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状况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丁晓[1]（2021）在《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日照市D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要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各类社会救助措施依旧需要持续发力。农村低保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农村居民获得最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保障线,通过农村低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减少了农村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缓和了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同时,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区划层级的基层政府,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对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而言,乡镇政府是与政策目标群体联系最为密切的政策执行主体。因此,将乡镇作为考察样本,能清晰反映执行情况,全面反映其执行图景。在大量查阅梳理国内外低保政策执行现状的基础上,具体阐述农村低保相关概念及特点,选取D镇为考察样本,重点结合公共政策执行理论,采取深度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对该镇的农村低保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存在政策宣传效果不佳,出现对政策认识不够深入、参与政策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策实施出现偏差,出现过度倚重村委会、错保问题频出等现象;动态管理成效微弱,出现福利依赖等问题;监督激励工作不到位,出现公示效果欠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共政策执行理论从强化政策执行机构主体责任、加强政策目标群体的宣传和引导、改善政策执行环境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农村低保政策关乎贫困农民的生存、关乎社会的公平、关乎国家的稳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农村低保政策作用,应统筹各方资源力量,强化宣传实施监管全过程,应做好基础保障工作,从保障低保工作人员配置、加强人员培训、保障工作经费等方面努力;重视目标群体的宣传引导,注重改进宣传方式,提高知晓率、激发参与性;要强化监管力度、细化动态管理机制,同时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元救助体系,减轻低保救助压力,使政策定位得以回归。
李菊[2]（2021）在《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人一生的起点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是终身教育的开始。学前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阻断贫困代际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方法。学前教育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关注点从“量”向“质”转变,人们对学前教育的要求与期望越来越高,过程性教育质量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民族地区乡村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其过程性教育质量也应受到重视。因此,本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作为个案,从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教师行为、课程、师幼互动和家园共育五个维度对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进行考察。调查表明,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教师教育观念改善、教师行为趋于合理、课程要素完整、师幼互动积极、家园共育基本形成。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师资匮乏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幼儿园教师自身素养影响教育实践水平、现有课程难以适应民族乡村幼儿园发展需要、师幼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以及缺乏情感交流、家园合作机制不健全难以构建良好的外部生态、村级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严重滞后等。本研究认为,要促进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提高,需要政府、幼儿园、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首先,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构建乡村幼儿教育发展新理念,深化各级各类教育主体对于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在政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乡村幼儿教育保障体系,落实政策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教育监管体制,为乡村幼儿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幼儿园层面,明确民族乡村幼儿园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要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幼儿园发展的目标。第四,在教师层面,要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搭建幼儿园园长成长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化水平提升。第五,在家长层面,要转变观念从幼儿教育的旁观者成为积极参与的合作者,深化家园共育程度,建立多样化的家园合作方式,形成家园共育良好局面。
琚颖[3]（2021）在《和田地区洛浦县相对贫困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当前实际提出的一项保障、改善民生的巨大工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扎实推进,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逐年降低,贫困区域不断缩小,“老少边穷”地区的绝对贫困成为2020年之前脱贫攻坚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新疆和田地区的洛浦县就是作为硬骨头中的一块,也名列在其中。洛浦县的贫困表现出民族性、多样性、连片性等特点,是新疆南疆地区的重灾区。2020年11月自治区发文宣布经过调查评估,南疆最后10个绝对贫困县退出全国贫困县行列,这标志着和田洛浦县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在此基础上,洛浦县开始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并存的时期,调查研究清楚该地区的相对贫困形成主要原因是进行后期继续精准帮扶、巩固前期脱贫成果的前提。目前,深入探索洛浦县的相对贫困问题,对于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和田地区洛浦县的相对贫困形成以及当地精准扶贫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本文主要以能力贫困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为基础,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关于相对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对贫困给出内涵界定,并根据国际上多维贫困理论要求,对相对贫困理论做出了延伸,为本文多维度测量洛浦县的相对贫困奠定基础。本文首先对当地的贫困现状、扶贫现状以及国家和自治区扶贫开发进程进行了梳理,运用统计和实证的方法对该地区6乡3镇的相对贫困程度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地相对贫困形成路径的同时得出影响洛浦县相对贫困的主要影响因子,并得出2020年后期该地区扶贫开发的侧重点。最后,为了更好的细化后期扶贫开发工作,提高缓解相对贫困的效果,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形成洛浦县相对贫困主要因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为2020年后当地开展缓解相对贫困寻找着力点。