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刘燕,周安馨[1](2021)在《“愁”之“流”——《神州集》中sorrow与river的词频数据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数字人文的理论,以数据、图式等统计数据和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考察庞德编译的《神州集》(1915)中的"sorrow"(愁苦)、"river"(流水)词频及相关的词汇星丛,以此探讨庞德在编译《神州集》时的题材偏好、意象选择、艺术技巧革新等。可见,《神州集》的编译工作与庞德同时推动的意象派运动并行不悖;而中国古典诗歌的"愁苦"题材与"流水"意象契合了庞德此时的流亡状态与诗歌革新主张,并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提供了来自中国古典诗歌的源泉与启示。
褚慧英,金美兰[2](2020)在《庞德英译本《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文章基于跨文化传播视野,以英译作品《华夏集》为跨文化研究个案,从译作对诗人自身创作的影响、对西方现代诗歌语言范式的转变及诗歌抒情方式的转变三个维度,探析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所做的创造性翻译和创新性传播,以此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达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华夏集》的跨文化研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全新跨文化思维和路径,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同与吸收。
杨安文[3](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姚成贺,崔放[4](2019)在《中国传统诗歌英译的意象主义“新生”——以英译《苔》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汉语是一种高度意合的语言,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诗歌正是这种意合性的集中体现。对于讲求逻辑结构的英语来说,诗歌外译似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很难同时达到形合与意合。产生于20世纪的意象主义诗歌则为我们的外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意象主义诗歌的创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诗歌产生了共鸣。对意象主义诗歌经典作品的形式与诗性之分析,将给诗歌外译工作带来重要的借鉴与启发,对基于原作以及译入语相似文本的模仿性再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尽可能减少译出活动造成的文化遗失。
杨凯[5](2017)在《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经典化历程》文中提出李白诗歌是我国的文学瑰宝。两百多年来,李白诗在英语世界广为译介,已成为英美翻译文学之经典。其在英美世界经典重构的动因有二:一是其文本因素,即李诗本身艺术属性和风格;二是其超文本因素,包括李诗在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与英美诗学传统的契合,以及英美文学系统外部赞助力量和文学系统内部专业人士的推动。
朱媛君[6](2016)在《糅合与超越 ——以《诗章》为例的庞德文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一位争议颇多的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文学批评家,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数百首原创诗歌,翻译和再创作了包括汉语诗歌、日本俳句,古希腊罗马诗歌等世界着名诗歌,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批评论文,其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大胆的革新精神为美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更是留下了英美诗歌的扛鼎之作——《诗章》(the Cantos),这部贯穿庞德写作生涯直至其长辞人世的皇皇巨着更是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学家立下了一座充满了杂乱的巨石和致命的冰川的阿尔卑斯山,尽管如此,国内外学者仍旧不畏艰险,对《诗章》的文本研究收获颇丰。研究一个人的作品,究其根本是要研究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所遵循内在思想,研究《诗章》就势必要研究庞德自身的文学评论系统,要理解一个人的诗歌就必须去读他的批评。阅读诸多解读《诗章》的文章中庞德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变性跃然纸上,诚如庞德自己质疑他对于文学本身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批评系统。故本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庞德散见于各类书信文章和单篇论文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整合成为庞德一生文论思想的主要三点特色。其次,《诗章》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写作形态与第一章所梳理的庞德的文学理论不谋而合,在《诗章》的写作中贯穿了庞德在各个时期所遵循的文学思想,从《诗章》文本出发,不难发现隐藏诗文其中的庞德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的转变的心路历程、庞德对翻译和创作的定义、庞德对世界诗歌的借鉴和推进世界诗歌交流的美好愿景,最后,文章的第三章以庞德文论的特色分为三点展开,探讨在《诗章》力证下的庞德文论对于传统和后世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和毋庸置疑的文学地位。
赵长江[7](2014)在《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着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着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杨静[8](2014)在《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文中研究表明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典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品质。因此,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全球文化多样化的发展。然而,涵括了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尚未建立健全理论体系和该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亟需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过去和现在的比较,才能查漏补缺、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以谋求新的发展。