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衰退的文化药方（论文文献综述）
文扬[1]（2021）在《正在成形的中国特色发展主义》文中认为2020年,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在大疫全球流行,经济全球衰退,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战、技术战、口水战火花不断的多重冲击之下,再次成为全球唯一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个现实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超越所有西方国家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取得成功,颠覆了主流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欠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变迁路径实现追赶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构建的"新发展格局",相当于重建了世界发展主义的历史叙事。一种成功地综合了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各自优势的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正在逐渐成形。
杨春林[2]（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徐征[3]（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王伟[4]（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李洋[5]（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王森垚[6]（2018）在《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流派和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自由主义起源于17世纪革命时期的英国,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在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主义开启了基于自由权利观的契约论自由主义和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论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两大传统一方面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合理性,一方面为个人自由确立了基本标准;一方面适应了资产阶级在兴起阶段为突破封建秩序的束缚而对自由权利的诉求,一方面满足了资产阶级在发展阶段为进行资本积累而对自由市场的需求。两大传统相继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论证了自由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实现自由的外在保障,完成了自由主义大厦根基的建构。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只是一种理想形式。缺少政府的必要干预以及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等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自由主义故而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寄希望通过适当的国家干预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自由主义由此进入现代阶段。在现代自由主义阶段,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大理念相继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0世纪后的实践发展。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亦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始更加强调“国家”在经济调控、福利政策供给等方面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的不足,并带领资本主义走出了20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代表人物有格林（Thomas Hill Green）、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不同意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提出的国家干预型的政策主张和实践理念,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进而导致集体侵犯个人自由、干扰市场秩序等行为地发生。基于此,新自由主义将古典自由主义个人自由的核心理念拓展为一套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认为私有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避免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完美秩序,个人自由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新自由主义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大量方案和对策,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学者。虽然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期并未选择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政策,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下,经过30多年的理论发展,新自由主义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方案,并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世界多数国家选择的改革方案。在实践走向上,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首先被英美两国政府采纳,并在一段时间内初步带领两国走出“滞涨危机”。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契合了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条件,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内在理念需求,满足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意识形态支撑。基于此,以解决经济危机为契机,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支撑,发达国家为后发国家开出了看似“合理”的“改革药方”,配套出台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华盛顿共识”,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以提供贷款的方式诱导拉美等国放开市场,国际资本尾随其后。在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英美两国通过传播新自由主义,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尤其是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在剧变前后,引导这一地区采取了“休克疗法”等改革方案,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历史影响。