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与显示》2000年和2001年刊登的主要论文题目(论文文献综述)
苏叶[1](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张露露[2](2021)在《中国中学三角函数内容设置变迁研究(1950-2019) ——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初、高中阶段数学的重点学习内容,三角函数不仅锻炼学生的函数思维,而且也是将数与形相结合的典范。1950-2019近70年来,伴随着8次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了29套数学教科书(初中12套,高中17套)。现今,三角函数课程已逐渐系统化,内容编排亦较为完善,而发展是连续的,没有以往教科书的编写经验,就没有之后教科书的改进与优化。因此,本文对1950-2019年“人教版”初、高中数学教科书中三角函数内容的设置变迁进行梳理,研究其变迁特点,以期为今后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本文以1950年以来“人教社”出版的29套初、高中数学教科书中三角函数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数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为背景,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对29套教科书中三角函数内容的变迁进行分析,分别从三角函数定义与相关概念、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诱导公式、三角函数式的变换、应用(正、余弦定理、例题和习题)以及三角函数章节数学史融入六个方面对1950-2019年间人教版29套中学数学教科书(初中12套,高中17套)中三角函数的变迁进行宏观和微观研究。在占有丰富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科书中三角函数内容的演变过程,更好地掌握三角函数内容,为他人学习和研究数学教科书中的三角函数内容提供参考,并以期为中国数学教科书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在三角函数宏观研究上,得出结论:(1)教学目标逐渐具体优化;(2)三角函数所属领域反复变化;(3)课程内容削枝强干。在三角函数微观研究上,得出结论:在三角函数定义与相关概念的内容设置变迁方面:(1)注重内容的完整性;(2)强调教学内容的简洁性。在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内容设置变迁方面:(1)内容设置从被动接受逐渐转向自主探究;(2)强调三角函数图象与性质的主体地位倾向。在诱导公式内容设置变迁方面:(1)从“分散”到“集中”;(2)公式的证明由直观感知逐渐偏向于逻辑论证。在三角函数式的变换内容设置变迁方面:(1)由记忆应用到推理运用;(2)探究证明过程中思维的经济化倾向。在初、高中例题与习题变迁方面:(1)例题、习题设置呈现多类型、多方式编排;(2)根据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时代变化设置;(3)以简单符号运算为主,注重运算能力的考查。在三角函数章节中数学史融入变迁方面:(1)按照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要求编写;(2)编排位置由开篇到节末;(3)内容由总括到具体;(4)由爱国主义过渡到多元文化。
马春霞[3](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范小琳[4](2021)在《基于《云南建筑》文本解析的云南“在地性”建筑创作研究(1980-2020s)》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有了极大的发展,跟随中国及世界变化发展的脚步,许多理论深刻影响着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的发展。《云南建筑》期刊作为展示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演变发展的重要文本,可以更好地把握媒体话语体现出来对建筑的客观认识和价值观念,可以更准确把握建筑演变的趋势。本文基于《云南建筑》专业期刊的重要文本,以“在地”一词为线索,梳理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的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以核心文献、关键词和典型案例解析来找寻、提炼、概括出当代云南建筑“在地性”思想演变,并总结出当代云南地域性建筑演变的主要特征。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创作思想从“民族性、地方性”到回归真实即时的现代建筑语境,成为一个与地域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的演变过程,揭示“在地性”的精神性根源与存在主义哲学,使其在对传统建筑、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试图对云南当代地域性建筑创作进行反思。
