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后的美国新闻界（论文文献综述）
闫雪雅[1]（2021）在《中英报纸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比较研究 ——以《光明日报》和《泰晤士报》为例（2011-2020）》文中研究指明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载的文学符号以及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报道,是文学传播的典型缩影。本文选取《光明日报》和《泰晤士报》为研究对象,以两报近十年来（2011年-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文本为样本,从框架理论视角出发,对两报报道进行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框架分析,比较两报是如何呈现这一奖项的,考察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报道的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从社会文化、媒体内部、个体认知三个方面分析框架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两报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媒介通常会基于现实情境和职业意识形态进行框架选择,所以常常会形成某些通用框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事实框架就是《光明日报》和《泰晤士报》通用框架,并且两报报道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偏事件性轻价值性,重娱乐性而轻文学性。但更为明显的是两报构建了风格迥异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光明日报》建构了和平、严肃、宣传框架,报道多是基于诺贝尔文学奖事件本身,联系到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发展,引导公众关注中国文学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泰晤士报》建构了事实、平衡、冲突框架,注重从特殊角度进行报道,不介意挖掘不和谐的因素,擅长利用深度报道来强化某种观点。无论是中方媒体还是西方媒体,媒体所刻画的诺贝尔文学奖形象更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其文学特质被模糊、文学价值被消解,这种报道的偏向根源于社会语境和利益诉求。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通过媒介与公众进行联系的最直接、最频繁的方式,媒体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议题的报道不仅要说明现实,帮助公众认识诺贝尔文学奖,也应深层次诠释意义,引导受众抵达奖项背后的意义空间,在坚持事实与价值统一的过程中构建合理的新闻框架。
曹晓雨[2]（2020）在《时政类数据新闻研究 ——以澎湃新闻“美数课”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时政类新闻过去给受众的印象往往是严肃刻板、乏善可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稀缺已是既定事实,人们在工作之余接触媒介时更喜欢轻松的娱乐类新闻或便利生活的咨询类报道,而部分受众始终认为时政类新闻缺乏趣味性,传播倾向性强,不愿主动阅读。数据新闻的出现及发展,为时政类新闻的优化和变革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一方面,数据能够增强受众信任度,另一方面,数据可视化将传统的时政类新闻变得有趣、易懂,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为了解时政类数据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笔者选择澎湃新闻“美数课”栏目作为研究对象,收集该栏目现有的153篇时政类数据新闻（发布日期为2016年1月1日-2019年12月30日）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澎湃新闻“美数课”栏目为例,时政类数据新闻目前存在以下局限。在宣传主题方面,议题分布集中,主题呈现方式乏味。议题分布虽然广泛,但却不均衡,过多关注政策法规类议题,对其他议题关注度较少;同类主题报道结构单一,在涉及党政领导的议题中,报道模式固化,容易使受众产生“套路感”。在数据应用方面,数据依赖性强,缺乏专业性挖掘、分析。通过量化分析发现,“美数课”栏目单一数据来源仍占绝对优势,过度依赖政府和其他媒体提供的数据;数据处理过程中偏重描述性数据分析,缺乏对数据的深度探索和挖掘。在可视化呈现方面,互动程度低,受众参与不充分。“美数课”栏目逾九成时政类数据新闻作品中不存在交互设计,仅有的数例交互作品交互程度偏低,交互方式雷同,缺乏形式创新。数据究竟如何助力时政类新闻发展?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在设置议程时考虑受众角色,甚至让公众成为新闻主角,从受众的自媒体中发掘素材;增强对隐性叙事方式的运用,拉近时政类新闻与受众的距离,消除时政类新闻刻板乏味的弊端。二是重视社交平台数据挖掘,配置机器学习,应用于时政类新闻中政策出台后的效果预估等;加强自有数据库建设,降低对外来数据的依赖程度,提升数据新闻制作的效率,增强用户黏性,创造经济效益。三是加强数据新闻故事性、游戏性互动设计,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通过巧妙的界面设计,调动受众参与的主动性。本文对时政类数据新闻作品的研究,重点着墨于宣传主题和数据应用的研究,而且分析了可视化形式与数据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很少提及的研究方向,同时弥补了学术界对数据新闻在时政这一主题下研究的缺失。此外,选择澎湃新闻的美数课栏目作为研究对象,从宣传主题、数据应用和可视化呈现三个方面,分析“美数课”栏目时政类数据新闻的生产过程,探索时政类新闻借助数据可视化得到改良的途径,以及数据新闻在时政类主题下的呈现方式,希望能够改良严肃新闻的生产制作方式,也希望对数据新闻实践者有所裨益。
