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产期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与优质服务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张越[1](2020)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编制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为评价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提供科学且实用的测评工具,以期提高育龄女性识别影响生殖系统保护的潜在或现存的风险因素的能力,进而选择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研究方法:1.文献回顾。基于文献回顾及对奥瑞姆自护理论的分析,了解国内外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及相关量表的研究进展,探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的内涵,确定本量表的测评范围。2.半结构访谈法。采用立意抽样方法对15名山西省太原市某社区的育龄女性进行半结构访谈,了解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的自我护理需求,结合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结果,初步探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初始维度及条目池。3.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遴选20名熟悉生殖系统治疗与预防的专家,以信件或现场发放专家咨询表的方式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通过条目重要性赋值、均数、变异系数及专家意见筛选条目,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4.预调查(第一次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10名山西省太原市育龄女性进行预调查,邀请她们对初始量表的条目内容、评分方式及条目顺序进行评价,修改后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预测版)。5.第二次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10名山西省太原市育龄女性进行现场调查或借助问卷星调查,确认量表的条目并评价其信效度,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正式量表。条目筛选方法为条目描述性分析、极端组比较法、相关系数法、同质性检验、因素负荷量及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重测信度评价。量表效度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评价。研究结果:1.条目筛选情况:结合文献回顾、半结构访谈等初步拟定了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8个二级条目、58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邀请20名专家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3轮专家咨询的问卷回收率分别为100%、95%、94.47%,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98、0.913、0.911,均大于0.7,专家权威程度高。三轮专家咨询的提出建议率分别为70.00%、52.63%、16.67%,三轮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89、0.269、0.392,形成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8个二级条目、49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对310名育龄女性进行调查,经条目描述性分析、极端组比较法、相关系数法、同质性检验、因素负荷量及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7个二级条目、44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正式量表。2.量表效度:总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941,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在0.78-1.00之间。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因子6个,KMO值为0.943,Bartlett’s球形度检验2=9422.309(<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699%。效标关联效度为0.755。3.量表信度: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88,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在0.874-0.979之间,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993,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在0.925-0.986之间,总量表重测信度为0.905,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85-0.902之间。研究结论:经检验,本研究研制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信效度良好,可用于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研究,能为测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提供可靠工具,为个性化生殖保健指导的实施提供依据。
毛鹏远[2](2019)在《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面临着“条块分割”与“碎片化”的处境,“断链式”、“碎片式”的卫生服务在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体制机制等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导致不能有效的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服务整体效率和质量,卫生服务联合建设中的重重障碍已成为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瓶颈。为实现缓解老龄化加剧时段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压力,刺激民众生育意愿的目的,生育政策在三年内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生育率不升反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民众生育二孩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一孩生育率持续降低,预想中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尽管我国现已初步建立起妇幼保健机构三级诊疗体系,但对于急速增长的民众生育需求反应缓慢,尤其是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根据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特征,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简述了国内外卫生服务提供研究现状;第二章从理论角度阐述了相关概念及应用;第三章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第四章追溯了妇幼机构历史沿革与演进历程;第五章比较不同类型的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机制;第六章提炼了妇幼保健服务协同特征与影响因素;第七章探讨了我国医联体的发展状况;第八章从操作层面分析三级妇幼保健机构间卫生服务提供协同体系缺失的制度归因,