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事:历史性的谄媚”（论文文献综述）
邹广胜[1]（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穆禹含[2]（2021）在《《三国遗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国遗事》是高丽王朝时代的一部不朽名着,在韩国普遍被认为是集历史书、民俗志、国文学资料集、汉文资料集、佛教史书为一身的史初汉文典籍。《三国遗事》收录的上古神话、民间故事、新罗乡歌等,从语言、原始资料、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朝鲜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三国遗事》有助于深入探讨朝鲜半岛的文学与文化,以及中朝文学文化交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韩国学术界十分重视《三国遗事》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丰硕,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国遗事》就再无研究的必要与空间。尤其是,目前国内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三国遗事》的论文或书籍,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关联的成果也是寥寥无几。由此,本文选择《三国遗事》文学研究为题,对《三国遗事》作一立足文本分析的研究。从历史唯物观点出发,以客观公正和辩证的态度,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比较文学、民俗学、社会历史批评等相关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三国遗事》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全文共分六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至六章为论文主体部分。第二章介绍作者一然生涯、《三国遗事》的编撰基础、背景以及内容的构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三国遗事》的特点及文学性。《三国遗事》的特点为,一是唯一的通史性着作,将上古神话记入历史;二是以记录佛教故事的形式记录佛教历史,具有佛教经典特点;三是以纪事为旨,具有野史特点。由此,其文学性体现在:注重保留原生文学风貌,将上古神话传说、上古诗歌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是朝鲜古代本土文学研究的资料库;记录大量的佛教相关故事是研究朝鲜佛教文学的重要典籍;保存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是打开朝鲜民间文学宝藏的钥匙。第三章以《三国遗事》中的神话为中心,探讨其性质、分类及特点,旨在挖掘《三国遗事》神话文本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朝鲜最早的神话为动物图腾信仰衍生出的动物图腾神话,《三国遗事》神话中的“熊、虎、鸟”等动物形象,就是动物图腾神话的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逐渐文明化、合理化,具有了社会神话特点。神话产生时期,原始信仰占据主导思想,体现出本土巫俗与动物崇拜信仰的内涵。《三国遗事》中共有九篇神话,分为民族起源神话、建国始祖神话、其他国王神话、姓氏神话四类,所记录的神话着重描写了帝王诞生时的神异现象,借以说明朝鲜王与中国帝王一样神异非凡,反映了作者一然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三国遗事》保存了朝鲜神话的原貌,研究这些神话的文学性及文学价值,可以对朝鲜文学追根溯源,找寻朝鲜民族文化之根。第四章研究《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探讨其性质、分类与意义,以及对朝鲜后世小说文学产生的影响。《三国遗事》中共有大小民间故事93个,共分为7种类型,包括英雄与国王故事、志怪故事、信仰故事、宝物故事、孝善故事、梦幻故事、民俗故事。这些民间故事是《三国遗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说是核心部分。这些民间故事中,寄托了一然的情怀,凸显了一然收录民间故事的目的与意义。通过这些民间故事,补漏正史,表达民众情感;教化百姓,宣传佛教义理;弘扬民族精神,谱写民族文化。《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不仅内容精彩、形象丰满,奇诡神异,精彩绝伦,且立意深远,文学造诣极高,对朝鲜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金庾信》故事主人公是朝鲜小说中民族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型;《桃花女、鼻荆郞》故事为后世人鬼相恋小说提供了题材;朝鲜三大古典小说之一的《沈清传》继承了《贫女养母》故事的母题;《调信》故事是朝鲜梦幻启悟小说的原型,是梦游录小说形成的基础。如果说研究《三国遗事》中的神话是对朝鲜文学的追根溯源,那么研究《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就是梳理朝鲜文学的枝脉。第五章研究《三国遗事》中的乡歌和赞诗。首先,探讨乡歌的产生背景、性质及分类,并结合背景故事解析了乡歌的本质;其次,探讨赞诗性质、艺术手法及思想意蕴,旨在研究《三国遗事》中诗歌的文学性及文学价值。朝鲜乡歌产生于三国时期,一直发展到统一新罗时期,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诗歌艺术形式,仅保存下来的14首全部收录于《三国遗事》中。这些乡歌具有本土咒术歌、佛教歌曲、《诗经》中“颂”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把乡歌可分为三类,即咒术性质乡歌、佛歌性质乡歌、“颂”性质乡歌。这些乡歌有的风格淳朴,有的辞藻华美,有的表达民众情感,有的祈愿国泰民安,儒释道思想及本土信仰蕴藏其中,表达了民族感情和张扬了民族精神。《三国遗事》全文共有48首赞诗,这些赞诗有的补充说明叙述内容,有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有的发出赞美感叹。一然以丰富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展现了自己的立场与感悟,抒发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佛教理念与人生态度,同时这些赞诗以其丰富的艺术性,在朝鲜汉诗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歌是情感的表达,研究《三国遗事》中的诗歌,是感受民族情感与一然个人情感的过程,是探索朝鲜文学深层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第六章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旨在通过比较的方式,探讨《三国遗事》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首先,比较了《三国遗事》和《搜神记》,《搜神记》干宝着,是中国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主角为鬼、妖怪、神仙,杂糅佛道,以记录神异诡怪之事为主。《三国遗事》也记录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神异故事。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比较《搜神记》与《三国遗事》中的精怪故事,探讨《三国遗事》与《搜神记》的关联,分析关联形成的原因。其次,以“梦”为切入点,运用平行研究方法,探讨《三国遗事》与《红楼梦》中的“梦”。《三国遗事》中的“梦”主要有“胎梦”、“心想事成之梦”、“神助之梦”、“佛法之梦”,而《红楼梦》则通篇皆为一场“大梦”。通过比较发现,《三国遗事》是用“梦”来赞誉古朝鲜圣明帝王和历史英雄的伟大神奇,表露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而《红楼梦》则是通过写“人在梦中”来表露内心对世态残酷的痛苦感受,客观上揭示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三国遗事》之“梦”体现了微观思维,把“梦”的小故事分散在各个章节之中,对“梦”的利用更注重在“史”方面的价值。