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环境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论文文献综述）
邓木子然[1]（2021）在《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敏感性高、易产生石漠化、尤其是兼具风景名胜区属性的遗产地存续受旅游产业干扰度大。旅游产业效益监测与调控是实现遗产地保护与展示的有效途径,协同天空地一体化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挖掘旅游产业资源信息、监测评价综合效益对喀斯特遗产地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旅游学、地球空间信息学地域分异规律、旅游影响、目标决策等理论,针对喀斯特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评价指标因子深度挖掘、天空地协同对旅游产业效益评价专题信息提取等科学问题与技术需求,在代表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生态环境总体结构和保护管理基本现状的贵州喀斯特地区选取施秉喀斯特和荔波-环江喀斯特作为研究区,2018-2021年协同天空地通过遗产地野外考察、天空地数据挖掘、资料调查收集等多手段、多数据、多方法为一体,挖掘生态和社会经济指标因子,运用空间分析、熵权法、综合指数模型等方法,构建基于天空地一体的喀斯特遗产地旅游产业综合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综合效益动态监测和评价,阐明不同属性遗产地旅游产业“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与综合效益差异,揭示旅游产业发展对遗产地资源限制开发条件、社区发展、价值保护展示的影响机制与内在规律,为喀斯特类遗产地旅游产业发展和评价提供科技参考。1.通过遗产地土地覆盖格局、植被覆盖率、石漠化景观时空变化分析,表明第一、二期“中国南方喀斯特”申报成功前后荔波-环江喀斯特、施秉喀斯特各土地覆盖类型之间发生了较为复杂的转化,遗产地旅游产业的存在并未给遗产地生态环境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荔波-环江喀斯特土地覆盖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植被覆盖率有明显上升,潜在以上石漠化面积持续减少,草地与灌木林地大幅度转换为郁闭度更高的乔木林地。施秉喀斯特土地覆盖类型空间分布格局相对变化较小,总体植被覆盖率有微弱上升,潜在以上石漠化面积有一定减少,其他林地与灌木林地转换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和草地之间相互转换,但草地转向灌木林地的比例低于灌木林地转向草地的比例,同样说明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明显。道路用地和风景名胜设施用地面积相对稳定,道路面积略有增加,说明经济与社会效益良性发展。2.通过天空地一体化协同监测对旅游产业效益数据挖掘与主要驱动因子信息提取建立了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评价模型并对两类遗产地进行时序变化研究,表明荔波-环江喀斯特、施秉喀斯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这15年间整体上为增加趋势,旅游产业的调整与发展策略有效促进了喀斯特遗产地的生态成效、经济回收、社会开放:2005-2020年期间,入选时间早,旅游产业规模成熟的荔波-环江喀斯特旅游产业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良好、经济收益显着、社会开放度高。入选时间较晚,旅游产业规模较小的施秉喀斯特旅游产业保持了稳定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近十五年来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别增长了10.51%、34.1%、18.5%;近十年来施秉喀斯特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别增长了2.2%、12.2%、2.2%。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旅游产业效益评价模型对遗产地真实情况反映效果良好,遗产地旅游产业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于产业与遗产地管理措施的差异性导致。3.针对喀斯特遗产地资源限制开发条件、社区多维贫困特点、价值保护展示目标等三大现实壁垒,重组指标评价旅游产业的“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得出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期间均产生了一定的“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不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之间存在的结构差异性可能与遗产地属性有关:近十五年来拥有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双属性及自然保护区单属性的荔波-环江喀斯特的“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综合效益分别增长了44.6%、50.6%、28.9%、63.1%;近十年来拥有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双属性的施秉喀斯特的“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综合效益分别增长了14.4%、19.0%、9.0%、21.2%,根据综合效益指数评价等级表,荔波-环江喀斯特综合效益保持高速发展水平,效益等级为好,施秉喀斯特旅游产业综合效益评价等级从差提升至较差,有不断提速的趋势。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地区情况显着影响了其衍生的产业效益特点,自然环境本底的脆弱性与不可恢复性促使产业发展必须保持高效可持续性、邻近社区的石漠化环境造成的广泛贫困促使产业收益必须拥有高速益贫性、山地人文环境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促使产业价值必须具备高质量的传播性、先进性。针对不同保护展示背景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如何规划以达到产业同时满足可持续效益高、扶贫效益好、“两山”效益充分问题值得商榷。未来研究可结合更多类遗产地的不同现实需求进行研究手段的补充与评价体系的完善,以实现天空地一体化的更广泛应用与旅游产业评价体系的普适性提高。
刘树西[2]（2021）在《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喀斯特石漠化是中国南方生态建设中需要面临的最突出地域问题,治理成效是判断该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据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改善石漠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协同天空地一体化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挖掘林业资源信息、监测评价综合效益对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生态学、区域经济学有关人地协调发展、生物多样性、目标决策、3S技术等理论,针对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效益评价指标因子深度挖掘、天空地多尺度协同对林产业效益评价专题信息提取等科学问题和科技需求,在代表南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类型总体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关岭-贞丰花江、毕节撒拉溪和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2018-2021年协同天空地通过对野外考察、定位采集、天空地数据挖掘、资料调查收集等多手段、多数据、多方法为一体,挖掘生态和社会经济指标因子,运用空间分析、熵权法、综合指数模型等方法,构建基于天空地一体的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不同石漠化等级特色林产业“两山”效益、扶贫效益、惠民效益与综合效益实现综合效益动态监测和评价,揭示特色林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因素,提出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国家和地方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发展和评价提供科技参考。1基于2015-2020年的两期遥感影像和相关地理专题数据,结合天空地一体化多源数据挖掘不同等级石漠化特色林产业专题资源信息,提取石漠化区生态资源时空分布特征表明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整体改善了石漠化区生态环境状况。近5年来关岭-贞丰花江无石漠化面积比例由2015年的20.62%增长至23.28%,潜在、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动态度分别下降了0.29%、6.64%、5.58%、14.89%;毕节撒拉溪无石漠化面积比例由2015年的11.07%增长至13.55%,潜在石漠化动态度增长了39.94%,但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动态度分别下降了47.88%、34.51%、0.31%;施秉无石漠化面积比例由2015年的49.70%增长至50.81%,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化动态度分别下降了7.07%、53.85%、1.61%。不同地域石漠化等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不同石漠化等级的演进以重度向轻度过程演进为主。2基于喀斯特石漠化环境背景按照指标选取原则,协同天空地一体化多源数据挖掘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评价因子,以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表明中国南方喀斯特生态环境改善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稳定提升。依据指标体系结构层次的属性特征,即土地覆盖、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石漠化程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涵养水源、人均收入、林产值、产业结构变化、人口密度、基础设施覆盖度、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生活保障、贫困率。采用熵权法计算生态效益权重为0.426,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权重为0.298和0.276。该指标体系及科学指标权重赋值法综合反映了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林产业综合效益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3基于指标权重通过线性加权求和以确定不同石漠化等级特色林产业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并构建天空地一体的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表明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随时间提高的变化程度,即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总体发展效益水平明显提升,但不同石漠化等级之间特色林产业的效益发展程度有所不同。近5年间关岭-贞丰花江（中-强度石漠化区）特色林产业综合得分由2015年的0.156增长至2020年的0.247。毕节撒拉溪（潜在-轻度区）综合得分由0.096增长至0.201。施秉（无-潜在石漠化区）综合得分由0.094提升至0.206。不同地域不同石漠化等级特色林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对资源要素进行合理分配以及不同生计策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值得商榷。4通过线性组合加权函数建立了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表明综合效益增长变化明显。近5年间中-强度石漠化（关岭-贞丰花江）特色林产业综合效益由2015年的0.492提升至0.756,相较于其他两地区增长幅度最小（0.264）,综合效益等级由中等（0.4～0.6）转变为较好。潜在-轻度石漠化（毕节撒拉溪）综合效益由2015年的0.296增长到2020年的0.622,综合效益等级由较差转变为较好（0.6～0.8）。无-潜在石漠化（施秉）综合效益分别为0.283、0.604,综合效益增长了（0.321）,综合效益等级由较差（0.2～0.4）转变为较好（0.6～0.8）。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实现生态恢复与维持农户生计发展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实施对生态环境具有直接性影响,而社会经济环境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未来需建立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及综合效益评价,使其更加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循环发展。
