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清形势 理清思路 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李刘汪[2]（2021）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流域面积6000余平方公里的淠河是六安人的母亲河,同时也是合肥市居民饮用水源地和淮南市（寿县）的灌溉水源地,其治理和保护工作对皖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要影响。近些年淠河水质下降的较为明显,大量污水涌入使得水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尽管流域内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政策,并且意识到了跨地协同的重要性,但治理效果依旧不能达到预期。流域内水污染的严峻形势迫使政府部门走向合作,然而想要从整体上控制住水质恶化趋势,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还需要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以居民、环保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多元共治。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当前流域水污染治理问题而展开,在协同治理的视角下分析淠河流域当前的水污染治理工程,探索该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上的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在借鉴国内外水污染治理经典案例的基础上提出贴合淠河实际的实施建议。通过调研发现,淠河流域近年来已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治理活动,流域水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水污染问题尤其是跨界污染问题依旧存在,且不断影响着沿岸居民的用水安全。占据淠河流域主体的六安市与其他城市都已意识到联防联控的重要性,已落实有关会议制度和协议,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成因上分析,水污染主体之间由于治理目标和资源占有状况上的差异,导致各个主体在行动理念上存在着冲突,部门之间合作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传统分割性管理体制的限制,各个部门依旧是封闭性治理,难以构建起适应淠河流域治理的机制;此外,淠河流域的各个治理主体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市场、社会两大主体处于信息劣势,使得他们的参与力度非常受限;最后,由于联合执法机制的不完善,各部门在行动上难以摆脱传统条块化的分割思路,使得执法效果不能持续,反弹较大,难以建立起长效机制。因此,在考察和借鉴国内外流域水污染治理优秀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淠河流域今后的治理过程之中,必须先通过构建信任机制让各部门的共同利益得到强化,并以此激发他们的治理积极性;同时要突破政府部门横向交流的限制,积极引导部门之间走向合作,建立起完备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统一的污染治理体系;此外还应当完善信息沟通和互动制度建设,拓宽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参与渠道,引导他们参与到水污染治理活动中,发挥他们的治理潜力;最后要通过联合执法的相关机制和配套实施建设来实现执法常态化,实现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相结合,以此促进流域治理效能的提升。
高云亮[3]（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李昂[4]（2020）在《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森工城市转型是东北振兴的重要组分,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资源环境作为森工城市发展的引擎和载体,决定了城市产业、生态、社会和空间等要素的配置特征和演进方向,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是森工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在资源型城市中,森工城市的转型步伐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集中分布在东北边缘区位的森工城市群体,普遍存在着转型方向趋同、发展格局失衡、生态修复受阻、产业结构松散和城市引力缺失等问题,极大阻碍了森工城市的可持续转型进程。究其原因,森工城市尚未形成与资源环境耦合的转型策略框架。本文立足于森林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背景与国际经验,以资源环境综合测度为切入点,以空间为语境,挖掘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的系统关联,揭示生态过程与转型过程的内在机制,辨识条件差异下的转型模式路径,并提出助力森工城市可持续转型的空间响应策略。全文围绕“理论认知—特征解析—测度综合—模式识别—空间响应”的技术路线展开研究“理论认知”——从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测度方法研究、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转型的空间效应等方面,揭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从而构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并据此提出综合测度的方法体系和技术路线。“特征解析”——通过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自然与生态环境、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经济与产业发展、区位与交通联系、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梳理概况,结合多样本大数据和空间技术,获得了森工城市转型发展中“形”的特征。通过分析资源环境对空间、城市网络、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约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森工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问题的成因。“测度综合”——基于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属性,构建综合测度模型。模型以资源环境的禀赋差异为基础,对森工城市的模式差异进行测度辨识和聚类分析,并以系统机制为纽带,集成面向转型格局、生态修复、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等多种转型系统目标的空间响应测度集合。资源环境综合测度模型包含两个模块,4种模式指针,26种模式辨识指标,4种空间响应方法,56种响应因子,并具有因地制宜的模型系统开放性,从多维度、多尺度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量化指引。“模式识别”——以森工城市资源环境丰裕度、资源产业依赖度、城市发展支撑度和区位条件优势度的测度结果为依据,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森工城市群体进行系统分类,并根据分类结果和模式指针的差异性,逆推各类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特征要素,从而提出差异性的转型模式和相应路径,并探讨了基于边界融合、非均思路和重要节点的模式化发展协调性与可变性。“空间响应”——以模式差异为依据,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几种基本模式构型进行空间尺度上的测度响应,对于引力核心型城市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控国土空间,对产销基地型城市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提升组织产业结构和空间转型,对精明收缩式森工城市明确生态安全格局的首要地位,对职能置换模式提出基于空间适宜性的城市系统更迭和空间再生。研究以资源环境和空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支撑,面向困难时期黑龙省森工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转型问题,通过对资源环境和城市转型相关要素的综合测度,以资源环境内在作用机制为方法,发现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问题,提出问题导向的模式路径,并依据路径差异提供协调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响应策略。希望研究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构建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空间框架,在实践层面上,为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方法参考。