而《红楼梦》之“梦”体现了宏观思维,“梦”是整个事件过程,对“梦”的利用更具有艺术性。两部作品用“梦”表述的形式与艺术,既表现为方法和手段也表现为内容与思想,都有着不朽的文学价值。《三国遗事》作为一部域外汉文典籍,在史学、宗教学、文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从文学层面上说,研究《三国遗事》对域外汉文学研究、朝鲜文学研究、中朝文学文化交流研究、东亚乃至亚洲文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关《三国遗事》文学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研究成果相对少,本文研究《三国遗事》中的神话、民间故事与诗歌,同时进一步延伸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力求系统性和全面性,可谓是一种新的尝试。《三国遗事》因其保存了大量朝鲜民族本土文学作品和本身的文学成就,成为朝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希望本文能对《三国遗事》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艳秋[3]（2021）在《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一时间曾陷入瓶颈,几乎成为学界诸多学者的共识,并纷纷对此展开多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作为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贫弱现状的回应,蒋子龙提出了“泛工业题材”的概念,为工业题材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本论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实行工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表现天津现代工业生产的文学作品展开探究,从产生机制、文本内容及其叙事艺术等方面追寻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中展露的工业意识。工业题材文学最显着的特点即时代性,作为“社会思潮晴雨表”,它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天津现代化工业进程稳步推进,并以背景性存在进入文学世界,成为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培育工业意识的“温床”。笔者以历史的整体视野回顾天津工业题材文学的流变及作家们对现代化内涵逐步清醒的认知,探寻其中萌动的工业意识内核。无论是社会语境的宏观变动,还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都对天津作家提出了具有时代内涵的创作要求,彻底转变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审美情感,关注现代工业体制下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与进化等成为天津作家思考的要义。于是“泛工业题材”文学呈现了对现代工业体制的认可与接纳、对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竞争意识的肯定与鼓励,同时也表露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焦虑和隐忧。这些复杂交织的要素构成了工业意识的深层意涵。天津作家们以理性的工业化情感批判地审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对天津工人群体人格个性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信仰、精神思想危机,因而其话语方式、创作观念的转变无疑带有了工业意识的烛照。首先,在作家笔下出现了形象各异的工人百态,光辉的“工人阶级”被拉下政治神坛,成为芸芸众生中沉沦于欲望主义之下的都市男女。在现代工业逻辑的侵袭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之下,出现了以交换为本质的“非正常男女关系”,本应和谐交融的夫妻关系在现代工业伦理支配下走向破裂。残酷的现代工业逻辑和工业管理体制,与天津工人群体内在的“机器崇拜”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全面冲突,他们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甚至产生了人格个性的变异。但同时我们也见识到了商品经济社会下继“分享艰难”之后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工形象,她大胆抛却传统伦理价值观对女性的要求,追逐自我的情感欲望。除此之外,作为“时代过渡者”的退休老工人群体获得了作家们的关注,他们在已被城市化遮蔽了的三条石大街苦苦寻觅着天津传统工业文化的足迹,更能凸显现代工业文明的急遽发展对老工人传统思想观念、情感精神的冲击。其次,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显露的工业意识决定其独特的文学叙事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凸显了鲜明的“史诗性”创作倾向,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以工人家族的传承与变迁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直观展示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工业进程对老一代工人及其后辈所产生的生活形态、工业观念的颠覆与转变。“空间性”的叙事转向则体现在作家们自觉地从工人生活居住空间、近代工人生产劳作空间等维度书写天津工业生活,因此本节从工人新村、工业博物馆等建筑与工人的关系建构角度剖析作家在“泛工业”写作中彰显的工业意识。除此以外,限制性叙述的运用如工厂学徒视角、设置悬念和留白等策略,无疑提升了工业题材文学的叙事水平,具有文学性与可读性。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在工业意识烛照之下的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工业文学史上开辟蹊径,一方面它延续了津门作家的底层情结,在这座独具平民性格的城市中建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底层工人世界,不仅发掘了注入现代工业特质的文学素材,也在社会学层面上留下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天津工业东移战略的实施,现代工业的聚集地——滨海新区逐渐赢得世人青睐,而标识着天津传统工业的海河成为昨日往事,传统工业文化被年轻人群体置于危险的边缘。天津作家在小说文本中以自觉的地缘文化意识思索天津传统工业历史文化的归处,即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覆盖下葆有天津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同时由于写作者自身的创作水平、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主题、叙事等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家庭、情感等通俗流行元素的泛滥,为接下来的“泛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敲响警钟。
