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行政三分”迈出中国政改一大步（论文文献综述）
谢友娣[1]（2018）在《广东省阳江市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推进了两次政府大部制改革,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组织机构设置、履职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坚持一类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大部制改革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地方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启动之时,对大部制改革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之所以选择阳江市大部制改革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主要考虑阳江作为广东2009年大部制改革中唯一的欠发达地区改革试点,改革后,政府工作部门精干设置25个,在广东地级市中最为精简,被认为“为欠发达地区大部制改革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对阳江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研究。阳江在2009年大部制改革试点中,注重将上级改革精神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打破了党委、政府的部门界限,将改革范围从政府系统延伸至党群机关,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难发现,由于我国大部制改革仍处于“爬坡”阶段,改革进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如大部门内部融合不足、职能转变难到位、配套改革不到位等,其中既有地方政府探索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有阳江自身的局限。究其原因,主要是顶层设计的缺失、改革观念存在误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既得利益的束缚、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机构编制法制化程度不高等造成的。针对阳江大部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本文结合阳江的实际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深化阳江大部制改革的对策措施:一是优化制度环境,加强顶层设计;二是抓住重点,突出职能转变;三是优化运行机制,推动大部门融合;四是完善配套改革,凝聚改革合力。
张婷[2]（2017）在《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文中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购买和合同外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受到诟病,引发了全球改革钟摆移动,英国进入了公共服务委托（Commissioning）阶段。对于英国由服务购买到公共服务委托的这种转变国内关注较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是如何出现的、政策框架如何、实施情况怎样等都缺乏系统分析。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放眼国际、立足自身,合理借鉴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规避市场化改革的陷阱,化解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本研究首先通过回顾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演变历程,将英国公共服务划分为政府主导、服务购买及公共服务委托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背景、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略分析,进而提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以服务购买阶段为基础,既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效果不彰的结果,也是新信息技术及全球经济衰退下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的必然要求。以这一演进历程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理念转变及理论支撑,提出公共服务委托具有以服务结果为关注点、服务实现过程的多主体参与、跨部门跨组织合作以及“能促型”政府角色的四大特征,体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整体性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理论以及供应链管理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是围绕服务结果达成的一套理念、制度安排以及行为过程的总和。政策框架是其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由管理体制、生产体系、政策对象子系统以及支持系统构成。服务需求与市场分析、服务规划与具体行动、服务评估与风险管理构成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实施过程。与服务购买阶段政府对外部力量的倚重不同,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强调不同政府部门与机构的职权配置与综合协调,以及宏观管理能力培养;以服务结果为核心目标,灵活选择生产途径;其受众超出了服务使用者,同时涉及一般民众、供应商、不同政府部门等。文章进而以英国伯明翰地方政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如何通过组织结构调整、职能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落实公共服务委托政策框架。配合相关实证研究,文章最后总结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借鉴。本研究认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出现是英国过去几十年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对公共服务新生态的能动适应,对服务购买阶段的理念与机制进行了扬弃,是全球性政府回归的表现形式之一。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在内化了服务购买阶段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实现了关注点由服务产出向服务结果的转变,完成了市场机制、官僚机制以及治理机制等多种治理机制的统一,政府、市场、公民携手共进保证最佳服务结果的达成。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对中国的启发在于打造能促型政府,对公共服务实现全过程抱有更宏观而开放的态度,善于利用技术的力量实现人民扶植福祉。
王华[3]（2017）在《交通互连互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度的影响研究 ——以武陵山片区6市（州、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交通与区域合作是近年来旅游经济管理和旅游地理研究的热点课题,但将二者系统化及交叉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和落地,尤其是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仅停留在口号式宣传呼吁,政府组织洽谈会或签定协议（合同）的活动,或两地建立铁路、公路、直飞航班等交通路线等层面,这是一种并不深入的泛合作活动,缺乏定量研究区域旅游合作紧密关系程度以及其与交通通达性的关系。本研究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三章从交通与旅游的关系,交通对3个典型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历时性分析,交通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旅游合作共时性分析,区域旅游合作模式归纳等方面分析交通对区域旅游合作的影响,总结出交通运输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理论构架。第四章从界定狭义的区域旅游合作,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度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法对区域旅游合作度进行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分析,并采用德菲尔法对每一个合作因子加权赋分,形成一个评价区域旅游合作紧密程度的模型。第五章选择武陵山片区6个连通度不同的市（州、区）作为案例地,用区域旅游合作度的评价体系分两个层次定量测评它们之间旅游合作度的大小。第六章从武陵山片区交通与旅游的兴起、发展、演化历程始终交织在一起,相互推拉、共同发展过程,交通对武陵山片区不同市州区旅游合作效率的影响及影响类型等方面,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交通互连互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度的影响及弹性。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武陵山片区旅游开发与区域合作中,交通互连互通是关键性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省政府出面帮助武陵源（当时分属三县的张家界林场、天子山、索峪溪）进行“三通”,张家界旅游业开始起步。1994年张家界飞机正式通航,特别是1995年底,张家界至长沙铁路连通,张家界旅游业迎来第一次腾飞。2003年张家界至吉首的二级公路开通,张家界与凤凰古城旅游合作日渐紧密。2005年张家界至长沙高速公路贯通,2007年吉首至长沙高速贯通,张家界-凤凰旅游通道游客流量激增。