王绍俞[3]（2020）在《抵制外货运动报道的新闻框架研究（1999-2019）》文中研究指明抵制外货运动是民族主义在消费领域中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不管是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还是飞速发展和平至上的当代中国,依然频繁的在消费领域内爆发民族主义运动,媒体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报道不曾间断,但整体的逻辑脉络却没有系统的总结。本文尝试以1999—2019年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抵制外货运动作为研究范围,将涉及具体抵制行为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导入框架理论分析范式,采用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新闻框架与影响因素,并试图探索抵制外货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演变。分析表明,1999—2019年中国抵制外货行为报道在2005年和2008年出现了高峰期,主要的民族情感内因是民族自豪感和国家集体自尊。在新闻框架上,高层次结构主要呈现了“冲突与对抗”行动框架、“国家至上”政治框架、“合作共赢”经济框架、“民族情感引导”情感框架和“尊重与包容”文化框架的五种新闻框架,并呈现出特定的历时性变化;从问题定义,因果解释,解决方法三方面对框架的中层次结构进行了论述;关键词的分析、信源的选择和使用、具体报道的修辞实现了对框架的低层次结构论述,三种层次互为补充形成了全面多维的抵制外货事件报道,同时塑造了自信、富强的中国形象。另外,具体的新闻图景上抵制外货运动在抵制内涵、抵制对象、抵制行为主体、抵制心理和抵制场域五方面发生了变化。基于报道分析结果发现,影响新闻框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媒体属性是影响抵制外货事件新闻框架设置的关键因素之一;2.新闻生产的差异同样导致抵制外货报道框架的建构差异:传统的生产流程更聚焦“政府的回应态度”“两国关系走势”等宏大议题,新技术赋权带来的“话语释放”“话题圈”和“多样化文本制造”的新闻生产方式则善于关注情感议题;3.消费民族主义主导的社会环境,媒体重塑话语模式与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集体价值观共同作用是影响新闻框架的持续因素。虽然抵制外货报道对抵制运动本身进行了全面的框架建构,但在媒介生态日益变化的情境下,同样应该避免媒介建构的认知偏差。
鲍静[4]（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刘亚珍[5]（2020）在《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文中提出彼得·阿内特（Peter G.Arnett）,是新西兰裔美国战地记者。他一生参与了多场战争的战地报道,受到了业内的普遍认可。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始,他“因言获罪”,被雇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解雇。这件事并不单纯是一起新闻事件,对于隐身于其后的美国战时新闻自由问题,令人深思。由此,笔者选取了彼得·阿内特参加过的由美国发动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三次区域性战争,即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结合其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彼得·阿内特的战地记者生涯的缘起与落幕及贯穿其这些经历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通过彼得·阿内特在以上三场战争中报道的典型事例,结合同时代同行的报道、摄影作品及历史学家的研究资料作为佐证,还原当时事件真相及其相关人员的作为,揭露美国战时新闻自由的虚假性与政府相关人员的虚伪;第三部分主要以彼得·阿内特的遭遇为中心,结合当时美国战时新闻管制制度的变化及其相关政治经济动因,政府和军方与主流媒体之间特殊的关系,分析彼得·阿内特遭遇的必然性,以期揭示美国政府和军方所标榜的战时新闻自由的本质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
吴宗晏（Wu Chung Yen）[6]（2020）在《“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拥有充沛党政资源的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为何不到十年便丢失了其报界龙头的地位?民营报纸的翘楚《中国时报》为何能逐步成为寡占市场的报业巨头?台湾的报禁时期是国民党威权体制全盛之时,对于新闻的管制极为严苛。民营报业是如何在备受压制的报业环境中异军突起,取代秉承上意又握有丰富资源的“党公营报业”成为报业的领头羊?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为研究对象,分别作为“党公营报业”及民营报业的代表,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角,采用历史文献法爬梳台湾报禁时期报业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台湾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报社发展的历程,结合内容分析法检视两份报纸的头版内容,看其如何反映这一较长的历史跨度中时空环境的变化,从而探讨报禁时期两份报纸的不同发展轨迹。本研究发现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对两种报业的命运差异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国民党新闻政策又受到其政权正当性危机的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威权体制与其承诺的“宪政”目标背离,有着法理基础上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更会因国民党政权长期在经济军事上受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曝露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检视下。在内生结构的困境与外部权力的束缚中,国民党的新闻政策无法实践全能主义的新闻理念,而必须为民营报业留有空间,从而保持“自由报业”承载“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如此政治现实中,国民党转而试图控制报业的进入门槛,以政策及经济资源的扶持来笼络民营报纸,以满足其在岛内及国际间所需的宣传能量。在国民党的新闻管制下,民营报业反而成为了恩庇侍从主义视角下的“侍从报业”,因而得已幸存于报业市场中,与“党公营报业”共同成为“党国”的新闻战士。这时两种报业在媒介所有权上的根本差异却又引领他们走向了不同结局。承载过重政治宣传任务的“党公营报纸”,其内容在日新月异的台湾经济社会环境中愈显僵化,而更具市场属性的“侍从报业”在经营中会在谨守政治红线的同时尽力回应市场的需求。在民主声浪迭起的80年代,两份报纸的发展歧路反映的更是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人心向背。最终,《中央日报》在80年代基本没落,而《中国时报》成为了报业的巨无霸,台湾报业也在1988年的报禁解除中走向了自由化,走向了下一个时代。