乙小康[4]（2021）在《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文中研究说明“命”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极其重要且本源的概念,“命”字至迟我们在西周的金文中已能看见,若按傅斯年先生“命”“令”同训的观点,则在甲骨文中就已频繁出现。我们也看到在早期的自然宗教社会中,“命”的表达总是与“天”“帝”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早期宇宙论的重要来源及基础。到了西周社会,随着人们价值理性的觉醒,中国人对天命观念的认知和表达愈发清晰,但“天命”作为一种巨大的支配性力量仍然牢牢的占据着人们的世界观,并以其强大的意志和法则支配者人事的运行,这集中体现在政治领域,“君权天授”即是显着的表达。而“君子”这一概念在春秋之前主要是对掌握统治权力的以天子为代表的有位贵族之通称,“位”是其显性特色、应有之义,这与我们后世理解的道德君子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而道德义在“君子”内涵中的完善与确立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则要归功于孔子的《论语》,也正是在《论语》中,孔子为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也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君子”知“命”是孔子认为的君子之为君子的必然命题,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孔子的创设还是传统的延续与转化?从“君子”与“命”的初始内涵及发展演进来看显然是后者,因为从“君子”初始内涵的第一层意思天子来讲,天子的权力来源正是帝命、天命,这一点我们从可见的殷周两代记载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如记载商氏族起源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如“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尚书·康诰》）“受天永命”（《尚书·召诰》）等。可见殷周时期,天子的权力受命于天,天子承接天命以驭万民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命是天子权力的合法性根源。因此,天子知命就是承接天命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而对天命的不知就是对自身权位的不守,知命方能保命存命。殷商鼎革之际,周人在殷商天命交替的历史脉络中对旧有的天命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方是真正的“知命”,由此将天、民、命三者统摄于“天子知命”这一政治表达中,构建了天子敬德保民知命的内在通路,彰显了“君子知命”这一必然命题的德性价值。而在西周的政治语境中,我们看到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封建宗法制构建了一套上下有序、尊卑有等的贵族等级制度,天子承接天命为天下之大宗,并以王命册封诸侯及官员。由此,就君子的第二层内涵来讲,以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有位“君子”承接王命就是他们知命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对王命的知就是对自身爵位的守,在这个意义上,“位”与“命”呈现出一致的状态,知命就是知位。而周之制度的最大特征则在于创制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范,“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在这种制度下,对于有位之贵族君子而言,“命”的具体实际内涵与以王命为代表的礼乐典章制度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知命就是守礼。降至春秋,随着社会人文理性思潮的崛起,人们的天命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对“命”的关注逐渐由天转向了人,而“君子”一词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君子有位不再是君子的唯一特征。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对“君子”一词的内涵进行了有意识的诠释转换,德性成为了君子的首要特征,有德无位亦可称之为君子,“君子”的概念内涵冲破了西周时期“位”的狭义局限,得到了新的转化。由此,“君子知命”的内涵也展开了新的面向。我们看到,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纷纷对“命”的内涵进行讨论,“德”与“命”、“义”与“命”、“时”与“命”、“逢”与“命”、“性”与“命”、“力”与“命”的讨论层出不穷,“命”的内涵被大大的拓展。而这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高扬起人性的大旗,在与“天”和“命”的不断抗争中义无反顾的肩负起“行道”的职责使命,并将其落实到“君子”身上,成为其独特的价值内涵,树立了后世君子形象的人格典范。
刘畅[5]（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指出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于瑶[6]（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史鹏飞[7]（2020）在《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文中提出周嘉胄《装潢志》作为中国第一本总结归纳古书画修复原则及步骤的系统性论着,以其丰富的鉴赏知识及长久的装裱实践经验,确保了该书所记载工艺步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设计文献的刊行在晚明时期蔚然成风,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深厚积累,手工业的多样化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进入到异常繁荣多样的阶段,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各类手工技艺的精进与钻研,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提供来源;另外,明代中期思想的解放潮流,以及明晚期西风东渐的历史变化,刺激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而朝代的更迭,终止了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江山易主,思想重建,文人思想的敏感性促使其着文写作的文化担当感;丧乱年代之文化载体的非命,引发文人的着书刊行的文化道义感。除了文化担当意识之外,面对当时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及要求而深刻影响的物质文化形态,周嘉胄的《装潢志》不仅仅是一种延续书画性命的手段,而是一种变革背景下,文化遗存恐难延续的焦虑状态下,试图通过手工技艺的技术总结,为文化传承提供技术保障的创新与突破。技艺是手工艺人的技艺,趣味是赏玩者的趣味。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改变趣味,但是趣味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艺,甚至亦可成为技艺的主导。然而,一人若兼具赏玩者的趣味及手工艺人的技艺,再能够敏感于世事变迁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化败落现象,而反思技艺在辅助文化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着文志之,或可成为一种经典。
