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不在农内在农外——专家与记者的对话（论文文献综述）
王玉[1]（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苏雷[2]（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郭瑞[3]（2018）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专制主义社会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从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一个公平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受到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官僚买办势力的阻碍,步履艰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首要的历史任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一是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儒学所依附的封建政治制度逐步解体,意识形态上的儒学走向终结;二是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变化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儒学的地位及影响日渐萎缩,处在不断破解和碎片化之中,逐渐失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位置。儒学面临着现代转化的压力,儒学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儒学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涉及到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儒学经历了一个失去权力庇护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直至从社会独尊位置跌落;儒学也经历了一个被质疑、被否定、被批判但又迎来发展机遇并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对儒学发展以及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康有为托古改制、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与借鉴都是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儒学分别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融合,在现代转化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考察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根本任务、基本途径,准确把握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也就能更好地推进儒学现代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儒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现实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引言部分论述了选题缘起和主要探讨的问题、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点以及面临的困难与不足等。第一章以社会转型的概念入手,对社会转型的涵义以及原因进行概括性的介绍,然后由社会转型引入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历史任务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分析,目的是为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论证。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变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必然要适应转型进行现代转化。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儒学现代化的方向,而儒学现代化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第二章是封建社会瓦解与儒学意识形态的终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走向瓦解,传统儒学遭遇近代危机。洋务运动在儒学经世致用的逻辑中展开。甲午战败宣告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国家只有制度变革才有希望。康有为托古改制推行变法,以政治改良为目的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近代推动儒学现代化的第一人。但是,无论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挽救不了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宣告封建社会终结,依附于封建政体的儒学解体。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辛亥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封建文化残余仍然有社会基础,这是民国初年出现尊孔复辟逆流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文化开展了彻底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使儒学脱离封建专制的束缚,结束意识形态独尊的地位,儒学以它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2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儒学是儒学现代化思想重镇,诞生了一批汇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构造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为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与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与儒家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将儒家文化中积极因素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代获得新的活力,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从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吸收到了儒家思想的精华,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顺利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对儒学借鉴与吸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的典范,是儒学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五章是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新开展。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正常进行的儒学研究在60年代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打乱了儒学研究的正常进程,直至完全中断了大陆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现代化。流亡海外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继续推动儒学现代化,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为扩大儒学的海外影响做出了贡献。80年代,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成果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儒学热。在内地,大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着的成效,“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以及新世纪的“儒学复兴”,儒学现代化重启。儒学现代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而且出现不同立场、观点与路向的现代化。结语部分通过对一百多年儒学现代化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当代实践,展望未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儒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一种新形式与新形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主导形态,但它并不排除其他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在价值上是多元的,在信仰上坚持自由原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谨防儒学消极因素的渗入。
