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铁道科技》2001第1~4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蔡青辰[2]（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夏亚运[4]（2020）在《基于BIM技术的EPC项目成本控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转型,越来越多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引入BIM技术,提高了EPC项目管理水平。但由于EPC项目复杂、BIM技术尚未成熟等多方面原因,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仍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本研究立足工程总承包企业角度,描述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主要问题,通过理论和工程实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体系和实施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梳理EPC模式、BIM技术的应用特点及其在项目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现状,分析BIM与EPC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并描述现阶段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的主要问题。（2）从工程总承包企业视角,基于组织理论和系统工程理念,提出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目标,构建项目级和企业级控制指标体系,提出系统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搭建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体系。（3）构建基于BIM的成本控制中心,确立BIM数据库、项目经理、控制部为核心的功能定位,根据EPC项目成本控制业务需求和参与方分工,提出基于BIM的EPC项目成本控制流程。（4）依托S电力工程公司的EPC项目,将本文提出的成本控制体系应用于实际案例中,并从“实施保障-成本控制流程-控制成效”角度,检验BIM在EPC项目总成本控制和成本优化中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现阶段工程总承包企业的BIM实施策略。
丛海霞[5]（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张然[6]（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李鑫[7]（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韩蓉[8]（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闻虹[9]（2019）在《新式交通与环渤海地区旅游事业的变革（1861-1937）》文中研究指明旅游是人们在空间中进行移动的活动,交通是位于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连接体。交通的范围和效能制约着人们的旅游空间,也制约着人们的旅游方式。决定交通状况的首要因素是交通工具,而近代旅游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工具的进步,即由人力、畜力等自然力转变为利用机械力,使人们获得了超越自然限制的交通能力,从而使大规模异地性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而交通的机械化——即交通近代化是旅游事业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交通工具的革新过程,并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还是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流动等一系列变革的过程。从古代到近代,旅游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近代前后的旅游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是旅游,在近代以前,它仅仅特指个人的活动,但在近代以后,则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活动。19世纪60年代,北洋三口开埠通商,以轮船、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开始传入该区域,不但为人们的旅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而且也为旅游事业各要素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本文所研究的就是近代铁路、轮船的兴起对环渤海区域旅游事业变革的推动作用。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环渤海区域旅游事业变革的背景。19世纪中期,环渤海区域的天津、烟台、营口开埠通商,开始了被动冲击式的近代化进程。北洋三口开始与西方国家通商贸易,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发展。轮船、铁路所构成的新式交通体系在该区域初步建立。在经贸结构、交通条件、矿业开采等具体因素变动的刺激下,环渤海地区城镇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该区域在社会转型之中,逐渐形成了新资产阶级、新知识群体等新兴社会阶层。近代工业社会衍生出工作时间制度,使城市人口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逐渐分离。