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体化”理念下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协同体系的实施路径和模型框架;第九章关于本文的总结与展望,也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本文广泛搜集国内外与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分析并利用利益相关者维度分析,旨在完善基层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为妇女提供均等化的保健服务,增强群众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本研究针对人口老龄化加剧时段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的策略集,为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通过九章的篇幅总结了从宏观的医疗联合体国际发展形势深入至我国典型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发展模式,将人口结构调整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我国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的现实状况、缺失节点与优化路径,最终提出了构建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的研究模式,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了研究不足,以资在后续的研究中得以改善,力求研究结论更加精准实用。基于Donabedian的结构——过程——结果三维度卫生项目评价框架,指导上述有关评价数据的调查搜集,并运用Topsis分析法基于归一化的原始数据矩阵,评价出高优指标和低优指标,并将所有指标趋同化分析确定实际协同效果或待选协同策略与理想解的距离和负理想解的距离,计算实际协同效果或待选协同策略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最终通过计算结果综合对比分析三级妇幼保健机构间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缺失程度,筛选缺失关键节点、提出优化协同的干预清单,并设计出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的策略集,为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朱颖贤[3](2019)在《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妇女儿童健康指标是国际上公认最基础的健康指标,也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综合性指标。妇幼卫生体系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经过约7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以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为主体,其他医疗保健机构和教学科研机构为技术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妇幼保健机构作为协助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的重要载体,为提高我国妇幼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衡量妇幼保健水平最核心的指标“两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均有下降,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妇幼保健服务普遍利用状况明显增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差异较大,基础参差不齐,大部分市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较为薄弱,妇幼卫生整体发展仍显不足。本文选取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为研究对象,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与系统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焦点组访谈、德尔菲法、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了解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基本情况,从结构性服务能力、过程性服务能力和结果性服务能力三方面,对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和详细的分析,指出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提出提升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大地方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入、推进县区妇幼保健机构四大业务部建设、互联网+妇幼健康助力分级诊疗、建立激励机制引导人才下沉、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向产儿科倾斜等,为提升广东省乃至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提供可行性建议,为“一法两纲”的贯彻落实提供科学依据,为降低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对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有所贡献。
段纯[4](2019)在《“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二孩政策执行情况发布会上指出,全面二孩新政效应逐步凸显出来,但是相应的生育辅助政策同公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还存在一定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育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以此来鼓励生育。妇幼保健服务是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孕产期的母婴保健服务的提供,直接关系到孕产妇与婴幼儿的生存与健康状况,对此,本文从同妇女儿童息息相关的妇幼保健着手,研究在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现状,探讨其在政府供给层面应进行怎样的政策改进。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结合我国在妇幼保健方面颁布的相应政策文本与政府公开的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配置、孕产妇健康水平与保健状况、儿童健康水平与保健状况这三方面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策演进与政府供给现状。其次,调查我国公众对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状况的评价,也就是了解我国当前政府提供的妇幼保健服务效果如何,并建立生育意愿影响模型,对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的关键指标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妇幼保健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和政府政策改进的方向。最后,对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妇幼保健服务工作建设进行梳理,主要从各国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服务提供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各国在妇幼保健服务建设中的先进经验,以此来对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完善提供政策改进建议。