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2013年张家界至重庆、吉首至铜仁高速公路全线开通,珠三角、成渝、武汉城市群大量游客流向张家界-凤凰-梵净山旅游黄金线,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出现“井喷”。历时性分析长三角、中三角和湖南省旅游发展及合作,交通互连互通也是关键性制约因素。2.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度的概念,构建了区域旅游合作度测评的指标体系从政府层面的政策相通、环境同治、责任协担,企业层面的资源共享、市场共拓、游客互送,协会和社区层面的氛围共营、分歧共商,落实到系统地分析狭义的区域旅游合作层次及因子指标,构建区域旅游合作紧密程度的评价体系。首先,厘清区域旅游合作紧密程度（合作度）的目标和内涵。目标用于指导区域旅游合作实践,内涵涉及对象结构和合作活动要素。其次,从宏观层面的涉旅产业族群,中观层面的旅游业到微观层面的旅游企业的合作,分析其对象系统、管理过程系统、支持系统,确定合作指标体系构建准则和思路。再次,从众多的合作指标中筛选出实用的指标因子。最后对筛选出的指标归并出评价体系并请专家给予因子赋予权重。3.旅游地的外部通达度高,其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两个旅游地之间连通度高,那么旅游合作度高在广泛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的6市（州、区）为案例,运用本研究构建的评价体系检验两地之间的旅游合作度与交通关系,开展了区域旅游合作的定量测评和实证研究。一是把同处湖南西部的张家界、湘西州、怀化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大湘西）,分别检验大湘西与贵州铜仁、重庆黔江、湖北恩施的旅游合作度,大湘西与铜仁的合作度最高,大湘西与恩施合作度最低（几乎没有合作）,大湘西与黔江的合作度比大湘西与铜仁的合作度略低。研究发现,铜仁与大湘西共建共用铜仁·凤凰机场,铁路、高速公路与大湘西三个市（州）连通;黔江与大湘西国道、高速公路连通;恩施与大湘西截至2016年底还没有高等级公路连通。二是分别检验同处大湘西,市区地理位置呈等边三角形的张家界、吉首、怀化三者的两两旅游合作度,张家界与吉首的合作度最高,也有隶属渊源作用,吉首与怀化的合作度低,张家界与怀化的合作度更低。张家界与吉首有高等级旅游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相连;吉首与怀化有铁路相连,截至2012年,没有高等级公路相连;张家界与怀化之间没有直通道路,必须绕道湘西州（或常德桃源）才能连通。4.交通连通性与区域旅游业发展呈正相关性,促进区域旅游合作,龙头旅游地在合作中起引擎作用从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倒逼交通建设,交通发展对旅游线路的旅游流量历时性影响,交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类型等方面分析交通的互连互通如何影响区域旅游合作。首先,分析张家界旅游发展倒逼交通网络的改善,交通每一质的提升反过来促进其旅游业实现一次大跨越,同时促进其与周边市（州）旅游合作加强。其次,以历史性数据分析张家界和湘西州之间的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与公路总里程（km）及高速公路（km）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1及0.904和0.952及0.932,双尾数检验为0,均小于1%,则旅游的两个指标与交通的两个指标是显着性相关的。再次,以张家界-凤凰-梵净山为例分析旅游通道演化对旅游空间合作的影响。最后,分析交通对不同地市合作效率及交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5种主要类型,发现张家界对片区旅游合作有引擎作用。本研究拟在以下几点进行创新:第一,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狭义的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度的概念,构建区域旅游合作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评区域旅游合作度。本研究抛开广义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区域旅游泛合作,首选区域必须满足地缘相邻,资源互补或共享,道路连通等条件,而且旅游合作中必须有政策相同,资源共享,游客互送,市场共拓,形象共推等实质性活动,把具有以上特征的区域旅游合作界定为狭义的区域旅游合作。为反映狭义区域旅游合作关系紧密程度,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度。对区域旅游合作度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以区域一体化为满分标准（赋值100%）,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目标层、功能指标层、分析指标等逐层加权赋分,构建了定量测评区域旅游合作度的体系。评价体系中用分值反映区域合作度的大小,完全一体化则合作度值为100%,完全没有合作则合作度值为0;其分值范围在0～100%,分值越大则表示合作度越高。这一点有3个创新分点:①界定狭义的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②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度的概念;③构建区域旅游合作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揭示了交通的互连互通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从交通与旅游辩证关系,交通对长三角、湘鄂赣、湖南省3个典型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历时性分析,发现随着交通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愈来愈紧密;交通对国家、省区、大都市圈等不同空间尺度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共时性分析,发现交通连通性好,则区域旅游合作关系紧密,交通连通性不好,则区域旅游合作关系松散;都凸出了交通的互连互通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关键影响因素。第三,揭示了区域外部通达度好,则区域旅游业发展好,区域内部连通度好,则区域旅游合作度就高;旅游龙头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引擎作用也很关键。本研究选取山高谷深的武陵山片区6市（州、区）作为案例地,首先对其外部通达度和内部连通度进行分析,对武陵山片区分两个层次定量测度区域之间旅游合作度。第一层次,把大湘西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定量测评其与铜仁、黔江、恩施的旅游合作度,发现大湘西与铜仁道路连通度最好,旅游合作度也最高;恩施外部与重庆、武汉等通达度高,旅游业发展好,但是恩施与大湘西之间道路连通度很低,旅游合作度很低,几乎没有开展合作。第二层次,定量测评大湘西中的张家界、湘西州、怀化之间旅游合作度,发现张家界与湘西州道路连通好,旅游合作度最高;张家界与怀化道路连通性差,合作度最低。张家界与湘西州和湘西州与怀化道路连通度几乎一样,但湘西州与怀化的合作度远低于张家界与湘西州的旅游合作度,发现大湘西旅游龙头在旅游合作中的引擎作用也很关键;另外张家界是从湘西州剥离出去的,行政隶属渊源对合作也有一定影响。
高原[4]（2017）在《互联网对公共权力的规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关于权力演变与成长的历史,更是一部规范权力的历史。“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因此,从历史维度探索规范公权的路径演变更具长远意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对正义、权力制衡等规范公权的探索开创历史之先河,这些思想至今仍在延续。“正义之争”拉开古希腊罗马时期规范公权的帷幕,由“正义之争”演化到“人治与法治之争”、由“权力分享（分权）”演化到“权力制衡”能够充分体现古希腊罗马时期规范公权的发展脉络。近代以来,西方对如何规范公权进行曲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中世纪的思想孕育”到“近代政治思想的井喷”;从“权力制衡思想”到“三权分立的具体实践”,西方规范公权之路精彩纷呈,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在中国古代,权力由皇帝独掌,各级官吏拥有的权力（职权）是皇权的延伸与具体化,集中的权力依然存在诸多制约机制,比如,“民心”对集权的软约束;“廷议制度”对集权的硬约束,充分体现中国古代规范权力的努力。1911年,辛亥革命打破皇权的传统政治格局,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权分立”和“权能分立”的思想以及“主民仆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如何规范公权进行长期的摸索,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然而,不同历史阶段规范公权的努力又有所不同。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公权不规范使用现象,公权扩张且缺乏透明、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不作为现象突出,行政资源浪费严重、不稳定的政策容易损伤民众利益、司法独立性不强与司法腐败并存。面对公权失范现象,传统规范方式时常失灵,监督机制形同虚设、问责机制的震慑力较弱、信息公开机制落实不彻底、权力清单制度乏力,这些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加剧公权失范带来的消极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增大,因此,迫切需要在传统规范方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登上历史舞台,为规范公权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互联网规范公权提供技术支撑;满足网民的心理需求为互联网规范公权提供心理价值与预期;网络动员为互联网规范公权提供组织动力;现实国家权力对互联网规范公权的默许为其存在的可能性提供生存空间。互联网本身特性决定互联网规范公权发挥对传统规范方式的补充功能,尽管如此,其在“民意来源、规范的程序、制度化的程度、规范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规范方式不同的独特优势。