尽管西方众多翻译学者都强调了翻译史研究在确立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众多中西翻译史着作的纵观横览之下,我们竟然难觅中国典籍英译史的踪迹。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中国典籍英译已经悄然走过了250多年的历史,对它的描述乃是一部鸿篇巨制,我们需要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从一般性的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领域的翻译史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王丽娜1988)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逐步确立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使得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之,西方汉学的重镇转向美国,美国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因此,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标杆性。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翻译的效果如何?),从而勾勒出其全貌;并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分析这段翻译史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和汉学发展因素(为什么翻译?是什么影响了翻译?);然后,本文聚焦译本和译者,通过译本的横向比较,结合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地对不同的译本范式和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观进行分析,对不同范式下的译本在传播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地评估和定位(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不同结果又是什么?哪种方式是最理想的?),最终形成一部以美国的历史背景为经,以儒学典籍的英译活动为纬、有史有论、有系统有条理,能够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全球文化多样化提供借鉴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是对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对象与目标、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安排的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翻译史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国儒学典籍史未来研究的方向。第三章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纵向地分为4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译本、译者及其相关翻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发现: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到20世纪下半叶,分别在60年代和90年代迎来了两次高潮。翻译从部分到整体、从节译到全译、从个人兴趣到集体合作、从宗教到哲学,译本样态和译者的职业身份、翻译目的和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旅美华人学者和美国汉学家担当着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整体年龄偏大,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直到目前,美国的儒学典籍英译仍然主要依附于美国汉学而发展,并未成立专门的翻译组织,也未出版相应的学术期刊,美国翻译界的知名学者也未涉足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第四章主要借助了描写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深刻剖析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背后的文化动因。研究发现,美国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加上美利坚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叛逆和创新的文化精神是美国翻译和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力;美国文化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和危机,借助中国文化来改造和发展自身文化是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客观需求。整体上看,美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输入的同时总伴随着向外的文化输出和扩张。中国儒学典籍英译虽然经历了两次高峰,但整体缺乏独立的发展态势,而主要依附于汉学。此外,美国政府、各大财团支持的基金会,通过政策扶持或资金支持的方式,对汉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以及相关高校的汉学机构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操控性,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进展,反过来,众多儒学典籍的英译本也成为汉学家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参考文献。第五章则聚焦译本和译者,将美国二十世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本大致分为“文本中心”和“文本相关”两大范式。前者最接近儒学典籍文本规范,把原文和原作者放在其所处的相应历史背景下,以忠实反映原文在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以陈荣捷的《中国哲学资料书》和安乐哲的《论语:哲学翻译》为代表,该范式下的译本反映了其译者认同儒学典籍及其作者在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地位的文化传播观,及其认同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原则首先是忠实地传达儒学典籍的特质或差异的翻译观。由此可见,“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最首要的功能是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原貌,帮助西方看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维系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差异性特征,它是文化之间交流和借鉴的基本动力。“文本相关”的范式以庞德的《诗经》和《四书》译本、白氏夫妇的《论语辨》译本为代表,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但其共同点都不以忠实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内涵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超越对原文本义和特质的探求,转向关注译本可能产生的对当下的意义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典籍进行“改造”和“利用”。因此,该范式下的译本,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开辟了文化传播的多样化途径、适应了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较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第六章结语。本章在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内容,并以史为鉴,探讨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传播的最佳模式,并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出设想。
