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朱镕基强调:推进国家信息化必须遵循五大方针(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孙笑侠[2](2021)在《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司法信息化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反思司法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以及司法信息技术如何才能不偏离司法规律和人的目的。文章比较了中美司法信息技术建设规划的不同,认为司法信息技术必须设定"止境",特别是当下中国要从司法人文立场来确立三个原则:第一,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第二,避免对法庭神圣性的侵蚀。第三,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人工智能审判,而忽视人类独有的复杂命题。
王聪[3](2020)在《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文中指出自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安全政策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作为我国新时代网络安全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我国网络安全政策体系是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保障和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网络安全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我国网络安全工作的开展,阻碍了网信事业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本论文在收集1994-2018年间我国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基础上,通过政策文本研究法分析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并运用SPSS软件对网络安全政策的政策主体、政策主题内容、政策工具、政策发文时间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分析得出结论:政策文本制定结构的“多主体性和强战略性”、政策文本法定效力的“多规章性和少法律性”、政策发文主体的“多专业性和少协同性”、政策文本主题内容的“强具体性和弱基础性”、政策文本使用政策工具的“强环境性和弱需求性”。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和归纳我国网络安全政策体系特点,将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逻辑关系是从初步引进到主动布局、从分散宏观政策体系到集中且较为具体的政策布局,并结合前文的数据分析找出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问题通过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政策主体方面发文主体出台法律欠缺体系化设计、立法分散和权责不明;二是政策主题分布失衡和主题内容与社会发展脱节;三是政策工具运用方面过于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忽视了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四是政策效力方面程序性法规及上位法较少、立法较为滞后。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就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存在的不足提出网络安全政策主体层面加强各发文主体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的体系化设计;在政策主题层面提出要重视政策主题内容的系统性发展并重视政策主题方向的阶段性和均衡性特点;在政策工具运用层面提出要加强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以及政策配套的市场调节;在政策效力层面提出从网络生命周期出发增强法规操作性、细致立法。
孙曈[4](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隋从容[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张贝尔[6](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李荣胜[7](2020)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从整个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历程来看,信息技术进步不断激发新产业的形成,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看,各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引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快速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我国在5G、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中,能否紧扣信息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信息产业、非信息产业以及产业生态能否跟得上信息技术升级的步伐,能否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系列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而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激发了作者的研究兴趣,特以“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为题,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不仅对丰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信息技术、产业升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方面最新、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评价,形成借鉴,接受启迪。二是在理论上,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一方面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中,归纳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考察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与特点,将二者对比分析,揭示“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本质。三是在实证上,选取能够反映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及其经济效应的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权重模型(Entropy Weighting Method)、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Model)等计量模型,采用中介效应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以及超效率DEA包络分析等分析方法,测度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验证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产业间和产业生态化升级,分析居民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升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运营效率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四是揭示我国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我国信息技术水平稳步上升。本文通过构建“二步三级”指标体系,在熵权法赋予各项指标权重基础上合成了信息技术水平发展指数,并且该指数显示2001-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二是验证了信息技术水平对产业升级具有较显着影响。从60个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信息技术发展对产业升级有显着影响的实证结果有48个,其中具有正影响的43%,负影响的占37%,二者占所有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的80%。三是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有一定中介效应。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升级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60个模型中,人均消费支出在其中的48个模型中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效应,占比80%,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大部分指标均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这也验证了信息技术直接或者通过消费间接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论点。四是总体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相对稳定。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2002-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运营效率的均值为1.0239。按照模型效率判断标准,该经济效率值大于1,反映该期间全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整体上有效率。本研究主要创新之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着眼信息技术及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侧同时,把信息类和非信息类产品的需求侧也考虑在内,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分析上的有机结合。第二,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5G、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实践中,归纳新兴产业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结合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实践阶段,对比分析了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特点和本质。