论文通过梳理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历程,得出结论:上述国家和地区在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以后,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长期问题比较突出。可以归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形态有其合理之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来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具体政策主张,可以短期激发市场活力、吸引资本、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减轻政府开支,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其二,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只是发挥了缓解矛盾的改良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也无法避免由经济危机导致的诸如当下的民粹主义等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其三,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自由主义虽然为其提供了一套经济社会转型的“药方”,通过“三化”的改革措施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本的投资,激发了经济活力。但是,由于逐利本性的存在,金融资本造就了一批不负责任的食利者阶层,在无利可图之时,他们卷走了大量民族资本和社会财富,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再次陷入泥潭,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引起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对于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不仅导致上述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更动摇了人们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引发苏联解体不容忽视的因素。论文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历程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带领这些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和实现社会转型,反而是导致这些国家新一轮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学术理论和实践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但作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契合了资本扩张需求,符合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需求一致。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时,都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新自由主义提供的改革方案,而应该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可适当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些举措,同时尤其要防范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本文以“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为主题,主要包括五个组成部分。首先,在绪论中主要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前沿问题。第一章主要梳理和区分了自由主义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理清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两大传统,分析了当代两种自由主义的异同,呈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第二章介绍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情况,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及理论流派。同时指出,新自由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是资本主义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政策主张,是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展现。第三章呈现了新自由主义在英美、拉美和苏联剧变前后部分东欧国家的实践历史,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有弊有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出弊大于利的实践结果。新自由主义不仅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等问题的发生,导致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丧失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期,还严重干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影响其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地继续。第四章审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现状,指出新自由主义正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理论危机和难以摆脱的实践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是当下各国社会发展的首要政策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局部回到凯恩斯主义,还是以拉美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普遍寻找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面临着必须调整的局面。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亦无法克服资本追逐暴利固有本性,左翼力量的弱小,有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尚未形成,未来在很长时间内,新自由主义都有可能以各种“变体”的形式继续存在。第五章通过对以上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实践状况的考察结果所得的基本结论为依据,审视了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借鉴新自由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有益举措,也要警惕和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消极影响。只有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避免新自由主义“陷阱”。
