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提出——推进经济增长的四条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邱春美[2]（2021）在《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台湾屏东内埔的陈硕仟家族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并以小区域地方往上追溯到大的时空,如何由内埔到竹田之陈氏来台祖为核心,往上追溯到粤、闽、赣;并对陈硕仟家族在台湾文化的价值提出新的论点。为探讨家谱祖系的发展,本文提出家族研究的创新理论“气根雁行说”,说明来台祖陈硕仟先生的名字、生卒年、官职生涯、来台原因等,并就其家族后裔代表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考。包括对于颍川堂、栋对、祖牌、后裔作品等用字的辨析;以及对陈氏相关拓垦、义民精神、祭祀公业（“公尝”、“尝会”）进行厘清与分析等等。依据本研究的分析,印证了两岸血缘密切,确实无法切割,并且彰显家族研究对后代子孙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面,包括:一、敬祖崇宗,流传祖德,如何让家族组织对族人感受到温暖与爱;二、观古鉴今,感恩惜福;三、家族与祭祀公业的永续经营;四、家训传家与数据库建立。这些方面对未来的家族研究均极具挑战性,并值得后续的关注。
徐堃[3]（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肖季业[4]（2020）在《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冲击了法律与伦理的根基,也加大了隐私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的保护难度,对现有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如何在鼓励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助力经济的同时,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挑战,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回应公众期待的重要课题。而对于行政法学而言,人工智能时代其使命在于:基于权利义务视角为行政机关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法治化指引路径,并规范行政权力科学、民主、高效、规范运行,构建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化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服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法治建设目标。本文即是以政府的人工智能治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并探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法所面临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应对之策。文章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保护作为治理理念,以人工智能治理的内涵维度作为审视的起点与归宿,在规范与实证的分析基础之上,分别从工具维度对“政府治理人工智能”、从客体维度对“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治理”这两种行为展开研究,继而探究政府角色应当如何定位。全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基础与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治理,即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权力的分散性,各主体均享有相应权力;治理方式的法治性,治理以法治为核心方式与依据;治理关系的平等性,寻求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而非对抗。人工智能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善治,即通过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风险损失最小化。软法治理理论、行政过程论、风险行政法基本理论为人工智能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行政法基础原理与理论依据支撑。现有民法、刑法法律体系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功能缺陷,无法适应客观上的治理需求。而随着人工智能重要性的提升,相应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应用也逐渐在我国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阶段人工智能治理的维度抉择,更多的应该立足于客体维度与工具维度,其主体维度暂时并不具备足够的现实应用与理论探讨价值。由治理的客体维度延伸出现有行政法疆域能否覆盖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一课题;由治理的工具维度延伸出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的行为是否会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这一课题;而由治理对象、治理方式的变化则延伸出政府应当如何转变自身角色、以实现治理目标这一课题。这三个行政法课题即构成全文的研究重点。第二章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入手,依次分析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政府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难题,从而为探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行政法的疆域是否应当拓展提供支撑。在理论方面,从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来看,现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行为能力,而其权利能力、责任能力在制度层面不存在明显的障碍。为解决当下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适用困境,应当结合人工智能发展规律,适时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行政法律主体资格。人工智能推动行政法律主体理论逐渐实现从单一到开放的转变,在不同的阶段,其主体资格也有着不同的内涵,行政法律主体理论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理论空间。而在现实方面,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一般需要通过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治理来实现。但企业借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逐渐掌握了对其用户的支配性、控制性能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赋权”。作为治理对象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治理主体,导致传统的政府治理发生偏移,由“政府——人工智能企业”、“政府——公民”的二元治理结构转为“政府——人工智能企业——公民（用户）”的三元治理结构。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企业的赋权,摆脱了传统法律规范的框架体系,成为了监管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导致其自身缺乏“依法行使权力”的动力。在客观约束失位和主观意愿不足的双重因素影响之下,社会整体与公民个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陡然提升,成为了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部分。面对社会风险与治理难度增大这一考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适时拓展行政法的疆域,强化对法律关系理论的论证研究,推动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关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法治体系,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协调保护各方合法权利。第三章主要是以个人信息为分析对象,探讨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治理的行为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造成了侵犯。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的出现,为个人信息内容与价值的丰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技术推动个人信息具有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双重权利属性,数据储存中的公民电子化个人资料也成为虚拟层面的公民象征,从而使得个人信息具有公民身份属性,承载着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随着个人信息价值的提升,行政机关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从而获得了对公民更多的掌握能力,就本质而言,这一能力的发展意味着行政权力事实上的扩张。但配套法律建设尚未适应这一变化,由此导致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行政相对人权利面临受侵害的风险。因而,构建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其理论基础一是隐私权理论,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隐私的范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过往无法作为隐私的信息,逐渐具备隐私的特征。