察应坤[5](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曲晓燕[6](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指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张慧(Helena H Zhang)[7](2020)在《优质论文之计量特征及学科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测评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二者无法相互替代。对学术论文的质量评价是一种质性判断,属于定性评价,理应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但在同行评议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评审人员主观因素和人际因素影响、评审过程缺乏客观有效性且效率低下等问题,限制了同行评议的进一步发展。对学术论文的数量评价则属于定量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运用引文分析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实践则为科研评估工作。定量化的研究可以摆脱定性评价中人为因素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量化测度的选择以至过度依赖甚或滥用,且部分造成了学术工作中不端行为的产生。为打破科研评价中片面、过度、扭曲依赖SCI相关指标的局面,教育部和科技部于2020年2月20日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此文件的发布积极推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以上背景,并结合相关研究,本文研究尝试综合考虑学术论文质与量的测评,基本研究思路为在预先保证学术论文品质的前提下,选取优质论文数据集对其量化特征以及学科间差异进行探究。出于此目的,本文将研究聚焦于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论文集上,优质论文包含两部分,分别为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关键论文和关键论文集,关键论文用于优质论文计量特征的挖掘及学科适用性的探讨,关键论文集则用于更大范围优质论文集上计量特征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比较。研究所涉及学科包括诺贝尔奖物理学、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本文最具特色研究为方法论部分构建的优质论文中的两种特殊计量模式——“天鹅群”模式和“伴随睡美人”模式,并在不同优质论文数据集中对这两个模式进行了实证探索,主要结论为:(1)“天鹅群”模式在诺贝尔奖四个学科优质论文中均可适用,且所占比例最低在30%左右,在关键论文中整体占比要高于关键论文集。同“睡美人”模型,“天鹅群”模式也是聚焦于人类科学历史上重要发现的计量模式的研究,且存在比例远高于“睡美人”;(2)依据“天鹅群”指数可将“天鹅群”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在各学科关键论文集中,“类型2”的“天鹅群”实例占比最多,其次为“类型3”,在各学科关键论文中的此结果略有差异;(3)在诺贝尔奖四个学科中,“伴随睡美人”模式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中出现比例较高,化学和生物医学中则相对很低,且“伴随睡美人”实例中存在“获奖者聚集”现象。(4)区别于单纯定量挖掘“睡美人”文献的研究,“伴随睡美人”模式可作为一种综合论文质与量测评的挖掘“睡美人”文献的方法加以应用;(5)随优质论文数据集扩大,其论文品质有所下降,即关键论文集论文品质不如关键论文优质。研究结果表明,在降低论文品质之后“天鹅群”模式和“伴随睡美人”模式比例也有所下降。本文研究为综合论文质与量测评研究的初步探索,且研究思路有别于已有相关研究的思路,希望本文内容的探索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启发,本文挖掘的优质论文计量特征可为未来定量化评价论文品质的相关研究及科研评估工作提供参考。
张玉婷[8](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洪涛[9](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静[10](2020)在《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首位摘此桂冠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史上首位仅凭短篇小说创作而获奖的作家。门罗的作品展现了一直处于主流文学边缘的加拿大文学的无穷魅力,也使得短篇小说(short story)这一长期被误解、被冷落和被低估的文体形式大放异彩。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门罗作品的学术研究,中国的门罗研究近年来也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国内对门罗的小说研究主要着墨于“女性主义”和“叙事手法”等问题上,而对作家创作的深层意识和作品形成的隐性因素探究不多,对显性的文本下隐含的内涵及深层文学学理问题涉及也相对很少。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门罗文学创作的心理基础为切入点,结合文学地理学、文学心理学、后女性主义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门罗笔下的形象范式、心理动势、隐喻手法、审美表征和文化传承进行多维论述。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声”的表露,是什么样的创作心理让作者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理决定作者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写和写给谁等问题?本文就是要对这些左右着门罗创作机制的种种复杂因素和交互关系进行学理探讨,就是对那些门罗创作过程中不易被察觉的、从那些文本表层难以一窥究竟的甚至连作者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隐性因素进行考察和揭示。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是开宗明义,名实先明,对论文所使用的机制等基本概念进行解释,然后对门罗看似庸常的人生过往和看去波澜不惊的创作历程进行追溯,然后对门罗研究的国内外历史与现状进行评述,渐次将论题引向本论文的核心。