蓝希[5]（2020）在《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认为保护、恢复和促进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直是各个国家不断坚持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目标。从国内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可以得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区域性质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导向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面对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如何以精准量化、全面系统的形式对不同区域不同地类进行可持续利用评价,了解不同区域内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继而制定相对应的治理政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论文在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研究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归纳,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发展趋势,对文章涉及的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研究进行阐述;其次,在土地三大类的分类基础上重新确定研究区域用地分类,结合武汉市的用地情况,详细分析各类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核算内容与计算方法;借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模型BOSSEL基本类定向指标进行计算,参考国内外社会经济标准以及武汉市近几年内各生态指标数值制定等级划分标准,结合综合评价法获得土地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利用评价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值;最后,依据系统发展协调理论,对资源价值核算结果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综合数值进行协调度测算与公平性评价,并运用发展综合指标测度方法结合三种成果对武汉市2016年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做出合理、科学地评价,以进一步剖析并提出相应土地利用战略及保障机制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构建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分析框架。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标准对武汉市的土地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并获得资源价值发展指数值,依据基本类定向指标模型对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态势发展进行分析,结合文章具体分析框架对系统协调度计算与公平性评价的模型进行改进,运用发展综合指标测度方法将态势发展数值结果、系统协调度结果、公平性评价结果进行综合测算,最终得出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该方法为以后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的体系选择提供了一种新颖思路。（2）基于农用地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从武汉市农用地的经济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来看,远城区中的东西湖区、新洲区和汉南区均为弱可持续性,蔡甸区和黄陂区的可持续性等级则为中可持续,江夏区的经济可持续性最高,为完全可持续,主要原因为东西湖区和汉南区的农用地面积缩减速度较快,目前两个行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重心也逐渐偏离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而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尤其是江夏区的农产品则依然为武汉市的主要农业发展区域;从生态可持续利用状况来看,远城区基本属于弱可持续以上等级,其中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等级达到了中可持续,主要原因为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的农用地面积占武汉市全市的比重较大,其具有的生态可持续利用价值也较于中心城区更高,而东西湖区农用地的生态可持续性为弱可持续,其主要原因在于区域近年来也有逐步向二三产业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与第一产业相关的农用地发展有所减弱。（3）基于建设用地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从武汉市建设用地的经济可持续评价情况来看,武汉市中心城区的7个行政区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均为可持续,几个行政区近年来的地价交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远高于其他两大类的土地收益,而远城区的几个行政区也依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生产速度、提高产出效率,其经济可持续性均处于中可持续等级;从建设用地的社会可持续利用等级水平来看,武汉市中心城区的社会可持续性均隶属于可持续等级,而远城区的社会可持续利用水平也均处于中可持续;从武汉市建设用地的生态可持续性情况来看,中心城区除去汉阳区、青山区为不可持续之外,包括远城区所有行政区,其可持续性等级均为弱可持续,主要原因在于汉阳区和青山区是以第二产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行政区,生态可持续性相较于其他几个行政区更低且污染排放量较其他几个行政区要高,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4）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未来发展对策建议在得到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三个方面,结合当前政策形势,对武汉市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合理性建议。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潘世磊[7]（2019）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大幅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传统的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近年来城市污染不断向农村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污染逐渐增加,农村生态环境堪忧,严重制约农业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投资水平较低,效果不明显,农业生态资本存量减少。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建设摆在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农村的“绿水青山”能否以及如何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山银山”将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以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为主线,注重在保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进行开发利用,将其转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山银山”。因此,研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保障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为研究主题,是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益贫效应及其与精准扶贫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6733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中生态资本的投资绩效评价与投资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71804196）所做的延伸和拓展。论文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分析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产生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检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以期为通过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来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阐述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回顾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介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全文技术路线;最后提出本研究的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对农业生态资本、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阐述生态资本等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并对现有理论进行评析。