第三,本文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和经济效应相结合,不仅研究了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证明了消费在该作用过程中起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却伴随着某些年份、某些省份、某个阶段缺乏经济效率的问题。这对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深刻、全面认识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丽娜[8](2020)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负面问题不断显现,由此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随之推动互联网监管部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诸多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中,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凭借其治理的快速和有效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治理选择,同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不同时期的全局性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案例,纵向勾勒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历程;界定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厘清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分析其治理主体的构成,对其治理客体进行分类,并分析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此外,本文探讨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和过渡性,对治理的效果评价和价值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具有过渡性特点,体现在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并存,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反复重叠,治理中运动性治理和常规化治理相冲突等方面;就其治理的效果评价来说,最初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显现出治理速度快、治理效果好的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问题的增多,其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治理违规现象多及治理内卷化等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对它的评价从最初的肯定其治理有效性转向对其弊端的多方诟病;鉴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底层逻辑和规定性,本文认为对其应进行客观的再评价: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行动催生的规则在不断导正其治理行为偏差;要看到其治理行动中输送的制度对互联网秩序的维护作用;要看到其法治化转型对互联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增加;要看到其制度供给背后的法治追求和治理理念的转型努力;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维护治理对象的相关权利的客观结果。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进行否定之否定不是不顾其弊端而默守陈规,恰是为了正视其所面临的困境。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面临着的法律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主体经常不能协调好秩序、安全、效益、公平、自由、正义等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导致治理中多元法律价值的失衡和错位;另外,治理中所依据的法律文本缺失和模糊导致治理的法律规制中出现较多困难。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同质化困境、复合性困境和权威性困境亟待解决;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客体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框架内,受到治理主体所采取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治理手段的影响,导致互联网优势的发挥、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治理主客体间的协调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使得其合理转型变得非常迫切。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方向而言,法治中国建设、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和公共治理理念引入等背景和因素都指向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这一解决之道。具体而言,要转变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观念,走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充分发挥其治理中的法制输送机制,包括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文本输送机制和法律制度输送机制,从而推动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均衡化发展,并有力推动互联网法的良好执行、适用、遵守和互联网法的监督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的治理学习机制和技术再塑机制,共同推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曾丽华[9](2020)在《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6年。26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深刻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习近平站在世界发展的前沿,在对我国网络发展现状做了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最终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在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网信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具体表现为:网络空间主旋律高昂,信息领域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网络惠民红利充分释放等。为更好理解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论文划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是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的是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有关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此拉开论文研究的序幕。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在形成的理论基础方面,有科技社会论、群众史观、意识形态理论、人才观、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的指导;有对中国共产党人网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有对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传承和弘扬以及对国外网络空间治理经验的借鉴与吸收。现实依据主要可以分为国家战略层面、现实需求层面和长远发展层面。在形成过程方面,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党的十八大之前积累了认识基础和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两个阶段进行阐述。随着对互联网认识的加深,习近平将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第三章是对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主要内容的梳理。文章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总结。一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建设网络强国的价值追求;二是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动力引擎;三是打造清朗网络空间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四是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一环;五是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支撑。以上五个维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又包涵着网上网下和国内国外。他们之间是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关系,统一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总目标。第四章是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价值上,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对我国治网之道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应对全球网络空间挑战的系统方案。在实践意义上,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有利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我国治理能力;有利于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应对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后,结语部分是对如何推进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实践路径的展望。网络大到可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小到关乎每一个个体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结语部分由宏观到微观,从政府、社会和网民三个层面探讨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以此,夯实网络强国的基石,构建网络强国治理新格局和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愿景。