周韡[8]（2020）在《孔子友善观研究》文中认为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缓解我国的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互信、促进人际和谐意义重大。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友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友善的价值意义等表层问题上,对于到底何为友善、友善是否会因对象不同而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友善等深层次问题研究不足,导致人们在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时缺乏有操作性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创始人孔子有着十分丰富的友善思想和友善教育思想,涉及到友善的内涵、层次、原则、边界以及友善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友善观的核心问题,值得借鉴。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孔子的友善观,力图挖掘其现代价值和现代性转化之道,以求为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探索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论语》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孔子的友善内涵可以概括为有友为善（喜欢交朋友）、友其善者（交好的朋友）和友意善行（落实到真实的友善行为）三层含义;同时孔子的友善以我自身为出发点,可以划分为“为仁由己”、“仁者爱人”和“成人之美”三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层次。孔子还强调,友善的品德要得到正确的实践,需要遵循仁爱、真诚、道义和中庸四大原则,其中仁爱是核心和基础,真诚是条件,道义为标准,而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贯彻始终。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友善是有明确边界的,即对何人友善、友善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划分边界的标准就是“仁义礼”,这种边界意识在实践中体现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仅提出了深刻的友善思想,还对如何培育友善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从教育内容上而言,孔子强调尊敬他人为基础,宽容他人为条件,恪守诚信是保障,礼法制度立规矩,目的是培育和形成友善人格;从教育方法上而言,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培养共情能力,改变认知以强化友善情感,克己复礼以规范友善行为。尽管孔子的友善观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当代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的社会特征有不相吻合之处,但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当代社会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要“落细落小落实”,实则就是要让善在身边发生,让善能变得常态化,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孔子“推”的逻辑,让共情能力在家庭中生根,在社会上发芽;借鉴孔子的“中庸之道”,明确友善的层次与边界,促进个人情感与公共道德、国家法律的有机统一;以新型礼教为引导,探索可操作的友善表达形式,把握友善的表达分寸,推动友善价值观的自觉践行,真正增进我国的社会和谐与人际互信。
武昕[9]（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人民正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进行持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正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国优秀青年代表的大学生,对于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否自信?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对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对“能担当”的价值观认知和认同程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肯担当”的价值观践行驱动力和意志力的要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是建立在对价值观高度认知、坚定信仰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标准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大学生担当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并不是“四个自信”之外的第五个自信,而是“四个自信”的价值内核。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针对大学生这一关键群体,对“何为自信”“因何自信”“如何自信”“是否自信”“怎样实现自信”等问题进行追问,是充实大学生精神世界、应对西方价值扩张的现实需要,也是巩固“四个自信”,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亟待解决的前沿命题。全文除导论、结语以外,共包含以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章,前提阐释。围绕“何为自信”的问题,从基本概念、主要维度、核心标准和思想资源四个方面,着重探寻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本质规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从价值观的基本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研究的具体语境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在性质维度体现为政治自信、在主体维度体现为一种集体自信、在客体维度体现为价值标准自信、在作用维度体现为动力机制。在内容结构方面,从主体、内容、发展和比较四个维度,厘清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主要内容。在核心标准上,突出价值观自信的实践指向,在认知和践行双重维度,以大学生“能担当”“肯担当”的具体表现为切入,以坚定信仰、模范践行、积极传播三个向度界定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在理论基础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社会共识对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基础作用。第二章,逻辑依据。围绕大学生价值观“因何自信”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文化互动和实践指向三重维度,回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必要性问题。在历史依据方面,从社会心态变迁和核心价值观凝练过程入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逻辑演绎,着重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与价值格局变迁、核心价值观凝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文化依据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的互动中得以发生、发展和巩固。在实践依据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要求出发,聚焦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指向,并以“知”“行”转化的动力为切入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践依据。第三章,要素与机制。聚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过程,对其要素、机制和生成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在生成性上,从认知、认同和实践三个大类,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基础要素;并从认知、动机、情感和选择的四维机制出发,阐释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发挥作用的主要原理。