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学科学家的对外责任（论文文献综述）
尹晓亮[1]（2021）在《战时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推进体制与路径方法》文中提出日本惯有将自己扮演为"原子弹被害者"的政治偏好,却鲜有检省自己亦是"原子弹加害未遂者"的历史担当。作为前提条件的"拥有核物理基础"、作为目标锁定的"执念帝国主义"、作为内生驱动力的"强权政治意志"、作为组织保障的"高效动员能力"四个要素之间叠加共振与互动耦合,构成了二战期间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在该逻辑运行下,日本构建了以陆军与海军为主导,并各自委托理化学研究所与京都帝国大学具体负责研究的"二元化"推进体制。"仁计划"与"F计划"平行推进,并非隶属关系,在本质上是日本陆海军关系结构的逻辑表达,即"日本的政治军事结构决定其研发结构"。在路径方法方面,"仁计划"与"F计划"的不同在于:在铀浓缩提纯方面分别采取了"热扩散法"和"离心分离法",在催化反应方面分别研究了"慢中子反应"和"快中子反应"。尽管日本核开发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通过仔细分析战时日本核武器开发史,可揭示其"在战争中只重精神而忘掉了科学"的"科学忽视论"与试图淡化科学家参与核武器开发的"责任切割论"的欺骗性,实际上,科学家与政府间存在着"共同体关系"与"共犯关系"。
罗晖,李政,崔馥娟,王梓宁[2]（2021）在《当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实践与特色》文中认为科技外交是外交的重要组成,是处理国家之间科技合作关系的活动。随着全球科技创新格局的快速发展,科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愈加深入,科技外交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国内外科技外交的理论研究,对科技外交的定义和特征、我国开展科技外交的实践历程、当前科技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如何加强科技外交的战略谋划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应明确科技外交战略目标,构建中国特色大国科技外交理论体系,打造适应新型国际关系的全球科技合作版图,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强化风险预见和应急处突能力,积极发挥民间科技交流的重要作用,以期对进一步做好科技外交工作有所启示。
李阳[3]（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黄锦南[4]（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董鑫蕊[5]（2021）在《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培育》文中指出
肖楠[6]（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杨嘉宜[7]（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朱芬[8]（2021）在《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造就人类社会发展与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背离问题。面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科技哲学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溯源和追问。对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文精神反思亦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以萨顿、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深刻意识到,科学危机的本质在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消除其社会根源的现实出路在于给科学一种“向善”的导引和约束。而这一点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作用和功能。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人文蕴含和人性意义,增强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价值认同,加深和促进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普通大众对科学“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崇高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发展成为科技大国,但国家和人民对于有家国情怀、有温度、顶天立地的科学家的需求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科技向善、人是目的等主流价值观在各种组织的兴起,科学家人文精神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扎根理论、对比分析等质性和量化手段,以420位杰出科学家传记和127位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的访谈为分析素材,基于科学家内部视角窥探和提炼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作用,力图揭示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丰盈影响因素,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单一的刻板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元路径参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要分析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呈现和描述当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国内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指出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既是一种时代需求,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其次,对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基于国际上代表性学术观点,将科学家人文精神界定为认识层面的人文学科素养、态度层面的科学道德良知和价值层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第三,对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深厚的人文艺术修养、纯粹的求知和探索动机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普世情怀。同时研究还分析了人文精神在拓宽认知边界、启迪灵性思维、净化创造心境以及唤醒道德良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四,在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考量下,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执着不懈的求索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并进一步从动力推进、道德约束、境界提升和价值导引四个方面探析了其内在机制。第五,重新思考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基于两次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从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科学社会功能中的人性、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的基本观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在丰富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无用”之用。同时,基于科学家人文精神作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人文与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应当如何在追求科学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最后,通过辩证分析涵养中国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现实环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综合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方法,从具体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并剖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在丰盈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跳出旧有范式制约、辩证把握科学的本质规定,从而引导和启发科学家从负责任角度为人类活动提出睿智而中肯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它使科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上位思考也直接关系着科学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应恰如其分地认识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有限性。只有充分认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实质进步与发展。