张吟[3]（2021）在《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喀斯特石漠化是中国南方生态建设中需要面临的最突出地域问题,治理成效是判断该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据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改善石漠化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进行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对揭示草地畜牧业的实施与成效间的协调性和畜牧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遥感学、草地学、畜牧学等关于空间异质性、地物光谱差异性、草地生态系统整体性等理论,针对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与信息化融合、因地制宜的定量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构建等技术需求和科学问题,在代表南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类型总体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关岭-贞丰花江、毕节撒拉溪和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以天空地一体化为技术手段,获取2015-2020年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数据,运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专家咨询、层次分析、静态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构建基于天空地一体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不同石漠化等级草地畜牧业“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与综合效益实现综合效益动态监测和评价,提出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国家和地方石漠化治理草地生态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科技参考。（1）基于研究目标以及对数据的时间连续性、空间分辨率、数据获取成本等需求,获取了多平台、多时空、多分辨率、多尺度的数据:包括:2015和2020年两期Landsat-8中分辨率遥感影像,2020年的2m分辨率GF和ZY卫星数据,高精度无人机影像数据,地面草地样本数据,社会经济数据,集成了天空地一体化动态监测体系,满足了研究的时间、空间和精度需求,实现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动态监测评价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引入雷达遥感和高光谱地面监测数据,丰富数据类型和监测手段,更加有利于提升监测精度。（2）植被覆盖度增加速率与石漠化程度成正比,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增加速率与石漠化程度成反比,石漠化演变趋势整体呈现由高等级石漠化向低等级石漠化、有石漠化向无石漠化方向发展,石漠化程度越深的区域,石漠化治理取得的成效越显着:从2015-2020年间的植被覆盖度变化来看,关岭-贞丰花江平均植被覆盖度由38.50%提升至57.87%,毕节撒拉溪平均植被覆盖度由53.03%提升至61.19%,施秉喀斯特平均植被覆盖度由58.45%降低至58.20%,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的平均植被覆盖度增长率分别为52.63%、15.09%和0%。从2015-2020年,植被覆盖度随石漠化程度越深,增长速率越快,无-潜在石漠化的施秉喀斯特植被保护较好,潜在-轻度石漠化和中-强度石漠化区域的植被恢复较好,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关岭-贞丰花江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密度由478.55 g/m2增加至708.52 g/m2,增长率为48.06%;毕节撒拉溪由703.39 g/m2增加至1544.96 g/m2,增长率为119.64%;施秉喀斯特由1632.85 g/m2降低为1035.97 g/m2,增长率为-36.55%,草地地上生物量总体表现为石漠化程度越深密度越小,施秉喀斯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区,草地生物量密度水平较高,关岭-贞丰花江和毕节撒拉溪草地生态系统恢复均较好。针对不同石漠化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异质性较强特点,政府制定明确的草地治理与保护目标和具体措施,鼓励农民种草养殖可以有效降低地区裸土比率,提升地表植被覆盖度。（3）运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实地调研法选定指标,构建了包括13个具体指标的指标层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3个准则层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给出相应指标权重,构建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比为0.4934:0.3108:0.1958。轻度及以下石漠化面积占研究区面积比重C4、人均畜牧业产值C6、植被覆盖度C1、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C3、人均耕地面积C12等五个指标对综合效益评价的影响最大,这5个指标权重之和达到目标层权重的61.78%,说明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综合效益主要由这5个指标来体现。针对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多尺度评价缺乏因地制宜的规范指导问题,构建了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基于天空地一体化应用层面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具有一定的试探性,后续研究可以尝试结合高光谱遥感,更系统科学地把宏观和微观指标相结合。（4）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在2015-2020年间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变化表现为无-潜在石漠化区域的三类效益增长率最小,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经济效益增长率最大,中-强度石漠化研究区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率最大:施秉喀斯特生态效益由0.4883下降至0.4503,毕节撒拉溪生态效益由0.3560增长至0.4217,关岭-贞丰花江生态效益由0.2774增长至0.3301。施秉生态效益增长率为负,但在不同时期施秉的生态效益都优于关岭-贞丰花江和毕节撒拉溪生态效益。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经济效益值在2015年时相对最低（0.1375）,但在2015-2020年间的增长速率最快（85.98%）。在经济发展方面,潜在-轻度石漠化区域比中-强度石漠化区域和无-潜在石漠化区域更具发展优势。社会效益与不同石漠化程度的关系与生态效益变化规律相似,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无-潜在石漠化区域社会效益值最高,但增长率最低。说明石漠化程度越深的区域社会效益发展潜力越大。（5）在综合效益评价基础上,结合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精准扶贫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和可持续效益的联动分析手法:从2015-2020年间,无-潜在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8173提升到0.8270,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6109提升到0.8095,中度-强度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6126提升到0.7589,就综合效益增长率来看,无-潜在石漠化研究区增长率最小,但与同时期不同等级石漠化研究区相比,综合效益值最高。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综合效益在均在变好。施秉喀斯特“两山”效益保持为0.6424不变,毕节撒拉溪“两山”效益由0.4935提升到0.6774,关岭-贞丰花江“两山”效益由0.4879提升到0.6168。施秉喀斯特扶贫效益由0.3290提升到0.3766,毕节撒拉溪扶贫效益由0.2549提升到0.3878,关岭-贞丰花江扶贫效益由0.3352提升到0.4287。施秉喀斯特可持续效益由0.6631下降为0.6349,毕节撒拉溪可持续效益由0.4735提升到0.5539,关岭-贞丰花江可持续效益由0.4021提升到0.4722。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对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农村人民的贫困扶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有一定的贡献。要继续鼓励各单位、组织、机构积极参与石漠化治理科技推广,加强石漠化治理与草地畜牧业关键性技术问题的研究和开发。
颜世伟[4]（2020）在《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分析》文中提出伊金霍洛旗属于半干旱向干旱过渡区,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属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后伊金霍洛旗开展实施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天然林保护等重点林业工程,林草覆盖率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加清楚认知伊金霍洛旗2000-2015年的生态恢复状况,以及当前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效益和未来生态恢复的方向,本论文拟开展生态恢复效益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研究结果将为新一轮生态恢复工程提供理论依据。论文以2000-2015土地利用类型为基础,结合伊金霍洛旗统计年鉴以及实地调查数据,以涵养水源评价,固土保肥评价,环境净化评价,经济规模评价,人居就业评价,区域效益评价为要素层综合构建生态恢复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价值成本法和市场代替法确定生态恢复后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综合指数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而对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格局提出生态补偿、产业升级等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伊金霍洛旗生态系统类型主要是草地生态系统为主,林地生态系统为辅,在2000-2015年间林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明显,15年间增长了1187.6km2,尤其是在2010-2015年间,增长幅度达到278%;相比而言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变化不明显,总共减少了487.93km2,荒漠沙地生态系统15年间减少了736.8km2,2015年荒漠沙地生态系统仅占全面积的1.24%。2015年伊金霍洛旗森林覆盖率达26.88%,植被覆盖率可达85.98%,生态环境变化显着。（2）对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综合评价,生态效益产生的总的价值量最大,2015年可达约61亿元/a,经济效益其次,同时三者效益均是逐年际间增加的。（3）伊金霍洛旗“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指数变化过程中,生态效益由0.26上升到0.46,经济效益由0.035上升0.246,增长了约8倍;社会效益由0.035上升到0.283,增长了约9倍并且反超经济效益。2000-2015年间效益综合发展度由0.11增长到2015年的0.33,2005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并一直持续下去,后期三者效益一直是在持续向好发展。（4）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之间耦合度在2000-2015年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由2000年的0.62增长到2015年的0.96;由2000年的磨合阶段到2005年高水平耦合阶段并且在后10年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耦合协调度从2000年的0.2616增长到2005年的0.3628,2010年的0.4664,最终到2015年0.5637;生态恢复效益耦合协调类型从2000年的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2005年的轻度失调衰退,到2010年的濒临失调衰退最后发展到2015年勉强协调;总体协调水平较低,距离协调发展区间还有少许差距,仍需小幅提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5）根据当前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恢复效益耦合协调度越来越高,生态效益的发展高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所以需要保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改善生态用地,提高生态补偿,树立绿色理念,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促进三者的协调发展。
