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行为主义及其评论

一、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行为主义及其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提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乔豫洲^[2]（2021）在《杰罗姆·布鲁纳叙事观研究》文中认为杰罗姆·布鲁纳是美国伟大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其一生深耕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影响力巨大的作品。他的学术关注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一次较大的转型,从广为人知的对结构主义的研究转向了对社会、文化、教育、心理的综合性研究,将教育问题、心理问题置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进行思考,而叙事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布鲁纳的关注。本文以叙事为主题,介绍布鲁纳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叙事观,梳理出在其理论中叙事与自我、教育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介绍了布鲁纳学术思想转型的哲学背景,以及在哲学思潮变迁中其学术研究转型的过程。第二章介绍叙事与自我的关系。在这一章中,笔者简要介绍了叙事的发展过程,以及西方世界过去对“自我”概念的认识,随后梳理了布鲁纳的自我观。他认为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并非一种机械化的发现和理解,而是一个建构、生成的过程,自我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叙事建构而成的叙事自我。第三章主要介绍叙事与教育的关系,分析了叙事与科学知识、人文知识教学的关系。布鲁纳批判了学校“躺在科学遗骸”上的把知识直接灌输给学生的做法,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也是叙述性的,学校应该使用叙事的方式实现科学知识的传递,以求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此外,布鲁纳认为人文知识是学生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提升学生对文化的理解,才能使他们更加顺利地进入社会、解决更加多的棘手的社会问题。第四章主要介绍叙事与文化的关系。布鲁纳提出叙事是文化的硬通货,是人们得以相互交流、理解、形成社群的一种桥梁、工具。他从儿童的语言学习开始,厘清了儿童如何通过学习语言从而进入文化,进而促成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理解的机制和过程。结语部分谈及了作者在研究当中所受到的启发。笔者认为,虽然叙事思维及其背后的建构主义思想在教育教学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布鲁纳过去的结构主义思想依旧值得重视,在教育教学实践当中,需要对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此外,布鲁纳所提到的“后设认知”启发了笔者对学习当中元认知能力的思考,笔者认为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以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郭超华^[3]（2021）在《体验性知识学习及其教学实现》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将知识学习过程视作为一种理智的活动,其实完整的知识学习不仅需要理智的参与,亦需要体验的参与。本论文的中心论题是“体验性知识学习”,围绕这一主题,笔者尝试从体验的视角出发,挖掘相对于传统理性知识学习过程而言的一种全新的知识学习思路,并探求体验性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实践路径。本论文的导言部分讨论了论文选题的缘由。之所以讨论体验性知识学习主要源于以下考虑,首先是基于对传统知识学习过程的反思,其次是对现代教育中体验缺位现象的思考,再次是源于推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现实需要。除此之外,本部分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明确了本研究的意义、思路与方法。论文的第一、二章主要运用对比分析的方式来阐述体验性知识学习的内涵及其特征。笔者尝试将传统的知识学习归纳为一种理性化知识学习,进而立足于唯理性化知识学习的对立面来讨论体验性的知识学习过程。在第一章,首先讨论了理性化知识学习的概念以及知识学习为何会具有理性;其次剖析了理性化知识学习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科学性是其最显着的特征,还包括目的上的预设性、内容上的确定性、方法上的逻辑性;最后探讨了唯理性化知识学习所具有的局限性:它迷失了知识学习的本质,过度强化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束缚了学生的深层次发展。第二章论证了体验性知识学习及其教学价值。首先,从体验的概念出发,论证了体验运用于知识学习过程所具有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体验性知识学习的概念。所谓的体验性知识学习是指,知识学习不纯粹是靠理解和记忆来进行的理性活动,还必须通过体验来完成,是一种亲历性、情感性、领悟性的活动。体验性知识学习具有以下特征:情感性是其最显着的特征,同时还包括目的上的生成性、内容上的不确定性、方法上的亲历性。除此之外,本章还讨论了体验性知识学习相较于其他知识学习方式所具有的独到教学价值:有助于课程设计的开放性,有助于教师教导的优质化,以及有助于实现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论文的第三章主要立足于历史的维度探讨了体验性知识学习的思想流变。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思想的统整,笔者大致将体验性知识学习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出现之前,体验是人类学习知识最为原初的方式;二是当专门的学校机构出现后,知识学习逐渐由对体验的关注转向对经验的强调;三是近代知识学习中的唯经验主义倾向,使得体验性知识学习的方式完全被遮蔽;四是强调非理性经验的现代知识学习观开始重拾知识学习中体验所具有的价值;五是后现代教育强调对体验性知识学习方式的回归。通过对体验性知识学习历史渊源的梳理后不难发现,体验性知识学习虽然很晚才被正式提出,且尚未形成成熟对体验性知识学习体系与策略。但体验性知识学习的思想早已出现,并且在知识学习的发展历程上从未中断过。这也说明,某些古以存在的思想虽然很基础、很原初,但这并不表示它很低级,相反这恰恰说明这种思想极具生命力。论文的第四章主要立足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了体验性知识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本文基于对知识学习基本方式的归纳,将体验性知识学习的发生方式划分为接受式体验性知识学习和探究式体验性知识学习两大类,并分别剖析了两种体验性知识学习发生的基本环节及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随后从“体”的层面、“验”的层面以及动力层面探究了体验性知识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问题,最后还探讨了确保体验性知识学习发生和进行的保障条件。论文的第五章主要阐述当前教育中学生知识学习活动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剖析当前知识学习过程中体验缺位的原因。本论文主要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知识学习的目的、知识学习的内容、知识学习的方式以及知识学习的效果四个维度出发,对当前中小学生知识学习情况进行现状调查,并采用SPSS 23.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以期对学生的知识学习情况做出较为客观的把握。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学生的知识学习更多倾向于理性化的知识学习,体验性知识学习与学生的学段、年级成反相关,体验在学生的知识学习过程中普遍缺位。笔者结合访谈的结果对当前知识学习中体验缺位的现象进行了归因分析,发现知识学习中体验缺位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传统应试教育制度的制约,教师教学观念的滞后以及体验性知识学习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三个方面。论文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体验性知识学习的实现路径。要想在教学中真正实现学生的体验性知识学习,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首先应明晰体验性知识学习的基本理念:体验性知识学习是一种间接性的知识学习,它通常是以生活经验为中介,要引导学生重走知识提出之路,进而指向某种开放性的结果。其次应实现基于体验性知识学习的教学策略变革:开展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倡导直接参与,强调具身性体验;创设适当情境,引发替代性体验;释放创造活力,建构想象性体验;并倡导包容性的教学评价。最后则是要创造体验性知识学习实现基本条件:不仅要建构适宜性的教学“场”,鼓励教师“溶入”教学内容之中,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稚化”教师的教学行为。