在西风东渐潮流冲击之下,人们的休旅生活也呈现出了新的风貌。第二部分是对航运与旅游空间扩展的研究,即北方旅游事业变革开端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渤海地区的青岛、大连、威海等海滨区域相继开埠,西方人为满足旅居中国外侨的生活需求,对青岛、大连、烟台、威海等沿海区域城市避暑功能进行了开发。北方各轮船航线陆续开通,并与南方甚至世界航运线路对接,形成了系统的交通网络体系,环渤海区域各海滨成为夏季西人避暑度假的“飞地”。国际航线的开辟为人们拓展了国际旅游空间,便利了西方人来到中国考察、度假、经商、传教等活动。同时,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去体验西方文明,航运的开通直接推动了近代出入境旅游的发展。第三部分是铁路及铁路部门所促进的旅游空间的延展。铁路兴起以后,在环渤海区域产生了较强的旅游效应。铁路将沿线分散的景观串联起来,为游客构筑了一条线性景观廊道,位于线性廊道内的传统旅游地,因铁路交通的便捷而吸引力大增。在传统旅游空间不断变革的同时,铁路也带动了新型旅游空间的成长。19世纪末,西人筑路时发现了避暑地——北戴河,被清政府确定为“各国人士避暑之地”。1917年,为便于中西人士避暑往来,北宁铁路局增筑海滨支路,锐意推广北戴河的铁路旅游,参与北戴河海滨地的建设,使得北戴河从无人知晓的地理空间,逐步演变为闻名中外的避暑度假地。1930年代,北宁铁路出于营利的动机,致力于开发沿线兴城温泉、宁园等新型旅游空间。民国时期,各铁路都发行了旅行指南作为宣传媒介,铁路旅行指南反映了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变迁规律,即旅游地的空间序列从线性发展成网状,旅游空间呈现出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第四部分是新式交通所引起的旅游大众化倾向。新式交通在技术层面上的先进性促使了人们旅游意识逐渐萌发,新式交通部门将旅游作为发展客运的重要路径,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宣传推广,旅游群体的波及面越来越广,其中以新知识群体的旅游活动最为突出。修学旅行、蜜月旅行以及会议旅行是较为典型的旅游方式。修学旅行作为新式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蜜月旅行是新知识群体“摩登”生活方式的标志,参观游览成为学术团体举办学术年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近代交通部门是这些新型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力量。第五部分是对新式交通与旅游产业发育的研究。对近代旅游产业发育影响最大的是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直接催生了近代旅游业。新式交通及其部门促使旅游活动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铁路部门为便利旅客在沿线遍设旅馆,与传统客栈相比,这些旅馆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经营管理上均发生了“质”的飞跃。铁路部门重视宣传铁路旅行,采用报刊、杂志等现代化的商业媒体刊发广告,并以各铁路局为单位组织多届全国范围的“铁展会”。铁路运输凭借其技术层面的优势,促使了团游模式的出现;铁路部门更是促进了作为其附属部门的专业性旅行服务机构即中国旅行社的产生,这是中国旅游产业形成的标志。在旅行社产生之前,铁路部门一直行使着组织、发展旅游活动的职能。
宋世瑞[10]（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上海铁道科技》2001第1~4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铁道科技》2001第1~4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 一、侵占与宣抚 |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 三、治安与财政 |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 一、校舍紧张 |
| 二、经费不足 |
| 三、生源紧张 |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 二、教员的培训 |
| 三、教员的培养 |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 五、信任危机 |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 一、人口激增 |
| 二、职业构成 |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 四、日常生活 |
| 五、学校的设立 |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 一、教师来源 |
| 二、学生构成 |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 一、课程设置 |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BIM技术的EPC项目成本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BIM应用现状研究综述 |
| 1.3.2 EPC成本控制体系研究综述 |
| 1.3.3 成本控制方法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2 EPC与 BIM的应用分析 |
| 2.1 EPC模式应用现状 |
| 2.1.1 EPC总承包费用组成 |
| 2.1.2 EPC成本控制分析 |
| 2.2 BIM技术应用现状 |
| 2.2.1 成本控制中的BIM应用优势 |
| 2.2.2 成本控制中的BIM应用障碍 |
| 2.3 BIM与 EPC的融合 |
| 2.3.1 BIM与 EPC融合应用的必要性 |
| 2.3.2 BIM与 EPC融合应用的可行性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体系构建 |
