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优势与IT出口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指出
郭茹[2]（2021）在《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文中认为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规划以来,中国农业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鼓励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凸显了国家层面支持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也昭示着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进程逐步深化,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相继涌现,尤其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带来了众多难题。然而,已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关注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但是少有研究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中东欧国家是当前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必经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支点。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拥有良好的农业合作历史与现实基础,为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开展的研究相对不足,无法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制定“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基于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系统扫描,研究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依据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构建了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战略决策矩阵,以期为农业企业制定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契合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首先,本研究应用关键词聚类分析与密度分析法全面梳理了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以及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相关研究文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法回顾了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发展历程,应用大数据分析法剖析了中国农业企业发展与“走出去”现状,并从农业资源禀赋、农业投入现状、农业生产现状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目前缺少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针对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现状;（2）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机遇;（3）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市场规模;（4）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其次,依据焦豪等（2021）提出环境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动态性特征,本研究将环境扫描过程分为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与合作潜力分析这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面板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指标构建多维距离评价体系,通过回归分析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中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对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在应用Arc GIS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规模动态性对双方农业合作潜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在环境扫描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第一,在市场环境整体水平上,中东欧北部三国具有显着优势,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二,在经济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经济资源互补性最强,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第三,在技术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北部三国与中国技术资源互补性最小,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四,在农业合作潜力方面,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农业合作潜力最大,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最后,基于环境扫描视角,从市场环境、多维距离、合作潜力三个构面入手,构建了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矩阵,分析了不同板块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环境现状、“走出去”机遇与挑战,面向农业企业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走出去”战略建议。通过矩阵分析,本研究提出中国农业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可以将中东欧腹地四国作为核心要塞,采取积极进取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北部三国作为技术高地,采取创新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南部九国作为自然资源平台,采取稳健进入的“走出去”战略。本研究将环境扫描应用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领域,从识别和评估机遇（Sensing）,以及捕捉机遇和获取价值（Sizing）角度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我国农业企业提升“走出去”战略决策能力,抓住中东欧市场潜在机遇提供科研支持。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第一,本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开展的研究。现有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的研究更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为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主体,也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的本土化研究。第二,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合作潜力分析三个阶段的环境扫描框架,并对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基于环境扫描视角针对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研究较少,这一框架与维度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环境扫描研究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研究以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作为切入点,帮助中国农业企业搭建了基于环境扫描制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践路径。现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更多关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的空白。第四,本研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农业企业“走出去”面对中东欧市场大量非结构化环境信息的分析方法。应用多源信息融合的环境扫描方法可以提升农业企业环境扫描效果,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韩美琳[3]（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潘秋晨[4]（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沈丁心[5]（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卢侃[6]（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黄智[7]（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郭志尧[8]（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并在双边及诸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自由贸易区优惠功能实现的重要工具,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 O）的职能从中性的海关技术工具逐渐演变为歧视性的贸易战略工具,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分工层次细化至工序分工,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横向及纵向的投资流动和贸易流动,不断地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和非一体化的供应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分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FTAs Ro O）不仅防止了非成员国的“搭便车”（Free-ride）行为,并且通过区域内中间品采购、外商投资流入和离岸外包等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策略影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从而影响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理论、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剖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借助修正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added）核算体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通过阐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及结构特征,并选择泛欧和北美两大主流原产地规则模式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及演进趋势:（1）由过去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egional value content,RVC）向税则归类改变标准（Change of tariff classification,CT）演变;（2）原产地标准的制定由过去协调制度（The Harmonised System,HS）2位数税目层面向HS6位数税目（全税目）层面转变;（3）在自由贸易区升级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原产地规则以适应本国（全球）的产业发展特征。（4）逐步在更大的产品范围内适用可选择性标准以提高企业对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的利用率。