张辉[7]（2017）在《国际舆论引导中的公共关系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舆论既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的重点要素。正面舆论凝心聚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负面舆论颠倒黑白,甚至引起社会动荡,祸国殃民。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列入安全的战略地位。在全球化带来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在互联网和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时代,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界限日趋模糊、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蔓延迅速,其中不乏诸多负面舆论。面对这种局势,不仅通过媒体进行引导,而且需要利用公共关系的思维和策略去引导国际舆论。公共关系对于推动软实力的发展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关系策略如何引导国际舆论,从而为国家提供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是本论文研究的问题。本论文以国际关系学为出发点,结合传播学和管理学,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建立公共关系策略体系模型:公关目标-运行机制-传播策略-效果评估,其中传播策略包括新闻发言人、游说、国际事件策划、媒体公关等。笔者选取伊拉克战争和南海仲裁案例探究公共关系如何引导国际舆论,通过对美国和中国的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专家学者的声音、媒体报道与评论等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和对比研究。2003年3月20日,美国政府以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邪恶轴心国”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威胁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是在国际社会存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伊拉克并不生产和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无法解放伊拉克人民等负面国际舆论。为了建立美国的军事行动“合法性”,减少反美情绪,美国政府通过游说、新闻发言人、媒体和国际事件策划来引导国际舆论。通过公关,美国的反恐行动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自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启动南海问题争端的仲裁以来,南海局势日趋紧张,尤其在2016年。在国际社会,存在南海断续线缺乏国际法依据、南海没有航行自由、中国必须接受“合法”、“公正”的仲裁结果等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为此,中国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游说和媒体等手段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通过公关,不仅让菲律宾等南海权益声索国和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公众对南海问题的归属有进一步地正确认知,而且中国的行动不是挑衅,而是扞卫自己的正当利益,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反对霸权。在结论部分对美国和中国的公关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公关提供借鉴和参考。
田忠卿[8]（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提出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任景华[9]（2016）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党和政府的传播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是政府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突发事件的多发期。突发事件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越来越严重,所产生的破坏力和冲击力对政府治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媒体传播条件下,突发事件产生的环境和应对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政民互动模式以及政府新媒体管理策略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衍生了系列社会问题。突发事件多发生在地方层级,肩负社会秩序保障责任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的直接责任主体,其应对突发事件的新媒体传播能力直接影响到突发事件的走向和结果。因应突发事件,加强和再造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政府新媒体传播是政府组织基于自身职责和功能,通过不同媒介尤其是新媒体平台,与社会公众进行的信息互动活动,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互动性,体现着传播行为和政府职能行为双重属性。构建基于突发事件的地方政府新媒体信息生产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信息扩散能力以及信息修复能力,已成当务之急。应该看到,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传播新技术的传播技巧与方式,是通过整合各种平台和资源而实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等所产生的一种传播影响力,也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软实力”。