蒋飞燕[9]（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张红燕[10]（2021）在《全球新冠疫情视野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科学技术与政治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两者的起源以及自身的发展都是相互独立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与政治联系越来越密切。本文将尝试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来研究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力量贯穿于整个抗疫过程的始终,并成为影响抗疫成效的重要力量,正如白皮书里强调的那样,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水平领先的国家是否就先控制住疫情?这不是一个由技术单向决定的问题,其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这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两者是否可以实现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区别、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区别主要围绕两者定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和地位不同来分析,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是有界限的,两者之间不能互相取代,应该遵循科学技术与政治内在的发展规律。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首先分析了科学技术作用于政治,这种作用表现在科学技术对国家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合法性、政治民主的影响。然后分析政治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决策者、国家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渗透即科学技术中有政治,政治中有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中有政治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中的政治心理、政治主体和关于专家治国的理论;政治中有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政治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电子政府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发展。科学技术有其建构性及破坏性,需要通过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约束。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可能。通过理清在新冠疫情视野下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相互区别、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为在实践中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通过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区别、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以及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以此推进科学技术与政治在实践活动中的协调发展。在本文最后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性概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坚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从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坚定全球必会取得抗疫的伟大胜利,我国也必将实现中国梦。
二、医学科学家的对外责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医学科学家的对外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1）战时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推进体制与路径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 |
| 二、 日本开发原子弹的推进体制 |
| 三、 “仁计划”与“F计划”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结 语 |
（2）当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实践与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科技外交的概念和特点 |
| (一)科技外交的缘起 |
| (二)科技外交的定义 |
| (三)科技外交的特点 |
| 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对外交流合作 |
| (一)突破封锁开展科技合作(1949—1977) |
| (二)恢复正常交往与合作 (1978—1988) |
| (三)在复杂局势中曲折发展 (1989—2000) |
| (四)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 (2001—2012) |
| (五)新时代开创科技外交工作新格局(2013年至今) |
| 三、当前我国科技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我国进一步发展科技外交的机遇 |
| (二)我国进一步发展科技外交的外部风险与挑战 |
| 四、加强对科技外交工作的战略谋划 |
| 结 语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 3.3 评价与小结 |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 4.2.1 正面引导 |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 4.3 评价与小结 |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 5.3 评价与小结 |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7）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1.2 人文精神关乎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向度 |
| 1.1.3 当代中国急需塑造科学人才的人文精神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 |
| 1.2.2人文浸润与科学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
| 1.2.3 人文精神助力科学活动的机理探索 |
| 1.2.4 缺乏结合科学实践的微观实证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丰富对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学理性认识 |
| 1.3.2 更深层次理解和推进科技与社会发展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概念厘清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科学家与杰出科学家 |
| 2.1.2 人文与人文精神 |
| 2.1.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 2.2 代表性观点 |
| 2.2.1 科学家的人文学养 |
| 2.2.2 科学家的道德良知 |
| 2.2.3 科学家的人类关怀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 人论 |
| 2.3.2 萨顿: 科学人文主义 |
| 2.3.3 劳斯: 科学是一种文化 |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3.1 基于传记内容的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探索 |
| 3.1.1 杰出科学家的选定 |
| 3.1.2 以学术评传和自传为研究素材 |
| 3.1.3 研究范式的考量 |
| 3.1.4 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 |
| 3.1.5 数据处理 |
| 3.2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的研究结果 |
| 3.2.1 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 |
| 3.2.2 纯粹的求知探索动机 |