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来规范公权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与发展趋势,其积极效果表现在:第一,有助于与公权相关信息及时而有效的披露。公权与民众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信息,将公权运行置于阳光之下,接受民众监督,助推公权增强自我约束意识,阻断政府灰色行为,以期实现公权规范运行;第二,有助于民众平等意识的培育。民众的平等意识对规范公权至关重要,互联网平台通过为民众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培育民众的平等意识,通过提供多渠道参与方式防范集权以实现对民众平等意识的尊重,通过催生异质性实现对个体的保护;第三,有助于推动制约公权力量的成长。通过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市民社会、网络社会组织等形成网络舆论,彰显社会舆论力量,监督并制约公权,倒逼公权规范运行;第四,有助于广泛民意压力的形成。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形成民意压力,让公权产生敬畏感,并催生网络问政的发展;第五,有助于促进公权边界的形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对公权随意设租的阻止、公权依法行使的监督、权力清单制度的落实”等方式倒逼公权在合理边界内规范运行;第六,有助于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普及。通过互联网平台培养独立自由的公民人格、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进网络民主的发展进度等方式扩大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反哺网络政治文化,形成并普及现代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公权规范运行带来积极效果。然而,因“数字鸿沟、信息的不确定性、从众心理、信息裁剪、网络安全、舆情逆转”等现象的存在,致使网络民意的“代表性、真实性、客观性、有效性、稳定性”普遍受到质疑。何为真正的网络民意,难以确定,以网络民意为依据规范公权运行,有时会受到质疑,甚至有干扰公权正当行使之嫌,比如,舆论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为此,本文从“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增强互联网理性表达、防止公权不规范使用”等方面探索完善互联网规范公权的路径,以供选择。具体:第一,针对如何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生态环境?一是在于平等性,让更多民众参与互联网生活;二是在于遵守规则与自律,营造真实可靠互信的互联网空间;三是在于法律与技术,让更多民众对网络放心,并乐于参与互联网政治生活。第二,针对如何确保互联网理性表达?一是在于及时公开及监控信息,信息是理性表达的根源;二是在于疏导网群的舆论动向,舆论动向左右理性表达;三是在于引导网民有序参与。第三,针对如何有效防止公权不规范使用?一是在于厘定公权边界;二是在于牵制公权任性;三是在于尊重网络民意。结语部分对该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得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探索可能的扩展研究。
高杰[5]（2016）在《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改革的思路与方法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权力的行使和权力制衡模式的演变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影响的,权力制衡结构的演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其政府内部权力失去合理分工和制衡,就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失衡和腐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我国权力分工制衡模式的变革是分不开的。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体系。当代中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对我国政府内部权力进行分工制衡?是本文研究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将问题放在历史中考察,进行古今纵向以及中外横向比较,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经验,找出基本规律和未来走向。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发展、我国古代权力制衡思想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制约思想。第二章通过梳理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历次改革,总结其中取得的经验。第三章在立足于第二章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着重阐述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思路和方法。这一章中,“合理界定政府内部权力行驶边界的思路和方法”、“提高行政人员依法执政的能力”、“政府内部权力科学制衡的思路和方法”是关注的主要方面。
李丰[6]（2014）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革命性社会变迁。在人类社会启动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与后工业的任务,使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着手进行行政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并引导着中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虽然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会最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开展的。通过对本论题的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服务型政府理论的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我们知道,理论研究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亦如然。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但从社会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出发,中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该以后工业化为导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解决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是与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知道后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所有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此浪潮之外。既然这样,那为何在其他的国家没有出现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这个问题需要将其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出现提供了历史优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互转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典型形态后才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这使得它们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强力阻碍,难以突破工业文明对它们进行变革图新的束缚。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上,则体现为西方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改革中,始终没有突破管理行政的理论范式和行政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不会受到“旧文化”的阻碍。正因为这样,在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时,由于中国没有“旧文化”所带来的历史包袱而获得了历史的先机,先于发达国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处于双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在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服务行政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在中国出现,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所获得的历史优势外,还有其他更加具体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改革实践来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的行政理论与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博大的体系,但对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而言,传统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和合思想将事物看做一个和合体,它既承认冲突（差异）,又在承认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融合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以生成新的和合体。