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次第8卷(1～4期)（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秦洁[2]（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闫瑞[3]（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提出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金龙[4]（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指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钱成[5]（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认为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程希[6]（2019）在《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书香门第,五百年忠厚人家。宝应朱氏作为明清江淮间名门望族,历经二十余代、五百余年,向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风雅不辍、弦歌不息,几于代代有作、人人有集。明清两代朱氏一门共造就学人70位、着述260种,现存者亦达110种之多,群星璀璨、着作如林。其着述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对经学、文学、史学、文献学、小学、金石学、医学、农学、水利学等门类均有涉猎,合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而尤以文学、经学、理学名世,诞生了朱应登、朱曰藩、朱克生、朱经等诗文名家及朱泽沄、朱彬、朱士端等经学、理学宿儒,成就卓着、泽被后世,堪称明清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学术世家之典范。宝应朱氏绝大多数学人及着述产生于清代,其涉猎之广、研探之深、影响之远,在清代学术史上颇为罕见。朱氏家学顺应时代学术发展之主潮,呈现出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脉络,又深深植根于扬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充分吸收历代先贤尤其是扬州学派诸儒的学术精髓,同时打上了宝应学术以宋学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烙印,为窥探清代学术发展奥曲之窗口。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在外部广泛汲取吴派、皖派及其他学派、学人之优长,择善而从、视野广阔,既重视考据、义理,又不废辞章,不别门户、不畏权威,以朴学为主而兼取宋学之长;在家族内部宝应朱氏家学传承有序,历来主张谨身节用、注重实学,并与宝应、扬州等地学术世家互相联姻,取长补短、砥砺共进,为家学传承持续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保障了宝应朱氏家学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长力。理学方面,宝应朱氏自明代即有理学传统,至清初朱泽沄力倡程、朱,排抵陆、王,与亲密学侣王懋竑一道以考据之法精研朱子之学,为当时及后世学人所称道和取法。其朱子学为清代理学史之重要一环,其学术统系为宝应学人如刘台拱、成孺等接续,又为扬州学派汉宋兼采的融通之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来源,其考据方法亦被族人朱彬、朱士端等取法并发扬光大。创辟之功,足可称道。朴学方面,朱彬、朱士端作为清代朴学主流流派——扬州学派的代表学人,在礼学、《说文》学、金石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彬《礼记训纂》一书为清人新疏十三经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种,体现了扬州学派以汉学为主而兼采宋学,视野宏通、惟善是从、求古学之是的学术特色,为清代《礼记》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礼学史上亦占据重要地位。而朱士端以小学为根底,兼以金石学考合经、史,考据之学愈加精纯。此外,其《说文校定本》《强识编》等书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纠驳亦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说文》学领域理当占据重要一席。文学方面,宝应朱氏首先即以文学世家的面目闪耀于世,名播江淮,如明代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引为同调,跻身“十才子”之列;其子朱曰藩,与何良俊、黄姬水等人开创“金陵六朝派”,亦引领一时风会。至清代,宝应朱氏在辞章之学上亦不稍懈,不仅参与人数多、着作数量众且广涉诸体,在诗、词、文、赋、诗文评等各领域均有作品问世,其中朱克生、朱经、朱士端之诗歌,朱彬、朱士端之古文,朱宗大、朱彬之诗话,朱彬、朱士端、朱效靖之家集编纂,皆各具面目,为人称道。此外,清代宝应朱氏学人在史学、文献学上亦有建树。如朱克简、朱泽沄之政论、史论,朱克生、朱士达等参与方志纂修,朱克生、朱辂、朱百遂等对谱牒、传状的编撰,或有裨时政,或以古鉴今,或保存史料,均为世所需,去取得当,为有用之学。概而言之,清代宝应朱氏学人众多、着述宏富,在理学、朴学、文学等领域成就突出,在方志、家谱、年谱、行状等地方文献及家族文献的编纂上亦有重要建树,无愧“江淮文献巨族”的称号。其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家学传承脉络又与明清学术潮流暗合,为明清学术世家的典型范例;其躬行实践、不慕荣利、实事求是、宏通广大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亦足堪后世学人取法效仿。