吕建功^[4]（2020）在《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提出实证主义方法论是20世纪心理学领域占主流地位的方法论之一。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实证主义渗透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对其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也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心理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并受到诸多的批判。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走出自身困境的出路,而走向整合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向,也是实证主义方法论走出自身困境的有效方案。本论文一共由引言、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缘起、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涵与模式、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势与困境、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受到的批判、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向:走向整合的心理学方法论六个部分构成。引言部分对该论文选题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概述,从而说明对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第一章主要对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产生的哲学、科学、心理学背景进行考察。第二章从内涵和模式两个方面对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详细的论述,表明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同时也为下一章关于它的优势与困境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了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本身具有的优势和产生的困境。第四章则论述了基于现象学方法论和后现代主义方法论视域从多个层面对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的批判。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未来的整合趋向,首先对既有的一些整合进路进行探讨,然后从语境论的视角探讨了心理学方法论整合的可能性。

刘锦诺^[5]（2020）在《教学理论的美学意蕴—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视域》文中指出我国教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受现代教学理论、苏联教学论的影响,在本土化探索中表现出对教学活动中诸美学因素的忽视。以致教学理论体系建构在对本质、规律的追求中忽视了情感、价值、意义等美学因素的关照。而教学活动中生动的美学因素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理性精神引导下发展的教学理论,一方面将教学活动中真实的美学因素排除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之外,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中将对美学维度的探索放置于理性思维研究范式之下展开,导致理性对感性、真对美、事实对价值的压抑。受解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教学理论通过消解确定性、拒斥体系、瓦解中心等解构的方式来消解理性的权威,从而使教学理论美学维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通过消解真来追求美,却只能得到感性狂欢式的“虚无之美”。于是,力图从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中对“静态之美”与“虚无之美”批判,反思现代教学理论的“以真抑美”与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的“去真求美”中真与美的对立与失衡等现实问题,并通过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中从本体论出发对“经验事态”中真与美的适应性和谐入手,寻求教学理论美学维度的合理建构。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从过程本体论基础上对“美”提出了新的规定。通过微观、宏观以及美与真的关系三个方面厘清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从微观角度看,分析“美”的本体论在于“现实实有”作为美之存在的唯一理由,美的存在在于“现实实有”的发生,这一发生过程通过“摄入”来实现。在“摄入”的过程中当该“经验事态”实现了适应性的和谐便能够产生完善的和谐之美。该适应性和谐之美的实现是通过“摄入”中的“主观形式”的完善程度进行判断的,以此明晰美的“是其所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方面从经验事态发展、过程的宏观视角出发明晰和谐之美的动态发展性;另一方面,分析“美”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对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最后,讨论美与真的关系,在对比传统美学中真对美的压抑与后现代美学中真的反叛而导致的美与真分离的加剧等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探讨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中从本体论出发寻求真与美的平等与共生,寻求经验事态发展过程中真与美的适应性和谐,以此揭示美的“在其所在”。从这三个方面明晰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感性学美学以及后现代艺术哲学的超越。为解决教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及探索教学理论的美学意蕴奠定理论基础。在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视域下,反思现代教学理论与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中真与美的不协关系,进而探讨如何在真与美的适应性和谐中建构教学理论的美学维度。首先,探讨现代教学理论的美学之维。从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以及主体精神这三个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出发,通过分析具有理性精神的本质主义教学理论、有效教学理论;具有主体性精神的主体性教学理论以及具有科学精神的心理学影响下的教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明晰现代教学理论的基本主张。在此基础之上,探究现代教学理论对静态的和谐之美、服务于理性的感性之美以及艺术之美的追求。并进一步反思,现代教学理论在科学化发展中以真抑美而产生的静态和谐之美对教学理论发展的阻碍、逻辑之真对存在之美的压抑以及教学艺术性的消解等现实问题。其次,探讨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的美学之维。从解释学、复杂性以及建构主义等思想中对理性的解构出发探讨三种理论下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对我国教学理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中的生成之美、生命之美以及生活之美,展现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通过消解理性实现的感性维度的发展。以及反思解构性后现代教学理论在对美学维度的过度高扬中容易导致的虚无主义、人的片发展以及崇高的消解等现实问题。最后,在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视域下探讨教学理论美学维度的建构,在真与美、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审美、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之中去建构教学理论的美学维度。而美与真之间的关系通过教学理论发展的目的性从过程美学的宏观角度以更高的发展性目的引领教学理论美学维度的和谐发展。于是,从过程美学的微观论出发,探讨教学理论美学维度建构的主要内容;从过程美学中的真美平等、和谐的关系出发,探讨美学维度建构的关系性要求;最后从过程美学的宏观论出发,以教学理论的发展性目的引领与规范教学理论美学维度的建构。