田孟[4]（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付会洋[5]（2017）在《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什么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生计的保障和尊严?本文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同时以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农业变迁实践为载体来探索理解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处境。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实践过程研究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路径为:从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着手对农业的政治过程做出详细阐释。本文的"政治过程"主要指对农业相关资源,如土地、水利、农资、农产品、劳动力等的控制和利用过程,以及控制和利用的目的和逻辑。在国际竞争层面上,本文主要考察了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绿色革命"中的政治意蕴、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以及全球食物主权运动的兴起与新农业政治。在国家主导发展的层面上,本文认为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深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并对国家内部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国内的农业政策制定亦不例外,它既是对国内农业发展方向的指引,也是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和互动。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通过对历年"一号文件"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国内的农业政策形成了一套以经济为中心,以一体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为关键要素的相互交错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正如它可以自动地吸纳并排斥一些对象一样,它也有一定的受益偏向,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甚至工商资本皆可从中获利,而相比之下,普通农民却获益寥寥。为理解农民的真实生产与生活处境,本文并未就此止步于政策文本的分析中,而是沿着政策所涵盖的不同方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具体考察了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农田水利在集体与个体化进退中的政治困境、地方政府"为民致富"所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和影响、传统农业种植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双重挤压及所发生的空间嬗变、农业家庭在打工与种地这一分工中的性别政治。研究发现: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权威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并非毫无阻碍,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会利用或消解这种权威,同时这种权威也会重塑或深化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同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国内政策权威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形塑了国内农业的变迁路径。无论是在土地分配,还是在水利灌溉的组织工作中,经济都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引入了农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农业关键资源的商品化带来了部分农民无缘享用资源的尴尬结果。李子市场的嵌入在为农户提供新的生计可能的同时,也使农户更深地卷入市场之中。生产以大市场为导向,捉摸不定的大市场又使农产品生产后难以销售,农民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传统的小麦种植因粮价低、不赚钱,以及农民日益高涨的货币化需求两重压力,使得农民不得不放弃。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不断拉低国内的粮价,使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教育、住房、人情往来等开销又不断拉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在这种经济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农业家庭需要从打工中获取更多收入以补贴家用。因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谁流谁守"成为一个问题,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痛苦。总之,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一个社会领域,更是一个政治领域。关于农业的变迁也不仅仅是出于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变迁启动,更是出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王洪江[6]（2017）在《政策科学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网络及其工具选择》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城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又是受到政府有力引导的政策过程。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基本完成,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以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实现成为焦点,实质上就是如何有效执行新型城镇化政策。所以,新型城镇化应有政策科学理论视角的观察与研究,重点解决四个问题:新型城镇化究竟是什么?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什么?新型城镇化靠什么实现?新型城镇化怎么实现?也就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关键变量:新型城镇化本身及其环境,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目标、政策网络、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等研究方法,对这些变量进行深入解析,才能提出有效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第一,新型城镇化的理解。政策问题是政策分析的起点。认清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理解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应跳出新就是好,旧就是不好的简单主观思维,类型学解释更适合于新型城镇化,在世界城市化类型与自身发展阶段的历史坐标中,按照快速城市化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类型区分标准,中国城市化是除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以外的一种新类型,即新型城镇化是中国体制渐进转型与城市化重叠型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城镇化,“求稳”是其内在特征,转型的路径依赖使得城镇化带有很深的历史制度烙印。中国目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最大环境变量就是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需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变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基础转型,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市化质量。第二,新型城镇化政策目标。目标是衡量政策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标准,任何政策都可以通过设定合适目标、解释目标调节政策实现的实际难度。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策目标的实现。通常政策目标分为实质性目标和工具性目标。根据以上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实质性目标在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应该体现效率、稳定、正义等理念。