| 3.2.3 增进人类福祉的宇宙情怀 |
| 3.3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3.3.1 拓宽认知疆域 |
| 3.3.2 启迪灵性思维 |
| 3.3.3 激发创造动能 |
| 3.3.4 引领价值追求 |
| 3.4 讨论: 人文艺术熏陶让科学家更优秀? |
| 第4章 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4.1 基于访谈文本的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探析 |
| 4.1.1 青年科技精英的选取 |
| 4.1.2 以Wiley人物专访为分析文本 |
| 4.1.3 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结果 |
| 4.2.1 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 4.2.2 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 |
| 4.2.3 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
| 4.2.4 跨界互动的协作精神 |
| 4.2.5 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 |
| 4.3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4.3.1 动力推进 |
| 4.3.2 道德约束 |
| 4.3.3 境界提升 |
| 4.3.4 价值引导 |
| 4.4 讨论 |
| 4.4.1 中国人文的“为道”与西方人文的“为学” |
| 4.4.2 科学家镜像评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反差 |
| 第5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审思 |
| 5.1 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 |
| 5.1.1 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 |
| 5.1.2 科学社会职能中的人性 |
| 5.1.3 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 |
| 5.1.4 出发点与落脚点:人 |
| 5.2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
| 5.2.1 让科学家“高出”自己 |
| 5.2.2 增进科学活动的上位思考和德性考量 |
| 5.2.3 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
| 5.2.4 推动人类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
| 5.3 科学家人文精神积极作用的有限性 |
| 5.3.1 科学家人文精神价值的发挥受到历史与境的影响 |
| 5.3.2 认识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3.3 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4 为学还是为道?当代科学家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文精神? |
| 5.4.1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征——步入大科学时代 |
| 5.4.2 大科学时代凸显科学家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 |
| 5.4.3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需要“为科学而科学”吗? |
| 5.4.4 追求科学卓越和促进人类福祉在大科学时代不可偏废 |
| 第6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培育提升的现实环境及对策建议 |
| 6.1 有利环境 |
| 6.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
| 6.1.2 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
| 6.2 制约因素 |
| 6.2.1 工具理性的蔓延张扬 |
| 6.2.2 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 |
| 6.2.3 科技体制的内在缺陷 |
| 6.2.4 科学家人性形象传播不足 |
| 6.3 培育途径 |
| 6.3.1 注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早期引导和激发 |
| 6.3.2 重视科学后备人才伦理道德的贯通式培育 |
| 6.3.3 变革教育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过度对立 |
| 6.3.4 塑造科学家形象时坚持以人为本 |
| 6.4 提升对策 |
| 6.4.1 鼓励科学家的人文艺术浸润 |
| 6.4.2 增强科学家科研的内在探索动机 |
| 6.4.3 重视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与建设 |
| 6.4.4 加大国家层面的呼吁与弘扬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9）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全球新冠疫情视野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五)论文的基本思路 |
| (六)主要研究方法 |
| (七)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研究的创新点 |
| 2.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一、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区别 |
| (一)定义不同 |
| 1.科学技术 |
| 2.政治 |
| (二)发展历史不同 |
| 1.科学技术的历史概况 |
| 2.政治的历史概况 |
| (三)地位不同 |
| 1.科学技术的地位 |
| 2.政治的社会地位 |
| (四)本节小结 |
| 二、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作用 |
| (一)科学技术作用于政治 |
| 1.科学技术影响国家制度 |
| 2.科学技术影响政治行为 |
| 3.科学技术保障政治合法性 |
| 4.科学技术开拓政治民主的实现途径 |
| (二)政治作用于科学技术 |
| 1.政治决策者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
| 2.国家政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
| (三)本节小结 |
| 三、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渗透 |
| (一)科学技术中的政治 |
| 1.科学技术中的政治心理 |
| 2.科学技术中的政治主体 |
| 3.专家治国 |
| (二)政治中的科学技术 |
| 1.政府在科学技术中发挥主导作用 |
| 2.电子政府 |
| 3.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
| (三)本节小结 |
| 四、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转化 |
| (一)科学技术成为政治霸权的同盟 |
| (二)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可能 |
| (三)本节小结 |
| 五、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区别不能互相代替 |
| (二)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 |
| (三)注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相互转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医学科学家的对外责任（论文参考文献）
- [1]战时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推进体制与路径方法[J]. 尹晓亮. 世界历史, 2021(06)
- [2]当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实践与特色[J]. 罗晖,李政,崔馥娟,王梓宁.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1(06)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5]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培育[D]. 董鑫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6]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7]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8]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D]. 朱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9]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10]全球新冠疫情视野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D]. 张红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