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论文文献综述）
胡美玲[1]（2021）在《西江地区酋豪的崛起与岭南局势的变动（420-90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朝至隋唐时期,西江地区酋豪的活动影响着岭南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酋豪与朝廷的互动作为线索,对西江地区酋豪势力发展过程、岭南局势的变动和朝廷的民族政策进行分析,正文共四部分来探讨南朝至隋唐时期西江地区酋豪的势力变化,以及与之交织的岭南局势变动情况。酋豪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重要影响。绪论部分叙述选题缘起,对相关概念进行定义,概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说明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正文第一部分探讨西江地区酋豪势力形成的原因;先论述西江地区酋豪势力产生的地理原因;然后论述西江地区酋豪势力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南朝岭南局势,继而论述西江地区酋豪崛起的表现,最后探讨南朝朝廷对西江地区的经略。第三部分探讨隋唐时期岭南局势的变动与西江地区酋豪势力发展状况。先分阶段论述隋朝、唐初期西江地区酋豪的势力发展状况,再探讨唐朝经略西江地区酋豪的政策措施,以政策演变作为线索,找出西江酋豪地位变化的情况;最后分析唐中后期西江地区主要酋豪势力消亡的原因及表现。第四部分则分析西江地区酋豪势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对岭南局势变动的影响,继而探讨酋豪崛起与岭南局势变动交织所带来的历史启示。
逯阳[2]（2021）在《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射礼文化作为中华传统礼仪文化与古代弓矢竞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历经千年的沉积和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的政策导向下,深入挖掘传统射礼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把传统射礼文化融入到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加快传统射礼文化复兴的发展路径是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德育价值、体育价值、美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娱乐休闲价值、外交价值七个层面分析了新时代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以宋代射礼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思想四个层面对宋代射礼文化复兴发展背景展开研究,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对宋代射礼文化表现形式和功能性质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探索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宋代政治集中、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为传统射礼文化复兴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导致宋代射礼文化性质、形式、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宋代射礼文化在复兴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军礼”的束缚,纳入到了“嘉礼”这一体系,宋代宴射礼盛行,民间射箭运动广泛开展。传统射礼形式的演进更新,均彰显了宋代射礼文化的娱乐性和互动性,同时射礼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宋代政治活动、教育活动、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今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通过数据检索、实地考察,以射礼仪式、师资培训、射礼赛事、射礼活动四大类型,对当今社会中射礼文化复兴的相关活动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对射礼文化复兴现状的研究分析,发现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过程存在以下问题:1.传统射礼理论体系丞待完善;2.新旧文化的碰撞;3.师资力量的匮乏;4.群众基础薄弱;5.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射箭文化的轻视。这些问题阻碍了射礼文化的复兴发展进程,通过对宋代传统射礼文化复兴发展的研究,总结历史发展经验,以古鉴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和现状,针对传统射礼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之路,基于社会融入的理论观念,对传统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提出了以下建议:1.构建完善射礼理论体系;2.组织举办射礼相关赛事;3.学校开设射礼相关课程;4.组织建设射礼兴趣社团;5.开展社区休闲射礼活动;6.建设体育旅游射礼项目;7.制作文艺传媒射礼作品。
冀晶娟[3]（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提出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蒲艳婷[4]（2020）在《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在漫长的市镇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市镇通过纳税换取了其地位的合法性,开始了新的发展。而湖南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优势,也搭上了这趟市镇发展的快车,有了新的发展。从影响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的因素而言,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较前代有了一定的发展。湖南地区总体人口数量和从商人口数量呈增长的态势;而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鼓励开垦荒地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耕地面积也大为扩大;此外,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兴起了大批手工业市镇。除了社会经济资源所带来的物质保障,这一时期生产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生产技术上粮食结构日趋合理化、农业生产工具日益改进,极大提高了宋代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丰富了当时的商品交换的内容,另一方面造船业的发展,对于市镇商品的流通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市镇的分布及分布特点而言,这一时期的湖南,由于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之间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其市镇分布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据统计,以湘中地区市镇分布最广,其次为湘南地区,再次为湘北地区,湘西地区分布最少。