效率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城镇化本身就是效率提高的表现,稳定是新型城镇化特征决定的重要约束,正义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和根本追求,包含了诸多理念。工具性目标是有助于实质性目标实现的条件,最重要的是预算约束目标,对新型城镇化而言,市民化成本的预算支出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第三,新型城镇化政策网络。城镇化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相互依赖,参考罗茨的经典分类,新型城镇化过程已经形成由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共同构成的政策网络,网络间的互动,尤其是行动者利益、意见的协调综合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具体的城镇化政策有效执行、目标的实现都依赖这个网络,而网络结构互动则受到政策目标的导引。提高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执行水平,必须从开放网络、打破固化网络联结等入手改进政策网络的有效管理。第四,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基于权变的理念,新型城镇化政策执行实质就是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把豪利特等人对政策工具的经典分法与新型城镇化具体特点结合,构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工具箱”。而对这些工具的选择有传统工具、修正工具、制度主义、公共选择、政策网络等五种典型的研究途径,通过这些观点的融合,归纳出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关键因素:政策及其目标、工具本身的特点、工具应用的背景、政策网络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些要素,再结合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目前发展现实有针对性优化选择政策工具,重点在于坚持市场政策工具优先原则,“稳定”的政策工具与工具的稳定,构建促进财政基础转型的工具组合,通过改进政策网络管理提高工具效率等等,以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
王斌[7]（2016）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乡土中国”加速向“乡镇中国”、“城镇中国”转型,“离土中国”日益跃迁为城镇化时代的新型社会结构。在以往的乡土情景中,“我是谁”常常与“我在哪里”相关联,而快速的城镇化在改造我国传统社会的空间结构之时,也使大部分居民脱离以往的居所,这也必然会令居民的身份认同发生剧烈的震荡和变迁。而且,我国空间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身份城镇化（人的城镇化）,这不仅使得市民化的进程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而且更让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城镇空间改造的现状不相匹配,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症结所在。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推进,代表了党和政府在城市建设上的重点,已从“空间”维度向着“认同”维度发生了转移。换言之,随着新型城镇化思路的实施,健康的城镇化标准已不是单一的“空间城镇化”或“人口城镇化”,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即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意义及身份认同的平稳转型。研究空间与认同这两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互动及其功能,也正是本文展开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从理论上讲,空间是社会的表征,对空间的改造相应地也就成为了对社会结构的再造和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同样地,认同也具有社会性,它是对社会意义与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建构。在现代性和城市化持续加强的当今中国社会,认同逐步脱离了受乡土约束的“地方”,而与广阔的城乡社会空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提出“空间—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社会空间与社会认同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生活方式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本文运用“空间—认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了武汉市江夏区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的三个个案,并试图从中窥见不同城镇化亚类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的差异化形态。从“空间—认同”的框架上看,这三个个案分别是“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郊区化”的典型,它们蕴涵了空间的规划以及规划中的空间对社会认同改造的“饱和信息”。首先,从“农村社区化”的典型来看,我们于个案中发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想里,乡村空间的革新是为了推动农民生计和认同的变革,但由于新型生产空间的缺失,这令私人居住空间和社区公共空间成为了诱导居民认同变化的主要因素。新农村社区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充满城市性的居住空间,室内装修由此成为了新居民构建认同的重要基础,一些新的仪式和权力分化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另外,各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也于新社区中逐步成型,不过在新居民们尚未习得如何界定和利用这些新空间之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却成为了新农村社区中的一个乱象。于是,怎样协调生产、生活空间的协调变化及其与农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这或将成为近期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最为主要的议题。其次,从“农业产业化”的维度来讲,农家乐是乡村旅游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农家乐本身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我国“去乡土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对于乡土性的再消费。同时,农家乐也创造出了一个崛起中的新乡土空间,农家乐经营者不断对原生乡村进行空间上的营造,进而使农家乐的“乡土性”能够更好地契合在市场之中。这种满足城市人消费和休闲的美学的新空间,也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改变。农民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的城市化想象,他们从“消遣者”变成了“消费者”,并从“成为农民”向“扮演农民”转型。“农民”逐渐演化为一个仅供营利的符号,充满城市性的乡土空间规训着农家乐经营者和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最后,从城市郊区化的角度来说,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它的郊区化进程开始得较为晚近,并主要通过房地产进行拉动。政府与市场主体结成了牢固的“增长联盟”,大规模的拆迁令郊区空间呈现出“碎化”和“极化”的特征。在新建的高档社区中,开发商为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极具区隔性的居住空间和身份标示。而在还建房社区中,封闭式的社区空间也为新搬迁入住的居民提供了业主的“权利中心认同”。与此相较,在周转房的社区空间中,居民们则形成了与政府和开发商长期对峙的“拒斥性认同”。各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居住隔离,这些或隐或现的隔离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呈现,更稳固成了一种建立认同和安全感的内在秩序。因此,社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类空间的实践,人们通过行动来改造空间,而空间反过来也型塑了一定场域中主体的身份认同。将“空间—认同”理论视角用以观察我国的城镇化,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化长期以来的“压缩性”特征:城市地理空间的改造速度过于迅疾,它远远快于居民的互动网络和价值体系的变迁,而当前我国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根源也大都源于城市空间对社会意义和身份认同的忽视与破坏。当前,我国城镇化迫切地需要实现从“以方法论为本”向“以本体论为重”转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认同”和谐,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为人们建设一个“好城市”,而好城市的“终极之间”还是在于有效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城市发展是为了谁”以及“城市应该由谁来建设”。如果说在以前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忽略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在“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当下,重新对此进行审思无疑是极为必要的。总之,“空间—认同”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在于:现阶段城乡空间的改造不能违背居民的需求,而是要进一步服务居民的市民化,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合理、有序地表达自我的诉求,以此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良性生态格局。