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对洛浦县缓解相对贫困提出建议好和对策。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相对贫困的衡量要以收入因素为基础而不单单只是收入因素,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可知,相对贫困的衡量不仅要体现以收入为基础的“贫”,还要体现以发展能力为基础的“困”,因此设置多维贫困指数有利于对洛浦县相对贫困的测量。（2）根据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显示,洛浦县存在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其中,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农牧民的基本生活设施是造成当地相对贫困的主要因子。（3）人均纯收入、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规模、国语掌握程度、职业技能培训、外出务工、入村道路以及扶贫项目资助对降低教育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而家庭耕地面积、到县城的距离对缓解教育相对贫困具有阻碍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智”、“志”双扶,不断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多渠道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优化基础设施配置,加强与外界沟通的同时也有利于降低与外界沟通成本。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创新扶贫政策制度,促进当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早日实现。
瞿连贵[4]（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周升强[6]（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刘澹远[7]（2020）在《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杨清泉[8]（2020）在《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抗日战争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既深且巨,就社会层面而言,战时后方城市出现了普遍严重的住房紧缺问题,当时称之为“房荒”,而重庆住房形势尤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的住宅建设政策办法及其具体实施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秩序,更对前方的持久抗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见,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至关重要。实际上,尽管战前重庆城市获得明显发展,住宅区的地价与房租随之高涨,棚户问题难以避免,但尚未出现住房极其短缺现象。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重庆等后方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房荒。这无疑受到了人口内迁、日机轰炸以及人们无力建房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房荒对人们的基本居住、城市的稳定与秩序形成巨大威胁,成为各方不得不重视的突出社会问题。为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始终要求各级政府主动兴修公共住宅救济房荒,这对重庆同样适用。不仅如此,由于1939年初重庆开始大规模疏散市区人口,随后,行政院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其在组织疏散人口的同时,也在疏散区积极进行新村建设。1941年初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后,也在建设新村、平民住宅及规划专门住宅区等方面做了诸多实际工作和尝试,总之,国民政府在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重庆市政府才是当时住宅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并于1939年7月成立了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随后在疏散区建筑了一批郊外市场住宅和四处平民住宅。抗战后期,鉴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明显减弱,市政府更为积极地推动住房建设。既有社会局改建平民宿舍和筹办合作住宅,也有工务局筹划发行房屋奖券以兴建市民住宅,以及1944年末示范兴建经济住宅。尽管这些计划和方案并未完全实现,兴建的房屋数量也相当有限,但对于缓解抗战后期的房屋紧缺不无裨益。更可贵的是,它们为此做出的一些新尝试。其时,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行政院参考战前《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在抗战初期立足内地,规定各级政府应该奖助民众建筑私营房屋。与此同时,重庆行营也鼓励民众添构市内房屋,但效果甚微。抗战中期以来,政府对奖助民众在疏散区建房予以高度重视。此后,一方面,行政院直属的疏建委员会在疏建方案中提出了多种奖助办法,还专门成立了建筑放款委员会向人们发放贷款。另一方面,重庆市财政局也拟定了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助贷款办法,但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抗战后期,随着日机轰炸的明显减弱,市政府和行政院明确鼓励和支持地主在市内多建房屋以缓解房荒。同时,鉴于住房合作的诸多好处,市政府从1944年初开始全力推进民众组织合作社,虽经过几月时间的筹划,却最终难以实现。总之,在战时重庆,政府确实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住宅建设的政策办法,也修建了一定数量的住房。但直至抗战结束,房荒问题终究未能彻底解决。从更广的视野看,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是当时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对城市本身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也有利于前方持久抗战的进行。
常玉栋[9]（2020）在《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在制约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和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中,信贷资金投入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因素。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农户金融需求被满足程度较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关注金融扶贫,信贷减贫的发展经验值得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信贷资源对农户收入是否带来影响,影响程度为多大,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在地域、环境等有较大差别的不同农村地区,其信贷资源的投入差别和发展趋势如何,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本文以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要素分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对国内外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农户信用、农村金融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农村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等进行了文献回顾。通过分析美国、韩国、孟加拉等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及促进农户增收方面的经验,发现发达国家更多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与合作社、农户的紧密联系,强调政策性金融作用和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推进合作社专业化并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的是贫困群体,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为目标,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农户的自我“造血”能力。