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主要分五个部分展开,从文本分析到心理跟踪,从文本细析到语境关联,从语言表层到修辞界面,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从纵向掘进到横向影响,依次对门罗创作的心理机制、形象机制、隐喻机制、审美机制和文化传承机制进行分析。第一章从个性心理特征出发,结合地域情结、自卑情结和自主情结三个方面,分析作家独特的心理特征。门罗的童年经历以及成年后的婚姻生活与生命体验,形成了门罗隐秘的心理机制,影响了门罗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设定、各种意象的内涵以及她对探索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兴趣。因此,论文的第二章论述门罗小说的形象定势,即门罗笔下各类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及成因。在门罗的小说中,复杂的男女形象和两性关系隐含着门罗对女性困境以及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门罗拒绝直白控诉男女两性间的各种冲突,但她开放包容的两性气质观更能抓住读者的心,这有别于传统女性主义的性别观。独特的生活体验、文化认知和审美感受使门罗得以利用简约的文学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段,赋予寻常事物以丰富的文化内涵。门罗正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普通意象来探讨人性的复杂,传达自身的感悟,从而给人以深刻启迪。这是论文第三章所着力探讨的内容。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则从读者反应角度和文本之外的因素诠释门罗作品的美学风格。门罗作品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主人公顿悟的心智成长历程,又以“琐碎化”、“碎片化”为媒介,将作家内心活动和思想轨迹传递给读者,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五章重点考察作为作家的门罗与所处大环境的关系及其受到的外部文化的三维影响,考察门罗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西方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考察其所受到的熏染和浸润及其在作品中的能动反映。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正是其个性特征决定其面对相同的社会语境、文化传承和各种外部影响时才能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美学表征和思想蕴含的文学作品。结语部分进一步分析门罗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其独特的心理动势间的关系。家庭背景、宗教背景、婚姻经历、性别身份和文化传承都会对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产生诸多影响,但这些影响作用于每个作家的结果却大异其趣。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理建构的产物,其创作过程是一个包括文学家自己的需求、欲望、感觉、直觉、情感、想象等心理功能在内的极其复杂的过程。门罗是一位了解人类心灵的作家,对自然、人物和世事有深刻的认知和敏锐的感知,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心理指引着门罗摒弃宏大叙事、倾力庸常描写,才使其作品看似寻常却奇崛,在小说美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二、《液晶与显示》2000年和2001年刊登的主要论文题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液晶与显示》2000年和2001年刊登的主要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范文)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选题缘起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六、研究意义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小结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小结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小结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图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2)中国中学三角函数内容设置变迁研究(1950-2019) ——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三角函数内容编排概述 |
2.1 三角函数发展史简述 |
2.1.1 三角函数的起源与发展 |
2.1.2 中国古代的三角学 |
2.2 中国教科书中三角函数的名词术语 |
2.2.1 八线 |
2.2.2 三角比、三角比率 |
2.2.3 圆函数 |
2.3 学习苏联——编写统一教科书(1950-1957) |
2.3.1 编排背景 |
2.3.2 三角函数内容的结构安排 |
2.3.3 特点分析 |
2.4 自力更生——独立编写通用教科书(1958-1965) |
2.4.1 编排背景 |
2.4.2 三角函数内容的结构安排 |
2.4.3 特点分析 |
2.5 拨乱反正——编写实用性教科书(1977-1985) |