张景华[9](2013)在《庞德的翻译是东方主义吗?——兼论《神州集》的创造性翻译》文中认为自本世纪之初中国的庞德研究就流行着一种东方主义视角,批评庞德在其译作中篡改中国文化典籍,贬低中国形象,这种批评集中体现于对其作品《神州集》的评价然而,东方主义视角忽略了庞德创造性翻译的丈学和文化语境,首先,在庞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时期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其次,《神州集》的创造性翻译所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并没有将中国文化妖魔化,而是为其反战主题服务的;再次,庞德的创造性翻译并非迎合而是挑战主流文学和文化价值观、所以,东方主义视角实质上是对庞德创造性翻译的一种误解。
耿黎,冯光华[10](2013)在《庞德中国诗歌英译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意象派是由美国诗人庞德于1909年前后在英国伦敦倡导并组织成立。他颇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和实践让他一跃成为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袖和奠基人,并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庞德不圄于之前维多利亚时期诗风,推动象征主义诗歌在西方诗坛大放异彩。本文从三个角度,即:凝练用词特点思想对艾略特句法省略写作风格的影响,庞德诗歌意象交融对华莱士·斯蒂文斯诗歌比喻性意象交融的影响,音乐性短语使用对艾略特大量使用重叠性词语单音节、双音节词语三个方面来分析庞德英译中国诗歌对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论证了庞德从浩瀚的中国文学典籍中获取养分,为西方象征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观点。
二、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庞德英译本《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20世纪《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 |
二、《华夏集》的翻译特质 |
(一)对自身创作产生的影响 |
(二)改变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范式 |
(三)改变了诗歌的抒情风格 |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2.1 柏桦生平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2.4.1 香港 |
2.4.2 台湾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3.1 译介概况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3.2 译介主体 |
3.2.1 译者背景 |
3.2.2 译者类型 |
3.2.3 翻译模式 |
3.3 文本选择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3.4 传播媒介 |
3.4.1 出版机构 |
3.4.2 网络媒介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3.5.1 早期:1988-2007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4.1.1 接受概况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4.4.3 海外评价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5.1.1 文本概述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中国传统诗歌英译的意象主义“新生”——以英译《苔》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 言 |
二、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理念及与中国传统诗歌之对比 |
1.意象主义诗歌的基本创作理念 |
2.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之异 |
三、意象主义诗歌经典代表作的形式与诗性之分析 |
1.形式上的分析 |
2.诗性上的分析 |
四、中国传统诗歌英译的意象主义新生 |
1.英译袁枚诗《苔》 |
2.英译本形式与诗性上的解读 |
五、结 语 |
(6)糅合与超越 ——以《诗章》为例的庞德文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庞德文论思想 |
第一节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 |
第二节 “日日新”与“多元化” |
第三节 “真情”与“惜才” |
第二章 “文论思想”在《诗章》中的隐现 |
第一节 作为主体的“意象交织” |
第二节 作为手法的“碎片拼贴” |
第三节 作为核心的“博取杂糅” |
第三章 “糅合”与“超越” |
第一节 跨越传统 |
第二节 超越当代 |
第三节 复杂而单纯的文化理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7)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及所含内容 |
1.1.1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界定 |
1.1.2 中国文化典籍所含内容 |
第二节 选题范围和研究问题 |
1.2.1 选题范围 |
1.2.2 研究问题 |
第三节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1.3.1 选题的缘由 |
1.3.2 选题的意义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1.4.1 翻译学着作 |
1.4.2 中西文明史、文化交流史和史学着作 |
1.4.3 传教士和汉学着作 |
1.4.4 博士论文 |
1.4.5 资料性和启发性着作 |
1.4.6 国外和海外华人的着作 |
第五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创新点 |
第六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各章内容 |
1.6.1 论文的结构安排 |
1.6.2 各章内容 |
第二章 序幕: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西译 |