第三部分分析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的实现机理以及构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的分析框架。第四、五和六部分为本文核心内容。第四部分对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分析。首先构建农村生态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分别测算分析不同省份以及不同区域农村生态状况。然后采用PSTR模型对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的生态效应的非线性结构进行分析。最后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生态影响的空间效应。第五部分对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首先建立农村经济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各省份和四大经济区对农村经济状况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分析。接着采用PSTR模型从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两个不同方面研究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并分别对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第六部分对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社会效应分析。首先就农村社会状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分别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采用PSTR模型研究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指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空间检验方法检验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被动型投资和农村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分析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社会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展望。基于以上较为系统的研究内容,论文主要结论如下:一、就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而言,（1）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平均来说能降低沙化土地面积占比,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质量。（2）考虑空间作用下,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总体上无益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生态资本被动型投资显着提高沙化土地面积占比值,且跨区域差异明显。（3）整体上,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的生态作用的非线性和空间效应已然显现,且存在差异,同时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就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而言,（1）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将显着非线性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在较高水平上将不利于农村恩格尔系数所代表的农村经济发展。（2）农业生态资本被动型投资整体上无益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3）考虑空间作用的情形下,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无明显影响。三、就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社会效应而言,（1）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在较高水平时能明显提高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但同时也提高人口增长率,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程度的大幅提高。（2）农业生态资本被动型投资仅在其较低水平时能显着降低自然灾害救济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3）考虑空间作用下,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的增加将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态资本被动型投资的增加将显着降低农村医疗设施发展水平,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整体上看,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被动型投资对农村社会发展的非线性作用明显,而空间效应不明显。综上所述,本文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创新:（1）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视角研究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选题上具有创新性和原创性,同时构建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村发展的分析框架,拓展和延伸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体系。现有研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理论主要探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或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大多数主要关注于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抑或是农民收入增加,鲜有直接涉及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2）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划分为农业生态资本主动型投资和农业生态资本被动型投资两种基本类型研究,并对其投资水平进行探索性测算。现有关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研究主要探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内涵、功能等,由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尚处于发展初期以及直接以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为统计项的统计内容与数据缺失,因此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水平的测算。（3）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线性结构识别与验证;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生态、经济和社会产生作用的空间效应识别与检验。以上分析及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提供参考。
杨晶晶[8]（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鲁勇[9]（2014）在《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研究 ——以长江流域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目前我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以长江流域监测机构为例,通过分析机构发展历程和监测机构构成,总结近些年取得的成效,多方面深层查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相应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和国内相近专业监测机构的经验和做法,从机构设置、经费保障、运行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可供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建议。通过对选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中,找寻如何依靠立法和贯彻落实法规,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履行好事业职能,保证监测网络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开始大力推进改革,事业单位也将进入改革阶段,水土保持监测机构顺应改革形势,认真研究和分析改革带来的变化,准确定位,强化措施,落实职能,为推进以水生态文明建议为主的水利改革提供建议和对策。在选题研究上,将采取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工作交流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贴近实际、贴近工作、贴近实效。将选题放于形势任务中,通过研究,对事业发展提供较全面的分析和判断,总结出较准确的建议和对策。选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和论述,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就机构体制进行加强和改进的建议,促进监测机构的发展;探索监测机构新任务,突出技术支撑的作用;加强监测机构自身建设,提高能力建设水平等方面的建议,推进水土保持监测事业的发展。