刘峰[8]（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何美丽[9]（2014）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文中指出蔬菜价格波动和质量安全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本文对北京蔬菜供应链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形成与嬗变及其影响效果,揭示蔬菜价格波动与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蔬菜供应链本质上是“权力”传播链,相关主体的话语经“权力”传播链传递并对受体产生特定的影响效果,产生了话语权,形成对受体的影响、控制、支配的权力,受体的“反抗”或转变推动话语权的转移与嬗变,同时政府和新闻媒介也推动了供应链中话语权的历史变迁。从北京以批发市场为核心、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到“农超对接”的蔬菜供应链,话语权布局不断调整,在缩短供应环节、减少成本、平抑菜价、稳定蔬菜供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本质上来讲,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整体上并未变革,话语权始终由批发市场及批发商、龙头企业或超市等主体掌握,因此获得更多议价权与合作利益,但蔬菜安全上的话语权被利益“绑架”而“虚化”,陷入无效或低效状态,造成蔬菜安全隐患。菜农与消费者一直缺失话语权与议价权,还可能被转嫁市场经营风险及其损失,“种菜的不挣钱,吃菜的不便宜”,呈“两头哭中间笑”的利益分配格局,唯以“弱者的武器”来反抗,导致蔬菜“劣币驱逐良币”而加剧蔬菜滞销与安全问题。在“农消对接”中菜农及农业合作社与消费者基本实现了话语权对等,却难以成为大众化蔬菜供应的主要形式。因此,单纯的蔬菜供应链结构优化与创新无法根本破解蔬菜价格频繁波动、蔬菜质量安全问题频发的迷局。此外,政府的话语权行使不到位,所实施的一轮又一轮的平抑物价措施反倒使菜农成为最终“受伤者”。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前我国蔬菜供应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蔬菜市场竞争格局已形成,但市场机制对于菜农与消费者的话语权形成失灵；现行蔬菜供应政策培育的是蔬菜市场经营的垄断力量和话语权控制主体；蔬菜质量安全问题单一地归咎于农民是进一步对农民话语权的剥夺；政府并非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与保障的唯一主体。
秦香丽[10]（2013）在《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下的“乡土”已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进城”。“向城求生”和“城市梦”的双重合力诱使农民背离自己的身份,进入城市,也进入了文化冲突的场域。在边缘与中心、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中,农民工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他们期冀借助“返乡”获得心理慰藉,但故乡从物质到精神的衰败,以及城市文明的烛照促使他们再次离开家乡。就这样,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游走,沦为双重的边缘人,并形成了一种边缘人的独特心态,“我是谁”的问题在他们的内心屡屡出现。他们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被作家行诸笔墨,并构成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重要内容。本论文即以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洞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形象的“常”与“变”,并透过农民工形象窥知作家的现代性焦虑及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想借助农民工形象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工题材小说的概念化创作及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予以清理,寻求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和批评的新视野。本论文共有七章,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部分简述“农民工题材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廓清和辨析相关概念,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揭示农民工的美学特质和文化内涵,指出本论文将从“农民工形象”入手,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农民工”的形象及存在的问题,并藉此反思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困境及探讨困境中的出路。论文第一章考察“农民工”出现的历史机缘,并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其形象新质。作为边缘人,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承受着乡村和城市的双重挤压,经历着文化人格的裂变,这是既往乡土文学绝少存在的新型农民形象。第二章概述“农民工”的形象谱系。该章运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结合“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疏离与融合的生命状态,将“农民工形象”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过客’心态的传统’农民工””、“漂泊心态的半传统半现代的农民工”及“超越边缘人的现代农民工”。第三章着重考察“农民工形象”的建构策略及文化内涵。作家结合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及自己的文学理想,采用“归乡模式”、“边缘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归乡’模式”是乡土小说的常用模式,也是“流寓者”的生命轨迹,农民工题材小说作家纷纷借用这种模式反映农民工“漂泊”与“无根”的生命状态,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一种平视的姿态,以“城乡二元对立”为核心,结合“本地人和外地人”、“上层和底层”两种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第四章主要研究“农民工形象”的局限性。它包括四个层面:严重的“符号化”倾向、抽离思想强调命运悲剧、缺乏哲学意蕴及缺乏典型。众多的文本显示,作家往往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等复杂的矛盾冲突简约为“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冲突,在一种极不对等的结构中展示农民工的悲苦处境,写尽他们的苦难,将农民工视为“苦难符号”、“社会问题符号”和“乡土文化符号”;这必然导致了思想的缺席,再加上作家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演绎故事文本,使得“主题先行”的通病普遍存在;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乡土文学发轫之初,就与“侨寓”密切相关,它的现代性获取本身带有漂泊的意味。也就是说苦难意识所具有的复杂的现代意蕴没有揭示出来,特别是农民工“在路上”的惶惑,这种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更不被作家所关注。所有的这一切均导致了典型的缺失,使得这一蔚为壮观的文学思潮缺乏标志性的作品和标志性的人物形象。第五章从“农民工形象”出发揭示“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困境”,并探寻其出路。“与现实严重脱轨”、“作家的精神眩惑及价值判断的紊乱”、以及“文学批评的’不作为””,共同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当下的“乡土”已经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但部分作家囿于自身的创作经验,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文化思潮,写出违背现实的作品,他们看不到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工的真正诉求,一味在皮相的怀旧中走向历史的反面。而批评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评论家纷纷攫取“历史资源”,特别是延安文艺思想,流于肤浅的文学表征的相关性,无视这一文学思潮的真正本质,严重损坏了良性的文学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发展。因此,作家必须“下生活”并葆有独立意识,而批评家则需要力求匡正不良的创作风气,提出真正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共同促使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结语部分重申农民工题材小说是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中重塑农民身份,寻找乡土中国未来、探求一种平衡的小说,它在现代性转型中探讨农民的现代转型及在此过程中的历史代价。而转型中的阵痛是难免的,无论是被动城市化还是主动城市化,无论农民工是否已经获取城市身份,他们均离真正的现代还相去甚远。因此,转型是一个未竟的命题,也是一个难题。
