简单地归之于现代化的冲击,还与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诉求有关。文化主体在文化自觉中不断地调试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其结果必然产生新的变迁,新的变迁又反过来加速该民族对自己民族主体性的追寻,从而推动艺术的不断发展与前进。德昂族是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把德昂族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作为研究艺术变迁和身份构建的对象,这在已有的关于德昂族的研究中并不多见。通过研究所揭示出来的这个村落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变迁规律和特点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对于审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艺术变迁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永华（Chan Wing Wah）[9]（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吴嘉祺[10]（2017）在《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为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三十八年间,上海这座城市中所进行的早期艺术设计教育。通过对在近代工商业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上海专业的美术学校、工业学校、私人机构、工商企业内部等机构对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进行深入完整的研究。最后希望能找出民国时期上海的艺术设计教育是如何发生及形成的?在从初等至高等教育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各级各类各阶段的艺术设计教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和关系?以及讨论研究不同层次的设计教育模式之间各自的特点。第一章绪论部分一方面通过对民国时期一些教育形式名称的阐述,明确了它们与艺术设计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后面的论述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主要是对当前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个评述,归纳出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第一是对于专业艺术院校中所开设的图案、工艺等与设计相关的教育的研究;第二是对一些社会团体、私人画室及工商企业机构内部等对设计人员培养的研究;第三则是对那些在上海设计教育中起过重要影响作用的教育家的研究。并且指出了当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着哪些不足,也是我在后面的论文中要着重解决的。第二章主要是概述了我国近代设计教育的一个发端。从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开始发展,并且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教育开始取代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并且随着西洋美术的传入中国,与传统的中国美术教育之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导致了我国美术教育从教学功能到教学形式再到教学方法的全面蜕变。第三章主要详细分析了普通教育阶段图画手工课程中的设计教育内容。从清末的图画课中的“几何画”和“用器画”开始,到民国时期的图案教育,中小学阶段的设计教育内容比重一再增加。这种变革中的教学标准,体现了我国普通教育中的图画手工课程包括设计教育,正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教学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小学中设计教学的不断演进,跟工商企业对于设计人才的需求,以及跟社会整体设计教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民国时期艺术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是关于高等艺术院校中所开展的艺术设计教育的论述。首先是对图案学科建立过程的详细分析,明确了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在我国的正式确立。其次从国家对于实用人才需求的导向,社会上对于艺术设计功能的认识,以及学校创办者整体办学思路三方面分析了高校中图案学科以实用为导向的教学宗旨和课程设置;最后是对于高校中教师队伍的结构的研究以及这些教师对于教学方法的研究。第五章是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一些美术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大量的业余教育机构中艺术设计教育的分析,明确了这样的教学形式带来的好处是学习的自由度较大、细化的课程,可以按需选择、有利于社会平等的大众化教育。但也明显存在着师资力量不足、缺乏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的弊端。
二、湖北鱼虾为何少出国门——考察世界食品博览会及部分欧洲市场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鱼虾为何少出国门——考察世界食品博览会及部分欧洲市场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1910年南洋劝业会陶瓷艺术展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课题来源及选题依据 |
| 1.2 课题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 |
| 2 清末官办博览会背景 |
| 2.1 “官办”缘起 |
| 2.1.1 “出洋赛会”态度之转变 |
| 2.1.2 发展民族实业情感之推动 |
| 2.1.3 新政改革政策之鼓励 |
| 2.2 清末商品赛会与南洋劝业会 |
| 2.2.1 地方商品赛会的出现 |
| 2.2.2 南洋劝业会的召开 |
| 2.3 南洋劝业会前陶瓷参展经历 |
| 2.3.1 “出洋赛会”中陶瓷参展情况 |
| 2.3.2 地方商品赛会中陶瓷参展情况 |
| 3 南洋劝业会中陶瓷参展及获奖概况 |
| 3.1 南洋劝业会陶瓷展陈情况 |
| 3.1.1 各省自建场馆中的陶瓷 |
| 3.1.2 特别专门展馆中的陶瓷 |
| 3.1.3 景德镇瓷业馆与醴陵瓷业馆 |
| 3.2 南洋劝业会陶瓷出品获奖情况 |
| 3.2.1 南洋劝业会中的获奖陶瓷 |
| 3.2.2 获奖出品商号及其社会影响 |
| 4 对南洋劝业会陶瓷出品的时评及研究 |
| 4.1 《南洋劝业会游记》与陶瓷出品 |
| 4.1.1 关于《南洋劝业会游记》 |
| 4.1.2 《南洋劝业会游记》中的陶瓷品评 |
| 4.2 《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与陶瓷出品 |
| 4.2.1 关于《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 |
| 4.2.2 《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的陶瓷品评 |
| 4.3 其他资料品评南洋劝业会陶瓷的部分 |
| 4.3.1 《南洋劝业会杂咏》与陶瓷出品 |
| 4.3.2 《申报》与南洋劝业会陶瓷出品 |
| 5 南洋劝业会陶瓷品评对参展陶瓷的影响 |
| 5.1 促进宣传与扩大利源 |