本文聚焦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的再造研究,以突发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为应对主体,依据“突发事件—政府传播—新媒体”的逻辑,整合运用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资源,紧扣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框架、组织结构、资源禀赋、运作过程等方面的现实条件,揭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传播模式。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案例,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反思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所暴露的传播能力薄弱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探索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的结构及要素,并为政府部门优化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播方案、提升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提供对策与建议。作为近年来发生的一件典型的突发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因其突发性、敏感性、伤亡人数多、涉及面广等因素,使其成为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传播中,上海市政府利用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媒体实力相对强等优势,初步整合了各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突发事件传播中信息发布、政策指示、问责处理等信息的发布。但在新媒体传播实践中,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议程设置能力与舆论引导力不强、对公众的参与重视不够、互动力度不够、话语风格僵硬以及新媒体联动效应弱等现实问题,涉及新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建设和地方资源整合等层面。突发事件传播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要素的考量因素和依据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内外对传播能力及其内容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二是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代表的我国突发事件及其传播的现实特点；三是地方政府及地方区域的社会环境、经济与文化水平等实际特征。参考国际经验,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的要素包括：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地方政府资源整合力和传播效果影响力四个要素。因此,突发事件传播与沟通中,再造和增强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需要从这些要素和路径入手。具体而言,包括创新新媒体传播内容,增强内容传播力；运用新技术整合传播手段,强化平台传播力；整合地方政府资源,增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优化突发事件传播流程,提升传播效果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新媒体与公众关系互动的长效机制。突发事件传播与沟通中,再造和增强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其宗旨和价值取向是打造整体治理型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维护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关系,塑造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的新形象。本研究共分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是结合研究论题,对突发事件、地方政府、传播能力等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构建起本研究的概念体系。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为案例分析部分。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度分析了作为典型地方突发事件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分析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与沟通的主要议题与方式。在此基础上,针对突发事件和新媒体传播的语境与社会现实,研究了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第五章主要是在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重点论述了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两种取向,即整体取向（整体性治理政府）和协同取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针对突发事件的特征与传播特点、突出新媒体的传播语境和地方政府的区域特征,对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要素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突发事件传播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的要素构成,即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声誉传播力和地方资源整合力。第六章首先是对国外地方政府突发事件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进行研究。在总结国外地方政府突发事件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特点和经验基础上,提出我国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本章还探索了建构地方政府、新媒体与公众之间互动的长效机制等问题,研究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理论的新发展。