2.5.1 编排背景 |
2.5.2 三角函数内容的结构安排 |
2.5.3 特点分析 |
2.6 一纲多本——编写多样化教科书(1986-1995) |
2.6.1 编排背景 |
2.6.2 三角函数内容的结构安排 |
2.6.3 特点分析 |
2.7 全面改革——编写新时代教科书(1996-2019) |
2.7.1 编排背景 |
2.7.2 三角函数内容的结构安排 |
2.7.3 特点分析 |
2.8 小结 |
第3章 三角函数定义与相关概念的内容设置之变迁 |
3.1 初中三角函数定义与相关概念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3.2 高中三角函数定义与相关概念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3.2.1 高中三角函数定义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3.2.2 高中弧度制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3.2.3 高中其他相关概念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第4章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内容设置之变迁 |
4.1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内容结构设置变迁及特点 |
4.2 三角函数图象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4.3 三角函数性质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4.4 反三角函数的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4.5 小结 |
第5章 诱导公式内容设置之变迁 |
5.1 诱导公式内容结构设置变迁及特点 |
5.2 小结 |
第6章 三角函数式的变换内容设置之变迁 |
6.1 三角函数式的变换内容结构设置变迁及特点 |
6.2 同角三角函数的关系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6.3 两角三角函数式的变换内容设置变迁及特点 |
6.4 小结 |
第7章 三角函数应用的设置与数学史融入之变迁 |
7.1 正、余弦定理设置之变迁及特点 |
7.2 例题设置之变迁 |
7.2.1 初中例题数量编排变迁及特点 |
7.2.2 初中例题运算难度编排变迁及特点 |
7.2.3 高中例题数量编排变迁及特点 |
7.2.4 高中例题运算难度编排变迁及特点 |
7.3 习题设置之变迁 |
7.3.1 初中习题题型编排变迁及特点 |
7.3.2 初中综合型习题编排变迁及特点 |
7.3.3 高中习题题型编排变迁及特点 |
7.3.4 高中综合型习题编排变迁及特点 |
7.4 小结 |
7.5 三角函数章节中数学史融入变迁及特点 |
7.5.1 初中教科书三角函数章节中数学史融入变迁及特点 |
7.5.2 高中教科书三角函数章节中数学史融入变迁及特点 |
7.5.3 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启示与借鉴 |
8.3 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基于《云南建筑》文本解析的云南“在地性”建筑创作研究(1980-2020s)(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主义 |
1.1.2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建筑语境 |
1.1.3 云南地域性建筑的发展历程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 |
1.2.1 《云南建筑》文本解析的限定 |
1.2.2 当代云南建筑“在地性”创作思想的界定 |
1.2.3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意义 |
1.4 国内外相关理论实践现状研究 |
1.4.1 地域主义发展脉络 |
1.4.2 中国地域性建筑发展脉络 |
1.4.3 《云南建筑》折射出的云南地域性建筑创作实践现状及其发展综述 |
1.5 研究方法及视角 |
1.5.1 文本分析法 |
1.5.2 分类分析法 |
1.5.3 量化分析法 |
1.5.4 关键词分析法 |
1.5.5 图解分析法 |
1.6 论文提纲及结构框架 |
第二章 建筑话语中的“在地” |
2.1 “地方概念”进入中国建筑界 |
2.2 从台湾的“在地”到地域建筑的“在地” |
2.2.1 local(地方) |
2.2.2 region(地域) |
2.2.3 in-situ(在地) |
2.2.4 地方性、地域性、在地性的异同 |
2.3 “在地”的“在”与“地” |
2.3.1 建筑师的“在”与海德格尔的“在” |
2.3.2 地方性的“地”与地域性的“地” |
2.4 “在地性”在建筑学上的界定 |
2.5 研究云南建筑的“在地性”的意义及价值 |
2.6 小结 |
第三章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云南建筑》文本及文献分析 |
3.1 《云南建筑》文本及文献分析 |
3.1.1 《云南建筑》概述 |
3.1.2 《云南建筑》关于当代云南建筑“在地性”创作的重要文献 |
3.1.3 《云南建筑》20 世纪80 年代文本及文献分析 |
3.1.4 《云南建筑》20 世纪90 年代文本及文献分析 |
3.1.5 《云南建筑》21 世纪00 年代文本及文献分析 |
3.1.6 《云南建筑》21 世纪10 年代文本及文献分析 |
3.2 当代云南“在地性”创作的影响因素 |
3.2.1 主体创作意识因素 |
3.2.2 社会环境因素 |
3.2.3 文化环境因素 |
3.2.4 历史文脉因素 |
3.2.5 技术特征因素 |
3.4 小结 |
第四章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云南地域性建筑设计思想特征 |
4.1 云南地域性建筑发展的历史分期 |