| 5.2 批评不足与指导改良 |
| 5.3 甄别优劣与引领评奖 |
| 6 1910 年南洋劝业会对陶瓷展会及瓷业的影响 |
| 6.1 南洋劝业会对陶瓷展会的影响 |
| 6.1.1 出品征集与甄选 |
| 6.1.2 展品分类与陈列 |
| 6.2 南洋劝业会对瓷业发展的影响 |
| 6.2.1 会归交流,打破瓷业区域壁垒 |
| 6.2.2 互求改良,力促瓷业现代化趋向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南洋劝业会会场平面图 |
| 附录二:南洋劝业会获奖陶瓷一览表 |
| 附录三:南洋劝业会多个省馆详情一览表 |
（2）临沭县柳编文化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社会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文献简评 |
| 三、基本概念 |
| (一)传统手工艺 |
| (二)柳编手工艺 |
| 四、理论工具 |
| (一)文化功能主义理论 |
| (二)符号互动论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实地研究 |
| (二)文献研究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临沭县柳编的历史发展 |
| 一、临沭县柳编的起源 |
| (一)柳编之历史 |
| (二)柳编之传说 |
| 二、临沭县柳编的概况 |
| (一)柳编之兴起 |
| (二)柳编之分布 |
| (三)柳编之现状 |
| 第二章 临沭县柳编文化的传承发展 |
| 一、以柳编为载体规范柳编程式 |
| (一)材料——物尽其用 |
| (二)工艺——精益求精 |
| (三)形态——多姿多彩 |
| (四)功能——包罗万象 |
| 二、以柳编为载体延续民间传统文化习俗 |
| (一)与个体相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二)与农事相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三)与行业保护神相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三、以柳编为载体构建当代社会价值 |
| (一)柳编手工艺深植“工匠精神” |
| (二)柳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
| (三)柳编文化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
| 第三章 临沭县对柳编文化当代传承采取的措施 |
| 一、政府引导特色产业发展 |
| (一)突出柳编特色产业模式 |
| (二)创建农业+文化+旅游的“田园综合体”模式 |
| (三)承办柳编旅游文化产业博览会 |
| (四)建设柳编艺术博览馆 |
| 二、企业创建特色品牌 |
| (一)柳编及柳编文化可视化展厅 |
| (二)自媒体平台品牌推广 |
| (三)打造“田园风格”家居体验中心 |
| (四)积极出口创汇,扩大柳编产业影响力 |
| 三、传承人寻求传承创新 |
| (一)师承关系不存在亲缘化的特点 |
| (二)传授场所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
| (三)行业术语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 |
| 第四章 临沭县柳编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柳编文化传承取得的效果 |
| (一)政府层面(社会效益) |
| (二)企业层面(经济效益) |
| (三)传承人自身(文化效益) |
| 二、柳编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
| (一)工艺传承面临断层的危险 |
| (二)柳编文化内涵与经济产品融合效果欠佳 |
| (三)知名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三、临沭柳编文化发展的建议 |
| (一)加强政府角色引导突破与管理创新 |
| (二)引导民间组织的传承宣传的工艺活动 |
| (三)突出工艺传承人的作用和价值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实际意义 |
| 四、相关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分期评述 |
|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1978-1989年) |
| 一、“精神家园”的重建 |
| 二、形式语言探索的“试验田” |
|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观念表达(1990-1999年) |
| 一、文化研究的深入 |
| 二、机制转变和观念演化 |
| 第三节 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2000-2018年) |
| 一、当代品格的文化定位 |
| 二、本体建设与视觉革命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涵 |
| 第一节 民族大团结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藏区新成就的歌颂 |
|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
| 二、“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 |
| 第二节 民族风情叙事与多元和谐的文化观表达 |
| 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
| 二、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凸显 |
| 三、传统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的研究 |
| 四、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第一节 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探索 |
| 一、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演变 |
| 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语言特征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油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
| 一、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化转换 |
| 二、“油画民族化”命题的延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一、藏族题材水墨画的扩展与演化 |
| 二、藏族题材工笔画的复兴与重彩演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
| 一、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 |
| 二、风格重构与图景呈现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文诉求 |
| 一、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考 |
| 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一、对民族气派的生动阐述 |
| 二、大国形象的对外塑造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艺术家详情表 |
| 附录二 《美术》杂志中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收录情况(节选) |
| 附录三 相关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传播与接受的情况 |