于晓燕[5]（2020）在《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煤炭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需要有效地改善由矿区内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碎片化、资源错配等原因造成的生产资源不足和浪费并存的局面。本文提出构建“矿农协同生态体系”,通过矿农协同的生态体系重建,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解决矿区内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矿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最终实现矿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本文运用WSR系统方法论展开研究。首先,从“物理、事理和人理”的角度,运用代谢分析、矿农协同共生分析和实施主体动态博弈分析探寻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构建机理;接着结合体系实际集成构建的方法,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体系构建演化过程模拟仿真;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体系构建完成程度、体系价值和实施主体管理行为三个方面建立体系评价方法;最后对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实例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进而提出体系发展的政府保障制度及企业发展策略。本文主要从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构建机理、体系构建、评价方法和实例分析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运用代谢机理进行“物理”分析,发现矿农协同是实现矿区资源代谢优化的有效方法,提出构建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并明确体系的构建目标;建立Logistic协同共生模型进行“事理”分析,对矿农协同共生的平衡点求解,并对其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揭示矿农协同发展的内涵和实质;最后,通过运用微分方程建立实施主体动态博弈模型进行“人理”分析,求解实施主体合作博弈下的最优行为模式。（2）运用集成方法建立土地复垦利用子系统、水资源生态处理利用子系统、能源加工利用子系统、生态种养殖子系统、有机肥加工利用子系统,集成为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和整体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具体包括对子系统构建过程的仿真,明确各个构建环节对子系统构建的影响;对体系整体构建和运行进行仿真,明确各个子系统构建对体系整体构建的影响;对体系构建提升矿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进行仿真,明确体系构建对矿区综合效益提升的影响。（3）从体系构建完成、体系综合价值和实施主体管理行为三个方面建立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评价方法,用于体系构建的监测评价。首先,以体系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结果为基础,选取体系构建环节为评价指标并确定权重,运用Jaccard系数模型,对体系的构建完成程度进行评价。其次,借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以多目标规划模型为基础,结合体系构建的实际情况选取指标,建立矿农协同生态体系价值评价方法,对体系构建给矿区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量化评价。最后,结合体系构建实施主体动态博弈分析的结论,运用QSIM方法对实施主体管理行为的不同实施方案进行模拟,对实施主体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并选取评价指标作为体系实施主体管理行为和决策评价的主要内容。三种评价方法为全面掌握和监测体系构建水平、价值水平,以及实施主体管理行为提供了实时评价方法,为及时发现体系构建中的问题,适时调整发展规划和方向,指导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4）选取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作为研究实例,对该体系构建现状、构建完成程度、综合价值和实施主体管理行为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在体系构建评价中,通过模型应用计算获得Jaccard系数69.47%的结果,验证新巨龙已基本完成矿农协同体系构建,体系构建现实可行。在体系价值评价中,对新巨龙矿区2009-2019年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服务效益进行全面评价,数据表明近十年来,该体系的服务总值随着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不断提高,2019年达到19.21亿元,其中调节服务价值和支持性服务价值较高,体系构建为矿区带来了综合效益的持续增长。最后,对新巨龙体系构建实施主体管理行为进行评价,总结了体系实际构建中政府层面、企业层面以及实施主体协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政府保障制度和矿业企业实施策略建议。本文突破矿区末端治理,单一土地资源复垦的原有发展思路,提出构建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新模式,为矿区发展提供了进行矿业生产同时,完成矿区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实时治理的新方法,本文研究方法及结论可为构建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敬博[6]（2020）在《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相关系统,即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一直以来,中国地理学界在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之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人地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人地系统间相互作用、能量转换、后效评价及风险评估;人地系统的空间格局和地域分异规律;人地系统的时间演化规律及趋势;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人地系统优化协调管控等方面。山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4%,提供了陆地70%以上的淡水资源和绝大部分能源、矿产、生态资源,是目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好的区域,是全球自然保护的核心区和主要资源赋存区域,全球约有一半人口依赖山地提供的资源。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栖息地和文明发祥地,为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支撑,但由于自身系统不稳定、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此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近年来成为在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过程中响应最为激烈和迅速的地区,山区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各国学界和政府的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作为特殊、复杂且地域分布广泛的一种人地系统类型,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其空间管控就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科学理论和实践命题。本研究遵循“研究综述-理论建构-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选取跨省典型山区——秦巴山区作为对象开展研究工作。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生态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重点从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空间管控三个方面对山区人地系统的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状态评价及管控策略等进行分析,并建构理论框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etis-Ord General G空间探测法、GWR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空间供需匹配模型、空间效益均衡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山区人地系统的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空间均衡和优化调控等问题开展实证研究;提出适宜于秦巴山区的空间管控模式及管控实践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山区人地系统理论方法探讨。对山区人地系统基本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演化机理和优化调控等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的协调与均衡体现在两个维度,理论维度上应包括“地域空间内的开发需求-环境供给关系匹配”、“区际间的效益均衡和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两个方面,实践维度上提出应在不同区域采用针对性、差异化的空间管控手段,确定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优化策略,促使人类活动要素在地域空间上有序分布,实现山区人地系统的综合均衡。（2）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的历史演化大致经历了以“共生协调”、“发展退化”、“矛盾突出”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总体呈下降中略有浮动的发展状态,空间差异表现为中高山区快速下降,低山平原区相对平稳;影响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下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状态和资源利用程度,生态环境质量对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提升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需要建立在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3）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定量研究。秦巴山区自然环境要素区域差异较大,且随地形变化的特征比较明显;人口、经济发展表现为外围热、内部冷的不均衡空间格局;多个要素、多个尺度的交互研究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度低于平原、垂直向分异更为剧烈的显着特征,其与地形具有显着关联性。（4）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状态评价。秦巴山区存在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的显着空间错位,供给能力中部高而外围低,开发需求则基本与之相反;空间匹配均衡程度总体较低,且分布极不平衡,均衡度总体呈现“中部高、外围低”的格局,均衡与失衡的区县数量比为2:8;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匹配,全域空间效益分布不够均衡。（5）提出了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模式与管控实践方案。总体思路是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分析和空间均衡状态评价为依据,以优化人地系统空间格局为愿景,瞄准区域内空间供需匹配均衡和区际间综合效益均衡两大核心目标,划分管控单元,管控模式分为生态保障型、经济保障型、效益双增型、效益转移型等四个类型。
陈婷[7]（2020）在《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与模拟预测研究》文中提出自古以来,土地利用就是人类不断发展与前进的主旋律,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土地合理利用与高效配置成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目前,一方面有限的土地利用资源难以满足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持生态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土地不合理利用与破坏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立足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共同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成为缓解人地关系紧张、解决土地资源短缺、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土地利用系统效益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再对其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当前的土地利用情况,可以为未来提高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参考和相应的发展建议。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三峡库区85%以上的地区落在重庆市内,是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另外,重庆市作为着名的“山城”,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平原城市更加稀缺,城市建设和经营难度也更大。因此,在肩负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情况下,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因此,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2007-2017年为研究时间段,首先从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选取29个评价指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对重庆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计算与分析;其次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度进行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然后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ARIMA（1,1,1）以计算出的土地利用协调度数据为基础,对未来12年的土地利用协调度进行预测;最后根据土地利用的效益、协调度以及预测结果对重庆市未来土地利用效益的优化提出对策与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重庆市的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和综合效益在2007-2017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效益整体水平上高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生态效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在研究时期内,重庆市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度水平呈上升趋势,整体上协调度水平处于较高的状态,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3)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在未来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22年达到最大值,然后由优质协调逐渐下降为中度协调状态;4)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避免未来出现土地利用效益失调的情况,重庆市的未来发展应该从采用分区发展模式、建立城市发展中心区县、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考虑。