4.2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云南地域性建筑设计思想特征及建筑创作 |
4.2.1 20 世纪80 年代震荡反思时期——地域特色外在表达时期 |
4.2.2 20 世纪90 年代多元突破时期——地域特色内在表达时期 |
4.2.3 21 世纪00 年代理性创新时期——地域特色可持续发展时期 |
4.2.4 21 世纪10 年代本土话语建立时期——立足本土的地域精神追求时期 |
4.2.5 小结 |
4.3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云南地域性建筑设计思想演变 |
4.3.1 CNKI关于当代云南建筑“在地性”创作思想关键词解析 |
4.3.2 基于《云南建筑》的当代云南建筑“在地性”创作思想关键词解析 |
4.3.3 基于关键词解析出的四大特征趋势变化 |
4.4 小结 |
第五章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典型案例解析 |
5.1 典型作品与图解方法 |
5.1.1 图解方法理论 |
5.1.2 生成性图解和埃森曼图解方法 |
5.1.3 典型建筑选取方法和解析价值 |
5.2 20 世纪80 年代昆明旧工人文化宫案例解析——“民族性”的图示体现 |
5.2.1 建筑师及建筑作品基本概述 |
5.2.2 建筑生成手法 |
5.2.3 工人的纪念碑——现代建筑的乡土纪念性 |
5.3 20 世纪90 年代’99 昆明世博会中国馆案例解析——“地方性”的图示体现 |
5.3.1 建筑师及建筑作品基本概述 |
5.3.2 建筑生成手法 |
5.3.3 在传统的形式中追寻“现代化理想” |
5.4 21 世纪00 年代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案例解析——“地域性”的图示体现 |
5.4.1 建筑师及建筑作品基本概述 |
5.4.2 建筑生成手法 |
5.4.3 “真实”的现代建筑语言 |
5.5 21 世纪10 年代昆明新工人文化宫案例解析——“在地性”的图示体现 |
5.5.1 建筑师及建筑作品基本概述 |
5.5.2 建筑生成手法 |
5.5.3 解构与重构 |
5.6 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 B:《云南建筑》1982-2018 年期刊状态及刊号列表 |
附录 C:《云南建筑》1980 年以后重要文献列表 |
附录 D:《云南建筑》20 世纪80 年代重要作品列表 |
附录 E:《云南建筑》20 世纪90 年代重要作品列表 |
附录 F:《云南建筑》21 世纪00 年代重要作品列表 |
附录 G:《云南建筑》21 世纪10 年代重要作品列表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7)优质论文之计量特征及学科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问题与技术路线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述评:学术论文质与量之不同测评研究 |
2.1 学术论文的同行评议研究 |
2.2 学术论文的计量分析研究 |
2.3 综合学术论文质与量测评的研究 |
第3章 方法论 |
3.1 优质论文的界定及相关概念 |
3.2 基础模型:“天鹅”模型 |
3.3 特殊引文模式:从“天鹅”到“天鹅群”(Swan Group) |
3.4 伴随引文模式:“天鹅群”中的“伴随睡美人”(Associated-Sleeping-Beauty) |
3.5 研究数据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优质论文中“天鹅群”探索 |
4.1 诺贝尔奖物理学学科关键论文中的“天鹅群” |
4.2 诺贝尔奖化学学科关键论文中的“天鹅群” |
4.3 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学科关键论文中的“天鹅群” |
4.4 诺贝尔奖经济学学科关键论文中的“天鹅群”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优质论文中“睡美人”及“伴随睡美人”探索 |
5.1 “睡美人”测度 |
5.2 实证研究:关键论文中的“睡美人”及“伴随睡美人”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优质论文计量特征的学科比较:关键论文集中“天鹅群”及“伴随睡美人”探索 |
6.1 诺贝尔奖不同学科关键论文集基础数据概况 |
6.2 诺贝尔奖不同学科关键论文集的“天鹅群”模式探索 |
6.3 诺贝尔奖不同学科关键论文集中“睡美人”及“伴随睡美人”探索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7.1 优质论文计量特征的学科差异分析 |
7.2 本文小结与主要贡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在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历史认识的需要 |
(二)现实改革的需要 |
二、文献综述 |
(一)文献资料 |
(二)研究述评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价值 |
四、核心概念 |
(一)研究生教育 |
(二)研究生培养模式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形成的基础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 |
一、清朝末期研究生教育的萌芽 |
二、民国初年研究生教育的起步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建校前三校的研究生教育 |
一、国立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二、国立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三、私立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四、三校培养模式的特点小结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体系 |