金鑫[7]（2018）在《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文中指出《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是以史学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相结合,探索和分析隋唐宋金元时期墨学发展的情况,同时考察这几个朝代墨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绪论部分主要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然后理清民国以来墨学研究的概况,搜寻其中墨学断代研究涉及隋唐宋金元的相关成果,同时将隋唐宋金元这几段处于墨学衰微期的因果关系作出简析。论文主体共分为三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宋代墨学接受研究、金元墨学接受研究。以下各章皆先概述墨学发展背景,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朝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墨学发展演变的轨迹,然后再分别论述不同时期文人学士对墨学的接受,同时探索墨学同几段朝代各自时下主流思潮产生的融合或碰撞。第一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八节。首先归纳分析隋唐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文本和引用墨家思想的特点;然后考察唐代儒墨关系较之前代发生的重要转变;最后解析唐代文人着作中的墨学引用和摘录情况,魏征《群书治要·墨子》、赵蕤《长短经》、马总《意林》较为典型,分别设专节专论;对于没有形成着述、无法系统考察其墨学思想的文人学士,则是采取收集分析其论及墨学的文论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墨学观,比如韩愈《读墨子》和其他文论中对墨学的取舍、柳宗元文论中的斥墨识墨论等。第二章,宋代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十节。第二节承接隋唐类书对墨学的考察方法,细致分析宋代三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辑录《墨子》条文的特点,并总结出其与隋唐类书吸收墨学的不同特征。第三节开始专论两宋文人学士的墨学观,北宋时期的文人学士接受墨学少有形成着述,但不乏专篇专论以及散见在文论、史着、注疏等作品中的观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和苏辙的墨学观,即是以此法归纳和分析。从程颢、程颐论墨学,到南宋以后文人学士的墨学接受,则是着重于考察理学兴盛之后理学家们对墨学的批判,朱熹最为典型。最后补充以南宋文人笔记对墨学的接受,即洪迈《容斋随笔》和黄震《黄氏日抄》。第三章,金元墨学接受设立四节。先是考察道教转型、新旧交替中对墨学的吸收,然后列出南宋遗民文人作品对墨学的接受,马端临《文献通考》颇为独特。此章末尾则是将元末文人陶宗仪《说郛》中收录的《墨子节抄》和《读墨子随识》作具体分析,阐明其于元代保存《墨子》文献之功。
宋世瑞[8]（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认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李玉铭[10]（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指出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二、《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次第8卷(1～4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次第8卷(1～4期)（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基本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明史》纂修及修订过程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初诸帝与《明史》纂修之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明史》纂修人员的研究 |
| （四） 关于《明史》诸稿源流考订的研究 |
| （五） 关于《明史》部分序与论赞的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框架 |
| 第一章 《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 |
| 一、 首次进呈史稿御览前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未有回应的御制论断之请 |
| （二） 纂修官分班阄派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三） 总裁官分任专阅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1. 总裁官分任专阅时间考 |
| 2. 总裁官分任专阅成果中的序与论赞 |
| 3. 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与陈廷敬分任专阅之关系 |
| （四） 徐元文等首次进呈史稿并恭请御制论断 |
| 二、 康熙年间监修官、总裁官裁定史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万斯同协助监修官、总裁官审定序与论赞 |
| 1. 万斯同在馆修史之成果 |
| 2. 《明史列传稿》267卷与《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序与论赞 |
| （二） 熊赐履删改润色叙与论赞 |
| （三） 王鸿绪重撰序、废去论赞 |
| 三、 雍正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是否添加论赞的讨论 |
| （二） 纂修官修订序、增补论赞 |