而纵观整个宋代湖南地区,受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市镇的分布特点:一是分布在水陆交通要道上,二是分布在治所城市附近,三是分布在物产丰富的地区,四是分布在宗教集会场所。但是,每个市镇的分布特点并不是单一的,市镇的分布特点往往具有多样性。再者,这一时期,湖南市镇的发展对当时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加速了各地区商品的流通,使得各地区资源得到了合理有效的配置,而且作为新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有利于政府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总体而言,宋代湖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虽然水平不高,且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但是较前代而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仍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状态。
毛明霞[5]（2020）在《南流江古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文中研究说明南流江的航运发展起源于先秦时期,经过秦汉时期的经营,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魏晋以来,随着中外交流逐渐增加,以南流江为通道的经济文化交流持续发展。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实施和南流江泥沙淤积,南流江对外的功能逐渐减弱。本文将日益丰富的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对南流江的航运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古学观察。以航运交通为线索,较系统地复原南流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探讨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本文分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回顾学界对南流江航运及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对南流江流域内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主要河道、生态环境及区位条件进行概述。第三部分:结合目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分析南流江航运的发展。认为南流江的航运起源于先秦时期,随着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岭南的开发,南流江内河航通道开始形成,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魏晋至唐宋时期南流江的内河航运和沿海地区的航海技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走向衰落,南流江由江海联运逐渐走向内河航运。第四部分: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探讨南流江流域采珠业、漕运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流域内货币的流通、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第五部分:论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合浦港的兴起,南流江流域出土的具有外来风格的文物及南流江流域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中东南亚地区的物质交流,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流江经济交流的情况,并探讨了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相互关系。第六部分:结语,总结全文。
罗岸芷[6]（2020）在《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文中提出唐代茶叶,是中国古代茶叶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为中国茶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茶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探究唐代茶叶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对中国古代茶业史及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论文从唐代茶叶入手,结合古籍、地方志及现今研究进展,运用文献研究法、计量史学法、GIS技术制图法及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茶产区和产量、唐代茶叶及兴盛发展的原因及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第一部分是关于唐代茶产区和产量,是基于前人研究进行辨析整合得出结论。对唐代茶产区进行数据化、可视化对比分析,以探求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茶产区种植地域的变化规律。得出结论:盛唐产茶州共44个,晚唐产茶州114个;并运用图表分析总结了唐代茶产区分布特点规律:一是产茶州由聚集分布到广泛分散分布;二是产茶州由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扩大到各大水系流域;三是从经纬度上看,产茶区经度范围变化不大,纬度变化较大;四是由盛唐初步形成现今产茶区到晚唐全面形成现今四大产茶区。唐代茶产量根据零星文献,综合分析推测,得以窥见一斑,推测茶叶产量大约今制一亿斤、晚唐时茶叶亩产量远高于45.7斤/亩。第二部分是对唐代茶叶的具体列举分析,从行政区划、现今所在地、具体出处、与现今史料对比等方面具体考证唐代茶叶。结论表明:唐代名品荟萃、数量众多,共考证茶叶数达到181个,且唐代茶叶基本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剑南道、山南东道、淮南道及岭南道,共占总茶名总数84%;并与现引用最多论文《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对比分析,共增加名茶40个,但也存在14个名茶未能找到力证。第三部分主要是深入分析唐代茶叶发展的原因及历史意义,对经济、政治、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有分析,从唐代以前良好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基础,安史之乱是唐代茶叶的发展契机,社会各阶层人物倡导及影响,自然条件与水上交通等方面分析讨论其原因;从增加唐代财政收入,繁荣唐代文化艺术,促进唐代民族融合及邻睦关系,奠定中国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物质基础,推进了茶由物质符号逐渐转变成社会文化符号等方面探究其历史意义。唐代茶叶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其具体体现、发展原因及意义都难以面面俱到。每个章节择其要点具体论述,且每个章节界限分明但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结语部分简要概括本文观点并作出论述补充。
