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有企业行为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侯恩宾[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卢建昊[3]（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李天惠[4]（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董少明[5]（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表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王欣[6]（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李万利[7]（2019）在《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做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基础。企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供给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因此,唯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才能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现有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政府补贴和高管个体特质等多个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契约经济学视角考察企业创新面临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动力机制,却忽视了社会文化等隐性价值规范对创新主体决策偏好和策略选择可能产生的作用。文化通过嵌入高管认知与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决策过程,并最终体现在企业策略选择和经营后果之中。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符号。但长久以来,针对儒家文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双方均缺乏严谨的理论剖析和经验证据支持。那么,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究竟有何影响?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儒家文化又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针对这些困惑,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典籍解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揭示了不同制度和组织情境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认知烙印和伦理约束双重视角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进一步论证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条具体路径,即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以往针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及政府补贴等多个视角考察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激励机制。与之不同,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构建了“儒家文化、隐性规范与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促进效应和桎梏效应两个维度深入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水平均显着越高。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这意味着,长期儒家文化熏陶留存的“尊知重教”认知烙印有利于塑造企业高管的人才观,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同时,儒家文化的隐性伦理约束也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并降低外部专利侵权风险,进而为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在实践层面,这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2）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探讨了儒家隐性规范与正式制度约束两种不同力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效应,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在法律环境较不完善、外来文化冲击较弱的地区及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都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与组织行为决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法律和产权制度情境及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国际背景,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考察了法律环境、产权性质及外来文化冲击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环境越不完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儒家文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更强;而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冲击则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两种不同力量创新影响效应及交互关系的理解,也为全面理解儒家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价值提供了一个真实场景。（3）将企业组织情境嵌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不同企业特征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越大,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企业创新活动不仅受制于外部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约束,还会受到企业内部组织情境的影响。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当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较大时,经营者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突破现有制度和文化框架,激发战略变革或冒险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组织情境纳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期望落差越大或市场竞争越激烈,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即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且当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充足时,两者的弱化作用表现越明显。以上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文化的创新效果及其边际作用条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企业创新决定因素的理论认知。（4）沿袭“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成果转化”逻辑链条,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通过创新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完整的创新活动包括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成果转化三个方面,但以往文献大都仅从研发投入或专利产出单一维度来考察企业创新的某一环节,这难以反映创新活动的全貌。与之不同,本文将儒家文化、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企业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同时,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专利产出对未来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也越大,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最终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且部分是通过创新渠道实现的。上述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儒家文化影响企业整个创新过程作用效果的理解,也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视角,并为有效缓解我国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高投入低产出”及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等难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参考。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本文突破传统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这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并为“文化与金融”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独特知识和经验证据。实践层面,本文首次揭示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这不仅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李洋[9]（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张堂云[10]（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有企业行为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有企业行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
| 2.1.2 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
| 2.1.3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 2.1.4 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2.1.5 高管个体特质与企业创新 |
| 2.2 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2.1 文化与投资者保护 |
| 2.2.2 文化与企业财务决策 |
| 2.2.3 文化与公司治理 |
| 2.3 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3.1 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3.2 儒家文化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 |
| 2.3.3 儒家文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高阶理论 |
| 3.1.4 烙印理论 |
| 3.1.5 文化冲突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企业创新整体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3.2.2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
| 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效应假说 |
| 4.2.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桎梏效应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儒家文化的测度 |
| 4.3.3 企业创新的度量 |
| 4.3.4 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总体效应检验 |
| 4.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渠道效应检验 |
| 4.4.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儒家文化、法律环境与企业创新 |
| 5.2.2 儒家文化、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 |
| 5.2.3 儒家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组织情境的调节作用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 |
| 6.2.2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 |
| 6.2.3 基于不同资源冗余状态下的比较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业绩反馈压力的测度 |
| 6.3.3 市场竞争威胁的测度 |
| 6.3.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业绩反馈压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市场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4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5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6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效率 |
| 7.2.2 儒家文化、专利产出与企业经营绩效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7.3.3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3 儒家文化对专利产出业绩提升功能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4 儒家文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创新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性检验 |
| 7.5.1 基于外部法律环境的进一步检验 |
| 7.5.2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进一步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活动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四、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有企业行为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5]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6]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7]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D]. 李万利. 重庆大学, 2019(05)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9]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