许剑峰[10]（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二、“9.11"事件后的美国新闻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11"事件后的美国新闻界（论文提纲范文）
（1）中英报纸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比较研究 ——以《光明日报》和《泰晤士报》为例（2011-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框架理论研究现状 |
| (二)诺贝尔文学奖报道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框架三层次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研究缘起 |
| 一、诺贝尔文学奖:文学与社会的新联系 |
| (一)文学与社会系统 |
| (二)作家与社会责任 |
| 二、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文学与大众的新连接 |
| (一)媒介介入:文学生产活动的新机会 |
| (二)媒介聚焦:从文化现象到新闻事件 |
| 第二章 两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取样时间段界定 |
| (三)样本关键词设定及样本采集 |
| (四)层次建构 |
| 二、两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内在结构分析 |
| (一)高层次结构分析 |
| (二)中层次结构分析 |
| (三)低层次结构分析 |
| 三、两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总结分析 |
| 第三章 两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差异的成因分析 |
| 一、两报报道框架比较分析 |
| (一)《光明日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 |
| (二)《泰晤士报》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 |
| 二、两报框架差异的成因分析 |
| (一)社会层面:利益追求和文化差异 |
| (二)媒体层面:传播观念差异和组织惯例差异 |
| (三)个体认知层面:新闻从业者的认知图式 |
| 第四章 传播主体互动中的框架建构 |
| 一、框架理论下反思诺贝尔文学奖报道 |
| (一)娱乐导向下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 |
| (二)不同社会体制下的报道偏向 |
| (三)意义阐释缺失,文化价值模糊 |
| 二、文学与媒介互动中的框架竞争与协商 |
| (一)采纳过程:传播主体对事件的深度阐释 |
| (二)互动过程:议题发展与框架互动 |
| (三)对话过程:话语的讨论和争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电子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光明日报》样本汇总 |
| 附录二 《泰晤士报》样本汇总 |
| 附录三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2）时政类数据新闻研究 ——以澎湃新闻“美数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关于时政类新闻的研究 |
| 2.关于数据新闻的研究 |
| 3.关于时政类数据新闻的研究 |
| 4.关于澎湃新闻“美数课”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内容分析法 |
| 2.话语分析法 |
| 3.案例分析法 |
| 一、相关概念和研究设计 |
| (一)时政类数据新闻 |
| 1.时政类新闻 |
| 2.数据新闻 |
| 3.时政类数据新闻 |
| (二)澎湃新闻“美数课”创办及发展 |
| 1.澎湃新闻“美数课”的创办背景 |
| 2.澎湃新闻“美数课”的创作团队 |
| 3.澎湃新闻“美数课”的受众与影响力 |
| (三)研究设计 |
| 1.样本选择 |
| 2.类目构建 |
| 二、“美数课”时政类数据新闻的宣传主题 |
| (一)议题选择 |
| 1.报道范围:放眼全国兼具国际视野 |
| 2.报道议题:偏好政策法规类 |
| (二)文本表达 |
| 1.标题:疑问单一句式吸睛 |
| 2.叙事:平铺直叙为主 |
| (三)报道倾向 |
| 1.报道基调:涉外新闻更多负面报道 |
| 2.报道风格:严肃风格居多 |
| 三、“美数课”时政类数据新闻的数据应用 |
| (一)数据采集 |
| 1.数据来源:依赖政府和媒体 |
| 2.数据类型:非结构化趋势明显 |
| (二)数据关系 |
| 1.数据之间的关系:时序关系占比大 |
| 2.数据与文本的关系:数据核心作用突出 |
| (三)数据处理 |
| 1.数据分析方法:描述多,探索少 |
| 2.数据处理难度:中低难度为主 |
| 四、“美数课”时政类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呈现 |
| (一)可视化形式 |
| 1.图表设计:在传统中创新 |
| 2.视图呈现:受数据关系影响 |
| (二)交互设计 |
| 1.作品交互:数量少,程度低 |
| 2.界面互动:PC/移动端有差异 |
| (三)受众体验关照 |
| 1.视觉习惯:遵循视觉流动原则 |
| 2.情感体验:沉浸感缺失 |
| 五、时政类数据新闻发展局限与策略 |
| (一)局限 |
| 1.议题集中于政策法规类,叙事方式单一 |
| 2.数据依赖性强,数据采集体量低 |
| 3.交互程度低,受众参与不充分 |
| (二)策略 |
| 1.选题考虑受众角色,强化隐性叙事 |
| 2.重视社交平台数据挖掘,提高数据处理专业性 |
| 3.创新游戏化交互形式,注重情感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抵制外货运动报道的新闻框架研究（199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民族主义与媒介 |
| 1.2.2 消费主义与媒介 |
| 1.2.3 抵制外货:民族主义与消费 |
| 1.2.4 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设计 |
| 1.3.1 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内容分析的研究设计 |
| 1.3.4 编码信度检测 |
| 2 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内容分析 |