隐私权理论在确认个人信息价值、实现对相对人权利内容保护的同时,适当限制个人信息权益的范围,以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二是信息自决权理论。这一理论肯定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绝对的决定权与支配权;同时也认同基于社会福利提供者的义务,政府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但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不能无限制进行,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超出法律授权的行为则面临失效风险。制度构建应当以确认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内容为核心,坚持依法行政原则、保障人权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特殊原则,重点围绕个人信息的收集制度、利用制度、安全保护制度、救济制度进行设计。第四章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治理所引发的法律适用困境,探讨政府角色应当如何定位与实现。为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平衡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合作共治进入到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借助社会主体的专业知识、技术以及资金等优势,能够有效减轻行政负担,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替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合作共治作为一种治理形态,已经成为有效回应人工智能治理需求、化解治理危机的替代性方案;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一个多要素共同组成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解决权力配置困境、扩容社会张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成为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关键。随着角色的变迁,政府所承担的义务也亟需随之革新,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风险预防义务的增加。基于风险存在、风险之于法益侵害性、行政主体应对风险具有不可推卸之义务此三个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肯定增加政府风险预防义务之必要性。而法治的功能、风险预防的现实需要、对权力越界的控制决定了风险预防必须坚持法治化。人工智能风险预防的法治化应当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作为基础建立风险研究框架。为了适应治理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治理目标的变化,政府应当丰富治理方式的选择,实现从定位到目标、从目标到路径的转化。具体来说,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一是由传统国家法硬法转为更具柔性的规范,如技术标准,尽管不属于法律规范的形式范畴,但其具有规范属性,在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裁判、个体等领域具备实质层面的效力,能够成为人工智能行政法治理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二是由强制性、管制性的行政行为转为激励性、规制性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够加强对从业主体的引导,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达成目的。第五章论述的则是基于全文的分析,而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适时拓展行政法疆域,完善行政法制建设。二是加快个人信息立法工作,构建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三是构建合作共治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四是革新政府风险预防义务,顺应政府角色的变迁。五是丰富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
李晶淼[5]（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段传龙[6]（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徐涛[7]（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王锐[8]（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乔刚[9]（2017）在《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内在活力,有效发挥其自身优势。本文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出发,对研究生教育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指出,社会组织是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本文以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理论为指导,以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为基础,从理论层面构建了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三种基本行为模式:委托-代理模式、松散关联模式、分离自主模式,并分析了它们的特质特征,其中,委托-代理模式、松散关联模式是政府等主体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为,分离自主模式是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改革行为。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三种不同行政体制下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研究发现,在分权制的美国,社会组织是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核心力量;英国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则是形成了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在集权制的法国,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府指导下独立自主开展研究生教育治理活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学术研讨、参与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独立实施评估等行为方式上具有共性。本文运用组织理论和案例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运行模式、组织职能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我国社会组织以加强研究生教育研究、主动发挥参政议政职能、开展第三方评价、创新研究生教育治理手段、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组织体系等为途径,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它们也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发挥智库作用、提升服务水平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等挑战。本文在大量访谈、文献分析、国内外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分离自主模式是我国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中有所作为的理性选择。在分离自主模式下,社会组织要树立独立自主的行动理念,构建主动服务的行为意识,采取主动作为的行动方式,实施长效服务的行动机制。社会组织要以创新驱动为基础、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强化自身公信力建设,以管办评分离为目标、明晰与多元主体关系,以提高服务为根本、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和谐共治的关系。
叶龙祥[10]（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二、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提出——推进经济增长的四条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提出——推进经济增长的四条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名词释义与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 |
| 第一章 陈硕仟家族之时空溯源 |
| 第一节 客家民系之主要脉络嬗变 |
| 第二节 陈硕仟远祖、上祖祖系史略 |
| 第三节 陈硕仟相关族谱系略 |
| 第四节 提出气根雁行说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陈硕仟人物考及家族来台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以来对台湾之移民变迁 |
| 第二节 陈硕仟辨考及其家族来台拓垦 |
| 第三节 陈硕仟家族之支派系谱、祭祀公业 |
| 第四节 参与伯公祭祀以祈福敬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陈硕仟祖堂创建、重修与维护 |