二、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不在农内在农外——专家与记者的对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不在农内在农外——专家与记者的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1）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 一、举办年会 |
| 二、发行刊物 |
| 三、出版书籍 |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附录 |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 地政月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本文研究起点和创新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一、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全景式呈现 |
| 二、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地位的评价 |
| 三、为当代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内容 |
| 一、中心问题与总体思路 |
| 二、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及其面临的挑战 |
| 一、清末反洋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二、民初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三、民初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 |
| 四、民国基督徒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二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体验 |
| 二、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反思 |
| 三、张亦镜的文字传道和文字卫道工作 |
| 第三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神学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的文字传道思想 |
| 一、论开展文字传道的必要与目的 |
| 二、论文字传道与本色神学的建立 |
| 三、论文字传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 四、张亦镜对白话文的态度问题 |
| 第二节 论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中国民俗的基本态度 |
| 1.人有“新”“旧”之别——中国民俗宜“去旧迎新” |
| 2.民俗有关“国运兴衰”——中国社会宜“移风易俗” |
| 二、论基督教对中国民俗的吸收与改造 |
| 第三节 论本色神学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儒之辨的时代背景 |
| 1.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 |
| 2.二十世纪初对话的开始 |
| 二、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互异性 |
| 三、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相通性 |
| 第四节 论本色神学同道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道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态度 |
| 1.以澄清老子其人其事为前提 |
| 2.以分别道家与道教为前提 |
| 二、《道德经》与《圣经》的比勘互证 |
| 1.道元始与上帝同在 |
| 2.在“道性”上的相通 |
| 3.在“修性培德”上的相通 |
| 第五节 论本色神学同佛教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耶佛关系的基本态度 |
| 1.对“扬佛抑耶论”的回应 |
| 2.基督教比之佛教更值信靠 |
| 二、论观世音信仰与基督教的分歧 |
| 1.在时空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2.在性别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3.在佛经逻辑上的批判与分歧 |
| 三、对“佛化基督教”思想的否定 |
| 第六节 论本色神学同墨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墨比较研究的思想缘起 |
| 1.西学墨源说 |
| 2.基督教墨源说 |
| 二、耶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
| 1.为墨学正名和平反 |
| 2.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
| 三、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的契合 |
| 1.在最高思想范畴上的契合 |
| 2.在社会政治伦理上的契合 |
| 3.在人际人伦理想上的契合 |
| 四、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之间的互异 |
| 第四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教会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 |
| 一、论上帝国存在的中国化诠释 |
| 二、论上帝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 |
| 三、论中国人之于上帝屋的信修 |
| 第二节 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 |
| 一、对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 |
| 二、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促进 |
| 三、对宗教理性的弘扬和对中国宗教末流的批评 |
| 四、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改造 |
| 第三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 |
| 一、论民族独立与教会独立的关系 |
| 二、论建立本色教会的方法与途径 |
| 三、论教会趋势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
| 第四节 论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 |
| 一、论张亦镜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 二、论张亦镜在孔教问题上的态度 |
| 三、论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 四、对“党教合一”思想的批判 |
| 五、论基督徒的爱国与救国的关系 |
| 第五章 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思潮的影响 |
| 一、对民国时期本色教会运动的影响 |
| 二、对民国时期本色神学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 |
| 一、对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启发 |
| 二、对如何处理爱国与爱教之间关系的启发 |
| 三、对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启发 |
| 第三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在文字布道事工及其本色教会思想上的局限 |
| 二、在基要主义立场及其本色神学思想上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的研究现状 |
| (二)儒学现代化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及儒学现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界定 |
| 一、社会转型的涵义 |
| 二、社会转型的原因 |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 |
|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阻力 |
| 二、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 |