李小龙[10](2020)在《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正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全世界进入全面发展、跨界融合、加速创新的全球信息化新阶段,我们如何抢占信息网络技术的制高点,抓住新的科技革命机遇,才能获得安全,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的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网络大国的国内背景之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互联网发展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他在继承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信息强国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新发展,统筹协调网络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合作、数字经济、信息化军事等多领域的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工作,积极引导网络强国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开拓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道路,形成了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必将推动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实现。
二、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朱镕基强调:推进国家信息化必须遵循五大方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朱镕基强调:推进国家信息化必须遵循五大方针(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论文提纲范文)
一、我国司法信息化的价值演变 |
(一)信息化建设的初衷是提高办公效率 |
(二)司法信息化主导价值的凸显和放大 |
(三)司法信息化的技术成果 |
二、司法信息技术的隐忧 |
(一)考察见闻与媒体报道 |
(二)两个推动和三个需求 |
(三)过度“技术化”、“公开化”和“大众化”的潜在危机 |
三、从照相机到信息技术,看中外法院信息化的差异 |
(一)司法如何面对媒体镜头? |
(二)美国司法信息技术的规划 |
(三)中美司法信息技术应用比较和反思 |
四、司法科技的“止境”在于司法人文 |
(一)从司法人文立场看,要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 |
(二)从司法人文立场看,要避免信息技术对司法尊严和神圣性的侵蚀 |
(三)从司法人文立场看,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信息技术和智慧司法而忽视人类的复杂命题 |
(3)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网络安全问题频发 |
1.1.2 网络安全重要性不断凸显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网络安全研究综述 |
1.3.2 网络安全政策研究综述 |
1.3.3 政策文本研究方法综述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文本分析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5.1 研究内容 |
1.5.2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依据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网络安全 |
2.1.2 网络安全政策 |
2.2 理论依据 |
2.2.1 总体国家安全观 |
2.2.2 政府治理理论 |
2.2.3 政策工具理论 |
第三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编码分类与统计分析 |
3.1 网络安全政策样本选择 |
3.2 政策文本编码体系 |
3.3 政策文本统计分析 |
3.3.1 政策文本的数量发展 |
3.3.2 政策文本的文种类型分布 |
3.3.3 政策文本的主体分析 |
3.3.4 政策文本的主题分析 |
3.3.5 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分析 |
3.3.6 政策文本发文主体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分析 |
3.3.7 政策文本发文主体与政策工具的交互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 |
4.1 基础政策构建的探索期(1994-2000) |
4.2 政策体系构建的启动期(2001-2002) |
4.3 具体政策出台的高峰期(2003-2011) |
4.4 政策体系整体布局的完善期(2012至今) |
4.4.1 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网络安全政策发展 |
4.4.2 党的十九大之后网络安全政策发展思路与前景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 |
5.1 发文主体层级关系有待合理规划 |
5.1.1 政策发文主体出台法律欠缺体系化设计 |
5.1.2 网络安全政策发文主体立法分散,权责不明 |
5.2 政策文本主题覆盖面有待加强 |
5.2.1 政策主题分布失衡 |
5.2.2 政策主题内容与社会发展脱节 |
5.3 政策工具运用能力有待提升 |
5.4 政策效力有待全面加强 |
5.4.1 程序性法规及上位法较少 |
5.4.2 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效力不足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优化对策 |
6.1 健全体系化设计,强化发文主体间沟通能力 |
6.1.1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化设计 |
6.1.2 加强各发文主体合作以及主体间的沟通能力 |
6.2 政策主题内容增大覆盖范围 |
6.2.1 重视政策主题内容的系统性发展 |
6.2.2 重视政策主题方向的阶段性和均衡性 |
6.3 政策工具运用注重均衡性 |
6.3.1 加强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 |
6.3.2 强化市场调节作用 |
6.4 强化细致立法,提升政策效力 |
6.5 本章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本文数据分析的原始表格截图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三) 文献述评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2. 研究视角创新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一) 认同 |
(二) 政治认同 |
(三) 政党认同 |
二、 参政党认同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对象 |
(三)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一)美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二)欧盟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中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理论依据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二)三维信用论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分析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 |
一、政府信用相关概念的理解 |
(一)信任 |
(二)信用 |
(三)政府信用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特征 |
(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概念理解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范畴 |
(三)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主要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目标定位 |
(一)文化定位 |
(二)制度定位 |
(三)平台定位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顶层设计 |
(一)基于治理视角的顶层设计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顶层设计 |
(三)基于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 |
三、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保障机制 |
(一)信息人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二)信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三)技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四、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模式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样式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人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人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一)电子政府行政人的权利解析 |
(二)电子政府行政人的义务解析 |
(三)“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三、对信息人信用的检验研究 |
(一)构建评估指标的现实目标 |
(二)构建评估指标的层次逻辑 |
四、信息人信用的建构路径 |
(一)目录式建构——相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核心信用功能需求 |
(二)互动式建构——提高电子政府信息人的协同治理能力 |
(三)监督式建构——完善电子政府信息人的行政治理意愿 |
(四)成果式建构——适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主流信用评价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信用规制解析 |
(一)信息建设的整体性规制 |
(二)信息治理的制度性规制 |
(三)信息供给的异质性规制 |
(四)信息管控的格式化规制 |
三、对信息信用的实证研究 |
(一)构建模型推演的背景描述 |
(二)构建模型推演的取样调查 |
(三)构建模型推演的实证研究 |
(四)构建模型推演的回归分析 |
四、信息信用的形塑路径 |
(一)改善信息传递性,塑造信用形象 |
(二)增强信息互动性,提升信用影响 |
(三)提高信息响应度,巩固信用粘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技术信用的属性 |
二、技术信用配置解析 |
(一)技术信用与供需配适的差异化 |
(二)技术信用与制度驱动的缺失化 |
(三)技术信用与全球网络的安全化 |
三、对技术信用的优化研究 |
(一)技术信用的危害案例 |
(二)构建技术信用的现实描述 |