| 2.1 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基本情况 |
| 2.1.1 报道总量变化 |
| 2.1.2 新闻篇幅分析 |
| 2.1.3 稿件来源分析 |
| 2.1.4 报道体裁的分析 |
| 2.2 抵制外货行为的报道表现 |
| 2.2.1 抵制外货运动的报道议题 |
| 2.2.2 抵制外货运动的行为分布 |
| 2.2.3 抵制商品类型分布 |
| 2.2.4 抵制消息传播渠道分布 |
| 2.2.5 抵制行为语向性分析 |
| 2.2.6 抵制行为的民族情感倾向 |
| 3 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框架分析 |
| 3.1 抵制外货运动的高层次框架呈现 |
| 3.1.1 行动框架:冲突与对抗 |
| 3.1.2 政治框架:国家至上 |
| 3.1.3 经济框架:合作共赢 |
| 3.1.4 情感框架:民族情感引导 |
| 3.1.5 文化框架:尊重与包容 |
| 3.2 抵制外货运动的中层次框架呈现 |
| 3.2.1 问题定义:抵制外货运动的对抗行为陈述 |
| 3.2.2 因果解释:底线问题触及民族情绪 |
| 3.2.3 解决方法:回应诉求,引用数据呈现真实 |
| 3.3 抵制外货运动的低层次框架呈现 |
| 3.3.1 抵制外货行为关键词的分析 |
| 3.3.2 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信源使用 |
| 3.3.3 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的修辞使用 |
| 4 媒体中抵制外货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
| 4.1 抵制外货运动的社会图景建构 |
| 4.2 抵制外货报道框架的影响因素 |
| 4.2.1 媒体属性:框架设置的关键因素 |
| 4.2.2 新闻生产:旧传统与新技术并行 |
| 4.2.3 文化环境:影响新闻框架的持续因素 |
| 4.3 抵制外货报道建构的思考 |
| 4.3.1 官方媒体力量下场,引起舆论共振 |
| 4.3.2 关注媒介建构的偏差 |
| 5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表格及插图清单 |
| 附录2:抵制外货行为报道类目表 |
| 后记 |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彼得·阿内特的战地生涯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
| (一)彼得·阿内特战地生涯的缘起与落幕 |
| (二)彼得·阿内特战地报道的时代背景 |
| 二、彼得·阿内特的战地记者生涯 |
| (一)彼得·阿内特在越南战争中 |
| (二)彼得·阿内特在海湾战争中 |
| (三)彼得·阿内特在伊拉克战争中 |
| 三、彼得·阿内特被解雇事件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 |
| (一)彼得·阿内特“因言获罪”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的本质 |
| (二)美国战时新闻自由本质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媒介所有权与新闻生产 |
| 二、《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现有研究 |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一、研究对象与断限 |
|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文献法 |
| 二、内容分析法 |
| 第二章 “党公营报业”的辉煌与“侍从报业”的崛起(1949-1961) |
| 第一节 风雨飘摇的台湾与“自由中国”的神话 |
| 一、《中央日报》的草创与重启 |
| 二、“自由中国”运动酝酿中 |
| 第二节 “自由报业”的虚实 |
| 一、“自由报业”之虚 |
| 二、“自由报业”之实 |
| 第三节 《征信新闻》的肇建 |
| 第四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三章 “侍从报业”的寡占与“党公营报业”的没落(1962-1976) |
| 第一节 政经环境的忧与喜 |
| 一、国际政治风云变色 |
| 二、台湾的经济转型之路 |
| 第二节 报业中的悲与欢 |
| 一、报业荣景与官报陨落 |
| 二、言论的再紧缩与“党国”的新闻战士 |
| 三、党外的星星之火 |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四章 “侍从报业”的松动与“党公营报业”的残喘(1977-1988) |
| 第一节 国民党的危机 |
| 一、蒋经国的挑战 |
| 二、美丽岛事件的回声 |
| 第二节 报业最后的十字路口 |
| 一、“党公营报纸”的垂死挣扎 |
| 二、向中间靠拢的“侍从报业” |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五章 讨论与总结 |
| 第一节 《中央日报》为何衰败?《中国时报》为何崛起?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新闻政策之源 |
| 一、内生因素 |
| 二、外部因素 |
| 第三节 反思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报纸头版内容编码类目表 |
| 致谢 |
（7）国际舆论引导中的公共关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的提出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国际舆论、公共关系、国际公关、公关策略的概述 |
| 第一节 舆论与国际舆论 |
| 第二节 公共关系与国际公共关系 |
| 第三节 软实力 |
| 第四节 策略和公共关系策略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公关策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际舆论引导需要公共关系 |
| 第二节 公共关系策略模型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公关 |
| 第一节 美国反恐的背景 |
| 第二节 伊拉克战争的国际舆论 |
| 第三节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国际公关策略 |
| 第四节 公关评估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的国际公关 |
| 第一节 南海仲裁案的背景和过程 |
| 第二节 关于南海仲裁案的国际舆论 |
| 第三节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的国际公关策略 |