曲超[8]（2020）在《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认为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之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政策,也是调节基于生态环境服务、保护和发展成本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重要政策,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已经进入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实践在全国开展得早,投入资金多,补偿效果好,但同时,由于部门利益分割,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机制不健全,尤其是没有开展系统回顾和绩效评价,生态补偿工作未形成工作闭环,难以有针对性地优化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基于此,本文系统评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概念,从博弈论角度论证了基于绩效评价进行补偿的合理性,构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开展了生态补偿政策效益、效应和效率的综合评价,测算了实际补偿与按绩效应支付补偿的差额,为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理论部分对生态补偿的理论与机制进行了分析。首先,总结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相关研究文献。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主要回答了生态补偿“为什么补、补什么、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等问题,揭示了生态补偿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管理学理论主要回答了“好不好、怎么改”等问题。其次,对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梳理,从政策设计、政策执行、补偿效果分析、补偿效应评价、投入产出效率等多位维度进行了评述。之后,采用博弈论方法,按照预补偿、后补偿、按照绩效补偿三种模式,对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发现在绩效补偿模式下分配补偿资金并进行博弈,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预算刚性和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实践评述与框架设计部分对国内外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并设计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一是发展阶段方面,我国的生态补偿经历了初设阶段（1978-2004年）、形成阶段（2004-2012年）,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等三个阶段,梳理了三个阶段出台的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二是实践进展方面,我国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基本实现全覆盖,重点区域生态补偿取得新进展,市场化生态补偿取得新突破;同时,总结了美国、欧盟、拉美等国家生态补偿实践情况;归纳出我国生态补偿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政策针对性不强、补偿效率不高等实践方面的问题。三是框架设计方面,针对当前研究对象集中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领域集中在生态环境绩效研究、研究方法集中在EPI指数等线性加总等不足,系统性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主要目标、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全面拓展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四项内容:一是采用熵值法测度生态补偿的六项效益。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综合效益均呈上升趋势,总体熵均值由2011年的16.77增加到2018年的33.58,增加了100.20%。上海市、浙江省、重庆市熵均值位于前列,贵州省、安徽省、云南省熵值增速位于前列。二是采用DID模型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回归结果显示生态补偿显着改善了流域水质。在各控制变量中,人均GDP、氨氮排放强度通过1%显着性水平检验,表明其与政策效应关联性较强。通过改变窗期、子样本回归、安慰剂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政策效应具有稳健性。三是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流域的综合补偿效率进行了计算,发现综合效率呈先升后降趋势,其规模效率下降是导致综合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四是综合以上三个逻辑层次评价结论,以效应评价作为可信度参考,以效益评价作为计算基数,以效率评价作为调整系数,测算了按绩效应补偿的金额,形成绩效评价工作闭环。2011-2015年应在实际补偿的基础上额外补偿,而2016-2018年应扣减补偿资金。分省市测算,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湖北省、安徽省等5个省市应给予额外补偿。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四项政策建议:一是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二是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三是突出绩效化,坚持生态补偿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四是突出激励化,以生态补偿为抓手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郑云辰[9]（2019）在《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战略,并把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列为重要内容。流域作为空间整体性强、地区关联度高的生态系统和经济地域系统,在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和实践方面都是比较活跃的领域。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着以政府公共财政补偿为主、生态补偿绩效和创新效率边际递减、企业和公众有一定参与意愿但参与度却极低的矛盾困境。因此,研究协调政府和其他受益主体协同补偿问题,对建立健全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从协同理论的视角,以协调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研究目标,通过“目标关联维度”范畴,把协同补偿目标与效益维、时间维、空间维和途径维相统一。以“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先定约束”三个序参量为研究主线,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二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三是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体系;三是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五是以大汶河流域为例进行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应用。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现实基础。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演进经历了起始、发展、形成和完善四个阶段,正向多元化生态保护效益补偿的体制机制发展。补偿主体间利益诉求缺乏协调,相关权利责任不明,共同行动规范缺失,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主要障碍。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与主观上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企业参与治理意愿激发、NGO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形成的公共利益诉求相互交织,使补偿主体呈现多元趋势。利益趋同的多元补偿主体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显示,流域各利益主体权责并不对等,需要进行协调和平衡;通过利益趋同分析可把多元主体抽象为追求生态效益的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主体和追求社会效益的社会公众组织。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核心在于依靠多元补偿主体,共同补偿流域生态保护者。补偿标准范围应以流域生态保护成本作为下限,以流域生态服务的外溢效益作为上限。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社会公众组织的引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补偿相互耦合的多元生态补偿模式。相对明确的责任分担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前提。应依据“受益者负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收益结构”和“能力结构”原则进行分担。时间维度上,根据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前、中、后的变化,可分成政府补偿的初级阶段,政府和市场主体补偿的中级阶段,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组织共同补偿的高级阶段。空间维度上,可基于单指标法和综合法确定各行政区域的分担系数。主体维度上,对评估出的外溢效益,可由政府承担生态效益份额的补偿量,市场主体承担经济效益份额的补偿量,政府和社会公众组织共同承担社会效益份额的补偿量,并分别由政府、投资公司和公益机构筹集。衡量协同效应的协同度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和仿真模型的关键。理论上,可以公共利益为契合点,建立多元主体三螺旋耦合关系模型。依靠“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和“先定约束”三个序参量动力要素构成的协同动力,抑制系统阻力影响,产生正向协同效应。基于序参量测度的协同度是衡量协同效应的综合量化指标。实践中需建立多元主体网络型协同体系,以价值理念和组织机构协同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多层纵向协同,通过三元主体内部和相互间主体协同,以及“主体集聚—集体协商—先定约束—协同行动”的过程协同,形成多元主体横向协同。运用基于多主体建模方法（ABM）和Netlogo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显示多元主体协同度、政府引导力度和监督力度、市场主体社会责任感对协同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但都受多元主体补偿能力制约。通过对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发现:公众对利益相关者政府补偿生态效益、市场主体补偿经济效益和社会公众补偿社会效益的责任认知具有较高认同程度;对流域生态保护所产生的生态公共利益具有优先需求;年龄、家庭收入水平、生态治理必要性和生态补偿重要性的认知显着影响参与意愿。大汶河流域上游2017年的生态保护成本约为18489.51万元,生态服务外溢效益约为175097.56万元。泰安市泰山区、岱岳区、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的分担系数为0.09、0.33、0.39、0.10、0.09。在高级补偿阶段,补偿量最多的肥城市三元主体分担额为2538.24、1753.69、323.05万元,补偿量最少的泰山区和东平县三元主体分担额为585.75、404.70、74.55万元。协同模拟仿真显示多元主体协同绩效从高到低为肥城市、泰山区、岱岳区、东平县、宁阳县。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政策建议。一是建立法律保障体系,包括加强生态补偿立法、强化生态补偿执法,以明确生态补偿参与主体。二是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利益沟通和协调机制,以确定不同主体权利和利益关系。三是完善资金保障体系,建立投融资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补偿资金管理,以保障多元主体补偿责任的落实。四是优化监督评估体系,包括监督机制、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绩效考核评估机制,以实现多元主体持续的协同行动。