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来说,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情况下来思考如何建构起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模式时,为了能适应中国社会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特征,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多样性（冲突）又能够促进合作治理（融合）的政府模式,而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都只强调了冲突与融合的一个方面,无法为我们建构新的政府模式提供支持。相反,和合思想强调事物中的差异与融合,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来说,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它能够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出现提供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上的支持。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为中国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探索政府模式变革提供一条线索。我们知道,民本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并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服务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民本思想是作为社会统治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而存在的,目的是要实现和保证“君本”。从这个个意义上来说,民本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反动因素。但是,民本思想之中包含着对“民”和“本”之间的关系定位。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思考“民”与“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本”关系既不是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真“君本”假“民本”,也不应该是工业社会时期形式民主,而是要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要实现“以民为本”。因此,通过对民本思想的时代解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政府模式变革的思想线索和切入点,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地域上,中国社会则分化为界线明晰的农村和城市。公共领域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宗旨,私人领域是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而日常生活领域则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讲,日常生活领域代表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模式。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领域,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依然是维系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因此,可以将中国农村其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之中国农村不管是从地理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都占据着极大的比例,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有着庞大而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众所周知,管理型政府是一种极度推崇形式理性的政府模式,价值则被视为巫魅而从中祛除,这使得管理型政府自工业社会晚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如此一来,中国学者在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符合后工业化的政府模式时,力图建构起一种同时涵盖了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政府模式,而中国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所代表的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文化模式为新的政府模式探索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为中国学者开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包括两个的部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哲学和强调总体的建设性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起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这一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否定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建构起了“梯度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梯度发展模式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不和谐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改变中国社会不均衡不和谐的局面,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是对梯度发展模式的否定。虽然梯度发展模式否定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它们都是以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为指导的,其区别仅在于革命对象与方式的不同,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在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最先在中国出现,还得益于中国学者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借鉴和重组。管理型政府的理论和现实形态产生于西方国家,在后工业化的进程开启后,西方行政学界在对管理型政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但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负向牵引,而没有对管理型政府造成本质性的颠覆。尽管如此,西方行政学界的一些理论和经验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虽然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服务型政府中也有“管理”的功能,只是管理的功能不像在管理型政府中那样突出;另一方面,西方行政学界在批评管理型政府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突破管理型政府的框架,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能够对服务型政府研究有启发的思想和理论。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研究的时候,没有将国外的行政思想和理念不分良莠地全部抛弃,但也没有照搬照套,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话语重组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总而言之,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够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与中国的语境相联系的。在宏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必然要求,是与中国社会的双转型相联系的;在微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最先出现在中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借鉴重组紧密相关的。
朱剑飞,黄晓倩[7]（2013）在《“大部制”改革与传媒业的转型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版署、广电的强势合并,带来的将是传媒行业界限与运行壁垒的坚冰打破。当中借助不同领域媒介资源与渠道的融合及区域壁垒的突破,意味着产业整合阻力将明显减弱,当中能够扎实推进"三网融合",健全协调创新机制,一批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综合性大传媒实力集团有望诞生——传媒产业集团化的"二次革命"召唤在即。