陈芳淼[10]（2013）在《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文中提出从历史演变状况看,荒漠化问题区域特征明显,整体可归属于地理系统问题。因此,用地理系统方法衡量与评价荒漠化问题具有科学性。地理学是实践科学。使用地理系统方法在认识荒漠化演化机制的同时,可以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依据地理学特征,可将区域荒漠化问题划分到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水系、沙地、社区六元结构板块,进行基本状况、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及演化机制认识（简称六元法）。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政治地位重要、文化结构多元,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区域荒漠化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恶化、地理系统变化剧烈等问题,严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用六元法,从村庄、县域、省域、区域尺度,对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进行逐级研究验证,分析认识区域荒漠化演化机制,探索防治对策,同时检验六元法的有效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基本机制通过六元法多层次、多点、长历史时段考察,得出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机制为：耕地扩张,耕地质量下降；天然草地缩减、人工草场扩大,草地整体退化严重；天然林遭到严重破坏,近期人工林地面积稳步扩大,林地生态经济功能较弱；湿地-水系萎缩,地表水面积减少，河流径流不稳定性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冰川融化加剧；沙地系统局部得到控制,整体扩张：社区扩张明显,城镇居民区和工矿区建设步伐快,大量占用郊区优质耕地。上述发展趋势反映出耕地、社区、人工林地扩张,草地、湿地-水系显着退化,沙地整体形势严峻,西部地区荒漠化形势不容乐观。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西部荒漠化问题严峻化的基本因素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导方面。2、我国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对策建议研究对未来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2)彻查全区资源环境状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3)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发展,其中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严格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4)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5)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6)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7)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3、六元法应用认识对“六元法”的实际应用得出如下认识：1)利用“六元法”进行区域荒漠化研究可覆盖全地理区域,研究方法简洁,研究结果条理清晰,问题定位准确,容易得出明确结论；2)“六元法”适用于多尺度地理系统（从村庄到全球系统）研究,上下尺度间研究结果互为印证,利于原因诊断；3)可分别六单元进行纵向历史发展趋势演变研究,借以从历史角度清晰地判明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彼此演替机制；4)可分别区域地理特征,判断单元荒漠化轻重关系与主次矛盾：5)县域及以下尺度的研究中,注意从主体地理单元把握荒漠化现状及其演化过程的细节,寻求针对性防治对策；县域以上尺度的研究中,注意对各地理单元变化趋势进行归纳总结,理清演变机制。
二、认清形势 理清思路 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清形势 理清思路 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协同治理视域下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
| 二、关于水污染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其特征阐述 |
| 一、流域水污染的概念 |
| 二、流域水污染的公共性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协同治理理论 |
|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诠释 |
| 二、协同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
| 三、协同治理理论与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契合度分析 |
| 第三章 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主体构成 |
| 第一节 淠河流域的管理部门 |
| 一、河长办公室 |
| 二、生态环境部门 |
| 三、水利部门 |
| 四、城市管理部门 |
| 五、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 |
| 第二节 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市场主体 |
| 第三节 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社会主体 |
| 一、流域内的广大居民 |
| 二、各类社会组织 |
| 第四章 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协同困境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概况 |
| 一、淠河流域简介 |
| 二、淠河流域水污染概况 |
| 三、淠河流域采取的协同治理对策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在水污染治理中呈现的协同困境 |
| 一、各主体间治理理念的冲突 |
| 二、协同治理机制的不完善 |
| 三、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力度有限 |
| 四、联合执法活动不完善 |
| 第三节 主体间协同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治理目标和资源占有的差异 |
| 二、分割性管理体制的限制 |
| 三、多元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 |
| 四、执法制度的不健全 |
| 第五章 国内外水污染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水污染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
| 一、泰晤士河治理经验借鉴 |
| 二、日本水污染治理政策借鉴 |
| 第二节 国内水污染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
| 一、沱江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总结 |
| 二、万峰湖流域的治理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淠河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实施建议 |
| 第一节 深化多元主体的协作共识 |
| 一、强化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 |
| 二、构建面向信息共享的信任机制 |
| 第二节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 |
| 一、完善统一领导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
| 二、落实淠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
| 三、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
| 四、建立科学的考核与评价机制 |
| 第三节 拓宽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参与渠道 |
| 一、完善市场主体参与机制 |
| 二、拓宽社会主体参与渠道 |
| 第四节 完善水污染治理联合执法制度 |
| 一、完善联合执法系统 |
| 二、构建执法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资源环境与资源环境测度 |
| 1.3.2 资源型城市中的森工城市 |
| 1.3.3 城市转型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资源环境理论及测度研究 |