第一节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背景 |
2.1.1 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 |
2.1.2 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扩张引发了海外传教浪潮 |
2.1.3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思想基础 |
第二节 从拉丁语、法语到英语转译 |
2.2.1 中国文化典籍西译起因与目的 |
2.2.2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翻译与影响 |
2.2.3 英语转译文本的缘起及其作用 |
第三节 《赵氏孤儿》的翻译及影响 |
2.3.1 《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流传 |
2.3.2 伏尔泰与《中国孤儿》 |
2.3.3 中国形象的走向:从赞美到贬低 |
第三章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之发轫 |
第一节 马士曼英译《论语》和《大学》 |
3.1.1 《论语》英译动机:汉语学习及传播中国礼仪 |
3.1.2 逐字对译:扭转耶稣会士的美化翻译 |
第二节 小斯当东的英译原则:实用第一 |
3.2.1 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开启中国法律英译的先河 |
3.2.2 小斯当东英译《异域录》:关注边疆题材和民族典籍 |
3.2.3 小斯当东对翻译的贡献与影响 |
第三节 马礼逊:传播中国文化的奠基人 |
3.3.1 马礼逊的英译作品:开启英译中国文化的大幕 |
3.3.2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传播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
3.3.3 马礼逊:传教士和文化使者 |
第四章 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经典 |
第一节 柯大卫“四书”英译:尊耶贬儒的典型代表 |
4.1.1 “四书”的第一个英语译本 |
4.1.2 柯大卫的翻译思想:译儒攻儒,传播福音 |
第二节 承前启后的翻译家麦都思 |
4.2.1 编译对话:通过翻译学习汉语并传播中国文化 |
4.2.2 《书经》英译:从历史经典中寻求资源 |
第三节 理雅各:打开中国思想的大门 |
4.3.1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将中国的学问与知识传到西方 |
4.3.2 理雅各英译《东方圣书》:耶儒道比较、融合与补充 |
4.3.3 儒道经典术语英译:永远的难题 |
4.3.4 “以意逆志”的翻译思想 |
第四节 《道德经》最初的三个英语译本 |
4.4.1 湛约翰译本:哲学、政治诠释 |
4.4.2 巴尔富译本:道是自然 |
4.4.3 保尔·卡鲁斯译本:报怨以德 |
第五章 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 |
第一节 德庇时英译中国文学典籍:通过翻译认识中国 |
5.1.1 小说英译:信息——美学原则 |
5.1.2 戏剧英译:用西方戏剧理论解读中国戏剧 |
5.1.3 《汉文诗解》:西方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诗歌的专着 |
第二节 翟理斯的英译轨迹:从文学翻译到汉学研究 |
5.2.1 《聊斋志异》英译:让中国人自己说话 |
5.2.2 《古文选珍》:传递中国思想 |
5.2.3 《古今诗选》:韵译中国古诗 |
5.2.4 《庄子英译》:以庄解庄 |
5.2.5 《中国文学史》:让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融入世界 |
5.2.6 汉英词典编纂:从马礼逊到翟理斯 |
第六章 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第一节 《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 |
6.1.1 中国英文期刊的历史轨迹:从《中国丛报》到《中国评论》 |
6.1.2 蒙学典籍英译:否定中国的基础教育 |
6.1.3 文学典籍英译:追寻中国的现实 |
6.1.4 《南京条约》中英文版:传教士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
第二节 其他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6.2.1 期刊典籍英译的广泛性: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
6.2.2 期刊英译长篇小说的轨迹: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例 |
第七章 殖民视阈中的“侨居地翻译” |
第一节 殖民主义和“侨居地翻译” |
7.1.1 殖民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
7.1.2 “侨居地翻译” |
第二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合作翻译与译作出版 |
7.2.1 “侨居地翻译”的优势:合作翻译 |
7.2.2 “侨居地翻译”中的出版商、赞助人和读者 |
第三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译者思想和中国文化 |
7.3.1 译者思想演变轨迹:从对立到宽容 |
7.3.2 主客文化或强弱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
7.3.3 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接受 |
第八章 结语: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走势 |
第一节 译者身份变迁: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翻译家 |
8.1.1 海外译者: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 |
8.1.2 中国译者:关注中国文化传递 |
第二节 汉英词典编纂与刊登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期刊 |
8.2.1 从普通汉英词典到专业词典 |
8.2.2 中国人的翻译期刊:从《天下》到《中国文学》 |
第三节 典籍翻译研究逐渐繁荣 |
8.3.1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8.3.2 西方现代译论和方法论给典籍翻译理论构建带来的启示 |
附录 |
附录1 17、18世纪主要中国文化典籍西译本 |
附录2 与第三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附录3 与第四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附录4 与第五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附录5 与第六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主要成果 |
(8)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目标 |
1.3 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
1.4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第二章 翻译史研究现状分析 |
2.1 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
2.2 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