朱庆跃[8]（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洪穗喜[9]（2011）在《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自开始实行“大部制”改革以来,大部制在许多地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其中,最典型的当数2009年深圳市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作为大部制改革的一种大胆的创新与突破,“行政三分制”改革在深圳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加快了深圳市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提高了深圳市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了深圳市政府的廉洁度,等等。然而,在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一路高歌之际,我们也发现,改革所暴露出来的困境亟需我们去改善。这些困境,包括改革推进缓慢,机构改革不全面;监督机制不合理,改革基础不牢固;配套法规制度不健全,改革缺乏足够保障;政府与民互动不足,善治理念彰显不够,等等。然而,学术界就深圳市的“行政三分制”改革（特别是在配套改革与内部协调方面）所作专门、深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认为,第一,深圳市“行政三分制”全面改革具有应然性与必然性;第二,完善监督机制是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第三,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必须强化“与民互动”的善治理念;第四,配套制度完善是改革顺利推进的保障;第五,增强内部协调能够为改革凝聚人心。笔者在这五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希望能够为进一步深化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献言献策,提出一些大胆的想法,比如进一步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建立并完善官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制定并完善行政程序法规,设立内部协调中心,建立健全内部辩论式听证制度,等等。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对“行政三分制”改革的理论构想、内涵与实践探索展开探讨,接着就大部制改革的创新实践—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政治背景、行政背景、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对其概况进行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三分制”改革在深圳市取得的成效及其深层意义,再接着就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困境进行客观的解析,最后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魏红英[10]（2011）在《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中政治发展逻辑的解读》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威权政体和地方政府自主性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如何进行,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以深圳政府行政三分制改革为例,解读其酝酿、产生、实施、推进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找出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困境的应对策略,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自主性不足却能创新的悖论做一阐释。
二、深圳“行政三分”迈出中国政改一大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圳“行政三分”迈出中国政改一大步（论文提纲范文）
（1）广东省阳江市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个案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及创新 |
| 1.研究思路 |
| 2.可能的创新 |
| 二、大部制改革相关理论概述 |
| (一)大部制改革的内涵 |
| 1.大部制的含义 |
| 2.大部制改革的含义 |
| (二)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 |
| 1.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
| 2.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
| 3.提升政府能力的需要 |
| (三)我国地方大部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1.一般模式 |
| 2.深圳模式 |
| 3.顺德模式 |
| 4.富阳模式 |
| (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三、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
| (一)阳江市大部制改革概况 |
| 1.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
| 2.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推进 |
| (二)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1.改革的主要内容 |
| 2.改革的主要特点 |
| (三)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成效 |
| 1.政府职能更加优化 |
| 2.交叉扯皮问题有了缓解 |
| 3.行政效能有了提升 |
| 4.机构编制管理更加规范 |
| 四、阳江市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
|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大部门内部融合不足 |
| 2.部分职能转变难以到位 |
| 3.上下级政府之间工作对接问题 |
| 4.配套改革不到位 |
|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顶层设计的缺失 |
| 2.改革观念存在误区 |
| 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 |
| 4.既得利益的束缚 |
| 五、深化阳江市大部制改革的对策措施 |
| (一)优化制度环境,加强顶层设计 |
| 1.注重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整体性 |
| 2.建立跟踪评估机制,持续渐进推进改革 |
| 3.推进法制建设,强化制度保障 |
| (二)抓住重点,突出职能转变 |
| 1.妥善处理大部制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关系 |
| 2.优化权力结构关系 |
| 3.落实权责清单制度 |
| 4.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 |
| (三)优化运行机制,推动部门内部整合 |
| 1.构建“大科室”,促进部门融合 |
| 2.优化行政运行机制 |
| 3.健全部门间的沟通机制 |
| (四)完善配套改革,凝聚改革合力 |
| 1.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
| 2.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3.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
| 六、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立题旨意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词源词义分析 |
| (二) 学术概念分析 |
| (三) 政策内涵分析 |
| (四) 本文的概念界定 |
| 三、文献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文献评价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阶段 |
| 一、背景:战后重新、经济复苏与福利认知转型 |
| 二、特征:垄断化、官僚供给与公民权利要求 |
| 三、挑战:效率挑战、财政危机与公民参与难题 |
| 第二节 服务购买阶段 |
| 一、背景:新公共管理改革 |
| 二、特征:分散化、市场供给与消费者主权 |
| 三、挑战:碎片化、问责难题与改革副作用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委托阶段 |
| 一、背景:政府回归、服务个性化与儿童服务系统改革 |
| 二、特征:整合化、合作供给与积极公民 |
| 三、内涵 |
| 第三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 |
|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二节 供应链管理理论 |
| 一、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三节 公共价值理论 |
| 一、公共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四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政策框架 |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
| 一、原则:综合协调 |
| 二、活动主体及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供给体系 |
| 一、核心目标:服务结果 |
| 二、供给途径 |
| 第三节 政策对象子系统 |
| 一、政策对象的特征:多样而能动 |
| 二、政策对象的构成及贡献 |
| 第四节 支持系统 |
| 一、人力资源系统 |
| 二、信息系统 |
| 第五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需求评估与市场分析 |
| 一、需求评估概述 |
| 二、需求评估的组织与实施 |
| 第二节 服务规划与具体行动 |
| 一、选择服务结果实现机制 |
| 二、服务采购 |
| 三、市场塑造 |
| 第三节 服务评估与风险管理 |
| 一、服务评估 |
| 二、风险管理 |
| 第六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内在挑战 |
| 第一节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经验总结 |