在此基础上,从群体与个体的价值互动、认知与认同的动态关系、内化与外化的践行推动、自我与他者的价值比较四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生成的过程特点。第四章,现状考察。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回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与否”的问题。从全球化语境、市场化背景和信息化时代三个主要趋势入手,研究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时代语境。并依托当前学界丰富的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研究,比照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研究等方式,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认知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以典型性案例和现象级事件为抓手,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五种实然样态。最后,结合现状的整体把握,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问题的成因,为解决具体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第五章,培育策略。围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怎样实现”的问题,从主要任务和关键点位上,探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提升策略。指出要把握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以“四个引导”为契机明晰大学生价值观自信培育的基本任务;要通过对关键队伍、重要环节、重点领域和主要路径的把握,筑牢人才价值引领的协同阵地,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孟复[10]（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二、百事:历史性的谄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事:历史性的谄媚”（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关联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文化语境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美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道德 |
|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差异 |
| 第一节:文学与书法之地位 |
| 第二节:文学之美与书法之美 |
| 第三节:艺术品的兼美与偏于一美 |
| 第三章: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 |
| 第一节:魏晋风度 |
| 第二节:魏晋书韵 |
| 第三节:风格与个性 |
|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文贵形似”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书者如也”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肥瘦”问题 |
|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 |
| 第一节:文如其人 |
| 第二节:书如其人 |
| 第三节:尽善尽美与羲献之异同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三国遗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三国遗事》中神话相关研究 |
| 1.2.2 《三国遗事》中民间故事相关研究 |
| 1.2.3 《三国遗事》中诗歌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三国遗事》编撰及文学性 |
| 2.1 一然与《三国遗事》 |
| 2.2 编撰基础及背景 |
| 2.2.1 编撰基础 |
| 2.2.2 编撰背景 |
| 2.3 特点及文学性 |
| 第三章 《三国遗事》中的神话 |
| 3.1 《三国遗事》神话性质 |
| 3.2 《三国遗事》神话分类 |
| 3.2.1 民族起源神话 |
| 3.2.2 建国始祖神话 |
| 3.2.3 其他国王神话 |
| 3.2.4 姓氏神话 |
| 3.3 《三国遗事》神话特点 |
| 3.3.1 神话与历史的双重性 |
| 3.3.2 巫俗与动物崇拜信仰 |
| 3.3.3 帝王诞生异象 |
| 第四章 《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 |
| 4.1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性质 |
| 4.2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分类 |
| 4.3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思想内涵 |
| 4.3.1 补漏正史,表达民众情感 |
| 4.3.2 教化百姓,宣传佛教义理 |
| 4.3.3 弘扬民族精神,谱写民族文化 |
| 4.4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的小说化 |
| 第五章 《三国遗事》中的诗歌 |
| 5.1 《三国遗事》中的乡歌 |
| 5.1.1 乡歌产生背景 |
| 5.1.2 乡歌性质及分类 |
| 5.1.3 乡歌解析 |
| 5.2 《三国遗事》中的赞诗 |
| 5.2.1 赞诗性质 |
| 5.2.2 赞诗艺术特色 |
| 第六章 《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 |
| 6.1 《三国遗事》与《搜神记》 |
| 6.1.1 《搜神记》与《三国遗事》之精怪故事 |
| 6.1.2 《三国遗事》与《搜神记》的关联及成因 |
| 6.2 《三国遗事》与《红楼梦》 |
| 6.2.1 “梦”在《三国遗事》中的表现形式 |
| 6.2.2 《三国遗事》与《红楼梦》之“梦”的比较 |
| 6.2.3 “梦”的艺术价值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3）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困境与“泛工业题材” |
| 二、天津——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先锋 |
| 三、天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研究现状 |
| 四、论文选题的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创新点 |
| 第一章 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中工业意识的产生语境 |
| 第一节 时代温床:天津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二节 文学摇篮:天津“工业题材”文学的发展诉求 |
| 第三节 突破“禁区”:以人为本与天津作家的创作观 |
| 第二章 工业意识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众生百相 |
| 第一节 “机器崇拜”与“人遭物役”:天津青工的生存悖论 |
| 第二节 现代化都市的“三条石大街”:退休工人的工厂怀旧 |
| 第三节 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重构:新时代天津女工的幸福观 |
| 第四节 工业科层管理制下现代工人的畸形爱恋 |
| 一、情妇与男性力量的消逝 |
| 二、双职工夫妻的婚姻危机 |
| 第三章 工业意识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叙事艺术 |
| 第一节 “史诗性”: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史诗品格 |