| 四、 乾隆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乾隆帝御览武英殿本《明史》序与论赞 |
| （二） 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序与论赞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史》序与论赞书写的指导思想 |
| 一、 史馆内序与论赞的书写原则 |
| （一） 严谨考据，据实直书 |
| （二） 勿主一说，持论允平 |
| （三） 避免门户之见 |
| 二、 诸帝的修史要求 |
| （一） 康熙帝：称美帝王，肯定明代流风善政 |
| 1. 二十六年，康熙帝指示修史人员不得徒肆议论 |
| 2. 三十一年，康熙帝再次指责议论失平，修史人员恭请御制论赞 |
| 3. 三十六年，康熙帝敕谕有关明代历史之系统性看法 |
| 4. 四十三年，康熙帝再斥修史人员任意妄作，坚辞御制定论 |
| （二） 雍正帝：符合圣意的官方记载才是信史 |
| （三） 乾隆帝：史书须经帝王亲阅鉴定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重大事件的议论 |
| 一、 关于明太祖诛戮功臣的议论 |
| （一） 修史之初关于太祖诛戮功臣的公论 |
| （二） 潘耒、万斯同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三） 熊赐履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四） 殿本《明史》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二、 关于“靖难”的议论 |
| （一） 潘耒的“靖难”评价 |
| （二） 万斯同、熊赐履“靖难”评说之微调 |
| （三） 王鸿绪“靖难”评论之变化 |
| （四） 杨椿对王鸿绪的诘难 |
| （五） 康熙、乾隆二帝的“靖难”书写基调 |
| 1. 康熙帝称美明朝诸帝的修史基调与殿本《明史》的“靖难”评价 |
| 2. 乾隆帝的“靖难”评说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三、 关于“大礼议”的议论 |
| （一） 万斯同的“大礼议”评价 |
| 1. 万斯同私人文集中的“大礼议”评说 |
| 2. 《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大礼议”评价 |
| （二） 熊赐履的“大礼议”评价 |
| （三） 殿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四库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关于亡国的议论 |
| （一） 清初史家关于亡国的众说纷纭 |
| （二） 康熙帝“明亡于神宗”认识的形成 |
| （三） 殿本《明史》中“明亡于神宗（万历）”说的贯彻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制度损益的议论 |
| 一、 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一） 万言《诸王世表叙》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二） 熊赐履进呈稿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三）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四） 雍正、乾隆二帝逆转《明史》关于分封的议论 |
| 1. 雍正帝对分封的彻底否定与殿本《明史》对分封的议论 |
| 2. 乾隆帝与四库本《明史》对分封的彻底否定 |
| 二、 关于罢黜宰相之得与失的议论 |
| （一） 修史初期多论明太祖废相之失 |
| （二）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对废相得失的搁置 |
| （三） 乾隆帝否定“天下治乱系宰相”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史》序与论赞臧否人物的标准 |
| 一、 对明代君主的评论 |
| （一） 熊赐履对明代君主的称美与诘责 |
| （二） 殿本《明史》秉持康熙帝之修史基调 |
| （三） 四库本论赞对君主乾纲独断的强调 |
| 二、 褒贬诸臣的尺度 |
| （一） 名节功业孰为重 |
| （二） 进取是否为正途 |
| （三） 学问是否醇正 |
| （四） 得君柄政是否合宜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学术与道德的议论 |
| 一、 关于“儒林”的议论 |
| （一） 由《理学传》设想到总归《儒林传》的决定 |
| （二） 熊赐履对明代儒林的宽泛概论 |
| （三） 王鸿绪以学派脉络分卷论述明代儒林 |
| （四） 陆陇其入祀与殿本《儒林传》浓厚的政治教化 |
| 二、 关于忠义的议论 |
| （一） 清初廷臣褒奖忠义之请 |
| （二） 修史之初史家的忠义之论 |
| （三） 熊赐履的“忠义”观 |
| （四） 王鸿绪史稿至殿本《明史》的明代“忠义” |
| 三、 关于宦寺之祸的议论 |
| （一） 宦寺之祸在于君主之任人唯亲 |
| （二） 宦寺之祸在于党人之附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
| (一) 宝应朱氏家族文献整理 |
| (二) 宝应朱氏家学宏观研究 |
| (三) 宝应朱氏家学个案研究 |
| (四) 研究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兴起之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社会背景与文化政策 |
| (二) 官方哲学与统治思想 |
| 第二节 人文渊薮 |
| (一) 区位优越,经济发达 |
| (二) 文脉深远,学术昌隆 |
| 第三节 家学渊源 |
| (一) 明代宝应朱氏学人着述考述 |
| (二) 明代宝应朱氏学行对后世朱氏家学之沾溉 |
| 第二章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传承谱系 |
| 第一节 清代宝应朱氏学人着述考述 |
| 第二节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之特色 |
| (一) 源远流长,名家辈出 |