| 2.1.1 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 |
| 2.1.2 资源环境测度研究 |
| 2.1.3 资源环境综合测度的基本框架 |
| 2.2 森工城市转型相关理论及空间研究 |
| 2.2.1 森工城市的特征与组成 |
| 2.2.2 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 |
| 2.2.3 以转型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组织研究 |
| 2.3 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 |
| 2.3.1 传统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
| 2.3.2 转型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正效应 |
| 2.4 方法体系构建与技术路线选择 |
| 2.4.1 方法体系构建思路 |
| 2.4.2 技术路线选择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特征 |
| 3.1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基础概况 |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 3.1.2 城市转型发展基础调研 |
| 3.1.3 资源环境总体概况 |
| 3.2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压力 |
| 3.2.1 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
| 3.2.2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振兴需要 |
| 3.2.3 地方民生的实际诉求 |
| 3.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约束特征 |
| 3.3.1 资源环境对城市空间的塑形 |
| 3.3.2 资源环境对城市网络的疏散 |
| 3.3.3 资源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固化 |
| 3.3.4 资源环境对社会结构的解离 |
| 3.4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矛盾 |
| 3.4.1 禀赋差异与转型方向 |
| 3.4.2 主体功能与既有格局 |
| 3.4.3 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 |
| 3.4.4 生态服务与产业结构 |
| 3.4.5 城市引力与基础设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资源环境测度模型构建 |
| 4.1 测度模型框架设计 |
| 4.1.1 测度模型的设计思路 |
| 4.1.2 测度模型框架 |
| 4.1.3 模型要素选择与指标处理 |
| 4.2 转型模式识别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2.1 基于产业视角的转型模式的轮廓限定 |
| 4.2.2 模式识别指针的选取 |
| 4.2.3 指标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转型空间响应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3.1 基于资源环境系统机制的方法集成 |
| 4.3.2 面向转型格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
| 4.3.3 面向产业结构的森林生态服务测度 |
| 4.3.4 面向生态修复的安全格局测度 |
| 4.3.5 面向人居环境的空间适宜性测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模式判定 |
| 5.1 基于指标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差异性 |
| 5.1.1 资源环境禀赋层面 |
| 5.1.2 产业结构层面 |
| 5.1.3 经济社会发展层面 |
| 5.1.4 区位条件层面 |
| 5.2 基于模式指针的聚类分析 |
| 5.2.1 模式指针测度结果 |
| 5.2.2 基于指针读数的聚类分析 |
| 5.2.3 聚类特征提取与转型思路 |
| 5.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差异与路径特征 |
| 5.3.1 转型模式的生成 |
| 5.3.2 引力核心模式 |
| 5.3.3 产销基地模式 |
| 5.3.4 精明收缩模式 |
| 5.3.5 职能置换模式 |
| 5.4 模式化发展的协调性与可变性 |
| 5.4.1 基于边界融合的模式协调 |
| 5.4.2 基于非均思路的模式异变 |
| 5.4.3 重要转型节点的模式镶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响应模式差异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策略 |
| 6.1 响应引力核心模式的空间调控策略 |
| 6.1.1 资源环境承载力引领核心城市发展 |
| 6.1.2 优化内生空间提升城市引力 |
| 6.1.3 发挥多元化优势协调三产结构 |
| 6.1.4 典型城市铁力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2 响应产销基地模式的产业布局策略 |
| 6.2.1 生态服务水平主导转型方向 |
| 6.2.2 整合区域资源培育优势产业聚集 |
| 6.2.3 基于生态服务差异的产业空间布局 |
| 6.2.4 典型生产单元朗乡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3 响应精明收缩模式的生态储备策略 |
| 6.3.1 生态储备空间的精细化管控 |
| 6.3.2 以生态安全格局决策空间发展 |
| 6.3.3 融合景观文脉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
| 6.3.4 典型城市五大连池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4 响应职能置换模式的空间重构策略 |
| 6.4.1 外向连接寻找新增长点 |
| 6.4.2 内部协作重置产业结构 |
| 6.4.3 产城融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
| 6.4.4 牡丹江市产业园区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土地资源价值研究进展 |
| 1.3.2 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进展 |
| 1.3.3 研究进展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基础理论研究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系统性理论 |
| 2.2.3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分析框架构建 |
| 3.1 土地资源价值核算分析 |
| 3.1.1 用地类型确定 |
| 3.1.2 资源价值核算内容 |
| 3.2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态势分析 |
| 3.2.1 评价方法确定 |
| 3.2.2 指标因子择取 |
| 3.2.3 评价标准制定 |
| 3.3 系统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
| 3.3.1 系统协调度模型 |
| 3.3.2 系统公平性评价模型 |
| 3.3.3 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 第四章 武汉市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分析 |
| 4.1 农用地价值核算 |
| 4.1.1 耕地价值核算 |
| 4.1.2 林地价值核算 |
| 4.1.3 园地价值核算 |
| 4.1.4 草地价值核算 |
| 4.2 建设用地价值核算 |
| 4.2.1 住宅用地与工矿仓储用地价值核算 |
| 4.2.2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与特殊用地价值核算 |
| 4.2.3 交通运输用地价值核算 |
| 4.3 未利用地价值核算 |
| 4.3.1 水域用地价值核算 |
| 4.3.2 其他土地 |
| 4.4 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结果综合分析 |
| 第五章 武汉市土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1 土地经济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1.1 经济指标因子选取 |
| 5.1.2 经济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2 土地社会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2.1 社会指标因子选取 |
| 5.2.2 社会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3 土地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3.1 生态指标因子选取 |
| 5.3.2 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第六章 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分析 |
| 6.1 权重与发展指数值计算 |
| 6.1.1 基本类定向指标权重计算 |
| 6.1.2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综合系统发展指数计算 |
| 6.2 系统协调度与公平性分析 |
| 6.2.1 综合系统协调度结果 |
| 6.2.2 综合系统公平性评价 |