本文在梳理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现状后,结合国外妇幼保健服务先进经验,主要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政策改进建议:(1)重视对不同人群的妇幼保健服务的供给,尤其是重视对非孕产期妇女以及弱势群体提供妇幼保健服务。(2)加大妇幼保健卫生资源的供给与利用,要完善妇幼保健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妇幼保健服务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3)提升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要提高孕产期保健和幼儿保健的服务质量,重视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中的发展性需求,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分级诊疗体系,规范妇幼保健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我国在妇幼保健事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健康状况有了显着提高,但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妇幼保健工作中仍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在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还需砥砺前行。
周长友[5](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提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宋秋霞[6](2017)在《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在明确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内涵和分类基础上,分析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实施情况,分析促进政策实施的因素,找到阻碍政策实施的关键问题,提出完善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制度的建议,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研究内容:厘清孕产期保健服务内涵和分类;研究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出台的背景,分析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政策内容、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提出完善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制度的建议。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明确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内涵和分类,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分工;通过现场调研归纳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政策背景、政策内容,基于米特—霍恩模型分析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执行情况;通过统计分析描述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1.江苏省明确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分工和服务内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提供孕妇初次建卡、孕期保健服务、高危妊娠因素初筛、产后访视和产后42天检查;二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做好相应级别高危孕产妇管理;三级医疗卫生机构选取设立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畅通急救绿色通道接受下级医疗卫生机构转诊,并负责推动技术发展和服务规范,加强对基层急救能力指导与培训。2.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执行的系统环境较好,目标较为明确,有一定的政策资源,不过基层人才依旧缺乏;医院信息化系统已相当健全,信息化平台建设也可在区内实现互联互通,但省、市级层面上无法联通;医疗卫生机构之间通过医联体、产前诊断/筛查网络、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网络和双向转诊等方式协作和转诊,转诊通道较为畅通,且截至2016年底,江苏省已建立了 19个区域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但协作深度还有待加强。3.从基层首诊相关指标来看,常州市基层建卡率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72.1%上升到2016年第三季度的95.1%;基层产前检查率从71.9%上升到了 94.9%;2014年-2016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早孕建卡、孕早、中期检查和产前筛查服务的平均增长率是在各级医疗机构中最高的,产前筛查服务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04%。从双向转诊和孕产期保健服务相关指标来看,2014-2016年各项指标变化不明显,相对稳定。结论:江苏省在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初步开展了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医疗卫生人员和孕产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规定开展及接受分级服务。机构间协作以医联体内技术指导和培训学习为主,但协作深度不够;转诊通道较畅通,但转诊信息交接不完善且只上转不下转;医疗卫生信息化系统在区内互联互通,但省级及市级层面无法联通,并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依旧缺乏,服务能力有限。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初显效果,常州市基层建卡率、基层产前检查率突破90%,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效果还未能全部显现。建议: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按照规范、文件等要求落实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分工,完善财政拨付资金使用;加强基层妇幼卫生人才队伍、基础设备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细化转诊标准,建立转诊协作和监督机制,规范双向转诊行为;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转变人员管理和激励机制,促进上下协作长效化;完善区域妇幼卫生信息平台,打破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区域检查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中心和远程会诊信息系统。