| 三、中国革命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 |
| 四、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
| 第三节 儒学、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 |
| 一、儒学及发展阶段 |
| 二、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 |
| 三、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 |
|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传统儒学的终结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封建社会 |
| 一、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危机与衰败 |
| 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
| 三、儒学古今之争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
| 第二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洋务运动 |
| 一、西学经世与洋务运动的逻辑展开 |
| 二、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体用观 |
| 三、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与体制变革的呼声 |
| 第二节 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与传统儒学危机 |
| 一、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对传统儒学的冲击 |
| 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三、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派对传统儒学的抨击 |
| 第四节 康有为托古改制启动儒学的现代转化 |
| 一、康有为“托古改制”变革儒学思想的形成 |
| 二、康有为给资产阶级学说穿上传统儒学外衣 |
| 四、康有为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思想进行糅合 |
| 五、康有为援西入儒推动儒学现代化评析 |
| 第五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传统儒学的终结 |
| 一、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攻击 |
| 二、新式教育与废除科举对儒学的冲击 |
|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与制度儒学的终结 |
| 四、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呼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一、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
| 二、民国初年尊孔复辟的逆流 |
| 三、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
| 一、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的实质 |
| 二、新文化运动“批孔”的认识与评价 |
| 第三节 现代新儒家与儒学现代化 |
| 一、现代新儒家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
| 二、现代新儒家重启儒学现代化 |
| 第四节 冯友兰的新理学对儒学现代化的贡献 |
| 一、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程朱理学的“接着讲” |
| 二、冯友兰新理学形而上学 |
| 三、冯友兰新理学的历史观 |
| 四、冯友兰新理学的文化观 |
| 五、冯友兰新理学的境界说 |
| 六、冯友兰构建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特点 |
| 第五节 现代新儒家在儒学现代化上的特点 |
| 一、现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执着 |
| 二、现代新儒家引西援儒促进儒学现代转化 |
| 三、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与排斥 |
| 四、现代新儒学的唯心主义立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吸收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 一、“五四”爱国主义运动酝酿与爆发 |
| 二、“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出路的思考 |
|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分析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内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儒学的批判继承 |
| 一、批判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现实斗争的需要 |
| 二、批判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 |
|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吸收 |
| 一、对儒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的继承和弘扬 |
| 二、对儒家知行学说的改进与发展 |
| 三、对儒家辩证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
| 四、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五、对儒家自强不息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
| 六、对儒家修身观与道德观的借鉴与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儒学现代化新开展 |
| 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化建设与儒学研究的开展 |
| 一、建国之初的文化建设方针 |
| 二、儒学在学术上的研究与探讨 |
| 三、儒学现代化进程的暂时中断 |
| 第二节 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儒学现代化的再认识 |
| 一、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
| 二、海外现代新儒家与儒学现代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重启 |
| 一、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儒学研究的恢复 |
| 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认识与争论 |
| 三、改革开放进程中大陆传统文化复苏及儒学热 |
| 四、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复兴”与儒学现代化路径 |
| 第四节 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
|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一、儒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缺失的资源 |
| 二、儒学蕴含可继承的积极因素和现代价值 |
| 三、儒学可以为现代化的社会提供精神滋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
| 一、儒学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儒学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坚持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基本途径 |
| 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儒学促进儒学的现代转化 |
| 二、系统研习传统儒学经典重新阐释儒学 |
| 三、儒学吸收包括世界人类文明成果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
| 四、儒学通过自我革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警惕消极因素渗入 |
| 一、 传统儒家伦理对经济行为与经济利益的排斥 |
| 二、 传统儒家伦理对独立个性及自由压抑与漠视 |
| 三、 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背离 |
| 四、 传统儒家伦理造就盲从与奴化意识等消极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与学术活动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5）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
| 1.5 研究地点 |
| 第二章 国际农业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 |
| 2.1 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 |
| 2.2 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 |
