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辛欣[2](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付鹏[3](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黄小菊[4](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赵安妮[5](2021)在《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文中认为包世臣散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河、漕、盐、农、礼、刑、兵、货币、鸦片、抗夷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明确的经世意图。包世臣经世思想与散文创作是明清时期实学思想和经世散文发展的重要一环,对近代思想和经世散文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本论文以包世臣文集《安吴四种》中相关经世散文篇目及《说储》《小倦游阁文稿》部分经世散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其生平交游、文集编纂体例、传记书信研究以及价值影响四个大的方面入手,对包世臣经世散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考论包世臣的生平和交游。关于包世臣的生平,本文主要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其经世散文创作为分期做一简单论述。研究包世臣的文学交游,主要论述以张琦为主的常州派文人对包世臣作经世文章的影响。本章重点和创新之处是在笔者所辑包世臣佚文的基础上对其交游做一补述。第二章是对包世臣文集版本及别集《安吴四种》编纂体例的研究。包世臣晚年手编的《安吴四种》并未遵循文人别集编纂体例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赋予了文集体例突出的经世思想。故本章的重点即通过对包世臣编纂《安吴四种》过程、体例的论述,去深入挖掘包世文集编纂体例背后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包世臣手编《安吴四种》在文集编纂体例史上的价值。第三章是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综论。首先,对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实学的概念以及起止时间分期的讨论以及明清时期经世散文的创作情况做一概述,将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置于更大的视野下,更加客观、合理地看待其经世散文的价值。其次,对包世臣的经世散文整体的思想内容做一概述。第四章重点研究包世臣的书信和传记。包世臣作有一篇传记理论,明确地论述了传主选择的标准、作传目的及叙事理念。而他的书信,又能最为直观体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故本论文选择其传记、书信两种文体作为研究重点,深入研究他经世散文中蕴含和体现的“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第五章研究包世臣经世散文在明清经世思想和散文创作发展中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经世散文中包含的未被后人重视的首发之语,客观上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影响。二是他在经世散文创作中运用的艺术手法对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散文创作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开启了经世散文创作的风气,算得上是启蒙民智的先驱。
周丽威[6](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说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王域铖[7](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苏日娜[8](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郑晓锋[9](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袁耀辉[10](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二、《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一、政治背景 |
二、思想语境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四、全图皆太极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二、交轮几 |
三、统辨、互根说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一、《周易》新诠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一、“四无”之弊 |
二、虚空皆象数 |
三、象数即虚空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一、《图》《书》一也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四、五合互藏说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一、即费知隐 |
二、即质知通 |
三、象数征理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一、五行尊火 |
二、文即质 |
三、藏罕于雅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二、戒惧即飞跃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二、《易》《礼》不二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结语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s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一、研究回顾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二、研究展望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小结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小结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小结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小结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一)屈原研究 |
(二)《九歌》论译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一)《楚辞》概观 |
(二)《九歌》诸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第一节 编撰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四、种卷分布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第一节 编撰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五、关于撰者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分集甲乙丙 |
二、细类分析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五、种卷分布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第一节 编撰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四、种卷分布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第一节 编撰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三、种卷分布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第一节 编撰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四、种卷分布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第一节 编撰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三、种卷分布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第一节 编撰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第二节 体例 |
第三节 内容 |
一、细类分析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四、种卷分布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小结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小结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一)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5)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二 研究综述 |
三 选题意义 |
四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包世臣的生平及交游 |
第一节 包世臣生平——以经世散文创作为主之分期 |
一 早涉忧患,零散为文 |
二 心存大志,“文”如泉涌 |
三 晚年归隐,着书编集 |
第二节 包世臣的文学交游及交游补述 |
一 与常州文派的文学交游 |
二 辑佚基础上的交游补述 |
第二章 包世臣文集版本及编纂体例研究 |
第一节 包世臣文集版本研究 |
一 《安吴四种》版本梳理 |
二 单行本版本梳理 |
三 《包世臣全集》 |
第二节 《安吴四种》编纂体例所体现的经世思想研究 |
一 中国古代文人别集编纂体例概说 |
二 包世臣别集编纂过程及体例 |
三 《安吴四种》编纂体例所蕴含的思想及价值 |
第三章 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综论 |
第一节 包世臣经世思散文创作背景 |
一 明至清中叶实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与经世散文创作的关联 |
二 明中叶至清前中期经世散文创作概述 |
第二节 包世臣经世散文的思想内容 |
一 “饬邪禁非,有益于世”的经世之旨 |
二 “更法图强,改革政治”的变世之法 |
三 “重义轻利,礼制改革”的处世之思 |
第三节 包世臣经世散文的风格趋向 |
一 严谨务实的创作态度 |
二 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 |
三 平和保守的语言风格 |
第四章 包世臣经世散文专题研究---以传记、书信为例 |
第一节 包世臣的传记理论与实践 |
一 包世臣的传记创作理论 |
二 包世臣传记的经世主题及表达方式 |
第二节 包世臣书信研究 |
一 包世臣书信的经世思想 |
二 包世臣书信的经世表达 |
三 包世臣书信中经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
第五章 包世臣经世散文的价值与影响 |
第一节 对近代国人心智的启蒙 |
一 包世臣对于“衰世”的书写 |
二 包世臣对待科举制的态度 |
三 包世臣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及其禁烟抗夷的决心 |
第二节 包世臣对近代经世散文创作风气及艺术手法的引领 |
一 包世臣对近代经世散文艺术手法的引导 |
二 对后世经世散文创作风气的引导 |
第三节 包世臣经世散文的地位 |
一 上承亭林、常州余绪 |
二 下启龚、魏及近代改革之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包世臣佚文 |
对坝逼溜说 |
辨爬沙船转水墩之误 |
宝稧室法帖序 |
简学斋诗存记 |
咏秋词轩序 |
津桂苑云梯定知得敢路云绮语用续哀词 |
附录二:包世臣作品系年 |
凡例 |
作品系年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概念界定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二)价值取向 |
(三)中学 |
四、研究设计 |
(一)时间范围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分析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二、价值的内涵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一)基本原理 |
(二)事实与价值 |
(三)模式理论 |
(四)情感理论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一)结构主义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一)实用主义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凡例 |
经部 |
史部 |
子部 |
集部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2 刘凝批注内容 |
3 刘凝批注特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2.2 第一阶段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2.3 第二阶段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2.4 第三阶段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3.3.1 张申府生平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3.5 小结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4.1.2 《现代逻辑》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4.2.1 金岳霖生平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4.5 小结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5.5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现状 |
1.2 选题缘起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相关说明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2.7 小结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4 小结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4.1 俗语词概述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4.5 小结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5.8 小结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6.3 小结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7.3 小结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8.1 语言学价值 |
8.2 文化学价值 |
8.3 小结 |
第九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4]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D]. 赵安妮. 兰州大学, 2021(02)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7]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8]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9]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