| 第四节 公关评估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研究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 第四节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地方政府传播的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
| 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的梳理与界定 |
| 第一节 突发事件 |
| 一、突发事件(Emergency)的含义 |
| 二、突发事件的特征与分类 |
| 第二节 传播能力 |
| 一、传播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含义 |
| 二、传播能力的构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 |
| 一、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的含义 |
| 二、地方政府的职能 |
| 第三章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新媒体传播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与资料采集 |
| 一、案例选取与回顾 |
| 二、资料采集 |
| 第二节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新媒体传播的内容分析 |
| 一、议题内容分布 |
| 二、代表性微博文本分析 |
| 三、代表性微信文本分析 |
| 四、党报文本及其与微博、微信文本的比较 |
| 五、都市报文本及其与微信、微博文本的比较 |
| 第三节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分析 |
| 一、公众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关注 |
| 二、政府对公众关注的回应 |
| 三、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的回应 |
| 第四章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新媒体传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
| 第一节 政府新媒体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力不足 |
| 一、突发事件中新媒体信息发布滞后 |
| 二、议题设置能力与舆论引导力薄弱 |
| 三、新媒体传播的内容单一,话语风格僵硬 |
| 第二节 政府新媒体传播互动不足与回应不力 |
| 一、政府新媒体传播重发布而轻互动 |
| 二、政府新媒体传播中对公众的参与缺乏重视 |
| 第三节 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辟谣能力与知识传播能力低 |
| 一、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辟谣力度弱 |
| 二、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公共安全知识普及缺失 |
| 第四节 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联动”效应差且服务意识不够 |
| 一、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的“联动”效应差 |
| 二、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服务意识不够 |
| 第五章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取向与要素研究 |
|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两种取向 |
| 一、整合取向：建立整体性治理政府 |
| 二、协同取向：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
| 第二节 信息公开：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基础 |
| 一、“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的信息公开状况 |
| 二、突发事件传播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
|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要素 |
| 一、新媒体内容传播力 |
| 二、新媒体平台传播力 |
| 三、新媒体传播效果影响力 |
| 四、地方资源整合力 |
| 第六章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国际经验与本土路径 |
|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的国际经验 |
| 一、国外代表性突发事件中政府的新媒体传播分析 |
| 二、国外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与经验 |
|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本土路径 |
| 一、夯实新媒体传播内容,增强内容传播力 |
| 二、运用新技术整合传播手段,强化平台传播力 |
| 三、优化突发事件传播流程,提升传播效果影响力 |
| 第三节 增强地方政府的信息资源整合能力与互动能力 |
| 一、增强地方政府的资源与信息整合能力 |
| 二、建构地方政府、新媒体与公众之间的长效互动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为什么选社会运动? |
| 二、为什么从媒介切入? |
|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
| 四、为什么是太阳花?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运动研究 |
| (一) 集体行为论 |
| (二) 资源动员论 |
| (三) 政治过程论 |
| (四) 政治机会论 |
| (五) 框架建构论 |
| (六) 新社会运动论 |
| (七) 国家与社会运动 |
| (八) 抗争政治 |
| 二、社会运动与媒体 |
| (一)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二)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三) 新旧媒体关系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一) 新媒体研究 |