张婷[7]（2017）在《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文中提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购买和合同外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受到诟病,引发了全球改革钟摆移动,英国进入了公共服务委托（Commissioning）阶段。对于英国由服务购买到公共服务委托的这种转变国内关注较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是如何出现的、政策框架如何、实施情况怎样等都缺乏系统分析。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放眼国际、立足自身,合理借鉴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规避市场化改革的陷阱,化解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本研究首先通过回顾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演变历程,将英国公共服务划分为政府主导、服务购买及公共服务委托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背景、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略分析,进而提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以服务购买阶段为基础,既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效果不彰的结果,也是新信息技术及全球经济衰退下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的必然要求。以这一演进历程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理念转变及理论支撑,提出公共服务委托具有以服务结果为关注点、服务实现过程的多主体参与、跨部门跨组织合作以及“能促型”政府角色的四大特征,体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整体性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理论以及供应链管理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是围绕服务结果达成的一套理念、制度安排以及行为过程的总和。政策框架是其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由管理体制、生产体系、政策对象子系统以及支持系统构成。服务需求与市场分析、服务规划与具体行动、服务评估与风险管理构成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实施过程。与服务购买阶段政府对外部力量的倚重不同,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强调不同政府部门与机构的职权配置与综合协调,以及宏观管理能力培养;以服务结果为核心目标,灵活选择生产途径;其受众超出了服务使用者,同时涉及一般民众、供应商、不同政府部门等。文章进而以英国伯明翰地方政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如何通过组织结构调整、职能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落实公共服务委托政策框架。配合相关实证研究,文章最后总结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借鉴。本研究认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出现是英国过去几十年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对公共服务新生态的能动适应,对服务购买阶段的理念与机制进行了扬弃,是全球性政府回归的表现形式之一。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在内化了服务购买阶段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实现了关注点由服务产出向服务结果的转变,完成了市场机制、官僚机制以及治理机制等多种治理机制的统一,政府、市场、公民携手共进保证最佳服务结果的达成。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对中国的启发在于打造能促型政府,对公共服务实现全过程抱有更宏观而开放的态度,善于利用技术的力量实现人民扶植福祉。
张楠[8]（2017）在《“新自由主义”VS.“国家主义” ——“蒋王论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台湾在政治、经济上都面临诸多压力。政治上,“退出联合国”及“台美断交”带来的冲击仍然余波未歇,党外势力不断挑战“戒严体制”,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合法性”正受到削弱。经济上,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滞胀”威胁、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所导致的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二元金融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爆发的蒋硕杰与王作荣的论战（“蒋王论战”）,正是台湾在面临经济与政治双重转型压力下所爆发的一场关于未来经济之路的论辩。“蒋王论战”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四方面:第一、稳定与成长孰更优先;第二、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开放民营等）;第三、“政府”角色定位（居于主导地位还是尽量减少干预）;第四、经济发展路线（先发展重工业重点部门还是根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循序渐进）。“蒋王论战”是自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论战。它的意义不光局限在经济论战本身——这是第一次囊括所有影响台湾经济政策制定及发展路线群体的公开辩论。在这次论争中,拥有金融实务经验的“本土”经济学者与在学术上极具权威海外经济学人“各拥其主”,形成鲜明的对垒。媒体在“蒋王论战”从学术论争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喉舌”,与当局有密切关联的民营报业巨头中时报系、联合报系及本土色彩浓厚的《自立晚报》不但对“蒋王论战”予以追踪报道,而且还不断发表社论,在将此次论战中的各种主张传播给大众的同时,还试图影响台湾民众乃至台湾当局。联合报系及《天下杂志》还多次邀请论战中涉及到的学人或“官员”开办座谈会,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工商业界不断在报纸上表明态度,普通民众也开始将经济政策讨论视为与自身利益相关进而向报纸投书。这次论战还引发了部分学者关于政治议题的关切,他们认为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议题范畴高度重合,希望讨论可以从经济议题发展到政治议题。“蒋王论战”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在台湾取得话语权的一个例证,即使是坚持“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挺王派”,在论战中也没有否认经济自由化存在的正当性。“新自由主义”此后逐渐成为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范式,而带有“政府”管制及“国家”干预色彩的“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甚至“凯恩斯主义”开始逐渐失去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更迭,也催生了台湾经济政策思维基于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本土化”——台湾当局经济政策制定的立足点由整个中国转向台湾本身,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想象”被逐步割裂。