| 3.1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主要问题描述 |
| 3.2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体系框架 |
| 3.3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的目标 |
| 3.3.1 基本目标 |
| 3.3.2 高层次的项目目标 |
| 3.3.3 多项目的企业目标 |
| 3.4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的指标体系 |
| 3.4.1 控制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3.4.2 项目级成本控制指标体系 |
| 3.4.3 企业级成本控制指标体系 |
| 3.5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的实施保障体系 |
| 3.5.1 组织保障 |
| 3.5.2 管理措施 |
| 3.5.3 技术手段 |
| 3.5.4 实施保障体系 |
| 3.6 基于BIM的 EPC项目成本控制中心 |
| 3.6.1 成本控制中心 |
| 3.6.2 成本控制中心的BIM应用 |
| 3.6.3 成本控制中心的BIM控制流程 |
| 3.7 本章小结 |
| 4 实例分析 |
| 4.1 S电力公司及XX电力项目概况 |
| 4.1.1 S电力公司概述 |
| 4.1.2 XX电力项目概述 |
| 4.2 XX项目的BIM实施体系 |
| 4.2.1 组织保障 |
| 4.2.2 管理措施 |
| 4.2.3 技术手段 |
| 4.3 基于BIM的 EPC项目总成本动态控制分析 |
| 4.3.1 BIM成本模型搭建 |
| 4.3.2 启动阶段项目总成本控制 |
| 4.3.3 设计阶段项目总成本控制 |
| 4.3.4 施工阶段项目总成本控制 |
| 4.3.5 项目总成本的动态分析 |
| 4.4 基于BIM的各阶段成本优化分析 |
| 4.4.1 设计阶段成本优化 |
| 4.4.2 采购阶段成本优化 |
| 4.4.3 施工阶段成本优化 |
| 4.5 实例总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5）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及范围 |
| 二、定位与特质 |
| 三、分期与体量 |
| 四、现状与不足 |
| 五、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巴蜀词学观念与词学理论 |
| 第一节 词学观念的传承与创新 |
| 一、推尊词体,诗词同源 |
| 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 |
| 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 |
| 第二节 李调元《雨村词话》之批评实践 |
| 一、渊源浙派,推崇醇雅 |
| 二、强调性灵,求新尚奇 |
| 第三节 姜方锬《蜀词人评传》之词学思想 |
| 一、编选标准及编纂体例 |
| 二、汇编、汇校、汇评之文献价值 |
| 三、强调情境、振衰复兴的词学思想 |
| 四、辨析源流、开辟新领域的词学史意义 |
| 结语 |
| 第二章 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 |
| 第一节 尊经书院与巴蜀词学的重振 |
| 第二节 更洗铅华出深意:论张祥龄词 |
| 一、词集文献梳理 |
| 二、学步姜张,尚雅遵律 |
| 三、转师二晏,哀婉凄艳 |
| 四、推尊文体,以词记史 |
| 第三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胡延与朱德宝词合论 |
| 一、浓才艳遇谁消得:论胡延词 |
| 二、差近茗柯、瓣香稼轩:论朱德宝词 |
| 第四节 瘴海蛮荒倦游客:论周岸登词 |
| 一、不拘一格与寄托遥深的词学观 |
| 二、故国与愁怨:《蜀雅》之心灵诉求 |
| 三、哀婉与沉雄:《蜀雅》之气格 |
| 第三章 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 |
| 第一节 锦城词社考论 |
| 第二节 一代遗民之词心与气骨:论赵熙《香宋词》附邓潜 |
| 一、瓣香随园主性灵 |
| 二、遗民情怀与乱世悲歌 |
| 三、清雅松秀与豪宕孤悲 |
| 第三节 不甘与无奈的挣扎:张慎仪与江椿词合论 |
| 一、“我与我周旋,宁做我”:论张慎仪词 |
| 二、“忠恨谁能识”:论江椿词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巴蜀词学的转向 |
| 第二节 重振雅音复本色,遵格尚律述真情:论向迪琮词 |
| 一、续集再版,重现心迹 |
| 二、师法北宋,情格兼重 |
| 三、沉郁深婉,朴茂重大 |
| 第三节 几根铁骨撑天地,冷抱秋心续楚骚:论刘冰研词 |
| 一、刘冰研着作考 |
| 二、刘冰研生平与交游考 |
| 三、民国战乱生态的透视与人民复杂心迹的描摹 |
| 四、附论刘冰研散曲 |
| 结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部分巴蜀作家词学活动行年考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报刊——小说传播媒介与小说评点 |
| 第一节 报刊与小说评点的互动 |
| 第二节 报刊与其他小说评点形态 |
| 第二章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评点特色 |
| 第一节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思想变化 |
| 第二节 评点者的友人化、“同人化”及其评点动机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的自评现象 |
| 第三章 以评觉世——小说评点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觉世之文、裨益社会——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讲公德之权舆,谈宪政之滥觞——评点思想内涵的转变 |
| 第四章 “观其一起之突兀”——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小说叙事理论 |