| (二) 国内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研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分析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过程 |
| (六)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章 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一、中天新闻的“检视”建构 |
| (一) 违法乱纪:霸占“立法院” |
| (二) 政院事件:破坏者形象构建 |
| (三) 政院延续:警察VS学生的双面建构 |
| (四) 凯道游行:负面底色下的褒贬中立 |
| (五) 检视增加:漏洞百出的运动 |
| (六) 暴力因素:对“破坏”的关注与放大 |
| (七) 造神运动:学运领袖的神化与批判 |
| (八) 运动退场:对追责的强调 |
| (九) 服贸协议:多层次说理相挺 |
| (十) 对“中天”的小结 |
| 二、TVBS:流动的框架 |
| (一) 318之夜:狼藉与混乱建构 |
| (二) 框架首转:从质疑到中立 |
| (三) 二次转变:对“占领政院”事件的报道 |
| (四) 逐渐三转:过渡时期的TVBS报道框架 |
| (五) 凯道游行:支持与切割的微妙操作 |
| (六) 框架四转:对立、退场与质疑 |
| (七) 运动退场:话题刺激性炒作 |
| (八) 五转与切割:退场之日与包围中正一 |
| (九) 对警察、服贸议题及花边新闻的特殊报道 |
| (十) 对TVBS的小结 |
| 三、新闻e论坛:对运动空间的实时民粹化展演 |
| (一) 草根视角: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
| (二) 政院之夜:突出警察暴力的实时播报 |
| (三) 凯道之前:支持立场的延续 |
| (四) 330凯道:跟随式直播 |
| (五) 退场前夕:双重标准下的正负建构 |
| (六) 退场之日:确认与升华运动价值 |
| (七) 抗争再起:连接运动框架的正面建构 |
| (八) 运动领袖:平凡化操作框架 |
| (九) 对“新闻e论坛”的小结 |
| 四、黑岛青脸书:运动核心的跟随式“喉舌”框架 |
| (一) 运动初期:实时播报的动员框架 |
| (二) 政院事件:及时切割与声援利用 |
| (三) 凯道前夕:转守为攻 |
| (四) 激情消退:改变策略维持动能 |
| (五) 退场之时:对运动的极尽讴歌 |
| (六) 路过中正一:切割与声援 |
| (七) 运动领袖的“集权”建构和警察“暴力”建构 |
| (八) 对“黑岛青”的小结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动的“战场”:新旧媒体与运动的多面互动 |
| 一、内容层面 |
| (一) 旧媒体上的新媒体 |
| (二) 新媒体上的旧媒体 |
| 二、行动层面 |
| (一) 新旧媒体之间 |
| (二) 新旧媒体与运动之间 |
| 三、“互动”对内容生产的影响 |
| (一) E论坛:徘徊于“游击”与“正轨”之间 |
| (二) 中天:内部高度一致下的组织保证 |
| (三) TVBS:收视率挂帅下的无奈 |
| (四) 黑岛青:随运动阶段变化的内容生产 |
| (五) 作为在场的“新媒体” |
| 四、对媒体与运动的最终讨论 |
| (一) 318夜晚:“没有组织,怎么冲?” |
| (二) 政院事件:内外困境和控制不足下的悲喜剧 |
| (三) 退场转折:330凯道后的衰落 |
| (四) 传统媒体:聚焦、造神、监督和权力集中 |
| (五) 新媒体:根植于运动内部的建设性角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变迁、结构、话语下的太阳花 |
| 一、财团化、贫穷化、少子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二、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 |
| (一) 历史因素及其发展背景 |
| (二)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
| (三) 社会性质与社会运动 |
| (四) “结构”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
|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太阳花 |
| (一) 国族认同焦虑和“反中国因素” |
| (二) 反黑箱服贸的民主诉求 |
| (三) 反自由贸易论述与“泛左”思想 |
| (四) 世代正义与青年参与 |
| (五) 对“话语”与框架建构论的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得出的几点结论 |
| 二、结论基础上的几点讨论 |
| (一) 社会运动发展与媒体的矛盾与困境 |
| (二) 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参与式实践” |
| (三) 关于“媒体悖论”的讨论 |
| (四) 对辩证技术观的呼唤 |
| 三、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讨论 |
| (一) 不同视角下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感 |
| (二) 研究进场和资料获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9.11"事件后的美国新闻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英报纸诺贝尔文学奖报道框架比较研究 ——以《光明日报》和《泰晤士报》为例（2011-2020）[D]. 闫雪雅.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时政类数据新闻研究 ——以澎湃新闻“美数课”为例[D]. 曹晓雨. 河南大学, 2020(06)
- [3]抵制外货运动报道的新闻框架研究（1999-2019）[D]. 王绍俞. 暨南大学, 2020(04)
-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5]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D]. 刘亚珍.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D]. 吴宗晏（Wu Chung Yen）.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7]国际舆论引导中的公共关系策略研究[D]. 张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
- [9]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D]. 任景华. 武汉大学, 2016(01)
- [10]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