四、技术信用的发展路径 |
(一)协同技术制度发展 |
(二)划归技术规范界限 |
(三)提升技术治理高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
一、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 |
(一)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
(二)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推进合力 |
(三)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执行保障 |
二、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 |
(一)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 |
(二)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 |
(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 |
(四)建立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后记 |
(7)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信息技术的研究 |
2.1.1 信息技术及其测度 |
2.1.2 信息技术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
2.2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 |
2.2.1 产业升级的概念 |
2.2.2 产业升级的测度 |
2.2.3 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和后续影响 |
2.2.4 产业升级路径 |
2.3 关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 |
2.3.1 信息化、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 |
2.3.2 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产业升级 |
2.3.3 智能化和产业升级 |
2.4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论与研究启示 |
2.4.1 研究成果评论 |
2.4.2 几点启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3.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3.1.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媒介延伸 |
3.1.2 信息媒介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3.2 信息、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
3.2.1 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路径 |
3.2.2 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趋势 |
3.2.3 信息革命浪潮与经济形态新概念的叠现 |
3.3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 |
3.2.1 直接动力机制 |
3.2.2 间接动力机制 |
3.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 |
3.3.1 基本传导机制 |
3.3.2 互动传导机制 |
3.3.3 时序传导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分析 |
4.1 从语言到AI:全球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及特点 |
4.1.1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 |
4.1.2 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特点 |
4.2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和特点 |
4.2.1 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阶段 |
4.2.2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4.3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的本质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构建与测度研究 |
5.1 构建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原则 |
5.1.1 常见的信息技术水平测度方法 |
5.1.2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2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求解 |
5.2.1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构建 |
5.2.2 模型的计算和求解 |
5.3 信息技术水平的测度分析 |
5.3.1 确定原始数据矩阵 |
5.3.2 利用熵值法计算权重 |
5.3.3 时间分异特征 |
5.3.4 空间分异特征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6.1 模型构建 |
6.1.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6.1.2 变量设计 |
6.2 计量分析 |
6.2.1 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
6.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6.2.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6.3 实证研究结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分析 |
7.1 经济效应分解及其测度模型 |
7.1.1 经济效应的核心:效率 |
7.1.2 经济效应的总括与分解:运营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
7.1.3 经济效应的测度:超效率DEA模型及变量设定 |
7.2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总经济效率分析 |
7.2.2 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3 信息技术对产业间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4 信息技术对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特征分析 |
7.3.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效率具有差异性 |
7.3.2 区域之间需要加强效率平稳性和均衡性 |
7.3.3 时间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效率趋于稳定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及政策建议 |
8.1 主要问题 |
8.1.1 信息技术过于依赖规模扩张和非均衡发展 |
8.1.2 互联网信息技术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
8.1.3 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中介作用有待挖潜 |
8.1.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伴随着低经济效率问题 |
8.2 政策建议 |
8.2.1 给予信息制造业技术R&D适度政策倾斜 |
8.2.2 加大对信息化水平较低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
8.2.3 把握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升级新机遇 |
8.2.4 充分发挥消费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催化作用 |
8.2.5 激发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 |
8.2.6 鼓励信息产业优先开发新产品、打造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作为行动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一、常规行政管理方式被移植 |
二、运动式行政监管日见成效 |
三、运动式行政监管趋于成熟 |
四、运动式行政监管纵深发展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界定 |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
二、管理行政与治理行政 |
三、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动逻辑 |
一、行政主体的主导性 |
二、行政方式的强制性 |
三、秩序优位的导向性 |
第二章 作为规制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 |
一、管制型行政传统和秩序追求 |
二、制度资源不足的外部局限性 |
三、互联网典型事件爆发的刺激 |
四、行政路径依赖的消极性因素 |
五、治理主体选择的积极性因素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
一、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 |
二、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繁复重叠 |
三、运动治理与常态治理时有冲突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过渡性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与职权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客体及其权利与义务 |
三、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及其实施机制 |
第四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结果评价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正向结果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负向结果 |
第五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 |
一、对治理价值的正面评价 |
二、对治理价值的负面评价 |
三、治理的价值评价的否定之否定 |
第三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困境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法律困境 |
一、治理的法律价值平衡之难 |
二、治理的法律规制文本之失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体困境 |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同质和单一 |
二、治理主体内部行政协调不良 |