赵水静[7]（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陆晗昱[8]（2019）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流域文化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是研究古代丧葬民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墓葬等信息勾勒出某一历史时期丧葬活动的面貌,分析各种丧葬现象蕴含的观念和成因,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俗的传承和发展。唐代是继隋代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各种丧葬活动发展充分;唐代社会继承传统、吸收外来各方面的交流因素,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丧葬民俗。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流域面积广。唐代长江流域的地位至关重要,国家经济重心在唐代时移至长江流域,特别是隋唐长江文化的勃兴,使其在诸多方面独领风骚。探索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能更加清晰地勾画唐代长江上、中、下游广大地区丧葬活动丰富多彩的形式面貌,分析各区域间的丧葬习俗个性和共性特征,梳理丧葬观念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通过墓葬分析,探讨唐代长江上游的岷江地区、峡江地区,中游的荆江地区、湘江地区、赣江地区,下游的皖江地区、扬子江地区和钱塘江地区等地域的丧葬习俗。通过对各区域唐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类型和空间放置、墓葬装饰等墓葬信息内容的深入挖掘,总结唐代长江流域地域丧葬特征,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分析地域丧葬观念。在此基础上,梳理墓葬功能的演变,分析演变过程中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探索佛教、道教等宗教因素融入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情况,以及唐代社会丧葬礼俗互动等专题性问题。在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一章中,依次阐释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政区的沿革、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长江流域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传统,分析丧葬习俗存在的生态社会环境背景。第二、三、四章是以墓葬信息数据为基础展开的地域丧葬习俗研究。将长江流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唐代长江流域区域墓葬信息数据库,穷尽性地考察各区域唐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放置情况以及墓葬装饰中的砌式、墓砖纹饰、棺床、龛、窗棂、装饰性结构等墓葬信息,归纳总结各项内容的地域性特征,为避免因墓葬信息有限而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最大限度地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地域丧葬习俗特点。第五章探索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第一部分是在第二至四章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丧葬习俗共性特征。将唐代墓葬的丧葬功能置于墓葬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环境与观念同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墓葬装饰间的关系,阐述墓葬功能演变所呈现的共性特征。第二部分更为深入地探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研究中的个性化问题:佛教、道教因素在丧葬习俗中的反映和唐代丧葬礼俗互动问题。本文致力于以墓葬信息（1）为主要材料分析、考察断代区域性丧葬民俗,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唐代民间丧葬活动记载较少的材料缺憾,是对唐代丧葬民俗研究的重要材料支撑。本文不仅分析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还细致考察随葬品的空间放置特点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探讨墓葬墓壁、墓底砌式,龛的数量、形状、位置和作用等各项装饰性结构的丧葬功能,阐发墓葬信息的各个细节体现的丧葬文化与观念,联系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民族、宗教等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丧葬习俗的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总体而言,本文是基于丰富的考古资料展开的、视角较为独特的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系统性研究。
周兴[9]（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认为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周新年[10]（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二、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1）西江地区酋豪的崛起与岭南局势的变动（420-90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本研究的意义 |
| 五、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江地区酋豪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西江地区酋豪产生的地理原因 |
| 第二节 西江地区酋豪产生的政治原因 |
| 第三节 西江地区酋豪产生的经济原因 |
| 第四节 西江地区酋豪产生的文化原因 |
| 第二章 南朝岭南局势与西江地区酋豪的互动 |
| 第一节 宋齐时期岭南局势与酋豪初具规模 |
| 第二节 梁陈时期岭南局势与酋豪崛起 |
| 第三节 南朝政府对西江地区酋豪的经略 |
| 第三章 隋唐时期岭南局势变动与西江地区酋豪势力的演变 |
| 第一节 隋朝岭南局势与西江地区酋豪的政治态度 |
| 第二节 唐初西江地区酋豪势力继续发展 |
| 第三节 盛唐时期朝廷对西江地区的经略措施 |
| 第四节 唐中后期国力衰落与西江地区酋豪消亡 |
| 第四章 西江地区酋豪崛起与岭南局势变动的特点与思考 |
| 第一节 西江地区酋豪崛起与岭南局势变动的特点 |
| 第二节 酋豪崛起对岭南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西江地区酋豪崛起的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2）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传统文化复兴的政策支持 |
| 1.1.2 复兴射礼文化的时代意义 |