| 6.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1 系统协调度结论分析 |
| 6.3.2 系统公平性评价结论分析 |
| 6.3.3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生态资本研究 |
| 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研究 |
| 三、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村发展关系研究 |
| 四、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农业生态资本 |
| 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 |
| 三、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生态资本理论 |
| 二、资本投资理论 |
| 三、农业生态经济理论 |
|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理论评析与思考 |
| 一、生态资本理论的缺陷与不足 |
| 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研究的思考 |
| 第二章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实现机理及效应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分析 |
| 一、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
| 二、农村发展现状分析 |
| 三、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村发展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实现机理分析 |
| 一、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实现机理 |
| 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实现机理 |
| 三、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社会效应实现机理 |
| 第三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的分析框架 |
| 一、生态效应 |
| 二、经济效应 |
| 三、社会效应 |
| 第三章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生态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
|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
| 一、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方法 |
| 二、熵权综合指数法的原理 |
| 三、生态效应水平测度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生态影响的线性效应与非线性效应 |
| 一、PSTR模型原理与实证模型构建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生态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 一、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构建原理与方法 |
|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实证模型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章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经济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影响的线性效应与非线性效应 |
| 一、PSTR实证模型构建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 一、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
|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实证模型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章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社会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社会影响的线性效应与非线性效应 |
| 一、PSTR实证模型构建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村社会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 一、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
| 二、空间相关检验与实证模型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相关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四、研究的断限与分期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概况 |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 |
| 一、第一阶段:秦汉时期 |
| 二、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 |
| 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至1949年 |
| 第二节 1949-1978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
| 一、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治理情况 |
| 二、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三、长江流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保体系初步构建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1979—1991)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情况 |
|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 |
| 三、环保理念与政策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初步发展 |
|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
| 二、区域空间产业布局的变动 |
| 第三节 区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治理 |
| 一、区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及成因分析 |
| 二、环保政策的出台及治理 |
| 第四节 水环境的逐步恶化 |
| 一、水土流失的加重与治理 |
| 二、水体污染程度与变化特征 |
| 三、洪涝灾害的发生频次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保区域分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1992—2001) |
| 第一节 转轨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况 |
|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
|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
| 三、环保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
| 一、经济加速发展概况 |
| 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 三、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
| 二、乡镇企业生产环境问题突出 |
| 三、经济开发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
| 四、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投入 |
| 第四节 水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加重 |
| 二、水污染局部特征明显 |
| 三、洪涝灾害频发及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保多元共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演变(2002—2015)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规模化区域规划与环境保护 |
| 二、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转变 |
|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推进 |
| 第二节 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 |
| 一、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
|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
| 三、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 四、环境问题全面凸显 |