谢莲莲[7](2017)在《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作为基本国策35年以来,计生网络在我国计生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层计生网络具有及时提供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和统计数据、政策代言、政策执行、社情民意的传递等四大基础功能,其特定的工作机制和部门对于计生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加剧,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不断调整,2013年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国家提倡多元主体综合治理,“互联网+”等四大背景给基层计生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四大改革背景,新时期下我国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急需转型。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报表、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基层计生网络的基本功能特点及优势,基层计生网络建设现状等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通过对重庆市五个区县的三大类计生工作人员,其中150名计生行政管理人员,190名计生技术人员,90名计生专干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第一,在人口政策调整及卫生计生机构整合的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建设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强化,大部分人对机构整合持支持态度,但机构整合后卫生计生管理体制亟待理顺。第二,基层计生人员普遍反映工作难度增强。82.12%的基层计生行政管理人员与44.71%的计生专干认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让群众觉得政策放松了,基层计生工作更难了。第三,计划生育机构职能急需转型。69.15%的基层计生技术人员与72.94%的计生专干认为基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应该积极进行职能转型。第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不足。基于以上实证研究内容,本文从服务观念转型、服务内涵转型、服务内容转型、服务方式转型、服务组织架构转型等方面提出了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的合理路径,其中结合服务内容转型与服务方式转型重点提出“全生命周期服务3+3”模式。第一个“3”指青少年、成年、老年等三大类服务人群,第二个“3”指基础服务需求包、辅助服务需求包以及特殊服务包等三大类服务需求包。具体表现为:其一,向全人群以基础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信息咨询、生殖健康相关疾病预防及治疗、孕周期生殖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权利的维护等服务,以咨询与现场服务的方式开展。其二,向青少年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服务,以计生工作人员政策宣传、学校课程设置与父母言传身教等方式开展。其三,向育龄妇女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宣传指导、随访服务等孕周期服务,以服务项目衔接强化、孕周期转介与信息查漏结合等方式开展。其四,向老年人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医疗保障,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满足等家庭服务,以医养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活动参与等方式开展。其五,向特殊人群以特殊服务包的形式提供职业规划、心理辅导、家庭权益保障等服务,以职业教育、心理辅导教育及民生建设与养老服务建设等方式开展。最后,本研究为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成功转型提供了保障条件。第一,促进基层计生网络服务职能转型,以适应计生新形势;第二,理顺卫生计生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均衡发展;第三,提高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第四,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第五,发挥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第六,探索“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享。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首次结合人口政策调整、卫生计生机构整合、社会治理创新、“互联网+”等四大背景,为我国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提供了合理路径,并丰富了计生网络的服务内涵。但由于政策的调整,实证研究范围有限,本研究在此方面尚有不足,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8](2016)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的通知》文中认为国卫办妇幼发[2016]3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为完善妇幼保健机构评审评价体系,促进妇幼保健机构加强自身建设与管理,我委印发了《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2016年版)》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2016年版)》。为准确解读评审标准,我委组织制定了《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
施丹凤,江秀敏,刘桂华[9](2016)在《产后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现状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临床经验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从产后生殖健康服务的必要性、方式、内容和效果评价方面进行综述。分析显示对产后妇女进行适时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有利妇女身心健康,提高其生殖健康水平。护理研究者应将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关口前移,完善产后生殖健康服务内容和方法,为进一步规范产后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建立规范、科学、系统的产后生殖健康保健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促进计划生育重点专科建设和发展,以提高产妇生活质量,促进母婴健康。
周文刚[10](2015)在《云南边境地区外籍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提供与利用研究》文中提出背景云南省的边境地区,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存在着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群——外籍女性流动人口。她们在生殖健康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的获得与利用方面存在着若干问题:一方面她们存在与当地中国女性公民一样的需求;另一方面她们又面临着与当地居民不同的障碍因素(如政策、文化、语言等),她们自身的一些文化差异性和健康需求尤为值得关注。目的 本研究选取了云南省具代表性的两个地区——红河州金平县和德宏州芒市作为案例研究地区,对该地区的外籍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提供和利用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建议,为下一步干预活动提供依据,以期在未来的行动开展中实现“基于证据的干预活动”。方法本研究以西蒙斯博士生殖健康服务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法、个人深入访谈、小组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等定量和定性调查方法开展调查。在德宏州芒市和红河州金平县抽取了308位外籍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实际获得有效问卷295份;同时完成了33人次的定性访谈。对收集的数据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分析。