| 第二节 “空间性”:工业叙事新转向 |
| 一、“铁山工人新村”:天津市井工人性格的生活空间表征 |
| 二、“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作为天津近代工业历史标识物 |
| 第三节 “探索与发现”:限制性叙述 |
| 第四章 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价值功效与创作思考 |
| 第一节 “津门”作家的底层情结与普通工人世界 |
| 第二节 “津味”的淡化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发掘 |
| 第三节 作家的成长基地与纯文学审美探求的局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2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 “君子知命”的提出 |
| 1.1 “君子”概念溯源 |
| 1.1.1 有位“君子” |
| 1.1.2 有德“君子” |
| 1.1.3 位之“君子”向德之“君子”转变原因分析 |
| 1.2 “命”与“天命” |
| 1.2.1 何谓“命” |
| 1.2.2 何谓“天命” |
| 1.2.3 “天命”观念的早期演进 |
| 1.3 “君子知命”的几重内涵 |
| 1.4 小结 |
| 2 “惟天降命”:“天子”与“命” |
| 2.1 “天命”与王权 |
| 2.1.1 殷商“天帝”信仰的生成 |
| 2.1.2 周人的继承和改造 |
| 2.1.3 “惟命不于常”的确立 |
| 2.2 “惟德动天”:天子敬德保命 |
| 2.2.1 “德”的政治化发展 |
| 2.2.2 以德配天:天子知命的内涵 |
| 2.2.3 敬德保民:天子保命的具体路径 |
| 2.3 天命的运行机制 |
| 2.4 小结 |
| 3 位命一致:君子知命与宗周礼乐秩序 |
| 3.1 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构建 |
| 3.1.1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初分封制的构建 |
| 3.1.2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亲亲尊尊的宗法制 |
| 3.1.3 “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 |
| 3.2 知命与守礼 |
| 3.2.1 王命与册命的统一 |
| 3.2.2 知命就是守礼 |
| 3.3 礼崩乐坏下的位命分离 |
| 3.3.1 传统天命观的式微 |
| 3.3.2 周礼的衰落 |
| 3.4 小结 |
| 4 春秋战国时期“命”论的分化与君子人格的确立 |
| 4.1 儒家的德命合一 |
| 4.1.1 儒家的天命观 |
| 4.1.2 知命、正命到“制天命而用之” |
| 4.1.3 儒家君子人格的确立 |
| 4.2 道家命论 |
| 4.2.1 “天道自然”的天命观 |
| 4.2.2 安命顺命说 |
| 4.2.3 道家的君子观 |
| 4.3 墨家“非命论”思想 |
| 4.3.1 墨家的天命观 |
| 4.3.2 “非命”思想的展开 |
| 4.3.3 墨家的君子观 |
| 4.4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 传记的相关概念 |
| (二) 传记的分类 |
| 第一章 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传记的特点 |
| 一、“当理切事”——记实性 |
| 二、明道——意旨性 |
| 三、艺术性 |
| 第二节 传记的发展脉络 |
| 一、先秦: 传记因素的萌芽时期 |
| 二、两汉: 史传的定型时期 |
| 三、魏晋南北朝:传记繁荣期的先声 |
| 四、唐代: 各体传记创作迎来繁荣期 |
| 五、宋元: 各体传记文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因素 |
| 六、明代: 传记文的新扬,市民传记兴起 |
| 七、清代: 传记文的再次繁荣 |
| 第二章 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 |
| 第一节 桐城三祖对传记文的认识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创作观念 |
| 一、合乎体例 |
| 二、选材与剪裁原则 |
| 三、笔法和行文要求 |
| 第三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及其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官吏形象 |
| 第二节 文人名士形象 |
| 第三节 市民形象 |
| 第四节 女性形象 |
| 一、对封建贞烈思想的超越 |
| 二、对礼教遵从的一面 |
| 第四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记实性与意旨性兼具 |
| 一、记实性 |
| 二、意旨性 |
| 第二节 史才 |
| 一、细节传神,白描手法 |
| 二、以文运事,合理想象 |
| 三、寓情于文,含蓄蕴藉 |
| 第三节 下语用字追求“雅洁” |
| 一、陈言务去,挖掘语言的表现力 |
| 二、简洁严谨的文风 |
| 第四节 文无定法 |
| 一、墓志铭、墓表、行状——主观色彩的加入与行文格式的突破 |
| 二、传、逸事——形式的创新 |
| 三、寿序——叙议结合 |
| 四、哀辞——主观感受的传达 |
| 第五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对不居史职的文人创作传记文的看法 |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侧重 |
| 一、方、刘、姚的思想基础比较——对“道”的认识 |
| 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
| 三、对中下层人的看法 |
| 第三节 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
| 一、语言 |
| 二、结构 |
| 三、风格 |
| 第六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承上情况 |
| 第一节 从文体学角度看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的接受 |
| 一、文体观——以“义法”说为核心 |
| 二、体貌特征——叙事干预的运用 |
| 三、语体特征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为文技法的学习 |
| 一、内容和意旨明确 |
| 二、追求阳刚之风 |
| 三、其他创作技法的承继 |
| 第三节 桐城三祖平凡人物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接受 |
| 一、“尚简” |
| 二、细节传神 |
| 三、日常题材中见深意 |
| 余论: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晚明的变革与新知 |
| 二、《装潢志》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装潢志》前的“装潢”论 |
| 第一节 “装潢”之变 |
| 第二节 装潢的文献记录 |
| 第三节 字画装潢从业人员 |
| 第二章 周嘉胄及其交游 |
| 第一节 周嘉胄成长的时代 |
| 一、何心隐之死 |
| 二、书院复建与文人结社 |
| 第二节 周嘉胄及其交往 |
| 一、鉴古工书富收藏 |
| 二、交往官员 |
| 三、好睡嗜香,意于遁世 |
| 第三章 《装潢志》成书考 |
| 第一节 装潢技艺的广泛需求与应用 |
| 一、装潢与字画收藏 |
| 二、多重身份的装潢艺人 |
| 第二节 周嘉胄的忧虑与写作 |
| 一、国变后的焦虑 |
| 二、紧迫的写作 |
| 第四章 《装潢志》的写作特点与开创性 |
| 第一节 明代装潢文献分析 |
| 一、抄袭 |
| 二、考证纠谬 |
| 第二节 周嘉胄新创《装潢志》 |
| 一、定装潢原则——书画之司命 |
| 二、装潢步骤的分析总结 |
| 三、对装裱品式的初步归纳 |
| 第五章 《装潢志》价值论 |
| 第一节 清代装潢文献 |
| 一、周二学《赏延素心录》 |
| 二、典籍中的“装潢” |
| 三、笔记小说中的“装潢” |
| 第二节 近代装潢文献 |
| 一、拯冬《装潢杂谈》 |
| 二、蒋吟秋《书画与装潢》 |
| 第三节 现当代字画修复技艺与研究 |
| 一、装潢匠师身份之变 |
| 二、博物馆与字画修复 |
| 三、民间艺术机构中的字画修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经典装潢文献辑注 |