这些经验给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启示是,农村金融发展既要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水平,也需要关注贫困农户的各种金融需求,注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于信贷支持农户减贫的减贫效应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宏观层面,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微观层面,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百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于影响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量化的分析。在宏微观分析做出了分析判断后,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案例,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和评价,从而更加准确的剖析信贷影响农户收入增长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的主要结论:第一,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上,扶贫贴息贷款的商业化运作方式难以使贫困农户获得贴息贷款的支持,小额信贷的广泛普及扩大了信贷在贫困农户中的覆盖范围,非正规金融在农村仍发挥。信贷资金的使用有偏向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信贷资金在农村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规模、结构上的双重不均衡,农村仍存在资金外流的现象。信贷资金不能在农村地区找到有效的投向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功能缺位。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对极度贫困农户的金融支持仍有许多不足。第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信贷本身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无法单独发挥作用,需要在与农户特征、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和保障农户身体健康是实现农户脱贫的重要因素。信贷对农业产业链条优化升级与创新的支持不足。第三,在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上,农户借款选择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并不关键,非贫困农户易于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支持,贫困农户更易于从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贷款金额大小与农户能否脱贫关联度不高,而贷款用途和借款经历对于农户增收影响显着。农户借款用途用于生产的,对于农户增收的正向效应显着。农户对于贷款便利性的要求不高。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对于非农业经营收入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抵消非农业经营收入的减少。这对信贷支持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实证支撑。第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的效果显着。信贷支持农业产业化扶贫成功实践在于由地方政府主导、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发展农业产业。细化产业链条分工,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做好基层干部的激励引导,用好用活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政策。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农村正规金融规模,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通过政府信用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和背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农户形成有效的利益联合体,形成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从而弥补信贷资金单独发挥作用支持农村发展的诸多不足。政府政策的制定应关注改善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给市场稳定的预期,减少政府意志的补贴激励。第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强化金融对农业产业的理解程度,重视对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流、资金流的收集和数字化,建设基于完整产业链数字信息的供应链系统。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评价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赋能农业产业链,为金融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建立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创新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持。第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政府进行积极引导,强化农村合作社的功能与作用,逐步拓展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产业发展闭环。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与农户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关制度与配套措施,保障金融机构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权益。第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大力扶持贴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农业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创新政府、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农户贷款与龙头企业的利益绑定,使信贷与农业生产经营周期匹配,提升贷款的支农效率。注重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优化产品体验,加强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品牌打造中发挥的作用,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信贷倾斜。
李英坤[10]（2019）在《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一直是本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出我国正在摆脱“绝对贫困”问题,并出现了“相对贫困”问题。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地,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在缓解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首先本文通过对山东省脱贫村H村的纵向案例研究,分析H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缓解相对贫困中的做法以及作用,试图揭示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研究发现,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治理模式通过解放劳动生产力、整合分散的土地、规模化的经营和集体化的行动,不仅能够提高本身市场竞争力,壮大集体经济,还能扩宽农民收入来源的渠道,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第二、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性特征不仅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社会规范、网络维度特征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文明,还可以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讲座,技能性培训,教育医疗补助等,进一步提升农户就业水平,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完善保障体系,促进机会平等。