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安完善基层商会组织（论文文献综述）
杨红[1]（2021）在《新泰市工商联所属商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指出
姜迪[2]（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指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周辰[4]（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杜聪聪[5]（2020）在《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镇体系的历史研究在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实施和相关规划编制方面有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本文在构建近代县域市镇体系的基础上,以山东省历城县为例,对近代四个时段内的县域市镇体系的职能、等级和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主要结论如下:（1）近代历城县域市镇体系研究框架的建构。通过对市镇体系相关理论的梳理解读,本文提出从市镇职能组合、等级规模和空间结构三个方面切入的近代县域市镇体系操作体系。其中,包括以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分析为依据的县域市镇职能组合类型体系,以人口规模、邮政等级、交通条件、市镇建设与规模要素分析为依据的县域市镇等级规模体系,以市镇节点、线性交通联系和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分析为依据的近代县域市镇空间结构体系。（2）近代历城县市镇职能组合由单一向多元综合发展,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通常以经济职能的强化为先导,进而带动教育、文化、宗教等其他职能的出现。其中,开埠前,城区是县域内的综合职能中心,开埠后,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商埠区,许多传统商业型市镇也在清末民国的近代化浪潮中发生职能重构。特别是,1929至1937年期间,龙山镇、仲宫镇、西营、张家林等多个特色手工业和商品集散型市镇,不仅发展为兼具行政职能的综合型市镇,还带动了自身交通、文教、宗教等职能的发展。（3）近代历城县市镇数量呈现增加态势,且规模层级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也愈加丰富,高等、中心、标准和基层四个等级市镇的数量结构由1:4:15:27变为3:10:42:47。其中,作为区域中心的高等市镇,从城区变为由城区、商埠区、泺口组成的“△”形区域中心网络;作为区域次中心的中心市镇,从开埠前的泺口、王舍人庄、龙山镇、中宫庄变为王舍人庄、郭店、遥墙、柳埠、西营、焦家集、老僧口、龙山镇、党家庄;同时,标准市镇和基层市镇数量也在增加,围绕高等市镇和中心市镇的变化不断兴替发展。（4）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空间结构经历了倒“T”形——“十”字形——“五轴三核心”——“六轴三心十节点”的结构演变过程。城区、商埠、泺口等节点中心性突出,县域内主要道路、河流及铁路轴线作用明显。同时,历城县市镇空间分布呈现出北密南疏、偏中偏东北集聚的特征,重心由县域以北边界地区向中部的董家庄地区在向城区和商埠区附近转移的轨迹。特别是在济南开埠后,历城县市镇分布模式由点状、串珠状向簇状组团发展,体现了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由点至线再到面的空间拓展特征。另外,市镇形成的区域服务范围边界也从非闭合、不完整发展为闭合多边形。
刘君[6]（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认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周丽[7]（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秦雨[8]（2019）在《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民营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商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又起到了整体上的推动作用。商会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微观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我国商会组织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等影响处于蓬勃发展期。在一定程度上,商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折射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因此,以江苏省盐城市商会组织为例进行相关探讨。首先,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发放调查问卷,对商会组织发展历史及现状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具体案例发现盐城市商会组织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外部政策环境不够健全、二是政府对商会管理不够顺畅、三是商会组织内部建设亟待完善、四是工商联职能“部分失灵”。同时,通过运用公共管理学中第三部门理论和治理理论,从政府部门、商会组织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有利于商会组织发展,提高商会组织综合实力的意见建议:一是推进法律体系建设,明确商会法律地位;二是减少行政干预,构建政府与商会组织新型关系;三是发挥优势,促进商会提升自我建设能力;四是改革创新,推动工商联工作上台阶。主要基于盐城市商会组织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参考了国内外商会组织发展的先进经验,希望能为盐城市商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从而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城市治理以及民营经济更好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希望由此,为我国其他商会组织发展薄弱地区做些有益的基础工作。
姬海南[9]（2019）在《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业习俗作为民俗学尤其是经济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反映了商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势和行为准则,并对商业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商业习俗不仅在过去,还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业习俗实用功能的研究价值愈发凸显,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商业习俗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比如缺乏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指导,未形成一定的研讨气候,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商业习俗的泛化描写,缺乏对古今商业习俗社会变迁的探讨等等。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为商业习俗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衍生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新的衣、食、住、婚丧、娱乐等习俗,对蒲州当地社会和俗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有利于我们了解特定地域俗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模式、社会风气和思维方式。有鉴于此,笔者选取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商业习俗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展开相关研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的商业习俗事象包括广告习俗、交易习俗、行会管理习俗、商业禁忌与祭祀习俗等进行系统描述和梳理,同时对这一时期蒲州商业习俗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发展变迁等展开深入探讨,进而对蒲州商业习俗的文化内涵、时代价值意义进行概况和归纳。