尉捷[9]（2017）在《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研究》文中提出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国都和近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中药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一方面,在朝廷的调度下,将长江以南的各地军民迁移至京,另一方面,自发迁居的商人、工匠、官员家属及平民更是络绎不绝。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来自浙东的药材商人,尤以浙江鄞县（旧称宁波府）一带的药商为多,由此形成了京城药业的格局。清代,农业垦殖的扩张使野生药材资源日益匮乏,而对于药材的需求量却大幅增加。从乾隆年间开始,药材种植兴盛,为药材进入流通市场提供了条件。此时,在药材的主要产区出现了以药材为大宗交易品的市场,从事药材经营的帮客和行商逐渐形成规模,为北京中药业提供了充足的原药材。至民国时期,中药铺已遍布北平的大街小巷。那时人们看病求医不是去医院,而是到药铺诊病抓药。几乎每家药铺都有坐堂的中医大夫,甚至京城四大名医也会在药铺为百姓看病。当时药铺的经营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手工业的管理模式,而在经营过程中处处渗透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根据其经营性质可以分为药号、药行和药铺三大类,其中,药铺根据其规模和经营品种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兼营饮片调剂和制售成药的药店、专营特色成药的成药店和以饮片批发为主的药局。此外,还有经营特定药材的机构,如:参茸庄、阿胶庄、蜜店和从事鲜药经营的药农等。民国时期,北平城内的各个区域均有药铺的开设。从具体的地点看,多设立在商业繁华区。如前门大街、大栅栏、菜市口、东单、东四、西单、西四牌楼等地。而广渠门、安定门、德胜门、永定门外很少有大型药店的开设。崇文门外是药材行栈最集中的地区,因九门总税务署设于崇关,入城的药材商必先经过此地,因而形成了药材行栈的聚集区;药局的业务主要是将饮片批发给药铺,零售较少,因此亦多设立在药铺最集中的正阳门外和邻近的喜鹊胡同。参局则以杨梅竹斜街、骡马市、炭儿胡同、琉璃厂、西河沿数量最多。民国时期,北平的中药业规模较为稳定,中药商的数量始终保持在200家左右。由于北平地处内陆,又长期在封建统治者的直接管辖之下,思想相对保守,而中药业之发达程度为全国首屈一指,因而此时西药在北平远不及在上海、广东等港口城市或新兴城市受欢迎,西药业在与中药业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民国时期,北平的着名中药店众多,如同仁堂、西鹤年堂、万全堂、千芝堂、庆仁堂、长春堂等,每家药店各具特色,并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以其选料精纯、制作精细、配方详慎、对症服食能奏功效而信用昭着,成就了一段辉煌的经营史。民国时期,一个较大、较完备的中药店,一般是即有门市,后有加工作坊,并且经营一点批发业务。店员一般在四五十人以上。设经理、账房、门市、南北刀房、斗子房、丸药房、细料柜等部门。刀房、斗房、丸药房是中药生产加工的三个主要部门。刀房负责切制药材;丸药房主要制作丸散膏丹药酒等中药制剂;斗房负责供给柜房药斗子的饮片,三个部门的工作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大型中药店对中药炮制技术的每个细节,比如精选、净制、软化、切片、蒸、炒、炙、煅等环节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要求。饮片的切片及片型都是根据药材的质地、形态、炮炙、鉴别、美观的要求进行操作。按照刀具切制时中药材的位置分为斜片、顶头片;按照中药材的形状大、小、粗、细分为段、节片、块片;饮片形态和规格包括薄片、厚片、银圆片、蝴蝶片、如意片、柳叶片、马蹄片、骨牌片、盘香片、鱼子片、纽襻片、丝、立方丁、寸分节、团卷等多种固定规格,经营的饮片品种近1000种;丸散膏丹分门别类,药商均印有专册,方便病家按病索药或案册邮购。计有风痰、伤寒、瘟疫、暑湿、燥火、补益、脾胃、泻痢、眼目、妇科、痰嗽、气滞、疮科、小儿、咽喉口齿等15门,品种在400-500种左右。各大型药铺制售的成药,有较为统一配本,多由历代经典成方、验方化裁而来。药铺炮制饮片、制作丸散所需要的原料药材一般通过以下三种购进:一是从祁州（河北安国）庙会药材市场进货。每年冬、春,药铺都会派人赶赴祁州庙会,在市上采购药材,准备够一年用的药量。二是派人分赴全国各地选购道地药材,主要是贵细品种的药材,如人参、鹿茸等。三是从本市药行进货,由于价钱较祁州贵,不会大规模购买,多是临时补货用。民国时期,北平的药政管理法规由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部分互为补充,所管理的重点一方面是对于药商资格的审核,另一方面是对于药商所售药品的审核。在药商的监管上,细化为从事中西各药批发、门售及制药或调剂的药品营业者和摆设棚摊及店铺、住户兼售、寄售、代售或携药游行的零售药商两类区别管理。在药品的监管上,细化为有方可籍的中国古方成药和需要化验才能发给许可证的其他类成药分别管理。对古方成药的管理,细化为附入药行公会的药商和未入药行公会的药商分别管理,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管理网络。并始终秉持着通过审核、化验发给证照给予合法地位,通过卫生稽查进行监察,通过罚款、没收药品、停业和吊销执照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管理思路。同时,在这些法规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稽查警员的不足、缺乏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简陋、封建社会遗留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财政对于卫生行政事业的支绌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药政法规流于表面,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起到对药业的促进和变革作用。不断向药商收取的各种证照费、化验费亦成为了卫生行政机构运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和中药业从业者的沉重负担。从工商业取得之税收是统治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同业公会,将某一行业的从业者全部网罗进来,方便了统治者对其监督管理,征收各种税费。民国时期,北平国药业同业公会便承担了上传下达的药业管理工作。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和西药的大量输入,民国时,传统的中药业日益遭到诟病,处境岌岌可危。为了维持中药业的生存,人们纷纷开始寻找并探索中药的改良之路。首先从人才培养方式上进行了革新,由北平市国药业同业公会创办了中药业的第一所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其次,中药业的经营者开展了以科学方法研究国药的尝试。如:同济堂药店的经理刘翰臣主持创办了“国产药品化验研究社”。第三,是将国外已经研究发表的中药,赓续实验研究,并从事生产制造。如:赵燏黄开办的新亚药厂北平分厂,生产麻黄素。第四,模仿西药,对传统中药剂型进行了科学化的改良。如:尹伊大药房仿制西法做成的汤剂与西药之酊剂无异。
董在东[10]（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二、经济衰退的文化药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衰退的文化药方（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
|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 |
| 三、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 |
| 一、左与右的划分 |
| 二、民族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
|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 |
| 三、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区分 |
| 第二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历程 |
| 一、边缘化阶段(战后到八十年代末) |
| 二、转型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 |