第三、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平性特征,可以让农民共享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以此达到缓解相对贫困的目的。最后,对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本文研究启示,一个运行良好的集体经济组织对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为:首先,能够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文明,实现缓解城乡相对贫困的作用。其次,能够完善保障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积累,缩小乡村内部相对贫困。最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因此,政府应在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自主经营的前提下,积极出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土地、人才、税收等相关支持政策,既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要体现集体经济组织的益贫性特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
二、对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状况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状况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日照市D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综述 |
| 1.国外研究概述 |
| 2.国内研究概述 |
| 3.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技术路线图 |
| (四)创新与不足 |
| 1.主要创新点 |
| 2.不足之处 |
| 一、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低保 |
| 2.农村低保 |
| (二)公共政策执行理论 |
| 二、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概况 |
| (一)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发展历程 |
| 1.起步阶段:1994 年一2007年 |
| 2.较快发展阶段:2008 年一2013年 |
| 3.平稳提升阶段:2014 年一2017年 |
| 4.改革创新阶段:2018 年一至今 |
| (二)现行农村低保政策内容 |
| 1.认定条件 |
| 2.申请流程 |
| 3.管理监督 |
| (三)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取得成效 |
| 1.救助对象更加明确 |
| 2.救助标准不断提高 |
| 3.资金支出规模逐步调整 |
| 4.管理的规范性得到加强 |
| 三、日照市D镇执行农村低保政策的基本概况 |
| (一)日照市D镇基本情况 |
| (二)日照市D镇执行农村低保政策的具体做法 |
| 1.申请对象认定严格 |
| 2.多种调查方式结合 |
| 3.申请审批程序规范 |
| (三)日照市D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存在的问题 |
| 1.政策宣传效果不佳 |
| 2.政策实施出现偏差 |
| 3.动态管理成效微弱 |
| 4.监督激励工作不到位 |
| (四)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政策执行投入不足 |
| 2.收入核算困难 |
| 3.乡土社会影响 |
| 4.福利叠加负向作用 |
| 5.政策执行缺少创新 |
| 四、基于史密斯过程模型下完善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
| (一)强化执行机构主体责任 |
| 1.强化基层工作人员配置 |
| 2.提高低保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 |
| 3.提升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 |
| (二)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宣传和引导 |
| 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2.强化政策宣传 |
| 3.建立诚信档案 |
| 4.引导公众积极参与 |
| (三)改善政策执行环境 |
| 1.强化监管力度 |
| 2.细化动态管理机制 |
| 3.构建全链条就业促进模式 |
| 4.建立多元救助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幼儿园教育质量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 |
| 二、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育质量问题突出 |
| 三、过程性质量是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
| 四、笔者难以割舍的民族地区乡村幼儿教育情怀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相关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综合评价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的办园背景分析 |
| 一、D乡自然地理概况 |
| 二、D乡经济、文化概况 |
| 三、D乡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D乡幼儿园发展历程回顾 |
| 一、艰难探索阶段(2008-2013) |
| 二、稳步前行阶段(2014-2018) |
| 三、快速发展阶段(2018 年至今) |
| 第三节 D乡幼儿园的发展现状 |
| 一、幼儿园园舍 |
| 二、幼儿入园与编班 |
| 三、幼儿园安全状况 |
| 四、幼儿园卫生保健情况 |
| 五、幼儿园师资状况 |
| 六、幼儿园收费情况 |
| 第三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研究的分析框架与实施过程 |
| 一、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研究维度形成的依据 |
| 二、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内涵及分析框架 |
| 三、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现状研究的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维度分析 |
| 一、教师教育观念 |
| 二、教师行为 |
| 三、课程 |
| 四、师幼互动 |
| 五、家园共育 |
| 第三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整体分析 |
| 一、教师教育观念得到改善但仍需加强 |
| 二、教师行为趋于合理但参与活动程度需要深化 |
| 三、课程要素完整但与民族乡村实际不尽吻合 |
| 四、师幼互动积极但互动深度有待加强 |
| 五、家园共育局面基本形成但水平亟待提高 |
| 第四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资源匮乏难以保障乡村幼儿园发展基本需求 |
| 二、幼儿园教师自身素养难以提高教育实践水平 |
| 三、现有课程难以适应民族乡村幼儿园发展需要 |
| 四、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且缺乏情感交流难以营造积极心理氛围 |
| 五、家园合作机制不健全难以构建良好外部生态 |
| 六、村级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严重滞后难以均衡发展 |
| 第二节 制约 D 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提高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水平落后限制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速度 |
| 二、过程性质量意识不强、督促不到位增加了管理难度 |
| 三、办园历程短造成对乡村幼儿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
| 四、中心幼儿园示范作用缺失拉大乡、村幼儿园的差距 |
| 五、园长流动性大影响幼儿园持续稳步发展 |
| 六、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导致幼儿园发展乏力 |
| 七、家园合作意识不强加大合作难度 |
| 第五章 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民族乡村幼儿教育发展新理念 |