（8）孔子友善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五、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友善的内涵与层次 |
| 第一节 友善的内涵 |
| 一、“有友为善”——“门内”到“门外”的跨越 |
| 二、“友其善者”——“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追求 |
| 三、“友意善行”——善意与善行的统一 |
| 第二节 友善的层次 |
| 一、“为仁由己” |
| 二、“仁者爱人” |
| 三、“成人之美” |
| 第二章 友善的原则与边界 |
| 第一节 友善的原则 |
| 一、仁爱原则 |
| 二、真诚原则 |
| 三、道义原则 |
| 四、中庸原则 |
| 第二节 友善的边界 |
| 一、孔子的“边界意识” |
| 二、确立边界的标准——仁、义、礼 |
| 三、边界意识的体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
| 第三章 培育友善的内容与方法 |
| 第一节 培育友善的内容 |
| 一、“修己以敬”——尊敬他人是基础 |
| 二、“宽则得众”——宽容他人是条件 |
| 三、“无信不立”——恪守诚信是保障 |
| 四、“循礼而行”——礼法制度定规矩 |
| 第二节 培育友善的方法 |
| 一、推己及人——培养共情能力 |
| 二、以知养情——强化友善情感 |
| 三、以礼导行——规范友善行为 |
| 第四章 孔子友善观的时代价值和创造性转化 |
| 第一节 孔子友善观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局限 |
| 一、孔子友善观的时代价值 |
| 二、孔子友善观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落细落小落实,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
| 一、明确友善边界以细化践行要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
| 二、从家人做起以落小友善起点——“家风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 |
| 三、知行合一以促进友善践行——“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
| 第三节 以情感人、情理交融,优化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教育方法 |
| 一、家庭教育强基础——培育友善能力 |
| 二、共情教育促理解——升华友善之爱 |
| 三、新型礼教为引导——助力友善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学位论文类 |
| 三、期刊文献类 |
| 四、外文论文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一)全球化时代“去中国化”形势的严峻挑战 |
| (二)价值观教育有效性提升的必然要求 |
| (三)“时代新人”培育的价值规定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价值观自信研究的兴起与论题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四、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的前提阐释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基本概念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概念解析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理论内涵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主要维度 |
| (一)价值观实践主体的自信 |
| (二)价值观基本内涵的自信 |
| (三)价值观生命力的自信 |
| (四)价值观优越性的自信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标准 |
| (一)坚定信仰 |
| (二)模范践行 |
| (三)积极传播 |
| 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思想资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守正创新 |
| (三)人类社会共识性价值的吸收借鉴 |
| 第二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逻辑依据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历史逻辑 |
| (一)历史反思:价值观自信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历史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内容的生成建构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文化逻辑 |
| (一)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在比较中催生价值观自信 |
|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传承中巩固价值观自信 |
| (三)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在多维表达中回应价值观自信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践逻辑 |
| (一)应实践要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
| (二)为实践助力:为价值观实践的“知”“行”转化提供动力 |
| 第三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的要素与机制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要素 |
| (一)认知要素 |
| (二)认同要素 |
| (三)实践要素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作用机制 |
| (一)认知机制 |
| (二)动机机制 |
| (三)情感机制 |
| (四)选择机制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的过程特点 |
| (一)在“群体”与“个体”的价值互动中发端 |
| (二)在“认知”与“认同”的动态关系中提升 |
| (三)在“内化”与“外化”的践行实践中完善 |
| (四)在“自我”与“他者”的多维比较中积淀 |
| 第四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现状考察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时代语境 |
| (一)全球化语境下大学生现实生活世界的开放性 |
| (二)市场化背景下大学生个人精神世界的务实性 |
| (三)信息化时代中大学生信息接受方式的变革性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现状调查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调研设计与实施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数据分析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然样态 |
| (一)客观理性的自信 |
| (二)虚假盲目的“自信” |
| (三)精致利己的“自信” |
| (四)媚外卑恭的不自信 |
| (五)转而“他信”的根本不信 |
| 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价值观本质认知的不彻底 |
| (二)价值观实践表现的反差性 |
| (三)价值观主体精神状态的矛盾 |
| (四)价值观实现责任感的弱化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培育策略 |
| 一、明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培育的主要任务 |