第二,在Estevaderordal（2000）七分制法和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04）PC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标准的结构分布,通过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计规则、微量条款、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算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并根据限制指数测算结果分析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基本合理,但缺乏统一性、灵活性和精准性。第三,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 Index）,测算并分析了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 participation）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 for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GVC back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大。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且以后向参与方式为主;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相比,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在中游水平。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经济体则位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但是,在各经济体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第四,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 production sharing）或跨境生产活动（Cross-border production activity）的结果为切入点,运用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理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和传导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战略,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表述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级供应商和附属公司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增值环节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原产地规则对最终产品来源地的限制迫使企业更多地在区域内从事采购、投资和外包等生产组织活动,从而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在原产地规则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引入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阐述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一国产业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五,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借助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法,使用计量工具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原产地规则包含的具体条款:（1）在不考虑制度性条款的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显着,表现在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以及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没有显着影响;（2）引入制度性条款的复合原产地规则显着影响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表现在复合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有显着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对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有显着影响且呈“U”型关系。本文创新点主要包括:（1）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跨境生产为中介点,探究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采购和合规成本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在现有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特征,通过引入制度性规则中的累计条款、微小含量和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度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在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方面取得较大突破。（3）摒弃过去在传统贸易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数据等总量层面的分析,本文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等指标方面的贸易联系,并得出中国整体处于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中下游环节。
梁绮慧[9]（2021）在《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与外贸的结合,催生了蓬勃兴起的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型贸易模式,跨境电子商务使得消费者与商家能够随时随地在网上进行交易,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线下贸易方式。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出口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出口绩效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虽然这种模式为企业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也加剧了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如何减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易成本,如何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从而转化更多的流量,如何实现跨境电商企业快速和持续发展,这是每一个跨境电商企业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微观主体,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是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将据此展开分析并对跨境电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先行优势理论,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两类理论的主体研究对象主要以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传统贸易类企业为主,鲜有文献将跨境电商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个理论的新发展与新应用。通过分析跨境电商代运营企业、跨境物流企业以及跨境电商平台获取的数据,本文研究了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交易成本,包括平台佣金、营销成本、服务成本等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然后对交易成本中的物流运输成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从消费者跨境物流信息偏好的视角切入,探讨跨境电商企业通过选择物流运输方式减少交易成本的可行性路径。最后,从先行优势的视角研究跨境电商企业在平台上出口绩效的动态变化,研究同行竞争、在位时长对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分析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平台的时长,探究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的产品策略选择对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拓展先行优势理论在跨境电商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在国际贸易中,花费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供需双方信息搜寻、合同签订、物流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成本。通过分析跨境电商代运营企业的后台数据,从跨境电商与原有传统商业模式最为突出的不同点“交易成本”入手,探究跨境电商交易成本的构成、投入及成效,发现不同类型的成本对于跨境电商企业最终出口绩效具有不同的贡献。首先,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可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对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有明显提升作用。其次,跨境电商的兴起因降低生产交换的信息搜寻成本而创造了更多的贸易量,扩大广告营销和提供优质服务是跨境电商企业增加销售量的一大途径,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此外,出口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加成率,可以依靠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实现高收益、可持续出口。基于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和定位目标市场是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动力。通过研究各国消费者对跨境物流信息的偏好程度,分析交易成本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商品运费占商品销售额的占比较高,并且近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挂号物流运费高于平邮物流运费,但是仍有很多消费者会选择挂号方式。其次,不同国家消费者对跨境物流信息的偏好程度存在差异。在理论分析中,基于消费者效用函数,发现消费者购买商品数量与商品运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关,且消费者对跨境物流的信息偏好程度随商品重量的增加而增加,随挂号服务费价格的增加而递减。最后,实证分析印证了消费者跨境物流信息偏好主要受商品重量、物流运费以及消费者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确认较高的商品价值、低廉的运输成本、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决定消费者物流信息偏好的关键。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线上购物为全球的卖家和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和崛起更加剧了这一红利。通过研究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家数据,发现跨境电商企业的出口绩效随入驻平台的时长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行业竞争对跨境电商的出口存在直接影响,随着行业竞争的减少,跨境电商企业在平台上的出口绩效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且行业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先行优势对跨境电商出口有间接的影响,表现为行业竞争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随着企业入驻时长的增加而逐渐减弱。此外,产品定价低和多样性少的企业出口绩效受到行业竞争的影响程度更大,适度的竞争会延长跨境电商企业的先行优势。在跨境电商企业成立初期,良好的声誉和爆品推广对于跨境电商企业提高出口销量尤其重要,优质的商家服务、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均会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出口,而偏高的商品价格则不利于跨境电商提高出口销量。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电子商务使得企业与消费者可以从国际互联网庞大的信息资料中及时获得所需信息,消费者可在全球任意地点、任意时间从网上得到相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为跟上这一趋势,许多中小商家开始进入跨境电商市场开始新的探索,本文以国际营销战略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建立起不同产品策略与企业出口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平台上跨境电商企业不同产品策略选择对于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爆品策略与新品策略均有助于跨境电商提高出口绩效,随着企业入驻时间的增长,爆品策略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新品策略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后进入企业选择爆品策略的效果最好,而先进入企业更适合选择新品策略。此外,消费者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商品,因此提高商品的多样性有利于增加潜在顾客。同时,增加店铺声誉有利于提高跨境电商企业的出口绩效。本文为文献中关于跨境电商企业在新进入市场时如何制定策略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产品策略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为后入企业与在位企业制定不同的产品策略提供了相应启示。