在完整的时空坐标中全面审视俗民群体所创造和传承的商业习俗活动,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俗民生活和精神关注的缺失。文章通过对蒲州地区相关商业习俗文化的深入描述,致力于建立较为完整的商业习俗文化的研究体系框架,填补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极力发掘传统商业习俗文化的合理内核,以期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者有所裨益。论文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及难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蒲州商业兴起和繁荣发展的历史,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进行简要描述和分析。第三章至第五章综合运用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蒲州地区的商业经营习俗、交易习俗和行会管理习俗等,进而剖析蒲州商人的精神领域和蒲州商业习俗的内在演化过程。第六章探讨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和俗民生活的影响。最后在文末结语处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蒲州商业习俗传承与变异形式的总结和归纳,分析其对当今中国商业发展的时代启示。
罗杨焱[10]（2019）在《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指明大理地区不但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滇川藏和滇缅印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以此为基础,晚清以来在大理商业重镇下关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下关商会,在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前所未有地进入云南并有所消长的背景下,对区域商业活动、社会控制,乃至地方政治、经济势力与中央的关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很显然,研究此一时期的下关商会,对于区域商业及社会经济、西南地方与中央关系、中国商会的发展诸问题的研究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中国西南对外交往也不乏借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对近代以来商会的发展历程、机构与功能等作了较好的探讨,也对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商会以及中东部、沿海地区等典型区域的商会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西部地区及不发达城市的商会研究较少,对边疆商会更是缺乏关注,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商会研究的失衡现象。就近代西南边疆和云南地方历史的研究而言,成果亦较多,已经以军阀—地方实力派为主线,对民国时期西南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内地的关系进行了较好的研究,相对而言学界对大理等西南地区商会发展情况的探讨显得较薄弱,下关商会的系统研究则尚未很好开展,制约着我们从下关商会这一近代社会独特元素对近代西南边疆加以探讨和审视。有鉴于此,本文共分三章,对下关商会建立发展的背景、下关商会在全面抗战时期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组织变迁和职员分布特征、下关商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调控职能等方面作了专门梳理和探讨。通过努力,本文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些新的收获: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上有所拓展。在传统史志文献、文史资料搜集、利用的基础上,笔者到大理、下关一带开展调研与资料搜集,在大理州档案馆获得了20卷下关商会资料,形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支撑,也有利于学界对此资料的认识和重视。第二,探究了下关商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下关商会成立时期的大理经济和滇西商帮贸易发展状况、中国商会建立的历史环境、云南和中央的政治博弈等。认为下关商会的成立,是滇西近代商业发展和绅商阶层形成、近代中国基层民主力量兴起、地方和中央就统治权的博弈等因素共冋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对其后下关商会相关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会委员会制和理监事制下的组织结构、职会员构成、选举制度、政党势力介入等特征。认为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对商会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改组,体现了中央在战时统制政策下力图将商会等民间团体纳入政府管控的诉求,虽然下关商会表面上建立了一套近代化、规范化的组织制度和选举流程,但实际上商会内部权力分配依旧体现的是大商帮和商号占据绝对地位的原则,商会选举仍然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主导。国民党势力虽然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下关商会,但党员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尚无法辨清。最后,探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在政权更迭、国民政府货币危机、央地关系紧张的特殊背景下金融职能的发挥。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和蒋中央展开了对云南货币控制权的争夺,加上此时法币和金圆券政策的失败,以及滇缅贸易的不畅、战争局势动荡等原因,下关商业走向萧条,而这对下关商会金融职能的影响非常重要。下关商会作为一背后被大商帮和资本家控制的机构,虽然表面上作为中央政府下属机构执行政府职能,但实际上受南京国民政府、滇省地方实力派势力消长的影响,其金融职能的履行体现了不同特征。这表明了近代下关商会在中国基层政权转型时期,其性质大体介于地方自治机关和政府下属机构之间,并处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中。
二、西安完善基层商会组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安完善基层商会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2）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
| 二、边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
| 三、抗战前边区落后的社会文化 |
| 四、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文化的改造 |
| 五、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中国社会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萌芽 |
|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形成 |
| 四、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类型 |
| 一、民间社会调解 |
| 二、群众团体调解 |
| 三、边区政府调解 |
| 四、司法机关调解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二、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原则 |
| 一、尊重双方意愿 |
| 二、非诉讼前置程序 |
| 三、遵守政府法令、兼顾善良习惯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历史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