结果(1)从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层面看:两个案例地区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生殖健康服务方面人力资源配置基本合理,硬件设施比较齐全,基本能满足人群的卫生需求;调查地区的生殖健康服务经费较为充足,为开展生殖健康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调查地区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生殖健康服务提供能力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2)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层面看:首先外籍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客观存在,当地政府关注度高但需求一直未得有效满足;其次,她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或者说是综合性的特征,外籍妇女在享有生殖健康服务方面,由于其“外来人”的身份,增加了她们在获得服务上的脆弱性,使得她们不止是医疗卫生方面的需求,还有与之相关的支持条件方面的需求,如政策告知等信息获得、文化适应、社区融入、语言能力、避孕措施等;最后,由于人群本身的脆弱性和较为薄弱的社区支持环境,她们的需求也存在着迫切性的问题,亟待得到满足与解决。(3)从生殖健康服务利用层面看:外籍妇女的信息获取途径较为单一,对艾滋病和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调查地外籍妇女产前检查覆盖率低,住院分娩率相对较高,保健意识不足;外籍妇女疾病检测率较低,采取避孕措施的需求高,但实施率低;外籍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率与到中国时间成正比,可见其对服务的利用与社会融入相关,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建议首先应该深入研究外籍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提供和利用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其需求特点,将干预活动的设计建立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其次应该设计和开展参与式的社区性健康教育,提高外籍妇女的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提高她们的现有公共卫生资源利用能力,促使其主动去使用现有的生殖健康服务资源;最后应积极推动并协助当地政府培训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人员,着重对其语言能力、文化敏感性等进行培训,提高她们服务的提供能力。
二、孕产期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与优质服务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孕产期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与优质服务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意义 |
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4 研究内容 |
5 伦理审查 |
6 技术路线 |
第一部分 编制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1 研究目的 |
2 对象与方法 |
2.1 成立课题组 |
2.2 文献回顾 |
2.3 半结构访谈 |
2.4 初步构建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2.5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2.6 预调查 |
2.7 质量控制 |
3 结果 |
3.1 半结构访谈结果 |
3.2 初步构建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3.3 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
3.4 预调查 |
4 讨论 |
4.1 半结构访谈 |
4.2 量表的科学性 |
4.3 量表的实用性 |
5 结论 |
第二部分 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信效度检验 |
1 研究目的 |
2 对象与方法 |
2.1 问卷调查法 |
2.2 统计学分析 |
2.3 小组讨论法 |
2.4 质量控制 |
3 结果 |
3.1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
3.2 调查对象基本资料 |
3.3 条目描述性分析 |
3.4 项目分析 |
3.5 量表效度评价 |
3.6 量表信度评价 |
4 讨论 |
4.1 量表保留及删除维度和条目的解释 |
4.2 量表的信效度评价 |
4.3 量表的可行性 |
5 结论 |
全文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 |
(2)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2 研究现状和述评 |
2.1 研究现状 |
2.2 国内外关于“一体化”卫生服务研究动态 |
3 研究思路 |
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1 协同理论 |
1.1 基础理论 |
1.2 理论特征 |
2 基于文献计量学基础对于“服务协同”的分析研究 |
3 卫生服务提供协同 |
3.1 医疗机构卫生服务提供纵向协同模式 |
3.2 医疗机构卫生服务提供横向协同模式 |
3.3 跨医疗机构间服务提供协同模式 |
4 “服务协同”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运用 |
4.1 服务协同模式在图书资源领域运用 |
4.2 服务协同模式在经济领域中运用 |
4.3 服务联合模式在社会化服务管理领域中运用 |
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
2 研究内容 |
2.1 基础理论研究 |
2.2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的现况调查和综合评价 |
2.3 深度分析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纵向卫生服务纵向整合缺失成因 |
3 研究目标 |
4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5 研究方法 |
5.1 文献研究和宏观政策分析 |
5.2 现况研究 |
5.3 评价框架和Topsis综合评价法 |
5.4 统计方法 |
6 研究技术路线图(见图3) |
第四章 妇幼机构历史沿革与演进历程 |
1 我国“妇产科学”的演进史 |
1.1 中医妇科学的诞生 |
1.2“妇产科”发展进阶 |
2 专业妇产机构的产生 |
3 妇幼机构发展现状 |
3.1 妇幼保健机构接诊对象 |
3.2 妇幼保健机构科室设置 |
3.3 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标准框架和内容 |
3.4 我国妇幼机构发展规模 |
4 妇幼保健机构规模统计 |
4.1 妇产(科)医院规模统计 |
4.2 妇幼保健院发展现况 |
4.3 儿童医院统计现况 |
5 妇女儿童保健服务发展现状 |
5.1 妇女保健服务提供现状 |
5.2 儿童保健服务提供现状 |
5.3 妇幼卫生事业发展趋势 |
6 全球妇幼卫生发展势态 |
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公立与民营妇幼保健机构间比较 |
1 典型机构 |
1.1 公立妇幼保健机构样本—F医院 |
1.2 民营妇幼医疗机构样本—H医院 |
2 组织形式间的比较 |
2.1 F医院的组织结构 |
2.2 H医院的组织结构(见图17) |
2.3 F医院与H医院组织结构比较 |
3 信息与沟通机制比较 |
3.1 医院信息概述 |
3.2 F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 |
3.3 F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
3.4 H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 |
3.5 H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
3.6 F医院与H医院信息传递的总体比较 |
4 激励机制比较 |
4.1 F医院激励机制概况 |
4.2 H医院激励机制概况 |
4.3 F医院与H医院激励机制比较 |
5 组织文化比较 |
5.1 组织文化的主要构成 |