| 一、强化政府对乡村幼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 二、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明确角色定位 |
| 三、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成为幼儿教育的合作者 |
| 第二节 建立完善的民族乡村幼儿教育保障体系 |
| 一、落实政策法律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加大财政投入保障乡村幼儿教育经费 |
| 三、完善教育监管体制、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特色幼儿教育 |
| 一、以理念为抓手引领幼儿园民族特色发展方向 |
| 二、重视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
| 三、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园本课程 |
| 第四节 探索新型的民族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
| 一、创新教师培训方式 |
| 二、以教育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
| 三、搭建幼儿园园长成长平台 |
| 第五节 形成家园共育良好局面 |
| 一、深化家园共育程度 |
| 二、形成多样化的家园合作方式 |
| 三、提高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有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和田地区洛浦县相对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及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相对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 1.2.2 相对贫困成因的相关研究 |
| 1.2.3 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相关研究 |
| 1.2.4 相对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5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文章的创新之处 |
| 1.4.2 文章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政策梳理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绝对贫困 |
| 2.1.2 相对贫困 |
| 2.1.3 精准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多维贫困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政策梳理及进程 |
| 2.3.1 国家扶贫开发的政策梳理 |
| 2.3.2 国家扶贫开发的进程及目标 |
| 2.3.3 自治区扶贫开发政策梳理 |
| 2.3.4 自治区扶贫开发进程及目标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洛浦县脱贫攻坚成效与经验总结 |
| 3.1 洛浦县基本情况介绍 |
| 3.1.1 洛浦县区位和地理 |
| 3.1.2 洛浦县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
| 3.2 洛浦县扶贫开发具体措施及成效 |
| 3.2.1 开发式扶贫 |
| 3.2.2 保障式扶贫 |
| 3.2.3 精准帮扶 |
| 3.3 洛浦县脱贫攻坚工作经验总结 |
| 3.3.1 因户施策做好精准帮扶 |
| 3.3.2 多渠道开展动态监测 |
| 3.3.3 落实帮扶责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洛浦县相对贫困现状、特点及成因分析 |
| 4.1 洛浦县相对贫困现状 |
| 4.1.1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但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偏低 |
| 4.1.2 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就业类型和收入来源单一 |
| 4.1.3 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
| 4.1.4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 |
| 4.2 洛浦县相对贫困特点 |
| 4.2.1 人口基数大 |
| 4.2.2 贫困维度广 |
| 4.2.3 持续时间长 |
| 4.2.4 致贫风险高 |
| 4.3 洛浦县相对贫困成因分析 |
| 4.3.1 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制约 |
| 4.3.2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匮乏 |
| 4.3.3 制度性障碍和政策环境的限制 |
| 4.3.4 政府主导与参与主体的失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洛浦县相对贫困程度测算 |
| 5.1 洛浦县相对贫困形成路径分析 |
| 5.2 洛浦县相对贫困测算方法和因子选取 |
| 5.2.1 多维相对贫困的概念框架 |
| 5.2.2 洛浦县多维相对贫困因子及权重选取 |
| 5.3 洛浦县多维相对贫困测量结果分析 |
| 5.3.1 洛浦县单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 |
| 5.3.2 洛浦县不同乡镇多维相对贫困测量与分解 |
| 5.3.3 洛浦县不同维度下多维相对贫困测量与分解 |
| 5.4 2020 年后洛浦县扶贫的侧重点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洛浦县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洛浦县相对贫困主要形成因素的分布情况 |
| 6.1.1 洛浦县的教育情况 |
| 6.1.2 洛浦县的健康医疗情况 |
| 6.1.3 洛浦县的基础设施情况 |
| 6.1.4 洛浦县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情况 |
| 6.2 洛浦县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置 |
| 6.2.3 变量选取 |
| 6.2.4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扶智”与“扶志”相结合 |
| 7.2.2 优化农村基础设施配置 |
| 7.2.3 多渠道增加收入 |
| 7.2.4 落实防贫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4）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 1.3.2 农牧民分化 |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 1.6.2 数据来源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 2.1.2 农牧民 |
| 2.1.3 农牧民分化 |
| 2.1.4 农牧民生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 |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4.2.2 模型设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设立 |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模型设立 |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设立 |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4.2 模型设立 |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设立 |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设立 |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扶贫开发行动主体 |
| 2.1.2 扶贫资源配置 |
| 2.1.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个案访谈法 |
| 2.2.2 文献研究法 |
| 2.2.3 田野图景 |
|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3.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贫困理论 |
| 3.2.1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2.2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3 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