| (一)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理性定位自我 |
| (二)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彰显精神风貌 |
| (三)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勇担新人重任 |
| (四)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激发奋斗热情 |
| 二、聚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培育的重要点位 |
| (一)以“关键少数”为抓手促进全员协同 |
| (二)以“重要环节”为切入点促进全过程贯通 |
| (三)以“重点领域”为阵地促进全方位渗透 |
| (四)以文化建设为“主要路径”促进价值观全球化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洁与廉政 |
| (二) 廉洁教育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恩等经典作家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 |
| (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萌发期(1949年—1976年)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初步发展(1976年—2005年)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快速发展期(2005年—2012年) |
| (四)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全面建设期(2012年—)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 |
| (三)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 |
| (四) 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调研的基本情况 |
| (一) 调研的内容和方式 |
| (二) 当前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成效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队伍建设不到位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不完善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不丰富 |
| (四) 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
| (二) 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 |
| (三) 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境外借鉴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国外借鉴 |
| (一) 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 |
| (二) 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 |
| (三) 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香港经验 |
| (一) 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 (二) 全方位的育人实践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培育土壤 |
| 三、国外和香港地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
| (一) 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 |
| (二) 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 |
| (三) 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总体思路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目标 |
| (一) 增强廉洁认知 |
| (二) 提升廉洁认同 |
| (三) 树立廉洁观念 |
| (四) 践行廉洁行为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原则 |
| (一) 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的原则 |
| (三) 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的原则 |
| (四)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原则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机制建设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体构建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组织机制建设 |
| (三)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保障机制建设 |
| (四)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评价机制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路径探索 |
| 一、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三) 加强新时代使命担当的理论教育 |
| 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载体 |
| (一)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课堂廉洁教育 |
| (二) 丰富新时代大学生实践廉洁教育 |
| (三) 创新新时代大学生网络廉洁教育 |
| (四) 拓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 |
| 三、优化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环境 |
| (一) 营造清廉社会环境 |
| (二)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
| (三)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
| (四) 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百事:历史性的谄媚”（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D].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三国遗事》文学研究[D]. 穆禹含. 延边大学, 2021
- [3]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D]. 王艳秋.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D]. 乙小康. 浙江大学, 2021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7]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D]. 史鹏飞.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8]孔子友善观研究[D]. 周韡.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9]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D]. 武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