5.2 理想的组织文化——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 |
5.3 F医院的组织文化 |
5.4 H医院的组织文化 |
5.5 F医院与H医院组织文化建设比较 |
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
1 妇幼保健机构的性质 |
2 妇幼保健服务协同的意义 |
3 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特征 |
3.1 以妇女儿童利益为核心 |
3.2 妇幼保健服务与临床卫生服务相结合 |
3.3 地域辐射半径制衡 |
3.4 妇幼保健机构考核标准特殊性 |
4 实证调查结果分析 |
4.1 资料来源 |
4.2 数据分析 |
4.3 统计方法 |
4.4 统计结果 |
5 影响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因素 |
5.1 妇幼保健机构医务人员工作负担过重 |
5.2 高危妊娠因素增多 |
5.3 人力资源供给不足 |
5.4 从业人员学历层次偏低 |
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医疗服务联合体的模式分析与典型案例 |
1 医疗联合体的概念 |
2 医疗联合体的主要类型 |
2.1 紧密型医联体模式 |
2.2 半紧密型医联体模式 |
2.3 松散型医联体模式 |
3 我国典型的医联体案例 |
3.1 武汉医院“直管”模式 |
3.2 上海瑞金医院“重置”模式 |
3.3 镇江“医疗集团”模式 |
3.4 河南省“区域医联体”模式 |
4 国外医联体的典型案例 |
4.1 “守门人”制度—英国 |
4.2 ACO—美国 |
4.3 医疗服务集团—新加坡 |
5 研究述评 |
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妇幼保健机构联合体卫生服务协同模型框架研究 |
1 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需求研究 |
2 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效应研究 |
3 关于妇幼保健机构服务提供质量评价的研究 |
4 现实困境 |
4.1 生育新政下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面临严峻挑战 |
4.2 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职能缺失致使顶层机构就诊压力过大 |
4.3 服务对象去基层就诊意愿不强 |
4.4 上级机构缺乏向下转诊的动力 |
5 关于“一体化”卫生服务研究进展 |
6 妇幼保健机构联合体系卫生服务协同模型框架 |
6.1 统一规划区域间医保结算政策 |
6.2 健全双向转诊通道 |
6.3 构建健康档案信息管理平台 |
6.4 构建各利益相关主体间利益均衡机制 |
7 研究意义 |
8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1 研究创新 |
1.1 观点新颖 |
1.2 理论研究方法创新 |
1.3 综合评价方法运用创新 |
2 研究不足 |
2.1 文献检索存在瑕疵 |
2.2 研究设计不足 |
2.3 模型尚未完善 |
3 研究总结 |
4 研究展望 |
4.1 理论研究将不断深入 |
4.2 研究设计将更加全面 |
4.3 实证研究将持续进行 |
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攻读期间取得成果 |
附录 |
附件1 江苏省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访谈相关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
附件2 江苏省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医务人员情况问卷调查表 |
附件3 江苏省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就诊方问卷调查表 |
附件4 江苏省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访谈相关人员访谈提纲 |
(3)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妇幼卫生工作 |
2.1.2 妇幼保健机构 |
2.1.3 医疗服务能力的定义 |
2.2 主要理论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2 系统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3.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
3.2 指标重要程度评判与筛选 |
3.3 指标权重确立 |
3.4 两类妇幼保健机构的指标评分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基本情况 |
4.1 结构性服务能力概况 |
4.1.1 Ⅰ型机构 |
4.1.2 Ⅱ型机构 |
4.2 过程性服务能力基本情况 |
4.2.1 Ⅰ型机构 |
4.2.2 Ⅱ型机构 |
4.3 结果性服务能力开展情况 |
4.3.1 Ⅰ型机构 |
4.3.2 Ⅱ型机构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问题与原因分析 |
5.1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存在问题 |
5.1.1 结构性服务能力方面的问题 |
5.1.2 过程性服务能力方面的问题 |
5.1.3 结果性服务能力方面的问题 |
5.2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5.2.1 部分地方政府对基础建设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
5.2.2 基层财政补助不够到位 |
5.2.3 部制改革进度缓慢 |
5.2.4 双向转诊落实困难 |
5.2.5 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岗位吸引力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加强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对策建议 |
6.1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建设的投入 |
6.1.1 加快推进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升级建设项目 |
6.1.2 补齐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业务用房 |
6.1.3 加大设备投入并按标准配置机构设备 |
6.2 推进县区妇幼保健机构四大业务部建设 |
6.2.1 明确妇幼保健机构功能任务 |
6.2.2 规范业务部门设置 |
6.3 互联网+妇幼健康,助力分级诊疗的实施 |
6.4 建立激励机制,引导人才下沉 |
6.4.1 按政策落实人员经费 |
6.4.2 设置妇幼保健特岗 |
6.4.3 探索“3+3”医学教育体制创新 |
6.4.4 促进医联体内人才流动 |
6.4.5 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向产儿科倾斜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研究专家咨询表 |
附录2 广东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3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4)“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二孩新政 |
2.1.2 妇幼保健服务 |
2.2 理论基础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第三章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策演进与政府供给现状分析 |
3.1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策演进 |
3.1.1 我国不同时期妇幼保健政策概述 |
3.1.2 现阶段妇幼保健服务的相关政策内容概述 |
3.1.3 妇幼保健服务政策工具分析 |
3.2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现状分析 |
3.2.1 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分析 |
3.2.2 我国孕产妇健康水平和保健情况分析 |
3.2.3 我国儿童健康水平和保健情况分析 |