三、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日趋弱化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困境 |
一、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思维限制互联网的优势发挥 |
二、运动式治理的分割治理阻碍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第四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 |
一、法治中国建设指引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二、公共治理理念影响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三、互联网法治建设引导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目标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健全化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良好实施 |
第五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保障 |
第一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
一、治理的法律观念的转型路径 |
二、治理主体的转型路径 |
三、治理主客体间相对性困境的缓解路径 |
第二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法制输送机制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文本输送机制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输送机制 |
第三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配套机制 |
一、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治理学习机制 |
二、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技术反塑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目录 |
后记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1.4.1 论文研究的难点 |
1.4.2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2.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 |
2.1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2.1.1 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为指导 |
2.1.2 对中国共产党人网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2.1.3 对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传承和弘扬 |
2.1.4 对国外网络治理经验的借鉴与吸收 |
2.2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
2.2.1 国家战略层面:“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 |
2.2.2 现实需求层面:“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变的迫切需要 |
2.2.3 长远发展层面: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新阵地 |
2.3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
2.3.1 党的十八大之前积累了认识基础 |
2.3.2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3.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
3.1 以人民为中心是建设网络强国的价值追求 |
3.1.1 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 |
3.1.2 提升党员干部网络素养以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
3.2 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动力引擎 |
3.2.1 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 |
3.2.2 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
3.3 打造清朗网络空间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 |
3.3.1 以网络安全保障强国建设 |
3.3.2 从顶层设计上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
3.4 .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一环 |
3.4.1 为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 |
3.4.2 抓好网上舆论宣传与监督工作 |
3.5 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支撑 |
3.5.1 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 |
3.5.2 贡献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
4.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4.1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
4.1.1 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
4.1.2 是对我国治网之道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 |
4.1.3 是应对全球网络空间挑战的系统方案 |
4.2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实践意义 |
4.2.1 有利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我国治理能力 |
4.2.2 有利于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
4.2.3 有利于应对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10)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难点、研究重点与研究创新点 |
1.4.1 研究难点 |
1.4.2 研究重点 |
1.4.3 研究创新点 |
2.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形成 |
2.1 萌芽阶段:初步认知信息 |
2.2 发展阶段:数字强省战略的提出 |
2.3 形成阶段:网络强国战略的提出 |
3.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息网络理论 |
3.1.1 邓小平关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3.1.2 江泽民关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3.1.3 胡锦涛关于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重要论述 |
3.2 当代主要网络理论成果 |
3.2.1 网络生产力理论 |
3.2.2 网络空间理论 |
3.2.3 网络文化理论 |
4.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1 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 |
4.1.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4.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
4.1.3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4.1.4 坚持以创新引领建设发展 |
4.2 网络强国战略的基本内容 |
4.2.1 增强网络空间安全能力 |
4.2.2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
4.2.3 完善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体系 |
4.2.4 建设先进网络文化 |
4.2.5 加快网信军民融合 |
4.2.6 构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4.3 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要素 |
4.3.1 掌握网络核心技术 |
4.3.2 加快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 |
4.3.3 建设高精尖的网络人才队伍 |
5.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
5.1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5.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5.1.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5.1.3 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
5.2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5.2.1 明确建设网络强国的行动方向 |
5.2.2 指导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
5.2.3 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
6.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朱镕基强调:推进国家信息化必须遵循五大方针(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J]. 孙笑侠. 法学评论, 2021(01)
- [3]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D]. 王聪. 湖北工业大学, 2020(04)
- [4]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6]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
- [7]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D]. 李荣胜. 西北大学, 2020(07)
- [8]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王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研究[D]. 曾丽华. 武汉大学, 2020(04)
- [10]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研究[D]. 李小龙.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