| 一、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 |
| 二、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 |
| 三、注重利用新信息技术 |
| 四、综合使用不同机制 |
| 第二节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内在挑战 |
| 一、实施效果不理想 |
| 二、政府能力有待提升 |
| 三、前景仍不明朗 |
| 第七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的背景 |
| 一、伯明翰政府概况 |
| 二、伯明翰老年服务概况 |
| 第二节 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的做法 |
| 一、加强情报与数据工作 |
| 二、提升公民参与 |
| 三、加强普遍及预防服务 |
| 四、改进复杂及法定服务 |
| 第三节 改革成效及问题 |
| 一、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的成效 |
| 二、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三、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
| 第八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借鉴价值 |
| 一、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一) 打造“能促型政府” |
| (二)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
| 二、拓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 (一) 重视服务使用者/公民 |
| (二) 构建部门间协同合作机制 |
| 三、打造服务供给的循环周期 |
| (一) 重视需求评估 |
| (二) 加强公共服务实现过程的评估 |
| 四、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译名对照表(重要术语、地名与缩略语) |
| 附录2: 访谈对象信息表 |
| 附录3: 图表目录 |
（3）交通互连互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度的影响研究 ——以武陵山片区6市（州、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样本选取 |
| 1.3.4 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交通与区域交通网络 |
| 2.1.2 旅游与旅游业 |
| 2.1.3 区域旅游合作 |
| 2.1.4 交通通达性 |
| 2.1.5 交通对旅游的影响 |
| 2.1.6 区域旅游合作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交通区位理论与点轴理论 |
| 2.2.2 空间相互作用与旅游O-D理论 |
| 2.2.3 区域旅游辐射理论与发展梯度理论 |
| 2.2.4 区域旅游一体化与旅游圈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及评述 |
| 2.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交通运输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理论构架 |
| 3.1 交通与旅游的辩证关系 |
| 3.1.1 交通与旅游密不可分 |
| 3.1.2 旅游者对交通的要求 |
| 3.2 交通网络对3个典型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历时性分析 |
| 3.2.1 长三角旅游合作 |
| 3.2.2 湘鄂赣旅游合作 |
| 3.2.3 湖南省域旅游合作 |
| 3.3 交通网络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共时性分析 |
| 3.3.1 不同国家层面旅游合作 |
| 3.3.2 不同省区层面旅游合作 |
| 3.3.3 大都市圈旅游合作 |
| 3.4 区域旅游合作模式归纳 |
| 3.4.1 政府主导或推动型 |
| 3.4.2 企业主导或行业引导型 |
| 3.4.3 空间引致合作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旅游合作度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4.1 区域旅游合作度评估的目标和内涵 |
| 4.1.1 评估的目标 |
| 4.1.2 评估的内涵 |
| 4.1.3 影响区域旅游合作行为的要素 |
| 4.2 合作指标体系构建的准则和思路 |
| 4.2.1 区域旅游合作度评估的整体性设计 |
| 4.2.2 指标体系构建依据 |
| 4.2.3 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4.3 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
| 4.3.1 预选指标集的建立(初选) |
| 4.3.2 指标的筛选 |
| 4.3.3 指标的确立和归并 |
| 4.4 指标测度方法选择 |
| 4.4.1 常见评价方法比较 |
| 4.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及原则 |
| 4.4.3 评价指标的计量 |
| 4.4.4 区域旅游合作度的评价模型 |
| 4.4.5 指标筛选过程 |
| 4.4.6 指标取舍说明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武陵山片区旅游合作度的实证分析 |
| 5.1 武陵山片区景区及其可达性 |
| 5.1.1 武陵山片区地市交通的可达性 |
| 5.1.2 片区景点可达性评价方法 |
| 5.1.3 旅游景点分布和可达性分析 |
| 5.2 交通网络对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的影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研究区域 |
| 5.3 武陵山片区各城市旅游交通的通达性分析 |
| 5.3.1 公路通达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公路通达性的测度 |
| 5.3.3 铁路交通和航空通达性分析 |
| 5.3.4 片区交通通达性的空间格局分析 |
| 5.4 测算大湘西与周边各地市的旅游合作度 |
| 5.4.1 武陵山片区旅游合作状况分析 |
| 5.4.2 合作度测算依据 |
| 5.4.3 筛选测算对象及测算 |
| 5.4.4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5.5 大湘西三市州之间旅游合作度分析 |
| 5.5.1 大湘西三市州间旅游合作历程 |
| 5.5.2 三市州间旅游合作完整度 |
| 5.5.3 三市州之间旅游合作组织度 |
| 5.5.4 三市州之间旅游合作直观度 |
| 5.5.5 测算三市州之间旅游合作度 |
| 5.5.6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交通的互连互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及弹性分析 |
| 6.1 旅游倒逼交通发展 |
| 6.1.1 武陵山片区旅游龙头呈现 |
| 6.1.2 武陵山片区第一个旅游地的形成 |
| 6.1.3 旅游地的发展倒逼交通改善 |
| 6.2 武陵山区交通网络化建设 |
| 6.2.1 大湘西互连互通的交通基础建设 |
| 6.2.2 大湘西交通网络推动旅游合作 |
| 6.2.3 交通发展与旅游合作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
| 6.3 交通发展对区域旅游合作的历时性影响 |
| 6.3.1 旅游运输通道类型及演化机制 |
| 6.3.2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6.3.3 旅游运输通道演化对区域旅游空间合作的影响 |
| 6.4 交通网络对不同市州区旅游合作效率的影响 |
| 6.4.1 交通网络密度对合作效率影响 |
| 6.4.2 交通网络优势度对旅游合作效率影响 |
| 6.5 武陵山片区旅游交通通达性计算 |
| 6.5.1 评价对象与数据来源 |
| 6.5.2 研究方法 |
| 6.5.3 旅游节点交通通达性评价 |
| 6.5.4 通达性与旅游合作的关系 |
| 6.6 交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的类型 |
| 6.6.1 旅游资源禀赋的牵引 |
| 6.6.2 地理区位与地理环境的优势 |
| 6.6.3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助推 |
| 6.6.4 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
| 6.6.5 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交通规划 |
| 6.7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本论文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互联网对公共权力的规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 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 公共权力 |
| (二) 规范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 议程设置理论 |
| (二) 网络社会理论 |
| (三) 有限政府理论 |
| (四) 社会转型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现象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规范公共权力路径的历史演变 |
|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范规公共权力的路径 |
| 二、西方近代以来规范公共权力路径的演进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规范公共权力路径的发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必要性 |
| 一、公共权力不规范使用现象的客观存在 |
| 二、传统公共权力规范方式乏力 |
| 三、当代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增大 |