| 1.1.3 宋代射礼文化的历史定位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古代射礼文化的经典文献及相关论着 |
| 2.3 近代学者对宋代射礼文化的相关研究 |
| 2.3.1 宋代射礼文化的相关研究着作 |
| 2.3.2 宋代射礼文化发展演变的相关研究 |
| 2.3.3 射礼文化内涵和功能价值方面的研究 |
| 2.4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社会融入的研究 |
| 2.5 国外射礼文化相关研究和发展现状 |
| 2.6 综述小结 |
|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3.2.2 历史研究法 |
| 3.2.3 逻辑分析法 |
| 3.2.4 无结构访谈法 |
| 3.2.5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论证方法 |
| 3.2.6 实地考察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新时代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 |
| 4.1.1 德育价值:立德正己 |
| 4.1.2 体育价值:强身健体 |
| 4.1.3 美育价值 |
| 4.1.4 经济价值 |
| 4.1.5 文化传承价值 |
| 4.1.6 娱乐休闲价值 |
| 4.1.7 外交价值 |
| 4.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研究 |
| 4.2.1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 |
| 4.2.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 |
| 4.3 当代射礼复兴的实践活动 |
| 4.3.1 射礼仪式动作的制定 |
| 4.3.2 射礼师资培训活动 |
| 4.3.3 传统射礼赛事的发展 |
| 4.3.4 社会各界复兴传统射礼活动 |
| 4.4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困境 |
| 4.4.1 射礼理论体系亟待完善 |
| 4.4.2 新旧文化的碰撞 |
| 4.4.3 师资力量匮乏 |
| 4.4.4 群众基础薄弱 |
| 4.4.5 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射箭文化的轻视 |
| 4.5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4.5.1 构建完善射礼理论体系 |
| 4.5.2 组织举办传统射礼赛事 |
| 4.5.3 开设传统射礼相关课程 |
| 4.5.4 组织建设射礼兴趣社团 |
| 4.5.5 开展社区休闲射礼活动 |
| 4.5.6 建设体育旅游射礼项目 |
| 4.5.7 制作文艺传媒射礼作品 |
| 本章小结 |
| 5 结论 |
| 5.1 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 |
| 5.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5.3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发展困境 |
| 5.4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 1.2.4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 4.1.1 样本选定 |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坡度坡向 |
| 4.2.3 河流水系 |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3.1 传统民居 |
| 4.3.2 村落布局 |
| 4.3.3 历史环境 |
| 4.3.4 村落规模 |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4.1 建村年代 |
| 4.4.2 世居民族 |
| 4.4.3 语言与民系 |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4）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概念的厘定 |
| 1.2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二章 影响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的因素 |
| 2.1 充足的社会经济资源 |
| 2.2 生产技术的新发展 |
| 第三章 宋代湖南市镇的分布 |
| 3.1 宋代湖南市镇的区域分布 |
| 3.2 宋代湖南市镇分布特点 |
| 第四章 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的影响 |
| 4.1 有利于社会商品的流通 |
| 4.2 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
| 4.3 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基层的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南流江古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对南流江航运的研究 |
| (二)对南流江入海口——合浦港的研究 |
| 第一章 南流江自然环境 |
| 一、自然特征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象水文 |
| 二、水系主要河道 |
| 三、生态环境 |
| (一)林木丰富 |
| (二)野生动物繁多 |
| 四、优越的地域条件 |
| 第二章 南流江航运的发展 |
| 一、先秦时期南流江航运的起源 |
| (一)南流江流域的人类活动 |
| (二)南流江流域的稻作文化 |
| (三)航运起源 |
| 二、秦汉时期南流江航运的繁荣 |
| (一)造船业的发展 |
| (二)航运的发展 |
| 三、三国两晋至唐宋元时期南流江航运的开拓 |
| (一)水运网络的完善 |
| (二)航运的繁荣 |
| 四、明清时期南流江航运的起伏发展 |
| (一)漕运与商贸的兴盛 |
| (二)茂北运河的开凿 |
| (三)航运的衰落 |
| 第三章 南流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
| 一、长盛不衰的采珠业 |
| (一)合浦采珠的历史 |
| (二)采珠方法 |
| 二、漕运海盐的崛起 |
| 三、手工业的繁荣 |
| (一)青铜铸造业 |
| (二)陶瓷制造业 |
| (三)冶铁业 |
| (四)纺织业 |
| 四、流域内商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出现 |
| (一)钱币的出现和流通 |
| (二)商品的流通 |
| (三)城市的出现 |
| 第四章 南流江航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
|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合浦港的兴起 |
| 二、南流江流域出土的外来因素文物 |
| (一)奇石异物 |
| (二)玻璃制品 |
| (三)黄金制品 |
| (四)陶器 |
| (五)香料 |
| 三、南流江流域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 |
| 四、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
| (一)成为中外交流的纽带 |