| (二) 理学传家,尊崇朱子 |
| (三) 工于诗文,兼善书画 |
| (四) 立德修身,家风谨严 |
| (五) 与世推移,暗合主潮 |
| (六) 家族联姻,优势互补 |
| 第三章 清代宝应朱氏学人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朱泽沄交游考 |
| (一) 师长前辈 |
| (二) 友朋同道 |
| (三) 门人弟子 |
| 第二节 朱彬交游补考 |
| (一) 师长辈 |
| (二) 友朋辈 |
| 第三节 朱士端交游考 |
| (一) 师长前辈 |
| (二) 友朋同辈 |
| (三) 门人后学 |
| 第四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理学 |
| 第一节 清初理学之概况 |
| (一) 清代以前之理学 |
| (二) 清初之理学 |
| 第二节 朱泽沄之理学 |
| (一) 生平学行 |
| (二) 治学方法 |
| 第三节 朱泽沄理学思想的成就特色 |
| (一) 对朱子尊、道齐头用功的论定 |
| (二) 对朱子未发涵养工夫的抉发 |
| (三) 对朱子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 |
| 第五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朴学 |
| 第一节 朱彬之朴学 |
| (一) 广采博收,裁断准确——朱彬《礼记训纂》研究 |
| (二) 择善而从,视野宏通——朱彬《经传考证》研究 |
| 第二节 朱士端之朴学 |
| (一) 朱士端卒年及字号考辨 |
| (二) 寻许氏源流,正后儒删改——朱士端之《说文》学 |
| (三) 考经史文字,征诂训声音——朱士端之金石学 |
| 第六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文学 |
| 第一节 以诗阐理与以诗表情——宝应朱氏之诗歌 |
| 第二节 学至者文不求至而自至——宝应朱氏之古文 |
| (一) 增益学问 |
| (二) 裨补时政 |
| 第三节 吉光片羽,亦足可宝——宝应朱氏之诗文评 |
| 第四节 家族诗文,世世珍藏——宝应朱氏之家集编纂 |
| (一) 《朱氏诗文世珍》之成书与版本 |
| (二) 《朱氏诗文世珍》之内容 |
| (三) 《朱氏诗文世珍》之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宝应朱氏家族世系表 |
| 附录二: 宝应朱氏家族世系图(一至十九世) |
| 附录三: 朱彬《经传考证》引人说统计表 |
| 附录四: 朱彬《经传考证》引书统计表 |
| 附录五: 朱士端《说文校定本》引书统计表 |
| 附录六: 朱士端《强识编》引书统计表 |
| 附录七: 朱士端《强识编》引人说统计表 |
| 附录八: 朱士端对段《注》之纠驳平议 |
| 附录九: 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引书统计表 |
| 附录十: 朱士端年谱简编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7）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墨学的“中绝” |
| 第一章 隋唐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一、《北堂书钞》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二、《艺文类聚》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三、《初学记》辑录《墨子》及特点 |
| 四、《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及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墨学发展与儒学 |
| 一、儒墨并举观念延续 |
| 二、儒墨关系的发展变化 |
| 第四节 《墨子治要》及魏徵的墨学观 |
| 一、从善择取、专为王治——《墨子治要》节录《墨子》文本 |
| 二、助成帝王之术——魏徵史论、政论和疏表类文章中的墨学观 |
| 第五节 赵蕤《长短经》引墨用墨 |
| 一、儒墨并举 |
| 二、推崇墨学 |
| 第六节 韩愈《读墨子》及其墨学观 |
| 一、从“崇儒排墨”到“儒墨相用” |
| 二、韩愈对墨家思想的取舍 |
| 第七节 柳宗元的墨学观 |
| 一、斥墨 |
| 二、识墨 |
| 第八节 马总《意林》引墨用墨 |
| 一、收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总的墨学观 |
| 第二章 宋代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墨学接受概述 |
| 一、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宋代三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一、《太平广记》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二、《太平御览》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三、《册府元龟》辑录《墨子》及特征 |
| 第三节 欧阳修、曾巩论墨学 |
| 一、欧阳修斥墨之论 |
| 二、曾巩斥墨之论 |
| 第四节 司马光论墨学 |
| 一、史学着作引墨论墨 |
| 二、文学作品引墨用墨 |
| 三、注疏之作引墨注墨 |
| 第五节 王安石《杨墨》论墨及其墨学观 |
| 一、墨子之道非圣人之道 |
| 二、对墨家学说的批判 |
| 第六节 程颢、程颐论墨学 |
| 一、墨学之害 |
| 二、批判墨子之“兼爱” |
| 第七节 苏轼、苏辙论墨学 |
| 一、苏轼斥墨 |
| 二、苏辙斥墨 |
| 第八节 朱熹论墨学 |
| 一、评孟子辟墨 |
| 二、非难韩愈之墨论 |
| 三、辩护张载《西铭》非墨 |
| 四、论墨学流弊 |
| 第九节 洪迈《容斋随笔》引墨论墨 |
| 一、专论墨子及墨学 |
| 二、征《墨子》用以考证 |
| 三、引墨子其人为例证 |
| 第十节 黄震《黄氏日抄》引墨论墨 |
| 一、论墨子及其学说 |
| 二、论孟墨之辩及墨学之弊 |