| 一、法国殖民文化统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抵制 |
| 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 三、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至1975年间的传播与接受 |
| 一、越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战争环境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影响 |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在越南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
|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后传播与接受的困局与新貌 |
| 一、中越战争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困局 |
| 二、中越复交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新貌 |
|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上)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1949年前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一、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二、诗歌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三、戏剧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四、报告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五、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第三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一、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二、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三、文革后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四、新生代与网络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下) |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 |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文学研究 |
| 二、越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评论 |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媒介考察 |
| 一、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及其传播成就 |
| 二、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报刊及其传播成就 |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与越南的外国文学教育 |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与选本研究 |
| 二、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科研活动 |
| 第四章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 一、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 二、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 第二节 越南20世纪文学作家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 一、吴必素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 二、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 二、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 第二节 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接受概况 |
| 二、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及其作品的接受与借鉴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取得的成就 |
| 一、中越文学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 二、中越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偏向 |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误区 |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展望 |
| 一、全面扩大传播对象 |
| 二、严格把关译作质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作列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及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术语与文献综述 |
| 1.2.1 相关术语辨析与选择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
| 2.1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 |
| 2.1.1 商标法 |
| 2.1.2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
| 2.1.3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
| 2.1.4 其它法律 |
| 2.2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问题 |
| 2.2.1 立法体系混乱导致权利冲突时有发生 |
| 2.2.2 与《TRIPS协定》的保护尚有差距 |
| 2.2.3 增加保护成本 |
| 2.2.4 致使消费者认知混乱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欧盟和美国的地理标志保护 |
| 3.1 欧盟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 3.1.1 葡萄酒、烈酒地理标志保护 |
| 3.1.2 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志保护 |
| 3.1.3 欧盟地理标志保护的特征 |
| 3.2 美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 3.2.1 《兰哈姆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 3.2.2 普通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 3.2.3 葡萄酒地理标志的保护 |
| 3.3 欧、美地理标志保护的比较分析 |