| 第一节 陈硕仟家族祖堂 |
| 第二节 陈氏祖堂堂号、栋对之辨析 |
| 第三节 陈氏祖堂碑文、祖牌与画像 |
| 第四节 陈氏祖堂重建、倾颓管理之问题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台湾陈硕仟家族的重要活动 |
| 第一节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
| 第二节 后裔之生命书写与传播 |
| 第三节 家族记忆的内涵传承 |
| 第四节 海内外社会之流衍与挑战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陈氏家训家风 |
| 第一节 义门陈、台湾陈之家训 |
| 第二节 受莆田陈俊卿、陈文龙之影响 |
| 第三节 对台湾陈城富、陈明富之熏陶 |
| 第四节 后裔认知及社会名流之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一)近代史及社会史研究中的成果 |
| 1、近代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2、艺术、经济与社会 |
| (二)戏曲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三)京剧市场研究的相关成果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环境 |
| 一、人口构成 |
| 二、交通方式 |
| 三、经济发展状况 |
| 四、城市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
| 一、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新文化格局形成 |
| 二、京剧改良运动的肇始与式微 |
| 第三节 城市有闲阶级对京剧的赞助 |
| 一、 “自娱+娱人”模式 |
| 二、 “趣味+金钱”模式 |
| 第二章 京剧市场的主体 |
| 第一节 戏班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戏班组织体系的松散化 |
| 二、戏班制度的保留与创新 |
| 第二节 戏园经营的革新与困境 |
| 一、新式舞台发展的特征 |
| 二、新式舞台的经营困境 |
| 三、戏园经营业中资本力量的对抗 |
| 第三节 观众社会阶层构成的演变 |
| 一、下层社会观众逐渐被边缘化 |
| 二、精英阶层观众成为主流 |
| 三、女性观众进入剧场 |
| 四、京剧的海外市场和观众 |
| 第三章 京剧市场的中介组织 |
| 第一节 梨园自治组织的影响与作用 |
| 一、独立信仰系统是梨园集体主义的基石 |
| 二、梨园行会组织是伶人生存的基本保障 |
| 第二节 梨园经纪组织雏形出现 |
| 第三节 媒体平台宣传造势 |
| 第四章 京剧市场的运行 |
| 第一节 堂会与商业演出并行互补 |
| 第二节 逐渐走高的戏价与包银 |
| 第三节 戏园与戏班合作与分配制度 |
| 一、从轮转制到长期合同 |
| 二、短期合作与雇佣制并存 |
| 第四节 伶人薪酬水平与支出项目 |
| 第五章 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京剧艺术本体的融合与创新 |
| 一、海派新戏应运而生 |
| 二、女伶演出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京剧市场繁荣的外部影响 |
| 一、带动周边商业圈发展 |
| 二、各地出现京剧“戏码头” |
| 第三节 伶人社会地位提高及群体内部分化 |
| 一、伶人社会地位上升与自我认同提高 |
| 二、伶人群体内部分化为两极 |
| 第六章 官方戏曲管理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管理 |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 一、北京的管理机构:近代政府雏形 |
| 二、上海的管理机构:租界独立掌控 |
| 第二节 税收制度 |
| 一、北京：繁多的税收名目 |
| 二、上海:沉重的税负支出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京师警察厅管理戏园规则 |
| 附录二：京师警察厅管理戏班规则 |
| 附录三：法租界新颁游戏场及影戏场章程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4）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基础与行政法问题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内容 |
| 一、人工智能的基本内容 |
| 二、治理的基本内容 |
| 三、人工智能治理的维度分析与建设考察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治理的合理性基础 |
| 一、软法治理理论 |
| 二、行政过程论 |
| 三、风险行政法基本理论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 |
| 一、面对人工智能,行政法是否应当拓展疆域 |
| 二、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治理行为是否侵犯了行政相对人权利 |
| 三、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当如何定位与实现 |
| 第二章 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疆域拓展 |
| 第一节 行政法疆域拓展的基本问题 |
| 一、现有法律体系的人工智能治理困境 |
| 二、行政法拓展疆域之必要性分析 |
| 三、行政法拓展疆域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治理理论维度的困境 |
| 一、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学术研究考察 |
| 二、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可行性探析 |
| 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理论的变化:从单一到开放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治理实践维度的困境 |
| 一、治理实践难题的提出 |
| 二、人工智能企业“权力”的法律属性审视 |
| 三、人工智能企业“权力”的制度回应 |
| 第四节 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法疆域拓展的法治化路径 |
| 一、行政法疆域拓展的规范体系 |
| 二、行政法疆域拓展的主体体系 |
| 三、行政法疆域拓展的保障体系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治理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
| 第一节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问题的由来 |
| 二、个人信息的定义与价值分析 |
| 第二节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实证考察 |
| 一、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类型化 |
| 二、人工智能时代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风险困境 |
| 三、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困境之成因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
| 一、隐私权理论 |
| 二、信息自决权理论 |
| 第四节 构建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 |
| 一、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路 |
| 二、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三、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具体制度 |
| 第四章 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定位与实现 |
| 第一节 合作共治的兴起与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
| 一、合作共治的内涵及其属性 |
| 二、合作共治理念下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
| 第二节 政府角色的变迁及其风险预防义务的革新 |
| 一、人工智能风险的现实考量 |
| 二、政府负有风险预防的法律义务 |
| 三、政府风险预防义务应当坚持法治化 |
| 四、风险预防义务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 |
| 一、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标准的适用性考察 |
| 二、人工智能领域行政指导行为的引入分析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 |
| 一、适时拓展行政法疆域,完善行政法制建设 |
| 二、加快个人信息立法工作,构建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 |
| 三、构建合作共治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
| 四、革新政府风险预防义务,顺应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五、丰富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第三方组织——法治政府建设的正义之维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内涵及外延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元价值 |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实体与程序 |
| 二、法治政府建设遵循的正义标准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外延与自然正义需求之契合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内涵对共识正义条件之满足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有特征 |
| 第一节 客观特征 |
| 第二节 主观特征 |
| 第三节 行为与结果特征 |