| 第三节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可能性 |
| 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 |
| 二、符合网民心理需求 |
| 三、网络动员提供组织动力 |
| 四、现实国家权力的默许 |
| 第二章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与传统模式的比较 |
| 第一节 民意来源不同 |
| 一、民意与网络民意 |
| 二、民意来源不同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规范的程序不同 |
| 一、程序与程序公正 |
| 二、程序不同的具体表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的程度不同 |
| 一、制度化的程度 |
| 二、互联网模式制度化的程度弱于传统模式 |
| 三、互联网模式的制度化进程 |
| 第四节 规范的特征不同 |
| 一、互联网表意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
| 二、互联网的不理性色彩比较明显 |
| 三、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显着 |
| 四、互联网的成本偏低 |
| 第三章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积极功能 |
| 第一节 有助于与公权相关信息及时而有效的披露 |
| 一、互联网平台发挥“政务公告栏”的作用 |
| 二、互联网披露的信息传播效应强 |
| 三、互联网能增强公权的自我约束意识 |
| 四、互联网能有效阻断政府灰色行为 |
| 第二节 有助于民众平等意识的培育 |
| 一、平等意识对规范公权的重要性 |
| 二、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培育现实的平等意识 |
| 三、形成多种诉求渠道,实现对集权的防范 |
| 四、打破同质性格局,助长异质性成长 |
| 第三节 有助于推动制约公权力量的成长 |
| 一、塑造网络公共领域 |
| 二、发展网络市民社会 |
| 三、培育网络社会组织 |
| 第四节 有助于广泛民意压力的形成 |
| 一、网络民意的形成迅速 |
| 二、网络民意让政府产生敬畏感 |
| 三、网络民意催生网络问政的发展 |
| 第五节 有助于促进公权边界的形成 |
| 一、阻止公权随意设租 |
| 二、监督公权依法行使 |
| 三、促成权力清单制度的落实 |
| 第六节 有助于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普及 |
| 一、培养独立自由的公民人格 |
| 二、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
| 三、推进网络民主的发展进度 |
| 第四章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负功能 |
| 第一节 “数字鸿沟”现象降低民意的代表性 |
| 一、“数字鸿沟”的根源及其表现 |
| 二、“数字鸿沟”导致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受到质疑 |
| 第二节 “信息的不确定性”损害网民意见的客观性 |
| 一、网络信息不确定性的起因及其表现 |
| 二、影响网民意见的客观性 |
| 第三节 “从众心理”减弱互联网规范的有效性 |
| 一、“从众心理”的外在表现对规范效果的影响 |
| 二、“从众心理”的内在表现对规范效果的影响 |
| 第四节 “信息裁剪”存在诱导舆论走向的可能 |
| 一、“信息裁剪”诱导舆论走向 |
| 二、“三类群体”实施“信息裁剪”行为 |
| 第五节 “网络安全”隐患干扰规范作用的正常进行 |
| 一、网络安全是一种新型安全问题 |
| 二、不同形式的网络安全对规范公权的影响 |
| 第六节 “舆情逆转”加重规范公权效应的不稳定性 |
| 一、干扰司法权 |
| 二、考验行政权力 |
| 第五章 完善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 |
| 一、降低技术门槛,营造公平的互联网环境 |
| 二、表达真实信息,营造互信的互联网环境 |
| 三、完善法律与技术,营造安全的互联网环境 |
| 第二节 增强互联网理性表达 |
| 一、及时公开与监控信息 |
| 二、疏导网群的舆论动向 |
| 三、引导网民有序参与 |
| 第三节 防止公权的不规范使用 |
| 一、厘定公权边界 |
| 二、防止公权任性 |
| 三、尊重网络民意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 以互联网来规范公共权力是一种新形式 |
| (二) 互联网只是规范公共权力的一种辅助性手段 |
| (三)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积极意义与负功能共存 |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 (一)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态势 |
| (二) 公民互联网政治参与和互动机制研究 |
| (三) 互联网规范公共权力的必要警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改革的思路与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解析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权力制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古代权力制衡思想的萌芽——混合政体思想 |
| （二）洛克“两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思想 |
| （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思想 |
| （四）分权制衡模式的发展 |
| 二、我国古代权力制衡模式 |
| （一）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分权制衡效果 |
| 三、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马恩的权力制约思想 |
| （二）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特色权力制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内部权力设置的基本架构与改革历程 |
| 一、我国政府内部权力设置的基本架构 |
| （一）政府内部纵向权力设置 |
| （二）政府内部横向权力设置 |
| 二、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历次改革 |
| （一）1982至2013年的七次行政体制改革 |
| （二）以深圳市为代表的“行政三分制”改革 |
| 三、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总结 |
| （一）政府部门职责分工逐渐明确 |
| （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逐渐形成 |
| （三）行政监察和责任追究力度加大 |
| （四）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之上的协调中心基本形成 |
| 第三章 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存在的问题 |
| （一）行政决策权力的滥用 |
| （二）行政执法的法治化程度不高 |
| （三）行政监察体制不健全 |
| 二、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权力主体职权配置不合理 |
| （二）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不高 |
| （三）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 |
| （四）监督制约体系存在缺陷 |
| 三、继续推进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必要性 |
| （一）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 |
| （二）行政权力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然的扩张性 |
| （三）行政权力具有人格化倾向的特性 |
| 第四章 推进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思路和方法 |
| 一、合理确定政府内部权力的边界 |
| （一）科学配置权力结构与功能 |
| （二）以责任与服务观念为引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
| 二、推进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基本原则 |
| （一）立足现代的执政规律和执政理论 |
| （二）深化决策、执行、监督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
| 三、推进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的着力点和措施 |
| （一）提高行政人员依法执政能力 |
| （二）完善政府权力设置和运行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主题陈述与意义诠释 |
| (一) 主题陈述 |
| (二) 意义诠释 |
| 二、分析框架与相关概念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相关概念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综合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论文结构、主要内容与研究目标 |
| (一)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目标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索 |
| 一、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发展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
| 一、理解中国行政改革 |
| 二、“服务”定位的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探索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 |