第四章 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的效果分析 |
4.1 研究设计 |
4.1.1 指标设计与关键指标识别 |
4.1.2 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
4.2 政府供给的妇幼保健服务的效果分析 |
4.2.1 服务可及性分析 |
4.2.2 政府主导性分析 |
4.2.3 提供服务频率分析 |
4.2.4 服务专业性分析 |
4.3 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关键指标识别——基于生育意愿影响分析 |
4.3.1 对生育意愿的测量 |
4.3.2 妇幼保健服务关键指标分析 |
第五章 国外妇幼保健服务供给经验借鉴 |
5.1 美国妇幼保健 |
5.1.1 美国妇幼保健体系 |
5.1.2 美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与利用 |
5.2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 |
5.2.1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体系 |
5.2.2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服务内容 |
5.3 俄罗斯妇幼保健 |
5.3.1 俄罗斯妇幼保健体系 |
5.3.2 俄罗斯妇幼保健服务内容 |
5.4 对我国妇幼保健服务建设的启示 |
第六章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政策改进 |
6.1 重视对不同人群的妇幼保健服务供给 |
6.1.1 重视非孕产期妇幼保健服务供给 |
6.1.2 改善弱势群体妇幼保健服务 |
6.2 加大妇幼保健卫生资源的供给与利用 |
6.2.1 完善妇幼保健人才培养机制 |
6.2.2 提高妇幼保健服务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
6.2.3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
6.3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提供效果 |
6.3.1 提高孕产期保健与幼儿保健服务质量 |
6.3.2 重视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中的发展性需求 |
6.3.3 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分级诊疗系统 |
6.3.4 规范妇幼保健服务价格机制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妇幼保健服务政策一览表 |
(二)政策文本内容编码示意表 |
(三)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2、研究综述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1、生育的概念 |
2、政治的概念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分级诊疗制度可引导有序就医 |
1.2 我国孕产期保健服务基本情况 |
1.3 江苏省开展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 |
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2.1 研究目的 |
2.2 研究内容 |
2.2.1 分析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背景和政策内容 |
2.2.2 分析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 |
2.2.3 提出完善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制度的建议 |
2.3 研究框架 |
2.3.1 政策框架 |
2.3.2 指标选取 |
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3.1 文献研究 |
3.2 现场调研 |
3.3 统计分析 |
3.4 技术路线 |
3.5 质量控制 |
4 研究结果 |
4.1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背景 |
4.1.1 孕产期保健服务内涵和类别 |
4.1.2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服务需求增加 |
4.1.3 妇幼健康服务领域相关政策的推动 |
4.2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内容 |
4.3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政策执行 |
4.3.1 政策目标 |
4.3.2 政策资源 |
4.3.3 执行方式 |
4.3.4 执行机关的特性 |
4.3.5 系统环境 |
4.3.6 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 |
4.3.7 各变量间的关系 |
4.4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实施效果 |
4.4.1 省、市、区级层面上提供分级服务情况 |
4.4.2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分级服务情况 |
4.4.3 孕产妇对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的认知及满意度 |
4.4.4 存在的问题 |
5 讨论 |
5.1 明确合理的职责分工是实行分级服务的基础 |
5.2 双向转诊和分工协作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 |
5.3 提升基层能力和健全信息化系统是政策执行的有利保障 |
5.4 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初显效果,但并不明显 |
5.5 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模式及其可推广性 |
5.6 本研究的局限性 |
6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建议 |
6.2.1 落实职责分工,完善资金使用 |
6.2.2 健全制度,规范双向转诊行为 |
6.2.3 完善机制,促进上下协作长效化 |
6.2.4 多措并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
6.2.5 统筹规划,完善信息共享平台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件1 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访谈提纲 |
附件2 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需方问卷 |
附件3 区域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总体情况调查表 |
附件4 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医疗机构调查表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致谢 |
(7)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1.5 核心概念释义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人口均衡发展理论 |
2.2 社会治理理论 |
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第3章 我国基层计生网络的基本功能特点及优势研究 |
3.1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的特点 |
3.2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的优势 |
3.3 基层计生网络在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
第4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建设实证研究 |
4.1 计生队伍结构与服务需求的匹配现状研究 |
4.2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计生工作现状的认识研究 |
4.3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人口政策调整的认识与评价研究 |
