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走向

一、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论文文献综述）

钟卓锐^[1]（2020）在《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文中研究指明1947年,冷战格局在欧洲形成的同时,中国大陆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国共内战局势的演变和冷战态势的发展使得美国重新调整战后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反共”到放弃蒋介石政权,集中精力遏制中共。主要的遏制手段则是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贸易管制,防止中共军事实力的增长。并且,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实施“楔子战略”,试图以此分化中苏。美国的对日政策则是由战后民主化改革转变为扶持日本经济复兴,同时让日本加入西方冷战阵营,参与对华贸易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强化了对中国贸易管制,中日贸易随之中断。随着朝鲜战争逐渐平息,日本对华贸易管制非但没有放松,在美国的主导下,反而从“战时管制”走向了“常态化”的管制。美国一方面将日本拉入多边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另一方面还通过双边协定给日本对华贸易管制加码,美国还将参与对华贸易管制作为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条件,战后亟需外资恢复国民经济的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建立起比西欧国家更加严格的全面对华贸易管制。但是,这种严格的管制因为美国与欧洲在东西方贸易上的分歧和中日贸易的发展遭受冲击,难以维持,经过日本几届政府的努力,实现了对华贸易管制的“有限缓和”,中日贸易经历短暂曲折后,逐渐发展了起来。60年代的友好贸易,LT贸易成为中日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不过,受制于美日台冷战体系的影响,日本对华贸易管制始终无法彻底废除,直到尼克松政府上台改善中美关系,才将日本从冷战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并通过中日关系正常化建立了中日官方贸易渠道,最终瓦解了日本对华贸易管制。本文主体部分由三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叙述国际形势的转变导致美国改变亚洲政策,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遵照美国的指令建立起全面对华贸易管制体制。第二章重点考察日本政府缓和贸易管制的努力与尝试,尤其是在进入60年代后,冷战格局发生改变,日本政府利用此契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但是缓和的限度受到美日台体系的制约。第三章论述佐藤内阁如何与美国加强地区事务的合作再次强化了对华管制的过程,以及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最终如何导致了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瓦解。

于贵超^[2]（2020）在《“和平过渡”与中苏两党的分歧 ——以1956年为中心的探讨》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日报》1963年曾经报道: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理论之初,中共就意识到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认为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目的在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以暴力革命为特点的“十月革命”道路经验。然而,从苏共二十大报告原文和其他资料来看,这一理论既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否定武装斗争,而是苏共根据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所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苏共在二十大报告中将“和平过渡”摆在了与暴力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将过去长期曾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观点合法化,这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认知。中苏两党关于“和平过渡”的争论聚焦于通过何种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一问题中共在1956年已经解决。依据中苏两党共同的理论基础,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中共实行的政策等方面来看,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和平过渡”是曾保持默契的。实际上,在中苏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中共并不认为“和平过渡”理论内容是错误的,其所关注的是武装斗争与“和平过渡”二者的地位问题。中共一直认为武装斗争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遵循的法则,而“和平过渡”仅是存在于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苏共则更倾向于依据本国的需要来选择具体的策略。中苏两党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异正是构成双方分歧的关键。中共对于“和平过渡”的认知,并不像官方曾经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极其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仅在1956年,其态度就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共对于“和平过渡”表现出的是一种观望态度,而在赫鲁晓夫抛出斯大林问题之后,中共更加倾向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使中共日益质疑苏共领导国际共运的能力,这种自信与质疑深化了两党的分歧。毛泽东从强调“十月革命”道路、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经验入手质疑苏共的权威地位。中共宣传自身革命经验的行为也表明,双方关于“和平过渡”的分歧到中共八大前后已经开始走向对立。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似乎验证了中共对于世界局势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判断。中共开始重新评估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并将“和平过渡”上升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苏两党看待“和平过渡”的视角和争论的焦点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层面上,这使得双方的争论自始至终只能是自说自话,意见不可能得到统一。同时随着中共对苏共质疑的不断加深,这种本就无法弥合的分歧也就不断扩大。中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层面分歧的出现和扩大导致的是双边关系产生裂痕并最终走向军事对抗的悲剧。中苏关系在1956年处于“蜜月期”,然而这种亲密到1956年底已经因为双方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而“风波渐起”。

王娜^[3]（2020）在《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既对整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又奠定了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所以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了解整个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从50年代的对峙走向70年代的缓和并非一蹴而就,通过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知晓中美关系从对峙走向缓和的原因。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新的国际形势要求肯尼迪政府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这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通过“重要问题”案继续坚决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组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尝试与中国接触共同反对蒋介石发起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中国粮食短缺危机提供援助。论及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僵硬的遏制政策与适当的灵活政策并存的特点。在上述问题上,肯尼迪政府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当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僵硬的遏制政策。然而,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政策的总基调不会改变。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因为不具备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的条件,所以肯尼迪政府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即便如此,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仍为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起到关键性的过渡作用,亦体现了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性。