| 3.3.1 欧盟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强于美国 |
| 3.3.2 欧盟和美国地理标志保护的价值取向不同 |
| 3.3.3 欧、美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 |
| 4.1 互联网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影响 |
| 4.1.1 地理标志侵权更加复杂 |
| 4.1.2 地理标志保护手段更加丰富 |
| 4.1.3 地理标志立法更加必要 |
| 4.1.4 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日益重要 |
| 4.2 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
| 4.2.1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选择 |
| 4.2.2 我国地理标志立法需解决的问题 |
| 4.3 我国地理标志的政策保护 |
| 4.3.1 获权支持政策 |
| 4.3.2 质量控制政策 |
| 4.3.3 权利维护政策 |
| 4.3.4 政府采购政策 |
| 4.3.5 文化建设政策 |
| 4.4 我国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
| 4.4.1 直接在目标市场国申请保护 |
| 4.4.2 双边协定保护 |
| 4.4.3 区域协定保护 |
| 4.4.4 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体系保护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特别地理标志的特殊保护 |
| 5.1 国内外对特别地理标志的保护 |
| 5.1.1 我国对特别地理标志的保护 |
| 5.1.2 国外对特别地理标志的保护 |
| 5.2 我国特别地理标志的遴选 |
| 5.2.1 我国特别地理标志的价值评价 |
| 5.2.2 我国特别地理标志的遴选 |
| 5.3 我国特别地理标志的特殊保护措施 |
| 5.3.1 商标注册方面的保护 |
| 5.3.2 商号登记方面的保护 |
| 5.3.3 域名注册方面的保护 |
| 5.3.4 权利侵害方面的保护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地理标志的运用 |
| 6.1 互联网视角的地理标志运用环境分析 |
| 6.1.1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
| 6.1.2 消费者购物方式发生变化 |
| 6.1.3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 |
| 6.1.4 农村电子商务开始兴起 |
| 6.2 政府角度:创造条件 |
| 6.2.1 采取措施消除城乡数字鸿沟 |
| 6.2.2 大力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 |
| 6.2.3 创新农村电子商务金融服务 |
| 6.2.4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人才 |
| 6.2.5 组织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标准 |
| 6.3 中间组织角度:积极转型 |
| 6.3.1 地理标志行业协会 |
| 6.3.2 地理标志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
| 6.3.3 地理标志产品经纪人组织 |
| 6.4 企业角度:基于互联网的品牌传播 |
| 6.4.1 地理标志品牌符号系统 |
| 6.4.2 地理标志品牌定位 |
| 6.4.3 地理标志品牌的互联网传播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本文的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43个WTO成员和欧盟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情况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一) 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评价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 诗歌 |
| (二) 儿童诗歌 |
| (三) 当代儿童诗歌 |
| (四) 当代儿童诗歌发展源流探微 |
| 四、本文的思路、目标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塑造“新儿童”——“十七年”儿童诗歌的观念世界与美学范式 |
| 一、“十七年”儿童诗歌中的“新中国”形象建构 |
| (一) 儿童诗歌中的新中国形象 |
| (二) 儿童诗歌中的新中国精神 |
| 二、“十七年”儿童诗歌中的“英雄”主题 |
| (一) 歌颂革命领袖的诗歌 |
| (二) 歌颂时代英雄的诗歌 |
| 三、“十七年”儿童诗歌中的“新生活”想象 |
| (一) 歌颂集体主义的诗歌 |
| (二) 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诗歌 |
| 四、“十七年”儿童诗歌的多元诗体与多重风格 |
| 五、狂飙突进背后的暗流——“十七年”儿童诗歌的隐忧 |
| 第二章 儿童诗歌的“文革”记忆与被淹没的辉煌 |
| 一、工农兵文艺“基本建设”:“文革”期间儿童诗歌的创作主体 |
| 二、激进的政治锋芒:“文革”儿童诗歌的观念主题 |
| (一) 狂热的个人崇拜领袖颂歌 |
| (二) 工农兵火热生活的集体颂歌 |
|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颂歌 |
| (四) 反映儿童学习生活的颂歌 |
| (五) 极端批林批孔的狂热战歌 |
| 三、程式化的美学:“文革”儿童诗歌的形式意蕴 |
| (一) 政治意识形态对儿童诗歌的强力介入 |
| (二) 借代象征等修辞手法的模式化运用 |
| (三) 儿童诗歌情感的“假大空” |
| 四、被淹没的辉煌:台湾儿童诗歌的崛起 |
| (一) 台湾儿童诗对“文革”十年童诗惨境的补白 |
| (二) 台湾儿童诗歌的发展轨迹 |
| (三) 台湾儿童诗歌代表诗人诗作 |
| (四) 台湾儿童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与探索 |
| 第三章 “儿童本位”的复归与张扬——新时期儿童诗歌的繁荣发展 |
| 一、归来的歌:儿童诗歌史中的归来者及其“美的文学” |
| (一) “归来者”诗人概况 |
| (二) 代表诗人金波 |
| 二、成长的鸟:新生代儿童诗人的崛起及其审美现代性 |
| (一) 新时期成长的儿童诗人 |
| (二) 代表诗人高洪波 |
| 三、大自然的歌唱:新时期儿童诗歌的“自然”主题与审美境界 |
| (一) 儿童诗歌的大自然情结 |
| (二) 代表诗人滕毓旭、邱易东 |
| 四、个性的张扬:新时期儿童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
| (一) 走向多元的儿童诗歌 |
| (二) 代表诗人钟代华 |
| 五、理性的启蒙:新时期儿童诗歌的观念拓展 |
| (一) 哲思隽永的儿童诗歌 |
| (二) 代表诗人樊发稼 |
| 六、欣喜与困惑: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儿童诗歌 |
| (一) 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化的儿童诗歌 |
| (二) 儿童与成人的相互赠予 |
| (三) 市场的繁荣不是诗的繁荣 |
| (四) “微笑”的儿童诗歌 |
| 第四章 当代儿童诗歌审美流变的成因及未来展望 |
| 一、当代儿童诗歌审美流变的成因 |
| (一) 时代确定了儿童诗歌的审美取向 |
| (二) 政治对儿童诗歌的巨大影响 |
| (三) 开放的世界吹进自由的风 |
| 二、儿童诗歌的未来仍是梦 |
| (一) 从不完整到完整——20世纪中国儿童观的演变确立 |
| (二) 童年“风景”的消失和疆域的扩大 |