| 第三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既有实践状况 |
| 第二节 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三节 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实践遭遇的问题 |
| 一、第三方组织的专业标准异化 |
| 二、第三方组织的营利手段异化 |
| 三、第三方组织的志愿性异化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功能 |
| 第一节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定位 |
| 一、协助政府全面履行职能 |
| 二、参与程序实现良性立法 |
| 三、监督政府严明公正执法 |
| 四、督促政府廉洁诚信行政 |
| 五、独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困境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数量不足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用领域单一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影响力有限 |
| 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促进程度低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积极作用的制约因素 |
| 一、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
| 二、历史观念的局限 |
| 第五章 打造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 |
| 第一节 完善第三方组织基本法的设想 |
| 一、以功能发挥为导向更新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管理立法 |
| 二、以提升治理能力为导向革新行政组织法相关规范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化拓展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性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度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程序性权利与义务规则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促进法”的构建 |
| 一、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激励规则 |
| 二、第三方组织加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的鼓励措施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观念保障 |
| 一、创新民主科学的传播载体与传播形式 |
| 二、坚持党在政治主流价值传播中的领导权 |
| 结论与展望 共同推动和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全面建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一、1980年代前中共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演变 |
| 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原因分析 |
|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和功能定位 |
| 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机制和议题设置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0-1984) |
| 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指导“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 |
| 三、初步酝酿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改革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4-1987) |
| 一、积极应对经济波动 |
| 二、参与“七五”计划的编制 |
| 三、实行“价格双轨制” |
| 第四章 十三大召开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1989) |
| 一、高层决定“物价闯关” |
| 二、提出“治理环境、深化改革”的方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2.1 逻辑起点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社会组织的界定 |
| 1.3.2 研究生教育治理界定 |
| 1.3.3 行为模式的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外有关社会组织研究 |
| 1.4.2 国内外有关教育治理研究 |
| 1.4.3 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研究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治理理论 |
| 2.1.1 治理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治理理论的特征解析 |
| 2.1.3 治理理论的指导价值 |
| 2.2 组织理论 |
| 2.2.1 组织理论的基本内涵 |
| 2.2.2 组织的结构特征解析 |
| 2.2.3 组织理论的指导价值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内涵 |
| 2.3.2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特征解析 |
| 2.3.3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价值 |
| 2.4 博弈理论 |
| 2.4.1 博弈理论的基本内涵 |
| 2.4.2 博弈理论的特征解析 |
| 2.4.3 博弈理论的指导价值 |
| 第3章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应然行为模式 |
| 3.1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内涵解析 |
| 3.1.1 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内涵 |
| 3.1.2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角色 |
| 3.2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应然行为模式构建 |
| 3.2.1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应然行为模式 |
| 3.2.2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特质 |
| 第4章 国外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研究 |
| 4.1 国外社会组织及其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 |
| 4.1.1 美国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 |
| 4.1.2 英国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 |
| 4.1.3 法国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 |
| 4.2 国外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行为共性 |
| 4.2.1 组织召开各种学术类活动,为会员交流提供良好平台 |
| 4.2.2 多途径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 |
| 4.2.3 主动提供教育信息类服务,助推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
| 4.2.4 开展研究生教育咨询服务,充当政府高校之间的桥梁 |
| 4.2.5 独立实施教育质量的评估,保障本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
| 4.2.6 吸纳国内外会员广泛加入,参与全球研究生教育治理 |
| 第5章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行为研究 |
| 5.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发展历程 |
| 5.1.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的背景 |
| 5.1.2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发展历程 |
| 5.2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运行模式 |
| 5.2.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性质与宗旨 |
| 5.2.2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组织结构 |
| 5.2.3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主要职能 |
| 5.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运行模式 |
| 5.3.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性质与宗旨 |
| 5.3.2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组织结构 |
| 5.3.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主要职能 |
| 5.4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贡献与挑战 |