| 第三章 金元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金元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金元新兴道教对墨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极苦：发扬墨家自苦精神 |
| 二、极俭：继承墨家“节用”思想 |
| 三、平等、非战：继承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
|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墨论墨 |
| 一、辑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端临的墨学观 |
| 第四节 陶宗仪《说郛》辑录《墨子》 |
| 一、《墨子节抄》 |
| 二、《读墨子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墨学的“复兴” |
| 后记 |
| 科研成果 |
（8）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概念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兴起与革新: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轫 |
| 第一节 帆船时代:近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概述 |
| 一、唐宋时期远洋帆船贸易 |
| 二、清代至开埠前的远洋帆船贸易 |
| 三、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 |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 |
| 一、开埠初期西方工业品的进口 |
| 二、鸦片走私进口贸易 |
| 三、丝、茶的远洋出口贸易 |
| 第三节 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
| 一、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 |
| 二、帆船到轮船:远洋运输方式的转变 |
| 三、垄断到竞争:远洋运输主体的变更 |
| 四、传统到现代:远洋贸易方式的变革 |
| 小结 |
| 第二章 发展与竞争: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对外贸易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全面发展 |
| 一、日本加入上海远洋航运的竞争 |
| 二、太平洋远洋航运网的形成 |
|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英、日、美远洋航运势力的角逐 |
| 一、一战期间英日远洋航运的分霸格局 |
| 二、一战后各国远洋航运的恢复 |
| 三、英、日、美的三国航业争霸 |
| 第三节 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 |
| 一、传统远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
| 二、新兴远洋贸易品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恢复与繁荣:孤岛时期上海远洋航运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远洋航运概况 |
| 一、远洋航线的恢复 |
| 二、交易量的回升与贸易中心的回归 |
| 三、主要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孤岛时期上海 |
| 一、上海民众生活物质仰赖外洋供给 |
| 二、工业原料进口与商品出口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供给需求与上海远洋航运 |
| 一、日本“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体制 |
| 二、日本战时航运政策与在华第三国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与变革: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变迁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沿海、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与革新 |
| 一、技术变革与沙船的衰落 |
| 二、新式轮船公司的建立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区变迁 |
| 一、港区与洋船停泊区的开辟 |
| 二、远洋贸易与港区功能变迁 |
| 第三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建设 |
| 一、外资码头的修建与兴起 |
| 二、船舶修造业的建立与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贸易、失序、进步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二、国家行政力量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三、远洋航运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次第8卷(1～4期)（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3]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6]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D]. 程希. 扬州大学, 2019(04)
- [7]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D]. 金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