温薇[10]（2019）在《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补偿作为调整生态环境与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政策体制,是协调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已逐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激励机制。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更加凸显出举足轻重的位置,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地区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了从原来的政策推动到现在法律规制的转变,倡导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协调机制,但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关系,除实践较多的跨流域生态补偿外,跨地域、跨功能区等方式的生态补偿实践却寥寥无几,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凤毛麟角,我国有效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并未形成。黑龙江省作为林业生态大省,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但由于省内区域间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同,导致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尤为突出,特别是主体功能区间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效益的不均衡。因此,充分发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优势,建立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已然势在必行。本文以黑龙江省为样本调研区域,在已有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究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即跨越黑龙江省不同区域空间范围,通过科学调控、协调互补等手段,以政府、公众、企业为补偿主体,主体功能区为补偿客体,市场为导向,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企业参与机制、政府协商机制、跨区域管理优先级机制、生态合作和生态交易等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实现区域间资源均衡配置,促进环保和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查阅、收集和整理,归纳评述了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研究现状,在博弈理论、协同理论和区域协调理论等全新理论指导下,系统的采用ArcGIS空间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问卷调查等统计分析方法,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和生态建设协调为切入点,重点从公众和社会视角开展研究,确定不同利益主体协同演进为趋向的作用机理。从博弈视角出发,侧重研究跨区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的利益关系,逻辑关系,社会、公众的支付意愿、主体功能区之间的补偿协调方案、政策执行、协调机制构建与运行等内容中寻找协调路径。同时,基于调研数据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牡丹江、双鸭山、绥化等8个不同地区进行了差异化分析,运用离差系数最小化模型、CVM调查法、探索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全面计量了功能区之间的协调度和支付意愿值,从公众角度测算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标准;围绕哈大齐工业走廊与大小兴安岭实施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运行的预期效果分析,梳理省域范围下不同区域之间补偿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倡企业在发展受限时可以通过为生态服务付费,买卖碳排放权等跨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破解企业发展受限难题;最终针对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协调保障进行了探讨,提出不断优化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平台建设、加快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多元投资机制、持续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的产业政策体系、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合作机制、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评价和反馈系统等构成的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保障体系。本文旨在突破区域限制,拓宽生态补偿协调渠道,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建设性的协调机制和保障体系,促使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得到推广使用,为黑龙江省的生态补偿改革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借鉴,完善我国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生态环境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态环境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天空地一体化与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 |
| (二)天空地一体化与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 |
| (三)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进展及其对喀斯特遗产地治理的启示 |
| 1 文献的获取与论证 |
| 2 研究阶段划分 |
| 3 国内外主要进展与标志性成果 |
| 4 国内外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与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 研究目标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特色与难点及创新处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 技术路线 |
| 2 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1 研究区选择的依据和原则 |
| 2 研究区基本特征与代表性论证 |
| (四)资料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1 天空地数据 |
| 2 野外调查数据 |
| 3 收集资料数据 |
| 三 数据挖掘与处理 |
| (一)数据挖掘 |
| 1 航天数据 |
| 2 航空数据 |
| 3 地面监测调查数据 |
| (二)数据处理 |
| 1 航天数据处理 |
| 2 航空数据处理 |
| 3 地面监测调查数据处理 |
| 四 旅游产业效益指标信息提取 |
| (一)生态环境指标因子 |
| 1 土地覆盖 |
| 2 石漠化类型 |
| 3 植被覆盖度 |
| (二)社会经济指标因子 |
| 1 旅游业总收入 |
| 2 旅游从业人数 |
| 3 人均可支配收入 |
| 4 旅游者人数 |
| 5 旅游业带动效应 |
| 6 旅游设施数量 |
| 7 基础设施变化 |
| 8 生活保障变化 |
| 五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2 指标因子选取 |
| 3 指标筛选方法 |
| 4 指标体系 |
| (二)指标因子标准化 |
| 1 指标值标准化方法 |
| 2 指标值标准化结果 |
| (三)指标因子权重确定 |
| 1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2 指标权重确定 |
| (四)评价模型构建 |
| 1 模型建立 |
| 2 模型确定 |
| 六 综合效益监测评价分析 |
| (一)单一效益时空评价分析 |
| (二)综合效益时空评价分析 |
| 1“两山”效益 |
| 2 扶贫效益 |
| 3 可持续效益 |
| 4 综合效益 |
| (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效益评价信息系统开发 |
| 1 系统目的 |
| 2 系统登录 |
| 3 系统操作 |
| 4 旅游目的地微信指数监测 |
| 5 数据采集 |
| 6 旅游文件上传 |
| 7 评分标准 |
| 8 热点客源 |
| 七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天空地一体化与林产业效益监测评价 |
| (二)喀斯特环境天空地一体化与林产业效益监测 |
| (三)天空地一体化林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进展及其对石漠化治理的启示 |
| 1 文献论证与获取 |
| 2 研究阶段划分 |
| 3 国内外主要进展与标志性成果 |
| 4 国内外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 研究目标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特色与难点及创新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 技术路线 |
| 2 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1 研究区选择的依据和原则 |
| 2 研究区基本特征与代表性论证 |
| (四)数据资料获取及可信度分析 |
| 1 天空地数据 |
| 2 野外调查数据 |
| 3 收集资料数据 |
| 三 数据挖掘与处理 |
| (一)数据挖掘 |
| 1 航天数据 |
| 2 航空数据 |
| 3 地面监测调查数据 |
| (二)数据处理 |
| 1 航天数据处理 |
| 2 航空数据处理 |
| 3 地面监测调查数据处理 |
| 四 产业效益指标信息提取 |
| (一)特色林产业提取 |
| 1 特色林产业分类标准 |
| 2 不同石漠化等级特色林产业时空分布特征 |
| (二)生态环境指标因子 |
| 1 土地覆盖 |
| 2 石漠化类型 |
| 3 植被覆盖度 |
| 4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
| 5 生物多样性 |
| 6 涵养水源 |
| (三)社会经济指标因子 |
| 1 人口密度 |
| 2 人均收入 |
| 3 林产值 |
| 4 产业结构变化 |
| 5 基础设施覆盖度 |
| 6 恩格尔系数 |
| 7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
| 8 贫困率 |
| 五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1 指标选取原则 |
| 2 指标因子选取 |
| 3 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4 指标体系建立 |
| (二)指标数据标准化 |
| 1 标准化方法 |
| 2 极差标准化 |
| (三)指标权重确定 |
| 1 权重计算方法 |
| 2 指标权重计算 |
| (四)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1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建立 |
| 2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计算 |
| 六 综合效益评价 |
| (一)“两山”效益 |
| 1“两山”理论 |
| 2“两山”效益评价 |
| (二)扶贫效益 |
| 1 扶贫发展 |
| 2 扶贫效益评价 |
| (三)惠民效益 |
| 1 惠民内涵 |
| 2 惠民效益评价 |
| (四)综合效益 |
| 1 综合效益 |
| 2 综合效益评价 |
| 七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 |
| (二)喀斯特环境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 |
| (三)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进展及其对石漠化治理的启示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三 数据挖掘与处理 |
| (一)数据挖掘 |
| 1 航天数据 |
| 2 航空数据 |
| 3 地面监测数据 |
| (二)数据处理 |
| 1 航天数据处理 |
| 2 航空数据处理 |
| 3 地面数据处理 |
| 四 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因子分析 |
| (一)生态环境因子 |
| 1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
| 2 植被覆盖 |
| 3 石漠化 |
| 4 草地地上生物量 |
| (二)社会经济因子 |
| 1 人口与GDP |
| 2 畜牧业GDP |
| 3 生产与生活水平 |
| 4 劳动力结构与文化水平 |
| 五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2 指标筛选方法 |
| 3 指标体系 |
| (二)指标权重确定 |
| 1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2 指标权重确定 |
| (三)指标因子标准化 |
| 1 指标值标准化方法 |
| 2 指标值标准化结果 |
| (四)评价模型构建 |
| 1 模型建立 |
| 2 模型确定 |
| 六 综合效益评价分析 |
| (一)单一效益评价分析 |
| 1 生态效益 |
| 2 经济效益 |
| 3 社会效益 |
| (二)综合效益分析 |
| 1“两山”效益 |
| 2 扶贫效益 |
| 3 可持续效益 |
| 4 综合效益 |
| 七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4）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生态恢复效益评价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关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耦合协调度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研究区自然状况 |
| 2.2 研究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1.1 伊金霍洛旗生态系统类型动态变化 |