| 2.3 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 |
| 2.4 食物主权运动与新农业政治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国内农业政策浅析 |
| 3.1 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 |
| 3.2 以经济为中心的农业政策话语体系 |
| 3.3 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分析 |
| 3.4 政策偏向:谁可以得到什么?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分田与承包: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 |
| 4.1 李村土地的分布与分配 |
| 4.2 土地均分与家庭周期变动 |
| 4.3 土地承包的政治生态分析 |
| 4.4 耕者均田的七队与"失去土地"的八队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集体与个体:农田水利进退中的政治困境 |
| 5.1 不同政治时代李村的农田水利组织方式 |
| 5.2 集体投资、个体经营:当前水利灌溉的一种组织形式 |
| 5.3 集体灌溉的衰退与个体灌溉的兴起 |
| 5.4 灌溉用水"被挤压"及村民的反应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李子种植:政府主导的市场嵌入及其影响 |
| 6.1 政府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 |
| 6.2 市场导向的李子生产与销售 |
| 6.3 市场与规模化问题 |
| 6.4 市场嵌入社会 |
| 6.5 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及其影响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双重挤压: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存空间的嬗变 |
| 7.1 农民为什么放弃种植小麦? |
| 7.2 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挤压 |
| 7.3 高涨的货币化需求 |
| 7.4 货币化需求被激发的政治过程 |
| 7.5 作为生活空间的农业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打工与种地:农业家庭分工中的性别政治 |
| 8.1 李村农业家庭流动与留守情况 |
| 8.2 "男工女耕"中的性别政治 |
| 8.3 留守丈夫视角下的性别政治 |
| 8.4 不同性别留守老人对夫妻外出决策的影响 |
| 8.5 农业女性化了吗? |
| 8.6 小结 |
|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 |
| 9.1 农业的政治过程与农业变迁 |
| 9.2 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 |
| 9.3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
| 9.4 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
| 9.5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人简介 |
| 附录二:历年"一号文件"关键词频统计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政策科学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网络及其工具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基本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 城市与城镇 |
| (二)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三) 新型城镇化 |
| (四) 政策目标 |
| (五) 政策网络 |
| (六) 政策工具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创新与局限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论文的局限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其文献评述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一) 城市化演变的客观规律认识 |
| (二) 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
| (三) 城市化资源集聚与利用 |
| (四)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流动 |
| (五) 城市化形态的物理呈现 |
| 二、中国城市化政策述评 |
| (一) 新型城镇化理论 |
| (二) 城市化的中国政策 |
| 三、政策网络理论 |
| (一) 政策网络理论发展源流 |
| (二) 政策网络类型及其管理等研究 |
| 四、政策工具理论 |
| (一) 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 |
| (二) 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 |
| 五、政策执行理论的研究进路 |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
| 一、当前中国城镇化究竟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类型? |
| (一) 世界城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镇化类型 |
| (二) 中国城镇化属于新的类型何以可能? |
| 二、在城市化历史坐标中定位中国新型城镇化 |
| (一) 新型城镇化是体制渐进转型与快速城市化重叠型城市化 |
| (二) 新型城镇化是注重城市化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
|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 |
| (一) 经济新常态要求新型城镇化的常态化 |
| (二) 经济新常态要求新型城镇化应有新作为 |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目标论析 |
| 一、新型城镇化政策及其目标:基于规划的分析 |
| 二、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质性目标 |
| (一) 正义: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和根本追求 |
| (二) 效率: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
| (三) 稳定:新型城镇化特征决定的重要约束 |
| 三、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工具性目标 |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网络分析 |
| 一、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 |
| 二、政策网络理论在新型城镇化政策领域的适用性 |
| 三、新型城镇化过程的政策网络类型与结构 |
| (一)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社群 |
| (二) 新型城镇化的府际网络 |
| (三) 新型城镇化的生产者网络 |
| (四) 新型城镇化的专业网络 |
| (五) 新型城镇化的议题网络 |
| 四、不断调适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网络互动结构 |
| (一) 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互动结构改进 |
| (二) 改变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联盟及其与其它网络的互动结构 |
| (三) 充分发挥专业网络等作用的同时改善网络结构互动多样性 |
| 第六章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
| 一、新型城镇化领域的政策“工具箱” |
| (一) 强制性工具 |
| (二) 利益诱导型政策工具 |
| (三) 信息型政策工具 |
| (四) 自愿型政策工具 |
| 二、影响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 |
| (一) 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执行实质就是政策工具选择过程 |
| (二) 影响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选择的要素图谱 |
| 三、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工具优化 |
| (一) 市场化政策工具优先是城市化的客观规律 |
| (二) 新型城镇化目标要求“稳定”的政策工具与工具的稳定 |
| (三) 建立有利于新型城镇化财政新基础形成的政策工具组合 |
| (四) 不断改进新型城镇化政策网络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空间—认同”问题的缘起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空间体验:初进小镇的感性认识 |
| 二、理论反思: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与认同关系 |
| 第二节 空间与认同的概念厘析 |
| 一、空间:社会的表征 |
| 二、认同:身份、意义及其建构 |