齐晓飞[10]（2021）在《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指出蓝色的海洋被认为是蓝色星球的“血液”,而“血液”中的“营养资源”则是人类文明的“聚宝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海洋经济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能源需求增长等的全球大趋势下,许多海洋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即在争取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维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这种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的举措旨在促进一国从海洋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也是推动蓝色增长的基石。2012年Rio+20会议首次提出了“蓝色经济”的概念,正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曾经处于发展规划和投资期阶段那样,这种以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为主题的发展方式吸引了各沿海国家、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和组织的关注。虽然“蓝色经济”一词具体含义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但国际一致认为其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包容和维持或改善生计,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其核心是通过与海洋有关的部门和活动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系统退化脱钩。因此,蓝色经济的首要挑战是理解和更好地管理海洋可持续性的许多方面,涉及传统和新兴海洋及其相关产业;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需要认识到海洋及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在各国及其公私部门之间进行合作。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首先认识到蓝色经济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存在于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及其相关资源提供关键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同国家的蓝色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还依赖于其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不同属性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可视为以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关联为基础,将上层相关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异质主体进行关联的一种结构形式。其中,蓝色产业是一国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层分解,蓝色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是蓝色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而蓝色产业细分下的蓝色产品间关联是蓝色产业间关联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微观（产品）层面影响着中观层面的蓝色企业开发活动和宏观层面的蓝色省份间贸易流转;蓝色产品是蓝色企业要素资本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微观主体,是蓝色产业互相关联和互促发展的关键因素;蓝色企业是开发蓝色产品的中观主体,是影响蓝色省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蓝色省份是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经济枢纽,是蓝色经济活动的宏观主体。因此,这种关系结构也从产出和能力视角决定了各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国家蓝色经济系统是由一国相关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其实质也可以看作由多种异质网络相互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而超网络则是网络科学中研究此类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关联问题的重要方法,能有效评估各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关联关系。因此,本文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中的多要素主体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系统性分析,采用超网络方法将蓝色经济发展问题分解为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从多层网络结构视角定性刻画国家蓝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多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出口关联关系,并基于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设计度量其出口结构的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出口结构中多经济要素的发展现状。这种将超网络定性描述和非货币型指标定量研究相结合,为各国蓝色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和非货币型指标度量体系。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首先,本文分析蓝色经济系统中多要素主体的内涵及阐述影响国家蓝色经济系统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发展机理;其次,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思想脉络,构建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以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此,分别阐述了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的建模原理;最后,本文提出了分别构建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的建模步骤,并根据多主体间的映射关系阐述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步骤。也就是说,本文所构建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是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分别作为一国蓝色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要素分解,依据主体间的逻辑关系,将蓝色产品空间作为基础,向上拓扑得到反映蓝色资源开发活动形成竞争关系的蓝色企业网络,而蓝色企业网络可以进一步继续向上拓扑得到反映宏观资源流动和蓝色产业政策制定的蓝色省份网络,进一步耦合得到反映一国蓝色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2）设计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在单层子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多样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多样性指标、蓝色企业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测度相关国家、企业和省份出口的蓝色产品类别及潜在类别,以帮助国家、企业和省级决策者制定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政策;设计基于相似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相似性及其开发相似性指标、蓝色企业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量化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出口的蓝色产品相似化程度,分析现在和未来可共同开发的蓝色产品,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其与相关参与者的竞争程度。在多层超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复杂性整体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和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可以评估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对相关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的能力禀赋,这种能力可以被视为实现蓝色增长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有助于各国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其他诸如减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等目标。（3）对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及其出口结构进行应用研究。首先,在第5章分别构建了 2010年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进—步耦合而成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并统计验证了蓝色产品空间与蓝色企业网络之间的假设,即在一家蓝色企业出口的所有蓝色产品中,增长潜力最大的蓝色产品是在产品空间中与高RCA值的其他产品最接近的产品;其次,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计算了 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中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出口结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及其间的关联关系和出口结构特征;最后,基于1985年至2018年数据集分别构建了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及其耦合而成的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计算了相应地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了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用以识别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并总结未来可能在哪里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便更好地协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实例,验证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政策辅助分析工具可以在协助国家对蓝色增长战略进行系统性多标准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用这样的辅助组合工具使国家更有可能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而不受部门既得利益者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使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蓝色经济系统中多主体间关联视角,通过超网络方法将这种关联结构网络可视化,用以定性描述一国蓝色经济的发展趋势及识别影响蓝色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2）基于经济复杂性方法设计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出口结构的度量指标体系,用以定量分析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的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组合。（3）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协助国家对其蓝色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多标准、多层次评估过程中的政策辅助组合工具,使其更有可能揭示传统分析工具无法发现的问题。