| 3.1.2 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
| 3.1.3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之间耦合协调度评价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生态系统类型动态变化 |
| 3.2.2 生态恢复效益数据计算方法 |
| 3.2.3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
| 3.2.4 效益指数与耦合协调度计算方法 |
| 3.3 数据来源 |
| 3.4 技术路线 |
| 4 伊金霍洛旗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分析 |
| 4.1 生态系统类型变化分析 |
| 4.1.1 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变化 |
| 4.1.2 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变化 |
| 4.1.3 林草生态系统年际变化率 |
| 4.2 本章小结 |
| 5 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
| 5.1 评价指标体系的创建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5.1.2 评价指标选择的原则 |
| 5.1.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 5.2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
| 5.3 本章小结 |
| 6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6.1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指标权重计算 |
| 6.1.1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6.1.2 确定指标权重 |
| 6.2 效益指数评价与效益综合发展度 |
| 6.2.1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指数评价 |
| 6.2.2 生态恢复效益综合发展度分析 |
| 6.3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评价 |
| 6.3.1 耦合度类型 |
| 6.3.2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耦合度分析 |
| 6.3.3 耦合协调度类型 |
| 6.3.4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讨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讨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5）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2 研究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3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机理分析 |
| 3.1 基于代谢机理的“物理”分析 |
| 3.2 基于矿农协同共生模型的“事理”分析 |
| 3.3 基于实施主体动态博弈模型的“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行系统动力学分析 |
| 4.1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原则与方法 |
| 4.2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4.3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行仿真 |
| 4.4 本章小结 |
| 5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评价方法 |
| 5.1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评价方法 |
| 5.2 矿农协同生态体系价值评价方法 |
| 5.3 实施主体管理行为定性仿真模拟及评价方法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实例分析 |
| 6.1 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现状分析 |
| 6.2 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评价 |
| 6.3 新巨龙矿农协同生态体系价值评价 |
| 6.4 新巨龙体系构建实施主体管理行为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发展矿农协同生态体系的保障制度及对策建议 |
| 7.1 政府发展矿农协同生态体系保障制度建议 |
| 7.2 矿业企业发展矿农协同生态体系对策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附件 |
（6）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及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与内涵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山地研究进展与现状 |
| 2.2.2 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
| 2.2.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研究 |
| 2.2.4 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研究 |
| 2.2.5 山区人地作用机制研究 |
| 2.2.6 山区人地系统研究方法 |
| 2.3 研究评述 |
| 2.3.1 现状评述 |
| 2.3.2 启示与总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山区人地系统理论 |
| 3.1.1 基本特征 |
| 3.1.2 要素和结构 |
| 3.1.3 状态与作用机制 |
| 3.1.4 演化及影响机理 |
| 3.2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理论 |
| 3.2.1 空间均衡基本理论 |
| 3.2.2 空间均衡科学维度 |
| 3.2.3 山区空间均衡模型架构 |
| 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理论 |
| 3.3.1 山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原理 |
| 3.3.2 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发展目标 |
| 3.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路径 |
| 第四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与格局分析 |
| 4.1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概况 |
| 4.2 人地系统演化阶段 |
| 4.2.1 远古时代至先秦时期 |
| 4.2.2 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 |
| 4.2.3 民国时期至今 |
| 4.3 21世纪以来人地系统演化分析 |
| 4.3.1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
| 4.3.2 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 |
| 4.3.3 协调度演化驱动力分析 |
| 4.4 人地系统的水平格局 |
| 4.4.1 自然地理环境格局 |
| 4.4.2 人口与经济格局 |
| 4.5 人地系统的垂直格局 |
| 4.5.1 人地系统垂直分异特征 |
| 4.5.2 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与地形相关性 |
| 4.5.3 地形对人口-经济空间的影响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分析 |
| 5.1 人地关系匹配均衡评价 |
| 5.1.1 研究机理与指标体系 |
| 5.1.2 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 |
| 5.1.3 空间匹配均衡度特征 |
| 5.2 人地系统效益均衡评价 |
| 5.2.1 总体效益评价 |
| 5.2.2 空间效益均衡度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研究 |
| 6.1 空间管控思路 |
| 6.2 空间管控依据 |
| 6.2.1 人地系统演化规律 |
| 6.2.2 人地系统基本格局 |
| 6.2.3 人地系统空间均衡 |
| 6.3 空间管控模式 |
| 6.3.1 生态保障单元 |
| 6.3.2 经济保障单元 |
| 6.3.3 效益双增单元 |
| 6.3.4 效益转移单元 |
| 6.4 空间管控实践方案 |
| 6.4.1 管控单元 |
| 6.4.2 规划策略 |
| 6.4.3 政策保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与模拟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以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利用 |
| 2.1.2 土地利用系统 |
| 2.1.3 土地利用效益 |
| 2.1.4 土地利用协调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耦合协调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 3.1.3 生态环境概况 |
| 3.1.4 土地利用情况 |
| 3.2 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方法 |
| 4.1 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
| 4.1.1 指标的选取原则 |
| 4.1.2 指标评价模型 |
| 4.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4.2.1 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2.2 社会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2.3 生态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2.4 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 4.3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
| 4.3.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3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 |
| 4.4 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 |
| 4.4.1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4.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
| 第五章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 |
| 5.1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计算 |
| 5.1.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
| 5.1.2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 5.1.3 土地利用效益计算 |
| 5.1.4 土地利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计算 |
| 5.2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时序变化特征分析 |
| 5.2.1 重庆市土地利用效益时序变化 |
| 5.2.2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时序变化 |
| 5.3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 5.3.1 重庆市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分布特征 |
| 5.3.2 重庆市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
| 第六章 土地利用协调度模拟预测 |
| 6.1 ARIMA预测模型 |
| 6.1.1 ARIMA模型简介 |
| 6.1.2 ARIMA模型计算步骤 |
| 6.2 时间预测模型计算 |
| 6.2.1 数据的预处理 |
| 6.2.2 模型参数估计 |
| 6.2.3 模型建立与计算 |
| 6.3 土地利用协调度优化对策与建议 |
| 6.3.1 采用分区发展模式 |
| 6.3.2 建立城市发展中心区县 |
| 6.3.3 加强土地利用规划 |
| 6.3.4 加快科技创新发展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8）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一)文献分析 |
| (二)历史沿革 |
| (三)主要原则 |
| (四)标准核算 |
| 二、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筛选 |
| (二)总体分布 |
| (三)实证研究情况 |
| (四)评价方法情况 |
| 三、生态补偿绩效研究进展 |
| (一)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重点 |
| (二)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主要功能 |
| (三)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演绎分析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框架 |
| 一、论文结构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的创新 |
| (二)研究内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来源与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生态补偿 |