2.3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迫切性及其研究方向 |
第三章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描述与分析 |
3.1 概貌 |
3.2 二十世纪之前的西方儒学典籍英译史略 |
3.3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起始阶段(1835—1919) |
3.3.1 历史与文化背景 |
3.3.2 以传教士为主的初期翻译活动 |
3.3.3 翻译活动特征分析 |
3.4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上升阶段(1920—1949) |
3.4.1 历史与文化背景 |
3.4.2 早期汉学家的翻译活动 |
3.4.3 翻译活动特征分析 |
3.5 二战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第一个高潮期(1950—1979) |
3.5.1 历史与文化背景 |
3.5.2 旅美华人译者的崛起与翻译的初步繁荣 |
3.5.3 翻译活动特征分析 |
3.6 中美正式建交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第二个高潮期(1980—2000) |
3.6.1 历史与文化背景 |
3.6.2 译者翻译视角的多元化与翻译的全面繁荣 |
3.6.3 翻译活动特征分析 |
3.7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总体特征 |
3.8 小结 |
第四章 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汉学发展与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 |
4.1 历史文化语境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影响 |
4.1.1 美国国家的建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期与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 |
4.1.2 美国世界文化强国地位的确立与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 |
4.1.2.1 美国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与儒学典籍英译的第一个高峰期 |
4.1.2.2 文化多元主义与儒学典籍英译的第二个高峰期 |
4.1.3 美国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与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 |
4.2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赞助人 |
4.2.1 美国政府 |
4.2.2 基金会 |
4.2.3 主要出版机构 |
4.3 美国汉学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 |
4.3.1 美国高校的汉学教育机构为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储备人才 |
4.3.2 美国汉学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为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提供研究场域 |
4.3.3 美国汉学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影响 |
4.3.3.1 追随欧洲汉学传统 |
4.3.3.2 美国汉学的转型期 |
4.3.3.3 区域研究及汉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4.3.4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对美国汉学发展的贡献 |
4.4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两种范式 |
5.1 翻译范式的分类依据及其基本特征 |
5.2 “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和译者 |
5.2.1 典型性特征和分类 |
5.2.2 陈荣捷及其“文本中心”范式下的“注释型”译本分析 |
5.2.2.1 学术背景和主要成就 |
5.2.2.2 《中国哲学资料书》与陈荣捷的文化观和翻译观 |
5.2.3 安乐哲及其“文本中心”范式下的“比较型”译本分析 |
5.2.3.1 学术背景和主要成就 |
5.2.3.2 《论语:哲学翻译》与安乐哲的文化观和翻译观 |
5.2.4 “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5.3 “文本相关”范式下的译本和译者 |
5.3.1 典型性特征和分类 |
5.3.2 庞德及其“文本相关”范式下的译本分析 |
5.3.2.1 学术背景和主要成就 |
5.3.2.2 《诗经》译本与庞德的文化观和翻译观 |
5.3.2.3 《四书》译本与庞德的文化观和翻译观 |
5.3.3 白氏夫妇及其“文本相关”范式下的译本分析 |
5.3.3.1 学术背景和主要成就 |
5.3.3.2 《论语辨》译本与白氏夫妇的文化观和翻译观 |
5.3.4 “文本相关”范式下的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5.4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6.1 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6.2 不足之处与拓展研究 |
6.3 以史为鉴: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庞德中国诗歌英译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四、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愁”之“流”——《神州集》中sorrow与river的词频数据分析[J]. 刘燕,周安馨. 翻译界, 2021(01)
- [2]庞德英译本《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J]. 褚慧英,金美兰.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1)
-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4]中国传统诗歌英译的意象主义“新生”——以英译《苔》为例[J]. 姚成贺,崔放.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3)
- [5]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经典化历程[J]. 杨凯.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7(03)
- [6]糅合与超越 ——以《诗章》为例的庞德文论思想研究[D]. 朱媛君. 苏州大学, 2016(02)
- [7]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 赵长江. 南开大学, 2014(04)
- [8]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D]. 杨静. 河南大学, 2014(02)
- [9]庞德的翻译是东方主义吗?——兼论《神州集》的创造性翻译[J]. 张景华. 中国翻译, 2013(05)
- [10]庞德中国诗歌英译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影响[J]. 耿黎,冯光华.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