| 第三节 “空间—认同”研究的文献回顾 |
| 一、城乡结构变迁中的“空间—认同”:以时间为线索 |
| 二、总结述评与研究定向 |
| 第二章 理论资源与方法探讨 |
| 第一节 理论资源:空间与认同的学术框架 |
| 一、古典时代的理论遗产 |
| 二、现代社会学中的空间与认同 |
| 三、空间与认同的相互作用: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空间拓展 |
| 一、方法论:定性的空间社会学分析 |
| 二、具体方法与反思:作为陌生人的“行走” |
| 第三节 个案介绍:类型及其空间表达 |
| 第三章 新农村社区中的空间变革与认同转型 |
| 第一节 新农村社区空间的崛起:怡山湾的个案 |
| 一、新农村社区的形成及其空间呈现 |
| 二、新农村社区的空间改造:怡山湾的个案 |
| 第二节 住房空间的革新与居民认同的变迁 |
| 一、户外空间与居民认同的变化 |
| 二、室内空间与居民认同的变迁 |
| 第三节 公共空间的崛起与认同的变迁 |
| 一、新乡村公共空间的结构变化 |
| 二、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四章 新乡土空间、新生计与新认同 |
| 第一节 农家乐:一个新乡土空间的诞生 |
| 一、农家乐:崛起中的新乡土空间 |
| 二、江夏区农家乐发展的具体情况 |
| 三、作为新型空间的农家乐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新生计空间:农家乐中的空间改造 |
| 一、离土空间中长出的新生计 |
| 二、新生计与新乡土:农家乐空间的改造 |
| 第三节 新乡土空间中的新认同 |
| 一、想象的社区与分化的认同 |
| 二、从“消遣者”到“消费者”:认同的跃迁 |
| 三、“卫生”空间的再发明与认同的规训 |
| 四、从“成为农民”到“扮演农民”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五章 郊区住房市场开发下的空间与认同 |
| 第一节 我国郊区化提速与居住空间分异 |
| 一、郊区化的起源、发展与当前特点 |
| 二、江夏区郊区化的具体特点 |
| 第二节 房地开发带动的空间更新与认同“兜售” |
| 一、何为“伊托邦”:郊区空间的新样态 |
| 二、空间改造与身份认同的“兜售” |
| 三、封闭式社区与业主认同 |
| 第三节 衰败的社区空间与拒斥性认同的形成 |
| 一、衰败的过渡房社区:一个空间中的隐藏文本 |
| 二、衰败空间中的拒斥性认同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三种城镇化社会空间下的认同 |
| 二、城镇化背景下“空间—认同”理论的解释力 |
| 第二节 讨论:“空间—认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一、“空间—认同”理论对“人地关系”的超越 |
| 二、从“空间—认同”框架看城镇化规划 |
| 三、“空间—认同”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9）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研究旨趣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话语与话语权 |
| 1.4 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与话语权 |
| 1.5 研究设计 |
| 1.6 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蔬菜供应链的发展变迁与北京蔬菜供应链 |
| 2.1 蔬菜供应链的界定 |
| 2.2 蔬菜供应链的发展变迁 |
| 2.3 北京蔬菜供应链的典型模式 |
| 2.4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的产生与嬗变 |
| 3.1 政府对蔬菜生产与供应的话语权产生与嬗变 |
| 3.2 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形成与嬗变 |
| 3.3 新闻媒介对蔬菜供应链的话语权的嬗变 |
| 3.4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北京传统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 |
| 4.1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的合作关系 |
| 4.2 产地批发市场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4.3 销地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4.4 菜农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行为和蔬菜质量安全合作 |
| 4.5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北京现代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 |
| 5.1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2 “农超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3 消费者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
| 5.4 “农消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5 其它相关主体对蔬菜供应链的话语权分析 |
| 5.6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北京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1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2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3 “农超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4 “农消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5 小结 |
| 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基于话语权对蔬菜生产与供应相关问题的讨论 |
| 7.3 小结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蔬菜物流企业访谈提纲 |
| 附录2：蔬菜生产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3：北京蔬菜消费行为与质量安全评价调查问卷 |
| 附录4：《人民日报》中蔬菜生产与供应问题的相关新闻梳理 |
| 附件5：论文研究过程摘要 |
| 个人简历 |
（10）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现状及反思 |
|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进城农民”——全新的农民形象 |
| 第一节 “农民形象”的嬗变轨迹 |
| 第二节 “农民工”作为“边缘人”出现的历史机缘 |
| 第三节 “边缘人”的特征与心态 |
| 第二章 “农民工”形象谱系 |
| 第一节 “过客”心态与传统之“农民工” |
| 第二节 “漂泊”心态与半传统半现代的“农民工” |
| 第三节 超越“边缘人”与现代之“农民工” |
| 第三章 “农民工”形象的建构策略及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异曲同工的“归乡”模式 |
| 第二节 边缘视角及其文化功能 |
| 第三节 二元对立模式 |
| 第四章 “农民工”形象的缺失及提升空间 |
| 第一节 “人”抑或符号 |
| 第二节 思想的抽离和命运悲剧的单薄 |
| 第三节 哲学意蕴的匮乏 |
| 第四节 转型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典型的缺失 |
| 第五章 困境中的反思及出路 |
| 第一节 永远的真实与永远的主义 |
| 第二节 作家的精神眩惑 |
| 第三节 表面繁荣下的边缘化实质——对“农民工题材小说”热的冷思考 |
| 结语 未竟的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 |
| 参考文献 |
四、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不在农内在农外——专家与记者的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2]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3]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D]. 郭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5]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D]. 付会洋.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8)
- [6]政策科学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网络及其工具选择[D]. 王洪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D]. 王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9]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D]. 何美丽.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10]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D]. 秦香丽. 南京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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