| 二、生态补偿模式 |
| (一)市场主导型生态补偿 |
| (二)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 |
| (三)社会参与型生态补偿 |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 (一)绩效 |
| (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 |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经济学理论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博弈论理论 |
| (五)生态资本理论 |
| (六)生态价值理论 |
| 二、管理学理论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绩效管理理论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机制比较与经济学分析 |
| 一、纵向与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比较 |
| 二、生态补偿激励机制经济学分析 |
| (一)预补偿型 |
| (二)后补偿型 |
| (三)按绩效评价补偿型 |
| (四)三种补偿模型的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述评 |
| 第一节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及政策 |
| 一、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
| 二、生态补偿政策进展 |
| (一)初始阶段:生态补偿依附于环境管制 |
| (二)形成阶段:体现“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
| (三)完善阶段: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 |
| 一、我国生态补偿实践总体情况 |
| 二、我国生态补偿重点实施领域 |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
| (二)森林(草原、湿地)生态补偿 |
| (三)流域生态补偿 |
| 第三节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 |
| 一、美国生态补偿实践 |
| 二、欧盟生态补偿实践 |
| 三、拉美国家生态补偿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步骤与指标构建思路 |
| 一、总体思路 |
|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三、绩效评价主要目标 |
| 第二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方法比选 |
| 一、方法比较 |
| 二、方法选择 |
| (一)效益评价——熵值法 |
| (二)效应评价——双重差分法 |
| (三)效率评价——三阶段DEA方法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
| 一、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指标 |
| 二、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指标 |
| 三、生态补偿效率评价指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熵值法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评价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现状 |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状况 |
| 二、森林生态补偿状况 |
| 三、流域生态补偿状况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综合评价 |
| 一、生态补偿效益分类 |
| (一)经济效益 |
| (二)生态效益 |
| (三)环境质量效益 |
| (四)污染减排效益 |
| (五)资源节约效益 |
| (六)社会公平效益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效益熵值分析 |
| (一)11省市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熵值分析 |
| (二)11省市生态补偿各单项效益熵值评价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DID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 |
| 第一节 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模型的设定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第二节 长江干流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DID模型设置 |
| 三、基本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长江支流赤水河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基本回归 |
| 三、分行业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
| 第一节 各类生态补偿综合效率评价 |
| 一、综合效率评价第一阶段 |
| 二、综合效率评价第二阶段 |
| 三、综合效率评价第三阶段 |
| 四、综合效率与单项效率对比 |
| 五、分析与讨论 |
| 第二节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评价 |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 三、分析与讨论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脱贫效率评价 |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 三、分析与讨论 |
| 第四节 按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金额测算 |
| 一、纳入计算的生态补偿总金额 |
| 二、综合效益总量 |
| 三、11省市绩效熵值 |
| 四、11省市基于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重点领域实现全覆盖 |
| 二、生态补偿规模逐年提高,综合效益稳步上升 |
| 三、生态补偿政策效应显着,宜在重点流域总结推广 |
| 四、生态补偿综合效率先升后降,规模效率低为主要因素 |
| 五、补偿金额与绩效评价结果背离,由补偿不足转变为补偿过度 |
| 第二节 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建议 |
| 一、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 |
| 二、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和完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
| 三、突出绩效化,完善生态补偿的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 |
| 四、突出激励化,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功能区划 |
| 表1 2016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2 2017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3 2018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4 长江经济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县域名单(2018年). |
| 表5 长江经济带各类主体功能区面积(km~2)及占比(2018年) |
| 表6 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 表7 黄河流域8省区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 表8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调查问卷情况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流域生态补偿及其利益相关者 |
| 1.2.2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
| 1.2.3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 |
| 1.2.4 多元化生态补偿 |
| 1.2.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补偿 |
| 2.1.2 流域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 |
| 2.1.3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 |
| 2.1.4 多元主体协同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服务功能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协同理论 |
| 2.2.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 |
| 3.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历史进程 |
| 3.1.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演进 |
| 3.1.2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 |
| 3.2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矛盾困境 |
| 3.2.1 补偿主体单一 |
| 3.2.2 公共财政为主 |
| 3.2.3 补偿资金不足 |
| 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参与的障碍因素 |
| 3.3.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缺乏协调 |
| 3.3.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相关权利责任不明 |
| 3.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集体行动规范缺失 |
| 3.4 流域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趋势 |
| 3.4.1 流域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
| 3.4.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公共利益诉求 |
| 3.5 本章小结 |
| 4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 |
| 4.1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主体与客体界定 |
| 4.1.1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2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 |
| 4.1.3 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主体及其利益趋同分析 |
| 4.1.4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客体 |
| 4.2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标准确定 |
| 4.2.1 流域生态保护成本核算 |
| 4.2.2 流域生态服务外溢效益评估 |
| 4.2.3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范围 |
| 4.3 流域多元生态补偿模式 |
| 4.3.1 政府补偿模式 |
| 4.3.2 市场补偿模式 |
| 4.3.3 社会补偿模式 |
| 4.3.4 多元补偿模式的耦合 |
| 4.4 本章小结 |
| 5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 |
| 5.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原则 |
| 5.1.1 受益者负担原则 |
| 5.1.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 5.1.3 收益结构原则 |
| 5.1.4 能力结构原则 |
| 5.2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阶段性分担 |
| 5.2.1 初级补偿阶段 |
| 5.2.2 中级补偿阶段 |
| 5.2.3 高级补偿阶段 |
| 5.3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区域分担 |
| 5.3.1 基于单指标法的区域分担系数计算 |
| 5.3.2 基于综合法的区域分担系数计算 |
| 5.3.3 基于水功能区划的区域分担系数修正 |
| 5.4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分担 |
| 5.4.1 政府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4.2 市场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4.3 社会公众组织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5 本章小结 |
| 6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效应 |
| 6.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机理分析 |
| 6.1.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关系 |
| 6.1.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动力 |
| 6.1.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效应与协同度 |
| 6.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网络型协同体系构建 |
| 6.2.1 流域生态补偿多层纵向协同 |