二、比较优势与IT出口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比较优势与IT出口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目标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1 动态能力理论 |
| 2.1.2 制度理论 |
| 2.1.3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1.4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影响研究 |
| 2.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相关研究 |
| 2.2.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概况 |
| 3.1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发展历程 |
| 3.1.1 初步探索阶段 |
| 3.1.2 巩固发展阶段 |
| 3.1.3 全面深化阶段 |
| 3.2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及“走出去”现状 |
| 3.2.1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现状 |
| 3.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现状 |
| 3.3 中国农业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农业资源禀赋 |
| 3.3.2 中国农业生产现状 |
| 3.3.3 中国农业投入现状 |
| 3.4 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
| 3.4.1 中东欧国家农业资源禀赋 |
| 3.4.2 中东欧国家农业生产现状 |
| 3.4.3 中东欧国家农业投入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 |
| 4.1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 4.1.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4.2 市场环境评价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 4.2.1 政治环境 |
| 4.2.2 经济环境 |
| 4.2.3 社会文化环境 |
| 4.2.4 技术环境 |
| 4.3 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3.1 BP神经网络模型选择依据 |
| 4.3.2 数据选取与标准化处理 |
| 4.3.3 样本集指标权重与期望输出值的确定 |
| 4.3.4 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与训练 |
| 4.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市场环境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分析 |
| 5.1 多维距离内涵 |
| 5.2 多维距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5.3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政治制度距离 |
| 5.3.2 社会文化制度距离 |
| 5.3.3 经济资源互补性 |
| 5.3.4 技术资源互补性 |
| 5.4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 5.4.1 多维距离评价方法 |
| 5.4.2 变量选取 |
| 5.4.3 理论模型 |
| 5.4.4 实证检验 |
| 5.5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分析 |
| 5.5.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 |
| 5.5.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资源互补性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多维距离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 |
| 6.1 农业合作潜力内涵 |
| 6.2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评价指标选取 |
| 6.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6.3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模型构建 |
| 6.3.1 理论模型 |
| 6.3.2 数据处理 |
| 6.4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 |
| 7.1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构建战略矩阵模型 |
| 7.1.1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可行性 |
| 7.1.2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决策逻辑 |
| 7.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矩阵模型分析 |
| 7.2.1 数据处理 |
| 7.2.2 战略矩阵模型结果分析 |
| 7.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扫描结果综合分析 |
| 7.3.1 中东欧腹地四国——核心要塞 |
| 7.3.2 中东欧北部三国——技术高地 |
| 7.3.3 中东欧南部九国——自然资源平台 |
| 7.4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建议 |
| 7.4.1 中东欧腹地四国——积极进取战略 |
| 7.4.2 中东欧北部三国——创新合作战略 |
| 7.4.3 中东欧南部九国——稳健进入战略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范式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质量发展 |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 1.3.3 出口竞争力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研究 |
| 1.2.3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1.2.4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关于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性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
| 2.1 关于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原产地规则概念的界定 |
| 2.1.2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 |
| 2.1.3 原产地规则的职能 |
| 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 |
| 2.2.2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 |
| 2.2.4 全球价值链升级 |
| 2.3 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 |
| 2.3.1 贸易增加值的理论背景 |
| 2.3.2 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现状 |
| 3.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 |
| 3.1.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结构特征 |
| 3.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比较 |
| 3.2.1 泛欧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2 北美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异同 |
| 3.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 |
| 3.3.1 测算体系的假定 |
| 3.3.2 等效性标准 |
| 3.3.3 测算体系 |
| 3.4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
| 3.4.1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2 制造业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合理程度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 |
| 4.1 中国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1.1 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
| 4.1.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2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度 |
| 4.2.1 指标的构建 |
| 4.2.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2.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3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3.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5.1 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的形成 |
| 5.1.1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理论基础 |
| 5.1.2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3 跨境生产活动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
| 5.2 原产地规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机制 |
| 5.2.1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采购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2 原产地规则、合规成本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3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3 原产地规则、区域(本地)价值链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4 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 |
| 5.4.1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2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3 原产地规则、贸易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问题与研究假说 |
| 6.1.1 实证问题 |
| 6.1.2 研究假说 |
| 6.2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检验 |
| 6.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理论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理论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梳理与归纳方法 |