唐诗^[4]（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茹亚伟^[5]（2019）在《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驻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对朝鲜半岛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重建。历史上朝鲜半岛曾作为中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1910年被日本殖民,儒家文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半岛盛行。美军最初的重建目标是根除殖民主义残留。但是随着冷战从欧洲蔓延至亚洲,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在重建南朝鲜政权的过程中,反共成为首要目标。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的改造主要继承了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手法,即发展科技进而改造思想的理念,美国希望对韩国进行科技援助遏制共产主义在韩国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计划。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以行为科学为主导的宣传,争取韩国军人和普通群众的人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韩国的政策开始从战争状态逐渐过渡到经济发展状态。朝鲜半岛成为美苏生活方式面对面的竞争地区,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都在关注着这场竞争。韩国能否发展成功,成为亚洲自由世界以及第三世界评定西方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关键依据。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在韩国实践现代化理论抱持很大兴趣,认为发展方式的竞争已经成为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内容。为了增强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发展道路的信心,美国以西方发展模式为样板支援韩国建设,但是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反而给韩国的发展带来阻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侧重把美国对韩国的宣传政策放在美国整体战略调整以及美国亚洲政策转变的历史语境下,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占领之初美国的重建工作。美国对南朝鲜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重建工作进行指导。但是重建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技术人员数量不足。韩国建国后发展逐渐平稳,美国向韩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军事顾问团,他们一方面弥补了韩国技术人员不足,另一方面传播美式文化。在对普通群众的宣传中,美军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南朝鲜群众放映大量美国电影,以求改变他们的思想以实现美国的利益诉求。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在朝鲜半岛开展的心理战。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心理战的经验大多源于二战。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和平时期的宣传活动一直持保留态度。随着东西方冷战态势日益明朗化,和平时期的心理战宣传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朝鲜战争是心理战宣传转入和平时期后再次被应用于战场。尽管和平时期的心理战与战争时期的有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战争宣传成为验证和平时期宣传成效的极端手段。具体到韩国,美国将行为科学研究这一新兴的心理战研究成果应用到战场,对改变韩国人的心态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证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韩国援助的动机和具体内容。尽管韩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但是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却不是无偿的。随着亚洲格局的变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美国对韩国从军事战略需求转移到经济发展需求,美国希望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以此来对抗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援助韩国的过程中,美国深感由于韩国技术专家奇缺,美国制定的政策不能被韩国方面理解和采纳。为了帮助韩国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的政策,美国开始在相关技术领域对韩国人进行培训,在文化领域对韩国大学进行资助。第四章,阐释了现代化理论与韩国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冷战格局变动的年代,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力增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发展过程中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如果美国不能对这一变革形势进行把控,那么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走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对亚洲国家的吸引使得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在韩国打造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板。但是,美国在韩国推进的现代化过分侧重经济,致使韩国的政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结语部分主要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美韩关系应该如何定位。美国一直认为韩国的军事价值不及其政治价值,尽管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涉足的第一场热战,但是从战争进程中美国的政策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遏制中国且首选政策是从外部包围和进行政治施压。简而言之,美国在韩国的战略定位是实现政治上与中国对抗。其次,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基于何种认知。美国对韩国政策的认知从模糊变得清晰,在此过程中美国用西方固有成见看待韩国社会,认为韩国社会弊病诸多,并且一直认为韩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其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情结。在此过程中美国智识阶层成为影响华盛顿对不发达国家认知最重要的来源。最后,美国对韩国发展模式有何影响。美国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将这种情结转换成援助韩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然导致韩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强调技术注重速度的思维被韩国人接纳,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视而不见,造成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

王莹^[6]（2019）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历经蜜月到分裂的转变。这不仅给中苏带来恶劣影响,而且也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因此,研究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对于整个中苏关系史来说也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一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绪论的内容主要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正文共有三章,第一章探究了蜜月期的中苏关系,主要包括冷战下中苏间的友好合作和矛盾。第二章分析了中苏关系走向分裂的原因及过程,包括长波电台、炮击金门等事件让中苏屡增分歧,期间虽历经缓和,但诸多外交事件乃至公开大论战都促使中苏关系不断走向分裂。第三章总结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演变的积极、消极影响和启示。

李丹慧^[7]（2019）在《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文中指出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两党分裂的过程中,中共能够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同中日两党拥有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以及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苏共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密切相关。在1960—1963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阶段,中日两党首次密切配合,抵制"三国条约"。其后,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支持中共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4年中苏两党分裂成为定局,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1965年在新执政的苏共领导集团暂未调整其对日共的方针时,中日两党以共同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姿态,揭开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不过,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日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的诉求逻辑实际存在差异,而影响两党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

白林^[8]（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赵继珂^[9]（2017）在《关于《毛泽东和中苏伙伴关系,1945—1959:一部新历史》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2月27日,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网外交及国际史（HDiplo）专栏登载了关于沈志华①与夏亚峰②合着《毛泽东和中苏伙伴关系,1945—1959:一部新历史》③一书的圆桌评论。④主持人: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⑤评论人:杰瑞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奥斯汀·杰西尔德（Austin Jersild）、柯天慧（Deborah Kaple）、梁思文（Steven I.Levine）、牛

夏亚峰^[10]（2014）在《奥斯汀·杰西尔德:《中苏同盟:一部国际史》评介》文中指出2014年2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新冷战史研究系列丛书推出了杰西尔德（Austin Jersild）的新研究成果——《中苏同盟:一部国际史》（Austin Jersild,The Sino-Soviet Allianc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4）。该着是继2008年出版的吕德量（Lorenz M.Luthi）的《中苏分裂:共产党世界的冷战》和2009年出版的拉

二、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论文提纲范文）

（2）“和平过渡”与中苏两党的分歧 ——以1956年为中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3）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论文提纲范文）

（6）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D]. 钟卓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2]“和平过渡”与中苏两党的分歧 ——以1956年为中心的探讨[D]. 于贵超.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20(07)
• [3]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王娜.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D]. 茹亚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D]. 王莹.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7]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J]. 李丹慧.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2)
• [8]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9]关于《毛泽东和中苏伙伴关系,1945—1959:一部新历史》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J]. 赵继珂.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17(01)
• [10]奥斯汀·杰西尔德:《中苏同盟:一部国际史》评介[J]. 夏亚峰.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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