| 6.2.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横向协同 |
| 6.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 |
| 6.3.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协同度测度 |
| 6.3.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模型构建 |
| 6.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应用——以大汶河流域为例 |
| 7.1 样本特征与描述性分析 |
| 7.1.1 研究区概况 |
| 7.1.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 7.1.3 描述性分析 |
| 7.2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特征研究 |
| 7.2.1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特征的影响因素 |
| 7.2.2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认知分析 |
| 7.2.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需求分析 |
| 7.2.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意愿分析 |
| 7.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 |
| 7.3.1 大汶河流域生态保护成本核算 |
| 7.3.2 大汶河流域生态服务外溢效益评估 |
| 7.3.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量区域分担 |
| 7.3.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量主体分担 |
| 7.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模拟仿真 |
| 7.4.1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参数值的确定 |
| 7.4.2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模拟结果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现实基础 |
| 8.1.2 利益趋同的多元补偿主体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 |
| 8.1.3 相对明确的责任分担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前提 |
| 8.1.4 衡量协同效应的协同度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和仿真模型的关键 |
| 8.1.5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补偿法律保障体系 |
| 8.2.2 健全多元主体协同补偿制度保障体系 |
| 8.2.3 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补偿资金保障体系 |
| 8.2.4 优化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监管评估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研究专家调查问卷 |
| 附录2: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调查问卷 |
| 附录3: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部分源代码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跨区域 |
| 2.1.2 跨区域生态补偿 |
| 2.1.3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 |
| 2.1.4 主体功能区与生态功能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协同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生态补偿制度背景分析 |
| 3.1.1 生态补偿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
| 3.1.2 生态补偿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 |
| 3.2 主体功能区与生态功能区区划情况 |
| 3.2.1 宏观方面 |
| 3.2.2 微观方面 |
| 3.3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现状分析 |
| 3.3.1 生态补偿整体概况 |
| 3.3.2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状况 |
| 3.3.3 社会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 |
| 3.4 黑龙江省不同生态功能区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4.1 缺失市域范围下跨区(县)域补偿协调机制 |
| 3.4.2 缺乏省域范围下跨市域生态补偿横向协调机制 |
| 3.4.3 缺少省域范围内的跨区协作监管机构 |
| 3.4.4 区域间利益相关者博弈关系错综复杂 |
| 3.4.5 跨区域生态补偿法律约束缺失 |
| 3.4.6 跨区域生态补偿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经济博弈分析 |
| 4.1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基本范畴 |
| 4.1.1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内涵 |
| 4.1.2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维度 |
| 4.1.3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目标与内容 |
| 4.1.4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度 |
| 4.2 生态功能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
| 4.2.1 生态功能区与生态功能区之间的博弈 |
| 4.2.2 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
| 4.2.3 生态功能区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
| 4.2.4 生态功能区与企业的博弈 |
| 4.2.5 生态功能区与社会公众的博弈 |
| 4.2.6 生态功能区、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多方博弈 |
| 4.3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基本假设 |
| 4.4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5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博弈模型 |
| 4.5.1 利益共享博弈模型 |
| 4.5.2 智猪博弈模型 |
| 4.5.3 跨区域静态博弈模型 |
| 4.6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 |
| 5.1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构建原则 |
| 5.1.1 公平与效率原则 |
| 5.1.2 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 |
| 5.1.3 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原则 |
| 5.2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机理分析 |
| 5.2.1 政府与生态功能区的协调 |
| 5.2.2 生态功能区之间的补偿协调 |
| 5.2.3 公众与生态功能区的协调 |
| 5.2.4 企业与生态功能区的协调 |
| 5.2.5 生态功能区与政府、公众、企业等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机理 |
| 5.3 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设计 |
| 5.3.1 公众参与机制 |
| 5.3.2 企业参与机制 |
| 5.3.3 政府协商机制 |
| 5.3.4 政府与功能区之间的跨区管理优先级机制 |
| 5.3.5 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生态合作机制 |
| 5.3.6 多利益主体的生态交易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公众意愿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运行 |
| 6.1 协调机制的运行目标 |
| 6.2 公众参与的协调构成 |
| 6.3 公众补偿的协调运行 |
| 6.4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公众补偿额度测算 |
| 6.4.1 公众补偿支付额度测算的流程框架 |
| 6.4.2 基于CVM调查法的公众补偿支付意愿现状分析 |
| 6.4.3 公众补偿支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4 公众补偿支付意愿的额度测算 |
| 6.4.5 公众补偿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社会视角下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运行 |
| 7.1 协调机制的运行目标 |
| 7.2 社会视角的协调构成 |
| 7.3 社会视角的补偿协调运行 |
| 7.4 构建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的运行实例 |
| 7.4.1 社会视角下跨区域生态补偿实例利益主体选择 |
| 7.4.2 政府主导下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运行预期效果 |
| 7.4.3 企业主导下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运行预期效果 |
| 7.4.4 “哈大齐—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运行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 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保障措施 |
| 8.1 不断优化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
| 8.1.1 搭建跨区域利益共享平台 |
| 8.1.2 搭建政府主导型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对话平台 |
| 8.1.3 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基金监管平台 |
| 8.2 加快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多元投资机制 |
| 8.2.1 国家财政投资 |
| 8.2.2 企业投资 |
| 8.2.3 社会公众投资 |
| 8.3 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政策体系 |
| 8.3.1 制定跨区域生态补偿产业政策 |
| 8.3.2 深化林权改革 |
| 8.3.3 创新产业格局 |
| 8.4 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合作机制 |
| 8.4.1 搭建跨区域生态补偿协商合作 |
| 8.4.2 实现生态功能区间的跨区协作 |
| 8.4.3 建立生态功能区间的利益协调 |
| 8.5 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评价和反馈系统 |
| 8.5.1 静态评价 |
| 8.5.2 动态评价 |
| 8.5.3 反馈系统 |
| 8.6 构建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的保障体系 |
| 8.6.1 法律保障 |
| 8.6.2 社会保障 |
| 8.6.3 制度保障 |
| 8.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四、生态环境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D]. 邓木子然.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特色林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D]. 刘树西.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3]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D]. 张吟.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4]伊金霍洛旗生态恢复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分析[D]. 颜世伟.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矿农协同生态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D]. 于晓燕.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6]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D]. 敬博. 西北大学, 2020
- [7]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与模拟预测研究[D]. 陈婷. 重庆交通大学, 2020(01)
- [8]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曲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D]. 郑云辰.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5)
- [10]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研究[D]. 温薇.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