|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
| 一、“理论先导”阶段 |
| 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阶段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 |
|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
| 三、中国的后工业化课题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工业化及其结果 |
| 二、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 |
| 三、政府模式变革的时代话语 |
| 第三节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政府 |
| 二、中国的先机:“抗拒”与“变迁”的对比 |
| 三、后工业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和合思想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
| 二、和合思想对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启示 |
| 三、和合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 |
| 二、民本思想的现实价值 |
| 三、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作为“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 |
| 二、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日常生活世界 |
| 三、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从革命到建设 |
| 一、“革命性哲学”指导下的“建设” |
| 二、“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后果 |
| 第二节 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失衡与政府变革 |
| 一、梯度发展:对“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否定 |
| 二、梯度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分化与失衡:从财富到权力 |
| 第三节 和谐社会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科学发展:对梯度发展的否定 |
| 二、“发展的辩证法”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政府变革的方向: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六章 话语体系重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自我省察:中国行政学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
| 一、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及内容 |
| 二、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特点 |
|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中国行政学的要求 |
| 第二节 它山之石:国外行政学说及实践经验 |
| 一、对国外行政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借鉴 |
| 二、对国外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
| 三、对国外行政学说的话语分析 |
| 第三节 话语重构:合作理念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探索 |
| 二、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重组 |
| 三、“新”的行政话语与政府模式变革 |
| 结语:从“方言”到“普通话”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译着类 |
| 2. 中文专着类 |
| 3. 中文期刊类 |
| 4. 外文文献 |
| 5. 报刊文献 |
| 6. 其他文献 |
| 后记 |
（7）“大部制”改革与传媒业的转型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革故鼎新 |
| 二、顺势而为 |
| (一) 改革时机 |
| (二) 改革影响 |
| (三) 改革路径 |
| 三、困惑与思考 |
| 结语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
| 1.2.2 关于“大部制”改革 |
| 1.2.3 关于“行政三分制”改革 |
| 1.3 研究目的、方法及论文基本观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基本观点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二章 大部制改革的创新实践—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 |
| 2.1 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背景 |
| 2.1.1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机构改革的政治导向 |
| 2.1.2 政府行政权配置及运行的客观需要 |
| 2.1.3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 |
| 2.1.4 公众参与及社会治理发展注入的改革动力 |
| 2.2 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概况总结 |
| 2.2.1 改革核心是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
| 2.2.2 改革宗旨是分权、重组、创新与协调 |
| 2.2.3 改革涉及面较广，力度较大 |
| 2.2.4 在较多领域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 |
| 2.2.5 理顺机构权责关系，明确和强化责任 |
| 2.2.6 探索建立行政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
| 2.3 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
| 2.3.1 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
| 2.3.2 为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提供了职能保障 |
| 2.3.3 为增进政府廉洁构筑了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基础 |
| 2.4 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深层意义 |
| 2.4.1 适应现代民主行政发展的要求，将进一步推动深圳市民主行政的发展 |
| 2.4.2 适应现代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要求，将进一步推动深圳市公共行政的发展 |
| 2.4.3 适应反腐倡廉发展的新要求，将进一步增强深圳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部制改革任重道远—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 困境及其改善的对策 |
| 3.1 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困境 |
| 3.1.1 改革推进缓慢，机构改革不全面 |
| 3.1.2 监督机制不合理，改革基础不牢固 |
| 3.1.3 政府与民互动不足，善治理念彰显不够 |
| 3.1.4 配套法规制度不健全，改革缺乏足够保障 |
| 3.2 深化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思考 |
| 3.2.1 加快改革步伐，推进机构全面改革 |
| 3.2.2 完善监督机制，夯实改革基础 |
| 3.2.3 增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深化善治理念 |
| 3.2.4 建立健全配套法规，强化改革的制度保障 |
| 3.2.5 增强政府内部协调，巩固改革凝聚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深圳“行政三分”迈出中国政改一大步（论文参考文献）
- [1]广东省阳江市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谢友娣.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2]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D]. 张婷. 厦门大学, 2017(02)
- [3]交通互连互通对区域旅游合作度的影响研究 ——以武陵山片区6市（州、区）为例[D]. 王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4]互联网对公共权力的规范效应研究[D]. 高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我国政府内部权力分工制衡改革的思路与方法研究[D]. 高杰. 广西师范学院, 2016(03)
- [6]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D]. 李丰. 南京大学, 2014(01)
- [7]“大部制”改革与传媒业的转型发展[J]. 朱剑飞,黄晓倩. 南方电视学刊, 2013(02)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9]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解析[D]. 洪穗喜. 广州大学, 2011(05)
- [10]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中政治发展逻辑的解读[A]. 魏红英. 地方政府发展研究·第6辑,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