| 第三节 水环境快速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情况严峻 |
| 二、水污染流域恶化明显 |
| 三、洪涝干旱灾害加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
| 一、生态环境变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修复带来的现实阻碍 |
| 三、对长江经济带地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
| 一、区域管理缺乏统一制度安排 |
| 二、区域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 |
| 三、区域管理中环保投入不足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
|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治理 |
| 三、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特征 |
| 一、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反思 |
|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演变历程 |
| 第二节 国外大河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 一、国外大河流域的开发模式 |
| 二、国外大河流域的发展模式 |
| 三、长江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选择 |
| 第三节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 |
| 一、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对策 |
| 二、内涵的转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研究 ——以长江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概念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的内涵和特征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学理论 |
| 第二章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的发展与成就 |
| 第二节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水土保持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备 |
| 第二节 流域监测机构层级管理体制不顺畅 |
| 第三节 监测机构参与市场化运作影响职能发挥 |
| 第四章 国内外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及类似机构运行管理机制启示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类似机构管理机制的启示 |
| 第二节 国内类似监测机构设置及运行机制的借鉴 |
| 第五章 完善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的发展定位研究 |
| 第二节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研究综述与理论发展 |
| 1.2.1 荒漠化研究进展 |
| 1.2.2 研究理论的发展与建立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范围划分 |
| 1.3.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村庄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2.1 耕地系统演变 |
| 2.2 草地系统演变 |
| 2.3 林地系统演变 |
| 2.4 湿地-水系演变 |
| 2.5 沙地系统演变 |
| 2.6 社区系统演变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县域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3.1 舟曲县、九寨沟县地理系统演变对比研究 |
| 3.1.1 基本背景 |
| 3.1.2 地理系统演变过程对比 |
| 3.1.3 生态环境结果 |
| 3.2 生态工程作用下安塞县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3.2.1 基本背景 |
| 3.2.2 地理系统演变过程 |
| 3.2.3 生态环境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省(区)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1 内蒙古自治区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1.1 耕地系统演变 |
| 4.1.2 草地系统演变 |
| 4.1.3 林地系统演变 |
| 4.1.4 湿地-水系演变 |
| 4.1.5 沙地系统演变 |
| 4.1.6 社区系统演变 |
| 4.1.7 基本认识 |
|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2.1 耕地系统演变 |
| 4.2.2 草地系统演变 |
| 4.2.3 林地系统演变 |
| 4.2.4 湿地-水系资演变 |
| 4.2.5 沙地系统演变 |
| 4.2.6 社区系统演变 |
| 4.2.7 基本认识 |
| 4.3 云南省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3.1 耕地系统演变 |
| 4.3.2 草地系统演变 |
| 4.3.3 林地系统演变 |
| 4.3.4 湿地-水系演变 |
| 4.3.5 沙地(喀斯特地貌)系统演变 |
| 4.3.6 社区系统演变 |
| 4.3.7 基本认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区域尺度--黄土高原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5.1 耕地系统演变 |
| 5.2 草地系统演变 |
| 5.3 林地系统演变 |
| 5.4 湿地-水系演变 |
| 5.5 沙地系统演变 |
| 5.6 社区系统演变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综合研究 |
| 6.1 西部地区地理系统演变 |
| 6.1.1 耕地系统演变 |
| 6.1.2 草地系统演变 |
| 6.1.3 林地系统演变 |
| 6.1.4 湿地-水系演变 |
| 6.1.5 沙地系统演变 |
| 6.1.6 社区系统演变 |
| 6.2 综合评价 |
| 6.3 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变机制特征 |
| 6.3.1 耕地、社区扩大是地理系统变化的起点,在西北地区表现为系统间争水、在西南地区表现为系统间争地 |
| 6.3.2 湿地-水系萎缩带来全局性影响,水资源争夺更是西北地区荒漠化的源头 |
| 6.3.3 草地、林地是地理系统发展趋向优劣化的重要风向标 |
| 6.3.4 自然灾害频发,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发展趋势 |
| 6.4 西部荒漠化演变机制根因分析 |
| 6.4.1 自然原因 |
| 6.4.2 根本原因 |
| 6.4.3 直接因素 |
| 6.4.4 综合分析 |
| 6.5 西部地区地理系统未来发展建设对策建议 |
| 6.5.1 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体制建设 |
| 6.5.2 彻查整个区域资源环境情况,为管理建设提供依据 |
| 6.5.3 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 |
| 6.5.4 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 |
| 6.5.5 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 |
| 6.5.6 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 |
| 6.5.7 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六元法”应用认识 |
| 7.1 “六元法”应用方法讨论 |
| 7.2 基于“六元法”西部荒漠化演变机制研究成果归纳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录一 问卷 |
| 附录二 附表 |
四、认清形势 理清思路 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协同治理视域下淠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D]. 李刘汪.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4]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D]. 李昂.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5]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D]. 蓝希.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效应研究[D]. 潘世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运行管理研究 ——以长江流域为例[D]. 鲁勇.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5)
- [10]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D]. 陈芳淼. 中国农业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