| 3.2.4 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
| 3.2.5 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4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
| 4.1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4.2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4.3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4.4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基本特征 |
| 4.4.1 经济获得感缺乏,市场扶贫式微 |
| 4.4.2 福利获得感较强,政府扶贫强劲 |
| 4.4.3 社会获得感微弱,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 |
| 4.5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5.1 获得和获得感的关系 |
| 4.5.2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5.1 D镇的政府扶贫 |
| 5.1.1 D镇政府扶贫的历史过程 |
| 5.1.2 精准扶贫阶段政府扶贫对D镇的影响 |
| 5.2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5.2.1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5.2.2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5.2.3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5.2.4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5.2.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5.3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6.1 D镇的市场扶贫 |
| 6.2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6.2.1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6.2.3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6.3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7.1 D镇的社会扶贫 |
| 7.1.1 社会扶贫概述 |
| 7.1.2 D镇的社会扶贫情况 |
| 7.2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7.2.1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7.2.2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7.2.3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7.2.4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7.2.5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不公平感的产生 |
| 7.3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1.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1.3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2.1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2.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2.3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 |
| 9.2.2 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
| 9.2.3 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
| 9.2.4 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感访谈问卷 |
| 附录2 村干部访谈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概念界定、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时重庆房荒的发生及引发的问题 |
| 第一节 战前重庆市民的居住概况 |
| 一、战前重庆的市区划定、人口增长及市政建设 |
| 二、住宅区的地价、房租与房屋结构 |
| 三、棚户问题及修建平民村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房荒的原因分析 |
| 一、大量内迁人口亟需住房 |
| 二、日机的无差别轰炸 |
| 三、其他因素 |
| 第三节 房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部分人无家可归,棚户明显增多 |
| 二、人居环境总体恶化,破坏社会风俗 |
| 三、各类房租纠纷频发,扰乱社会安定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的公共住宅兴建政策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推进公共住宅建设的政策 |
| 一、《内地房屋救济办法》的出台 |
| 二、住宅政策的完善 |
| 三、《社会救济法》中的住宅救济 |
| 第二节 中央直属机关的住宅建设 |
| 一、疏建委员会疏散人口与筹划新村 |
| 二、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兴建各类住房 |
| 第三章 重庆市政府主导下的战时住宅建设 |
| 第一节 重庆市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市郊建筑两类住宅 |
| 一、征地修建两处郊外市场住宅 |
| 二、租地建造四处平民住宅 |
| 第二节 社会、工务两局进行的住房建设 |
| 一、社会局改建平民宿舍 |
| 二、社会局主导筹建合作住宅 |
| 三、工务局计划发行房屋奖券及示范兴建经济住宅 |
| 第四章 政府奖助人民自行建筑 |
| 第一节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奖助办法 |
| 一、实施奖助的理论来源及法律基础 |
| 二、奖励建筑私营房屋与鼓励添构市内房屋 |
| 第二节 战争中期重点奖助在疏散区建筑 |
| 一、疏建委员会奖助民众建房的方案与举措 |
| 二、财政局出台专门的奖助贷款办法 |
| 第三节 战争后期奖助在市区兴建 |
| 一、政府支持奖励地主多建房屋的提案 |
| 二、市政府推进组织房屋合作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结构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逻辑与结构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简要评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国外研究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贫困 |
| 二、反贫困 |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
| 四、金融扶贫与信贷减贫 |
| 五、龙头企业 |
| 六、兼业农户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 三、要素分配理论 |
| 四、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五、信贷配给理论 |
| 第三章 信贷减贫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 一、美国的减贫方式 |
| 二、韩国的减贫方式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减贫经验 |
| 一、孟加拉的减贫经验 |
| 二、小额信贷2.0模式 |
| 第三节 其他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 一、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减贫经验 |
| 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减贫经验 |
| 第四节 经验总结与评价 |
| 第四章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进程、成效及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基础环境 |
| 一、信贷减贫的外部环境变迁 |
| 二、信贷减贫的政策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实践 |
| 一、扶贫贴息贷款的实施 |