| (三) 究竟是福是祸?——新媒介的到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视角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视角:族群身份构建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一、族群艺术变迁和身份构建 |
| 二、国内德昂族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指导性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
| 一、指导性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基本观点 |
| 第一章 冬村艺术变迁的生成语境与族群身份构建 |
| 第一节 德昂族族源与族群身份失落 |
| 一、族源 |
| 二、族群身份失落 |
| 第二节 冬村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与艺术文化概况 |
| 一、冬村 |
| 二、冬村艺术概况 |
| 第三节 冬村的现实社会 |
| 一、新寨建筑、生活习俗和村寨管理机制的变迁 |
| 二、宗教习俗的变迁 |
| 三、大众传媒在村寨生活中的变迁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冬村民间艺术的变迁与身份构建 |
| 第一节 神话、民间故事的变迁与身份构建 |
| 一、神话、民间故事的变迁与图腾的变迁 |
| 二、非遗语境下的冬村神话、民间故事的变迁 |
| 第二节 民歌的变迁 |
| 第三节 民居的变迁 |
| 第四节 工艺美术的变迁 |
| 第五节 寺庙建筑的变迁 |
| 第六节 宗教节日与仪式舞蹈的变迁 |
| 一、宗教节日的变迁 |
| 二、仪式舞蹈的变迁 |
| 第七节 民间艺术的变迁与身份构建的关系 |
| 一、冬村民族艺术变迁特点分析 |
| 二、民间艺术的变迁与身份构建的关系 |
| 第三章 民间艺术家、受众与身份构建 |
| 第一节 德昂族社会精英价值取向与身份构建 |
| 一、社会精英 |
| 二、社会精英的更迭 |
| 第二节 冬村民间艺人、技艺与身份构建 |
| 第三节 民间艺术受众的心理变化 |
| 一、性格特征 |
| 二、受众的心理结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艺术的再生产与身份构建 |
| 一、博物馆的建设 |
| 二、神话、音乐的数字化保护 |
| 三、地方政府的保护 |
| 四、艺术产业化 |
| 五、宗教艺术的复兴 |
| 六、传统艺术的对外交流 |
| 结束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一览表 |
| 致谢 |
（9）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10）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与一些概念的说明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与艺术设计相关概念的说明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专业艺术院校中设计教育的研究 |
| 二、对于业余设计教育机构的研究 |
| 三、设计教育家的研究 |
| 四、相关的研究方法 |
| 五、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上海近代设计教育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上海近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
| 一、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
| 二、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 |
| 三、资产阶级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中西美术教育之间的激烈碰撞 |
| 一、西式美术教育的传入及设计教育的滥觞 |
| 二、美术留(游)学生与上海近代设计教育 |
| 第三节 美术教育的全面蜕变 |
| 一、教学功能: 从单一技能传授到艺术素养的培养 |
| 二、教学形式: 从师徒制到学校教育 |
| 三、教学方法: 从程式化到“写生便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普通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 |
| 第一节 中小学图画手工课程标准的演进 |
| 一、清末癸卯学制余绪下的早期课程标准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的图画手工课程标准 |
| 第二节 中小学图画手工课程中有关设计教学的探索 |
| 一、图案教育方法的探索 |
| 二、手工教学方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小学美术设计教师的培养 |
| 一、师范教育标准的确立 |
| 二、上海艺术师范教育中的设计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培养全面型设计人才的艺术院校 |
| 第一节 艺术院校中图案学科的建立与调整 |
| 一、图案教育的兴起 |
| 二、图案学科的初步建立 |
| 三、图案学科的调整与完善 |
| 第二节 图案学科的教学宗旨与课程设置 |
| 一、以实用为导向的教学宗旨 |
| 二、日趋完善的课程设置与不断优化的课程结构 |
| 第三节 教师队伍与有关图案教学的研究 |
| 一、上海艺术院校中设计教师的构成 |
| 二、图案教学的研究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校教育有益补充的业余设计培训 |
| 第一节 美术社团及企业中的设计教育 |
| 一、上海最早的职工业余补习学校——白鹅绘画补习学校 |
| 二、商务印书馆对设计人才的培养 |
| 第二节 遍地开花的业余设计教育 |
| 一、大众化的职业补习学校 |
| 二、形式多样的业余培训机构 |
| 小结 |
| 结语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的历史反思 |
| 一、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二、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 三、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年表(1912-1949)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湖北鱼虾为何少出国门——考察世界食品博览会及部分欧洲市场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 [1]1910年南洋劝业会陶瓷艺术展览研究[D]. 周文倩.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1
- [2]临沭县柳编文化传承研究[D]. 高建丽.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及运用研究[D]. 朱元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01)
- [7]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流变[D]. 钱万成.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9)
- [8]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D]. 陈瑞琪. 云南大学, 2017(05)
- [9]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研究[D]. 吴嘉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