| 5.4.1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贡献 |
| 5.4.2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动因 |
| 5.4.3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面临的挑战 |
| 第6章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行为模式的理性选择 |
| 6.1 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现实行为困境 |
| 6.1.1 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行为困境 |
| 6.1.2 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困境缘由 |
| 6.2 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行为模式的理性选择 |
| 6.2.1 分离自主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理性选择 |
| 6.2.2 分离自主模式下社会组织的行动机制 |
| 6.3 分离自主模式下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路径 |
| 6.3.1 以创新驱动为基础,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 |
| 6.3.2 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强化自身的公信力建设 |
| 6.3.3 以管办评分离为目标,明晰与多元主体关系 |
| 6.3.4 以提升服务为根本,不断增强核心能力建设 |
| 6.4 分离自主模式下多元主体和谐关系构建的维度 |
| 6.4.1 多元主体以协调思路助推社会组织长久发展 |
| 6.4.2 政府以服务为动力深化研究生教育治理改革 |
| 6.4.3 培养单位以开放姿态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机制 |
| 6.4.4 社会以共享为目标培育研究生教育治理文化 |
| 研究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及有待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
| 第一节 吴宣恭学术生涯概况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
| 二、在与多种经济思想观点碰撞中形成 |
| 三、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中发展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求学时期的孕育阶段 |
| 二、任教时期的探索阶段 |
|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时期的形成阶段 |
| 四、新世纪以来在反思中发展阶段 |
| 第二章 所有制与产权基本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内涵 |
| 二、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三、所有制变革的规律 |
| 第二节 产权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研究产权关系方法的探索 |
| 二、产权的定义 |
| 三、产权的性质 |
| 四、产权主体的权能、利益和责任的关系 |
| 第三节 产权体系的内部结构研究 |
| 一、产权关系的“四权” |
| 二、产权统一和分离 |
| 三、所有权与产权关系 |
| 四、归属权在产权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五、产权主体的确认 |
| 第四节 产权与产权制度关系的研究 |
| 一、产权的细分与组合 |
| 二、产权制度的内涵 |
| 三、产权制度与所有制的关系 |
| 第三章 对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关系 |
| 二、对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争议见解的驳斥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二节 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研究 |
| 一、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 |
| 二、运用辩证思维科学地看待股份制改革的利弊 |
| 三、坚持对片面夸大股份制作用进行有针对性地辩析 |
| 第三节 法人财产权的研究 |
| 一、法人财产权的内涵 |
| 二、在质疑中论证公司财产权内涵与实质 |
| 三、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中小企业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运用辩证思维辨析家庭式企业产权结构的利弊 |
| 二、用质疑眼光追根溯源私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 三、对中小企业产权制度调整提出科学设想 |
| 第四章 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评析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 第一节 全面比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 |
| 一、经济界对两种产权理论的研究情况 |
| 二、从总体上比较研究了两种产权理论 |
| 三、社会各界的理论影响和反应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评析 |
| 一、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评析 |
| 二、对“科斯定理”理论的评析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三节 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评析 |
| 一、多角度地批评“企业契约论” |
| 二、对以“利益相关者论”为根据的企业产权理论的评析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 |
| 二、企业内部关系与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搞好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五章 产权与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产权分离理论在国有经济改革中的运用 |
| 一、国家所有制的实质 |
| 二、国家所有制产权分离理论 |
| 三、国家所有制改革形式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财产和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研究 |
| 一、国有企业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 |
| 二、国有企业股份改制中国有资产的维护 |
| 第三节 国有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形式 |
| 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 |
|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五、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的研究 |
| 一、理论界关于所有制实现形式内涵的学术探讨 |
| 二、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出现的原因与作用 |
| 三、中肯地提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注意事项 |
| 四、现实影响 |
| 第五节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需注意的几个方面 |
| 一、改革的方向和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二、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 |
| 三、对私有化理论的批判 |
| 四、现实影响 |
| 第六章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研究 |
| 第一节 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形成与改革的“市场导向”问题研究 |
|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 |
| 二、改革的“市场导向”研究 |
| 三、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优势 |
| 一、准确论述所有制与计划、市场在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 |
| 二、探寻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优势的根本途径 |
| 第七章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研究 |
| 一、价值量的决定因素 |
| 二、准确分清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
| 三、物化劳动与价值、剩余价值的关系 |
| 四、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认识 |
| 第二节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关系的研究 |
| 一、价值形成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作用 |
| 二、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
| 三、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在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及意义 |