| 二、扶贫小额贷款的实施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的信贷减贫实践 |
| 一、信贷减贫的政策体系 |
| 二、信贷减贫的资金支持体系 |
| 三、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形式 |
| 第四节 当前信贷在农村地区的投入情况 |
| 一、涉农信贷资金分布 |
| 二、从农村存贷款余额分析资金流出 |
| 三、信贷资金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五节 新金融形式的补充 |
| 一、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布局 |
| 二、农村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必要性 |
| 三、金融科技的作用 |
| 四、农业供应链金融顺势发展 |
| 第六节 我国信贷减贫效应的总结与评价 |
| 第五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弹性分析 |
| 第一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间接作用机制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模型分析 |
| 三、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户收入关系 |
| 第二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直接作用机制 |
| 一、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 二、非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作用机制的关系分析 |
| 四、信贷发挥作用的配合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弹性分析 |
| 一、思路和方法 |
|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基本情况 |
| 一、数据来源与概况 |
| 二、所使用的调查问卷说明 |
| 三、数据描述性分析 |
| 第二节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及信贷减贫方式分析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模型选择 |
|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户收入与信贷的关联分析 |
| 一、概述 |
| 二、变量统计特征 |
| 三、模型选择 |
| 四、模型估计结果 |
| 第四节 主要结论 |
| 第七章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一节 菏泽牡丹产业发展案例 |
| 一、菏泽牡丹产业介绍 |
| 二、信贷对菏泽牡丹产业的作用分析 |
| 三、信贷支持牡丹产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 第二节 龙头企业与贫困县携手并进的“镇平模式” |
| 一、合作背景 |
| 二、关于“产业+资本”项目运作模式 |
| 三、以信贷为纽带的收益模式 |
| 四、正在实施的“想念农场”模式 |
| 第三节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评价 |
| 一、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不足 |
| 二、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成功经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作用 |
| 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 |
| 三、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 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效果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 |
| 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 |
| 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 |
| 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研究述评 |
| 1.4 论文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及特征 |
| 2.1.2 相对贫困的概念与内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社会资本理论 |
| 2.2.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方法选择 |
| 3.2 案例选择 |
| 3.3 数据收集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信效度保证 |
| 第四章 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案例描述 |
| 4.1 H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简介 |
| 4.2 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模式 |
| 4.3 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性功能,提升新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
| 4.4 实施公平分配制度,提高农户幸福指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案例发现 |
| 5.1 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治理模式与缓解相对贫困 |
| 5.1.1 “集中化—生产经营成本降低”提高农户经营性收入 |
| 5.1.2 “股权量化—按股分配”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
| 5.1.3 “规模经营—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 |
| 5.2 集体经济组织、社区性与缓解相对贫困 |
| 5.2.1 社会资本促进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 |
| 5.2.2 益贫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5.3 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公平与缓解相对贫困 |
| 5.4 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总模型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本结论及讨论 |
| 6.1 基本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6.3 进一步讨论 |
| 6.3.1 全面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模式 |
| 6.3.2 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增收渠道 |
| 6.3.3 积极探索跨区联合发展模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对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状况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乡镇政府执行农村低保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日照市D镇为例[D]. 丁晓.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D]. 李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和田地区洛浦县相对贫困治理研究[D]. 琚颖.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4]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D]. 周升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D]. 刘澹远.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8]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D]. 杨清泉. 西南大学, 2020(01)
- [9]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D]. 常玉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集体经济组织缓解相对贫困的机理研究[D]. 李英坤.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