4.4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机构整合的认识研究 |
4.5 机构改革和人口政策调整后对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影响研究 |
4.6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计生工作未来发展的认识研究 |
第5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现状小结 |
5.1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特点与优势具有多样性,且新时期下依然能发挥作用 |
5.2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最基础的四大功能仍需保留 |
5.3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急需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
5.4 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后权责不明,分工协作机制尚未建立 |
5.5 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不足,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降低 |
5.6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应与其他惠普性政策衔接,且需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与强化规范性 |
5.7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需凸显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 |
第6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路径研究 |
6.1 服务观念转型 |
6.2 服务内涵转型 |
6.3 服务内容转型 |
6.4 服务方式转型 |
6.5 服务组织架构转型 |
第7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的保障研究 |
7.1 促进基层计生网络服务职能转型,以适应计生新形势 |
7.2 理顺卫生计生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均衡发展 |
7.3 提高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 |
7.4 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保障特殊群体权益 |
7.5 发挥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 |
7.6 探索“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享 |
第8章 创新与不足 |
8.1 研究创新 |
8.2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参与课题情况 |
(9)产后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现状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产后生殖健康教育服务的必要性 |
1.1 哺乳期妇女意外妊娠行人工流产术的危害 |
1.2 意外妊娠行人工流产术的危害 |
2 产后生殖健康服务方式的研究现状 |
2.1 产后生殖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
2.2 产后生殖健康服务模式探讨 |
2.2.1 实行一对一的生殖保健服务模式 |
2.2.2 实行个性化健康教育服务 |
2.2.3 以社区为基础的连续性生殖保健服务模式 |
2.2.4 产妇家属参与的健康教育服务模式 |
3 产后生殖健康服务内容研究 |
3.1 产后生殖健康服务与人工流产 |
3.2 剖宫产后的生殖健康服务 |
4 产后生殖健康服务效果评价 |
5 展望 |
(10)云南边境地区外籍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提供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研究背景 |
1.1 普遍获取生殖健康的提出 |
1.2 弱势群体生殖健康研究现状 |
1.3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新娘生殖健康脆弱性 |
1.4 跨境新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2.1 具体目标 |
2.2 研究意义 |
3 方法学 |
3.1 理论框架 |
3.2 研究内容 |
3.3 研究方法 |
3.4 技术路线 |
3.5 质量控制 |
4 研究结果与发现 |
4.1 生殖健康服务的提供 |
4.2 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 |
4.3 生殖健康相关服务利用 |
5 讨论 |
5.1 云南边境地区外籍妇女人群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其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提供与利用不容忽视 |
5.2 云南边境地区生殖健康服务提供能力不断提高,基本能满足当地中国籍育龄妇女生殖健康需求;但对外籍妇女的服务提供仍存在若干障碍 |
5.3 外籍妇女对生殖健康服务和相关信息存在较大的未满足的需求,同时外籍妇女的多元化,导致其对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多样性 |
5.4 外籍妇女对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存在诸多的障碍因素 |
5.5 外籍妇女是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刻不容缓 |
6 建议 |
6.1 外籍妇女及其家庭层面 |
6.2 卫生服务提供方层面 |
6.3 社区层面 |
6.4 政府相关部门层面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脚录3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致谢 |
四、孕产期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与优质服务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D]. 张越. 山西医科大学, 2020(12)
- [2]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D]. 毛鹏远.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2)
- [3]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研究[D]. 朱颖贤.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4]“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D]. 段纯.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江苏省孕产期保健分级服务实证研究[D]. 宋秋霞.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7(02)
- [7]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D]. 谢莲莲. 重庆工商大学, 2017(03)
- [8]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的通知[J].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 2016(08)
- [9]产后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现状与展望[J]. 施丹凤,江秀敏,刘桂华.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016(02)
- [10]云南边境地区外籍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提供与利用研究[D]. 周文刚. 昆明医科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