|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研究 |
| 一、论证价值量的影响因素 |
| 二、劳动生产率对价值量的影响 |
| 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 |
|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所有权对分配关系的作用 |
| 一、劳动与产权关系 |
| 二、劳动与价值关系 |
| 三、产权、价值与分配关系 |
| 第二节 对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一、对西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判 |
| 二、对西方“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三、正确理解“按要素贡献分配” |
| 第三节 对我国现阶段分配关系的研究 |
| 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二、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 |
| 三、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与分配不公的关系 |
| 四、解决分配不公的基本途径 |
| 第九章 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
| 一、立足现实,探讨如何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
| 二、立足现实,探讨促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问题 |
| 三、关于发展企业集群和总部经济的有关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根源的研究 |
| 一、中外经济学家进行的各种推断 |
| 二、运用马克思危机理论把脉危机的病根,得出马克思主义结论 |
| 三、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为化解危机提供了科学的药方 |
| 第三节 关于股票市场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准确把握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和问题及产生原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提出合理的目标模式 |
| 三、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有效的实施办法 |
| 第四节 关于住宅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 |
| 一、较早地倡议将住房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 二、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精辟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
| 三、考察了城市化发展道路,准确把握了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前提和关键 |
| 第五节 文化知识经济的研究 |
| 一、把握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及其特点,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深谙文化的重要性,呼吁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第十章 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与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
| 一、学界内的不同观点 |
| 二、吴宣恭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内争鸣 |
| 二、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
| 三、为正确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提供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提出我国所有制的二元结构,研究经济规律的二元化 |
| 一、创造性地提出新“二元”规律体系 |
| 二、从所有制关系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有经济规律及其影响 |
| 三、倡言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第十一章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 |
| 一、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二、抓住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系统、完整地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 |
| 一、质疑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准确解读了生产方式的内涵 |
| 二、质疑生产方式“中介说”的观点,准确把握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
| 三、强调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有利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
| 第三节 从生产关系整体的角度分析“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争论 |
| 一、运用经济理论和“否定之否定”原理,强调恩格斯的解释符合逻辑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 二、辩析争论中的错误观点,准确分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及其基本特征 |
| 三、肯定争论中的有益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
| 四、批判私有化主张,揭穿有人利用争论浑水摸鱼、贩卖私货的真实面目 |
| 第四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一、学界内对经济学主线的不同观点 |
| 二、联系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强调我国经济学主线是随着由所有制改革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展开的 |
| 第五节 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一、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呼吁重视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
| 第六节 对经济学错误范畴的批判 |
| 一、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
| 二、科学地认识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 |
| 三、科学地认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及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
| 四、揭露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谬误,维护经济学范畴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
| 第十二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
| 第一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特点 |
|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
| 二、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的统一 |
| 三、坚持革命批判与理论创新的统一 |
| 四、鲜明的阶级立场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的统一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学术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探索者 |
| 二、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路径的倡导者和研究者 |
| 三、中国MBA的首创者 |
| 四、教书育人的巨匠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
| 二、对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
| 三、对吴宣恭严谨治学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弘扬与传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提出——推进经济增长的四条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D]. 邱春美.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D]. 肖季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5]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7]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D]. 乔刚. 北京理工大学, 2017(07)
- [10]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