刘柯^[6]（2020）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澳洲山火的蔓延,菲律宾火山的喷发,东非肆虐的蝗虫,加拿大的暴雪,印度尼西亚的暴雨,以及新冠病毒爆发等各类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无不向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致使环境治理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行动项目,也是人类历史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步骤。本文是一项基础研究,着力于环境治理问题的基础理论建构,试图在行动主义视角下形成环境治理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基本行动观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促使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环境问题的共生性、跨域性和流动性特征,作为环境治理引导者的政府,如何在环境治理中与多元治理主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理论研究者做出新的探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制化、市场化或社会化的策略性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从环境合作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对关涉整个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我们应建构何种组织,以将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近代以来,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领下,一场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的确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却因支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让全人类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着作问世,对于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非常有益,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和观念的积累,人们达成了低碳环保的基本共识,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环保联盟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与方针。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与环境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高,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面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莫里斯·伯曼指出,我们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十字岔路,摆在人类面前有两条拯救地球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地球的拯救;另一条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地球加以保护。对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后者,他认为,以现代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控制需要,因而,为了促进环境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未来环境治理秩序的新型世界观。在当前人类所处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切实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造成的突出性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用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尔曼新型世界观要求相一致的。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是能够形成人对地球环境加以保护的环境治理路径的,进而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为了能够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化的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本文从环境治理体制变革的视角提出了建构平等开放的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想,用以替代封闭集权式的官僚制组织的行动体系。显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中,作为工业社会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的失灵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类共同体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环境治理模式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协作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通过对与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官僚制组织特征、目标追求的客观分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官僚制组织对“权威—命令”“责任—义务”“技术—流程”“领导—激励”等工具主义管控手段的强调可以预防并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总体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环境治理结构、制度主义的环境治理逻辑和技术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因排斥和限制了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以至于难以促使环境问题从根本得到有效治理;再次,论述了用环境行动者网络替代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认为由多元环境治理主体所结合成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因具有平等性、高凝聚性、弱连带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网络节点上的每一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地集结起来,同时形成巨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场域和强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力;复次,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相适应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明确“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让人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网络之于环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同时,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本文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相适应的合作制组织所具有的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释;最后,本文以区域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为例,着力探讨了在将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付诸实践时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行动目标、行动理念两个维度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职能、角色,以及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方案与行动方向等问题。众所周知,对环境治理实践而言,环境治理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它能够提出诸多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参照意义的观点,甚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从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无疑存在着“重实证而轻理论”的研究倾向。