| 1.3.2 数理建模与推演方法 |
| 1.3.3 管理统计与分析方法 |
| 1.3.4 计量建模与估计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企业出口绩效内涵及其衡量的研究评述 |
| 2.1.1 有关企业出口绩效内涵的研究评述 |
| 2.1.2 有关企业出口绩效衡量的研究评述 |
| 2.2 有关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评述 |
| 2.2.1 有关企业内部特征与管理的研究评述 |
| 2.2.2 有关企业所在国市场环境的研究评述 |
| 2.2.3 有关出口目的国市场环境的研究评述 |
| 2.3 有关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研究评述 |
| 2.3.1 有关跨境电商平台的研究评述 |
| 2.3.2 有关跨境电商企业出口影响效应的研究评述 |
| 2.3.3 有关跨境电商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影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分析框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影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因素 |
| 3.2.1 影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有利因素 |
| 3.2.2 影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不利因素 |
| 3.3 交易成本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
| 3.4 先行优势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
| 3.5 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一个分析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交易成本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直接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4.3 数据、变量及特征性事实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3.3 特征性事实 |
| 4.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4.4.1 计量模型设定 |
| 4.4.2 基准回归结果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4.4 进一步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交易成本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间接影响:基于物流方式视角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模型及假说提出 |
| 5.3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数据描述 |
| 5.3.3 指标构建与计算结果 |
| 5.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5.4.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4.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先行优势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直接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6.3 数据、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构造及估计 |
| 6.3.3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基准回归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4.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6.4.5 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先行优势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的间接影响:基于产品策略视角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理论基础与假说提出 |
| 7.3 数据、变量及特征性事实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描述性统计 |
| 7.3.4 特征性事实 |
| 7.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 7.4.2 基准回归结果 |
| 7.4.3 分组回归结果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 2.1.3 经济复杂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蓝色经济 |
| 2.2.2 产品空间 |
| 2.2.3 超网络 |
| 2.3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研究 |
| 第3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研究 |
| 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 |
| 3.1.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研究主体 |
| 3.1.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主体内涵 |
| 3.1.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特征 |
| 3.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发展机理 |
| 3.2.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 |
| 3.2.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发展机理 |
| 3.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与建模原理 |
| 3.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概念模型 |
| 3.3.2 单层子网络的建模原理 |
| 3.3.3 多层超网络的耦合原理 |
| 3.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3.4.1 蓝色产品空间模型构建 |
| 3.4.2 蓝色企业网络模型构建 |
| 3.4.3 蓝色省份网络模型构建 |
| 3.4.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4.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4.2.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4.2.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4.2.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4.3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4.3.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4.3.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4.3.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4.4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4.4.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4.4.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4.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及其统计分析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1 数据处理基本思路 |
| 5.2.2 蓝色产品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蓝色企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4 蓝色省份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5.3.1 蓝色产品空间的构建 |
| 5.3.2 蓝色企业网络的构建 |
| 5.3.3 蓝色省份网络的构建 |
| 5.3.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 |
| 5.4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的统计分析 |
| 5.4.1 变量选取 |
| 5.4.2 回归模型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6.1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6.1.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6.1.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6.1.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6.2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6.2.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6.2.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6.2.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6.3 中国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6.3.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6.3.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3.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演化研究 |
| 7.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蓝色产品空间演化 |
| 7.1.2 蓝色企业网络演化 |
| 7.1.3 蓝色省份网络演化 |
| 7.1.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演化 |
| 7.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演化 |
| 7.2.1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演化 |
| 7.2.2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演化 |
| 7.2.3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演化 |
| 7.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及建议 |
| 7.3.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 |
| 7.3.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1.1 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蓝色产品代码及其对应描述 |
| 附录2 蓝色企业代码及其对应信息 |
| 附录3 蓝色产品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4 蓝色省份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5 选取的7家蓝色企业 |
| 附录6 选取的9个国家最大接近度矩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比较优势与IT出口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D]. 郭茹.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6]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7]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8]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D]. 郭志尧. 河北大学, 2021(09)
- [9]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研究[D]. 梁绮慧. 浙江大学, 2021
- [10]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D]. 齐晓飞.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