| 第二节 翻译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余响——清末民初自着小说评点中的新叙事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清末民初(1902—1919)小说评点叙录 |
| 后记 |
（8）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构想 |
| 第一章 承与变:清末民初小说图像发展态势 |
| 第一节 题材类型分类:两期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绘制对象分类:多样性的图像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叙事效果 |
| 第一节 外部:图像样式干预叙事效果的实现 |
| 第二节 内部:图像主体影响叙事效果的达成 |
| 第三章 刊印新着小说图像的书局 |
| 第一节 书局出版新着小说图像的总格局 |
| 第二节 重要书局对新着小说图像的推介 |
| 第四章 印刷技术与画师群体的助力 |
| 第一节 印刷技术发展引领的图像嬗变 |
| 第二节 画师技术革新引领的图像发展 |
| 第五章 社会百相:从小说图像看清末民初的历史新貌 |
| 第一节 “外国人”与异域建筑:从小说图像看异域想象 |
| 第二节 从“飞机”到“潜艇”:从小说图像看科幻想象 |
| 第三节 “女学生”与新式学堂:从小说图像看教育情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清末民初新着单行本小说中不同类型图像的题名情况 |
| 二、清末民初单行本(附图)新着小说编年叙录 |
| 后记 |
（9）新式交通与环渤海地区旅游事业的变革（186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旅游的概念内涵 |
| (二)新式交通的概念 |
| (三)旅游事业的变革 |
| 三、学界的研究综述 |
| (一)新式交通与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
| (二)新式交通体系与城市化进程的研究 |
| (三)新式交通体系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研究 |
| (四)关于近代旅游史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价值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环渤海地区旅游事业变革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北洋三口的开辟与西方商业化的强力冲击 |
| 第二节 北洋三口近代工业化的开启 |
| 第三节 环渤海地区近代新式交通产业的初步建立 |
| 一、港口与轮船运输 |
| 二、近代化的陆路运输 |
| 第四节 环渤海地区新型城镇化序幕的拉开 |
| 一、环渤海地区通商口岸率先城市化 |
| 二、工业与交通枢纽型城镇的勃兴 |
| 第五节 西风东渐与环渤海地区新式旅游风尚的萌动 |
| 一、新社会阶层的产生 |
| 二、近代化的时间节奏 |
| 三、生活方式的西风东渐 |
| 第二章 航运与旅游空间的扩展 |
| 第一节 渤海湾沿岸多口开放与航运网络的形成 |
| 一、渤海湾沿岸多口岸开放与海滨避暑地的开辟 |
| 二、渤海湾航运网络的形成 |
| 第二节 北方海上航运与避暑旅游 |
| 一、烟台航运与海滨避暑旅游的发端 |
| 二、威海航运与旅居上海西人的避暑天堂 |
| 三、青岛航运与都市避暑旅游 |
| 四、大连航运与东北避暑之始 |
| 第三节 国际航线与近代的出入境旅游 |
| 第三章 铁路与旅游空间的延展 |
| 第一节 环渤海地区铁路网络的形成 |
| 第二节 铁路与线性景观廊道的构建 |
| 第三节 京奉(北宁)铁路与北戴河海滨的休旅文化 |
| 一、铁路与北戴河海滨“风景的发现” |
| 二、铁路与北戴河休旅空间的开辟 |
| 三、世外桃源：铁路与北戴河海滨的体验 |
| 第四节 铁路与新型旅游空间的成长 |
| 一、京奉(北宁)铁路与温泉旅游地的开发 |
| 二、北宁铁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铁路旅行指南与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嬗变 |
| 一、环渤海区域铁路运输网络的形成与铁路旅行指南的产生 |
| 二、线性——网络：指南与旅游地空间序列的形成 |
| 三、内陆——沿海：指南与旅游空间的向海性迁移 |
| 第四章 新式交通与旅游的大众化倾向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的驱动作用 |
| 一、新式交通与人们旅游心态的变化 |
| 二、交通部门促进旅游大众化的措施 |
| 第二节 新式交通与修学旅行 |
| 第三节 新式交通与新知识群体的旅游 |
| 一、新知识群体的蜜月旅行 |
| 二、学术团体的会议旅行 |
| 第五章 新式交通与旅游产业发育 |
| 第一节 旅馆服务设施的近代化 |
| 一、火车站、码头与旅馆的集聚 |
| 二、铁路部门自建的新式旅馆 |
| 第二节 铁路旅行广告与展览会 |
| 一、广告与铁路旅行宣传 |
| 二、铁展会与铁路旅行推介 |
| 第三节 铁路与旅行中介组织的近代化 |
| 一、铁路与团体旅游的出现 |
| 二、铁路营业所：铁路部门自建旅行中介组织的尝试 |
| 三、旅行社：商业性旅行中介组织的衍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上海铁道科技》2001第1~4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基于BIM技术的EPC项目成本控制研究[D]. 夏亚运. 浙江大学, 2020(02)
- [5]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6]“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7]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9]新式交通与环渤海地区旅游事业的变革（1861-1937）[D]. 闻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