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上取得了成功,而总体上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急需加强环境治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了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的且适应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环境治理理论,本文在行动主义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以环境治理组织体制的变革为切入点,在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及其与之对应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加以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能够适应于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环境治理的理论路线——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想。本文在出发点上,与国内外已有的应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一方面,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环境治理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人的行为所致,保护生态与环境免遭破坏的行动者只能是具有道德性和他在性的人。另一方面,所有加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行动者,都是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平等节点。也就是说,本文所建构的环境行动者网络是无中心、无权威和无控制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才能激发所有的环境治理行动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林懿^[7]（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李钊^[8]（2019）在《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是围绕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公共行政模式而建立哲学反思话语的尝试。有关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与合理性问题的文献涉及大量的哲学论辩。只是传统理论在回应这两个问题的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的传统不仅能够弥补主流理论的缺陷,有助于深化对公共行政现象的理解,还能够为推动富于意义的社会变革提供理论资源。但这两种理论自身都因内在的哲学难题,需要得到修正和澄清。本研究通过自然经验原理修正与整合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为变革型公共行政模式的设计提供哲学基础。这个项目首先围绕公共行政理论的基础、形态和目标,在哲学层面对变革进行概念化。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对哲学与公共行政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和考察,对推动变革型公共行政理论筹划的问题意识作出界定。这个问题意识呼吁新型公共行政模式能够在政治层面,以符合人性的方式,从规范性社会结构中建构出来。本研究在对主导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局限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变革型公共行政合法的范式,即自然经验主义范式。其将前理论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通达可靠知识的必然途径,并且拒绝任何理论超越自身处境去整合模态规则的研究方式。概念化的变革、独立的问题意识与自然经验主义范式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奠定了基础。建构变革型公共行政模式的第一步是在政治层面重构行政行动,将公共行政转变为改善人类处境的媒介。历史分析和价值分析使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能够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现象背后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和结构进行界定。基层公共行政人员可以基于矛盾不平衡性原理对处境的特殊性作出判断,通过推动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实现公共行政的政治职能。本研究接着以符合人性的方式重构公共组织,将公共行政转变为实现人类联合行动的组织媒介。在组织经验被重构为个体相互协作的动态模式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经验的基础之上,公共组织就能够通过自然语言的媒介在组织成员中推动整合性的群体过程。为将公共组织的匿名性维持在最低限度之内,官僚制度的职权结构被重构为以项目小组为基本单元的协作型组织模型。本研究最后通过界定该领域在规范性社会图景中的位置,使公共行政系统能够推动社会环境朝向规范性结构变革。这种社会图景是由个体存在于历时性经验之中所展开的分疏化结构所界定的。操作系统和元系统的设计能够保障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符合分疏化社会的多模态秩序。公共行政只有在尊重所有非民事秩序领域符合各自主导功能的内部运作的前提下,才能切实可行地运作于规范性的社会图景中。本研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哲学的反思性话语重构公共行政,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推动富于意义的社会变革提供理论资源。当以上范畴所构造的原理被政府的实证形式所吸收时,公共行政领域就能展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塑造力。

邵猛^[9]（2018）在《电影空间美学研究》文中指出电影作为一种时空艺术,空间问题在理论史上长期被认为是依附于时间问题。“柏拉图洞穴”的比喻表明,电影空间并不应当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它在电影美学研究中极具价值。随着空间转向理论思潮的出现,以及当下社会人们对空间问题越发的关注,以空间为题材的电影大量出现。更突出的现象是,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电影空间成为前沿问题,从窄银幕到宽银幕、从二维到三维、从单向传播到互动传播,电影空间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本文以电影空间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了空间理论和电影空间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着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理论史上对电影空间的认识存在诸多局限,电影空间既非客观现实的空间,也非主观想象的空间,它的本质是以身体为中介,主体通过意识的投射,在主客交互中形成的意向性空间;电影空间内部存在三层结构,分别是画面空间、叙事空间和具身空间。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电影空间不是静态的存在,它始终处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中,通过转换与生成、时间对空间的建构、超验空间与知觉建构、电影认知图式等,完成电影空间的动态建构;从身体出发,电影空间美学不是“看”和“听”的美学,而是“体验”的美学;媒介融合时代电影空间的发展方向是让观众更好地完成“体验”,但走向成熟尚需时日。