第一节 三足分立的教育组织机构 |
第二节 严格要求的学生招考选拔 |
一、高标准的专业分组招生考试 |
二、高质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源 |
第三节 鼓励研学的奖励资助体系 |
第四节 政府与社会的科研经费支持 |
第五节 公费择优的留学交流管理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过程 |
第一节 培养模式 |
一、联大一体下的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 |
二、以科研为导向的“学、教、研”一体模式 |
第二节 课程教学 |
一、各专业教师自定开设的课程科目 |
二、联系前沿并融汇西学的教学内容 |
三、由通至专且本硕衔接的课程体系 |
四、重视学术讨论和报告的教学方式 |
五、欧美教材与外语授课的普遍应用 |
第三节 科学研究 |
一、注重国学文化的文科 |
二、因时制宜的理、工科 |
三、结合社会实际的法科 |
四、联系战时经济的商科 |
第四节 师生互动 |
一、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
二、严谨求真的学术指导 |
三、热心真切的人生关照 |
四、学术救国的价值追求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成效与局限 |
第一节 学生毕业及三校复员 |
一、研究生的毕业或离校去向 |
二、联大解散后三校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恢复 |
第二节 教育成效 |
一、推进学术理论的深化与创造 |
二、引领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三、塑造学子的治学方向与品质 |
第三节 教育局限 |
一、战争环境对科研条件的约束 |
二、西方教学模式的移植缺陷 |
三、有限的研究生培养规模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总结 |
第一节 科研为主与精化课程的教研体系 |
第二节 自由包容与多元导引的教学理念 |
第三节 融会中西与紧跟前沿的国际化教育 |
第四节 联系国情与结合地域的研究训练 |
第五节 德学并重与言传身教的教师指导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本节小结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本节小结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本节小结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本节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介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10)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门罗的生平及小说创作简述 |
第二节 门罗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第一章 门罗创作的心理机制 |
第一节 情感体验中的地域情结 |
第二节 逃离想象中的自卑情结 |
第三节 细节描摹中的自主情结 |
小结 |
第二章 门罗创作的形象机制 |
第一节 反叛与内省的女性形象 |
第二节 沉默与怯懦的男性形象 |
第三节 相生与相克的两性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门罗创作的隐喻机制 |
第一节 门罗笔下的空间隐喻 |
第二节 门罗笔下的动物隐喻 |
第三节 门罗笔下的服饰隐喻 |
小结 |
第四章 门罗创作的审美机制 |
第一节 门罗小说的入俗之美 |
第二节 门罗小说的顿悟之美 |
第三节 门罗小说的碎片之美 |
小结 |
第五章 门罗创作的文化传承机制 |
第一节 南安大略哥特文学的滋养 |
第二节 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影响 |
第三节 英国苏格兰叙事元素的浸润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呈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液晶与显示》2000年和2001年刊登的主要论文题目(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2]中国中学三角函数内容设置变迁研究(1950-2019) ——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例[D]. 张露露.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3]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4]基于《云南建筑》文本解析的云南“在地性”建筑创作研究(1980-2020s)[D]. 范小琳. 昆明理工大学, 2021(01)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6]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7]优质论文之计量特征及学科差异研究[D]. 张慧(Helena H Zhang). 南京大学, 2020(09)
- [8]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9]《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10]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D]. 高静.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