| (二)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物质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及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缘由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唐代茶产区 |
| 1.3.2 唐代茶叶产量 |
| 1.3.3 唐代茶叶 |
| 1.3.4 唐代茶叶其他方面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难点 |
| 2 唐代茶叶产区与产量 |
| 2.1 唐代茶叶产区 |
| 2.1.1 盛唐时茶叶产区及分布特点 |
| 2.1.2 晚唐时茶叶产区及分布特点 |
| 2.1.3 唐代茶产区种植地域变化及规律 |
| 2.2 唐代茶叶产量 |
| 2.2.1 据文献直接记载推论 |
| 2.2.2 据茶税推论 |
| 2.2.3 据贡茶推论 |
| 本章小结 |
| 3 唐代茶叶品名 |
| 3.1 唐代关内道茶叶 |
| 3.2 唐代河东道茶叶 |
| 3.3 唐代河南道茶叶 |
| 3.4 唐代淮南道茶叶 |
| 3.5 唐代江南道茶叶 |
| 3.5.1 唐代江南东道茶叶 |
| 3.5.2 唐代江南西道茶叶 |
| 3.5.3 黔中道茶叶 |
| 3.6 唐代山南道茶叶 |
| 3.6.1 唐代山南东道茶叶 |
| 3.6.2 唐代山南西道茶叶 |
| 3.7 唐代剑南道茶叶 |
| 3.8 唐代岭南道茶叶 |
| 3.9 其他茶叶 |
| 3.10 唐代各道茶叶数量对比分析 |
| 3.10.1 唐代各道茶叶数量分析 |
| 3.10.2 与现有资料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4 唐代茶叶发展原因及意义 |
| 4.1 唐代茶叶发展原因 |
| 4.1.1 良好的历史基础 |
| 4.1.2 盛唐社会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
| 4.1.3 安史之乱是唐代茶叶的发展契机 |
| 4.1.4 社会各阶层人物倡导及影响 |
| 4.1.5 良好的自然条件与水上交通 |
| 4.2 唐代茶叶兴盛的历史意义 |
| 4.2.1 增加唐代财政收入 |
| 4.2.2 繁荣唐代文化艺术 |
| 4.2.3 促进民族融合及邻睦关系 |
| 4.2.4 奠定中国茶文化的物质基础 |
| 4.2.5 茶由物质符号转变成社会文化符号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关于“文化”的定义 |
| 2、“文化重心”与“文化中心”概念辨析 |
| 3、“五代十国”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主要内容与拟解决问题 |
| 3、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南北方的经济格局 |
| 一、北方经济的破坏与缓慢恢复 |
| 二、南方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 |
| 一、统治阶层的变动 |
| 二、农民阶层的新特点 |
| 三、商人阶层的壮大 |
| 四、市民阶层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官学与私学教育 |
| 一、官学教育的衰落 |
| 二、南方私学教育的兴盛 |
|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变化 |
| 一、中原诸朝科举 |
| 二、南方诸国科举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馆制度的延续 |
| 一、五代史馆设置状况 |
| 二、十国史馆设置状况 |
| 第二节 史馆的组织与管理 |
| 一、监修国史 |
| 二、史馆修撰 |
| 三、直史馆 |
| 第三节 修撰史书活动与成就 |
| 一、官方修史的成就 |
| 二、私家修撰的兴盛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学的地域差异 |
| 一、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南北文学的差异 |
|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状况 |
| 一、绘画艺术的变化与影响 |
| 二、书法创作的新动向 |
| 三、乐舞艺术的成就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原因 |
| 第一节 文化版图与分布格局的特点 |
| 一、晚唐的文化格局 |
| 二、五代时期的文化格局 |
| 三、南方区域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
| 一、唐后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 |
| 二、南方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
| 三、人口的迁移与分布 |
| 四、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及历史影响 |
| 一、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 |
| 二、文化重心转移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五代十国文化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 |
| 第二节 唐代长江流域政区沿革 |
| 第三节 唐代长江流域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长江上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岷江地区 |
| 第二节 峡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长江中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荆江地区 |
| 第二节 湘江地区 |
| 第三节 赣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长江下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皖江地区 |
| 第二节 扬子江地区 |
| 第三节 钱塘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共性与个性问题探索 |
| 第一节 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丧葬习俗个性化问题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江地区酋豪的崛起与岭南局势的变动（420-907）[D]. 胡美玲.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2]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D]. 逯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宋代湖南市镇发展研究[D]. 蒲艳婷.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5]南流江古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D]. 毛明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6]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D]. 罗岸芷.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3)
-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D]. 陆晗昱. 武汉大学, 2019(08)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