| 一、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模式的影响 |
| 二、传统“无讼”和“惧讼”观念的影响 |
| 三、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
| 二、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纠纷大量增加 |
| 三、婚姻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失序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形式化不足 |
| 一、边区司法干部长期短缺 |
| 二、边区司法干部专业能力欠缺 |
| 三、诉讼程序不能满足边区民众的需要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推广 |
| 一、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的推广 |
| 二、边区领导人的推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组织网络与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国民党基层社会的整合困境 |
|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 |
| 二、国民党权力下沉及其内卷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动员的探索与新式调解权威 |
| 一、推进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
| 二、吸纳农民先进分子参与政权管理 |
| 三、开展社会教育植入新的政治理念 |
| 四、“内生型”精英与新式乡村调解人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
| 一、边区民众团体的政治基础 |
| 二、边区民众团体的规范发展 |
| 三、边区民众团体与社会组织化 |
| 第四节 调解组织网络的形成与治理功能 |
| 一、新式乡村精英、民众团体与调解的组织化 |
| 二、调解组织网络的治理功能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技术 |
| 第一节 革命、婚姻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困局 |
| 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封建婚姻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表达 |
| 三、陕甘宁边区婚姻治理的积极影响 |
| 四、婚姻治理中的革命理想与实践困局 |
| 第二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婚姻治理中的司法调解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法环境 |
|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三、封捧儿婚姻案——婚姻治理实践的个案解析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与个别化的权力技术 |
| 一、塑造典型与符号资源的再生产 |
| 二、“身体”在场的司法治理 |
| 三、“司法广场”中的革命教化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国民党司法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困境 |
| 二、司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司法新传统的形成 |
| 第六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精神血脉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 |
| 三、通过司法实践推进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培育新式乡村精英实现多元治理 |
| 一、“悬浮”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
| 二、新乡贤的理性塑造 |
| 三、纠纷解决中的新乡贤 |
| 第三节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 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 |
| 二、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调解组织网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近代县域市镇体系的构成研究 |
| 2.1 近代县域市镇体系的相关理论 |
| 2.2 近代县域市镇体系的构成要素 |
| 2.3 近代县域市镇体系的划分依据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职能组合演变历程 |
| 3.1 鸦片战争至济南开埠:功能单一的传统市镇 |
| 3.2 济南开埠至民国初立:双重功能互补的近代市镇 |
| 3.3 民国初立至济南设市:功能多重交叉的近代市镇 |
| 3.4 济南设市至济南解放:一体化发展的近现代市镇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历程 |
| 4.1 鸦片战争至济南开埠:层级分布相对均衡 |
| 4.2 济南开埠至民国初立:高等级市镇快速发展 |
| 4.3 民国初立至济南设市:标准市镇快速发展 |
| 4.4 济南设市至济南解放:基层市镇发展缓慢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历程 |
| 5.1 鸦片战争至济南开埠:倒“T”形发展的内闭型结构 |
| 5.2 济南开埠至民国初立:“十”字形发展的半开放型结构 |
| 5.3 民国初立至济南设市:“五轴三核心”的开放型结构 |
| 5.4 济南设市至济南解放:“六轴三心十节点”的近现代结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影响因素探析 |
| 6.1 开埠前政治军事与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明显 |
| 6.2 开埠后新式社会经济格局的形成发展 |
| 6.3 设市前交通网络和商业市场的近代化嬗变 |
| 6.4 设市后政策战争因素和近现代化事业为主导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插图清单 |
| 表格清单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 |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7）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知识观 |
| 二、研究策略 |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 三、“共治”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8）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本研究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本文可能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
| 一、相关概念 |
| (一)商会的概念 |
| (二)行业协会的概念 |
| (三)工商联的概念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第三部门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盐城市商会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一、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历史 |
| (一)萌芽与初建 |
| (二)改组与转型 |
| (三)恢复与发展 |
| 二、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现状 |
| (一)盐城市商会组织分类情况 |
| (二)盐城市商会组织个案分析 |
| (三)盐城市商会组织的职能贡献 |
| 第三章 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中存在问题 |
| (一)外部政策环境不够健全 |
| (二)政府对商会管理不够顺畅 |
| (三)商会组织内部建设亟待完善 |
| (四)工商联职能“部分失灵” |