韦震^[10]（2018）在《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伦·盖尔是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2017年盖尔出版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For the Future,2017）,核心内容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的系统关注与阐释。盖尔本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了大量“中国元素”,具有特色鲜明的“东方色彩”。盖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生态意蕴,主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致力于谋求全人类的生态福祉,以保障人类文明健康永续发展。他倡导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方式,呼吁对工业文明完成超越,强调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与超越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完成“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升级,实现生态文明。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启蒙思想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对市场的奴役,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并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在实践层面,盖尔提出特色鲜明的目标:“为人类打造生态诗意家园,扩大单位家庭的生态参与度,从个人、地方社区、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角度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探索、发挥潜力,去追求幸福生活。（1）对于中国,盖尔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攻坚扶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髓中培育中国本土的生态意识,特别突出“道”的重要生态意蕴。本文综合运用文本研读法、纵横比较研究法及深度访谈法,对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的“中国元素”进行了系统梳理、阐释评价、比较分析,旨在发掘其中蕴含的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益的因素与启示。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导论和五章正文,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释研究背景与对象、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及评价、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系统梳理概括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渊源。主要通过介绍盖尔本人及其学术着作,还原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轨迹,厘清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呈现其思想历史脉络。本章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分为萌发期、形成期、发展期及成熟期。盖尔的生态思想不是单一维度的生态问题的总结,而是多角度、多维度综合绘制的一幅生态蓝图,既有经典马克思的思想内核,也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更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理论新视野,且相互交织,彼此映照,融汇于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第二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意蕴。盖尔沿袭了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及其非理性使用的批判的传统及对真理求索的历史使命。盖尔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的批判,奠定了“东方转向”的基础。第三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中国视野。集中论述了盖尔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要素的批判后一种未来向度的“视野重建”,为盖尔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推崇奠定了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对东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诠释与辨析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期待。盖尔认为,“天人合一”目标为克服资本的奴役提供了理想路径。第四章,阿伦·盖尔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智慧中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提炼核心生态观点,透过盖尔的视角对核心观点进行评析与解读,深度透析盖尔学术语言、价值取向中的“中国元素”,完成了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上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盖尔主张从“包容互鉴”、“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和“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应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智慧。第五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及启示。本章重点在于评析盖尔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性,阐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包含揭示了文化和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态话语权的重构、丰富了全球生态思想资源、继承与发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并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局限性分为其思想中的“乌托邦”色彩及对中国考察方面的“缺陷”两方面。启示包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自主生态话语权建设、以“教育”完成对个人和社会生态责任的培育、设生态社区“共同体”、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及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二、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行为主义及其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行为主义及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杰罗姆·布鲁纳叙事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体验性知识学习及其教学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4）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教学理论的美学意蕴—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6）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8）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论文提纲范文）

（9）电影空间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行为主义及其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杰罗姆·布鲁纳叙事观研究[D]. 乔豫洲.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体验性知识学习及其教学实现[D]. 郭超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4]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D]. 吕建功. 山西大学, 2020(01)
• [5]教学理论的美学意蕴—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的视域[D]. 刘锦诺.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D]. 刘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2)
• [7]“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 [8]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D]. 李钊.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电影空间美学研究[D]. 邵猛.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5)
• [10]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D]. 韦震. 海南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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