| 二、盐城市商会组织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一)社会对商会组织地位认识不足 |
| (二)政府对商会组织管理机制不完善 |
| (三)商会发展过于依赖“人治” |
| (四)工商联双重角色结构束缚 |
| 第四章 国内外商会组织经验借鉴 |
| 一、国外商会组织经验借鉴 |
| (一)国外商会职能发挥 |
| (二)国外商会与政府关系 |
| (三)国外商会组织自身建设与运作 |
| 二、国内商会组织经验借鉴 |
| (一)完善商会相关法律、法规 |
| (二)政府积极扶持商会发展 |
| (三)商会自身建设发展 |
| 三、国内外商会组织对比 |
| (一)国内外商会组织对比 |
| (二)结论 |
| 第五章 完善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对策建议 |
| 一、推进法律体系建设,明确商会法律地位 |
| 二、减少行政干预,构建政府与商会新型关系 |
| 三、发挥优势,促进商会提升自我建设能力 |
| 四、改革创新,推动工商联工作上台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时间、区域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3.2 蒲州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及难点 |
| 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1 蒲州商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
| 2.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2.1.2 社会人文历史因素 |
| 2.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概况 |
| 2.2.1 明初—清中叶:蒲州商业的兴盛与发展 |
| 2.2.2 清中叶—20 世纪初:蒲州商业曲折发展,由盛转衰 |
| 2.2.3 “十年省政建设时期”:蒲州商业出现短暂繁荣 |
| 2.2.4 抗日战争时期:蒲州商业全面衰败,退出历史舞台 |
| 2.3 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4 小结 |
| 3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经营习俗 |
| 3.1 蒲州商业广告习俗 |
| 3.2 蒲州商号店铺的经营之道 |
| 3.2.1 知人善任,量才录用 |
| 3.2.2 热情待客,服务周到 |
| 3.2.3 生产销售,经营有方 |
| 3.2.4 号规严格,赏罚分明 |
| 3.3 小结 |
| 4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交易习俗 |
| 4.1 集市庙会习俗 |
| 4.2 货币流通习俗 |
| 4.2.1 当铺 |
| 4.2.2 钱庄 |
| 4.2.3 近代银行 |
| 4.3 小结 |
| 5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行会管理习俗 |
| 5.1 蒲州传统商业行会组织 |
| 5.1.1 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
| 5.1.2 地缘组织:商帮与会馆 |
| 5.2 由行会向近代商会的过渡 |
| 5.3 蒲州商业行会组织的信仰与禁忌 |
| 5.4 小结 |
| 6 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6.1 引起了蒲州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改变 |
| 6.2 引领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
| 6.2.1 经商之风的盛行 |
| 6.2.2 儒贾之风的盛行 |
| 6.3 促进了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
| 6.3.1 带来了服饰、饮食、建筑、婚丧等习俗的多样化 |
| 6.3.2 “商路即戏路”:推动了蒲剧的产生与繁荣 |
| 6.4 大力扶持社会公益事业 |
| 6.4.1 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
| 6.4.2 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
| 6.4.3 修筑公共基础设施,积极维护地方治安 |
| 6.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旨趣及价值 |
| 二、时空范围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五、研究重难点 |
| 第一章 下关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至民国初年滇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 |
| 一、明至清中叶滇西北经济文化的变迁 |
| 二、清末至民国初年滇西北绅商群体的崛起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政局的变迁 |
| 一、云南军都督府的成立及唐继尧政府的治理 |
| 二、龙云主滇时期的“新云南”建设 |
| 三、战后卢汉政府的治理及云南政局的演变 |
| 第三节 从“丝花会馆”到“下关商会” |
| 一、光绪年间“丝花会馆”的成立 |
| 二、民国初年“丝花会馆”向“下关商会”的转型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变迁(1937～1945) |
| 第一节 委员会制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特征(1937～1943)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业的发展及人民团体改组运动 |
| 二、委员会制时期下关商会及下属同业公会职员分布特征 |
| 三、国民党势力对下关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介入情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特征(1943～1945) |
| 一、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下属同业公会的职能特点 |
| 二、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职员分布特征 |
| 三、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下属同业公会职员、会员分布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金融调控(1946～1949)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金融背景及下关商会组织变迁 |
| 一、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金融背景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 |
|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金融措施 |
| 一、金圆券发行前下关商会与地方金融 |
| 二、金圆券发行后下关商会与地方金融 |
| 第三节 下关商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一、金圆券发行之前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二、金圆券发行之初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三、金圆券发行后期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西安完善基层商会组织（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泰市工商联所属商会组织发展研究[D]. 杨红. 山东财经大学, 2021
- [2]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5]近代历城县市镇体系演变研究[D]. 杜聪聪. 山东建筑大学, 2020
-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8]盐城市商会组织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D]. 秦雨. 东南大学, 2019(01)
- [9]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D]. 姬海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D]. 罗杨焱.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