| 三、全面崛起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 第二节 西欧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一、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党 |
| 三、中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分析 |
| 一、选民性别分析 |
| 二、选民年龄分析 |
| 三、选民受教育程度分析 |
| 四、选民职业和阶级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 |
| 第一节 数字革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技术动因 |
| 一、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重塑 |
| 二、西欧政党政治的数字化变革 |
| 三、数字革命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经济的不平衡 |
| 二、欧洲一体化、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
| 一、低失业率背后的中产阶级萎缩 |
| 二、移民问题与难民危机的冲击 |
| 第四节 认同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文化环境 |
| 一、文化本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
| 二、欧洲穆斯林问题与文明的冲突 |
| 三、欧洲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冲突 |
| 四、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革命 |
| 第五节 民主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条件 |
| 一、非理性的政治人 |
|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左右翼的趋同 |
| 三、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衡 |
| 第四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与行动 |
| 第一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 |
| 一、“人民”与“精英”:平民主义与反建制 |
| 二、“我们”和“你们”:排外主义与反移民 |
| 三、“固有”与“外来”:本土主义与反多元文化 |
| 四、“本国”和“他国”:孤立主义与反一体化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 |
| 一、以魅力型领袖为活动轴心 |
| 二、以中下层选民为争取目标 |
|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有力工具 |
| 第三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 |
| 一、参加竞选活动 |
| 二、参与政府组阁 |
| 三、推动全民公决 |
|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生态 |
| 一、加速了左翼政党的衰颓 |
| 二、引发了右翼政党的迷茫 |
| 三、改变了政党竞争的形态 |
| 第二节 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倾向 |
| 一、移民政策 |
| 二、福利政策 |
| 三、经贸政策 |
| 四、外交关系 |
| 第三节 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
| 一、欧盟框架下疑欧力量的增强 |
| 二、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的变化 |
| 第四节 挑战了多元主义民主价值 |
| 一、侵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 |
| 二、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文化冲突 |
| 三、助推了大众抗议的泛滥流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稳健性检验 |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 5.3 拓展研究 |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 7.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4）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的起源 |
| 二、自由主义的观念 |
| 三、自由主义的主张 |
| 四、自由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古典自由主义 |
| 一、社会契约论 |
| 二、功利主义 |
| 第三节 现代自由主义 |
| 一、新的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 |
| 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 |
| 一、时代机缘 |
| 二、理论兴起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 |
| 一、时代变化 |
| 二、理论拓展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质 |
| 一、资本主义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 |
| 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政策主张 |
| 三、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展现 |
|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的实践 |
| 一、不断推进的私有化进程 |
| 二、推崇金融自由化 |
| 三、推出“华盛顿共识” |
| 四、利弊同现的实践后果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 |
| 一、多方推动的传播背景 |
| 二、从“贝克计划”到“布雷迪计划” |
| 三、从私有化到自由化 |
| 四、弊大于利的实践后果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对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影响 |
|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 |
| 二、“500天计划”消解经济体制 |
| 第四节 新自由主义对俄罗斯和苏联解体后的部分东欧国家的实践影响 |
| 一、“休克疗法” |
|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 |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走出理论危机的尝试 |
| 一、不可避免的理论冲突 |
| 二、摆脱危机的审视与回应 |
| 第二节 突破实践困境的探索 |
| 一、难以逾越的实践缺陷 |
| 二、弥补缺陷的探索和努力 |
| 第三节 未来前景与可能走向 |
| 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尚需壮大 |
| 二、西方国家有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尚未形成 |
| 三、左翼运动尚未形成对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的挑战 |
| 四、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 |
|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选择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
| 一、初期传播出现自由化苗头 |
| 二、中期扩散引起私有化主张 |
| 三、后期审视形成理性认知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为改革开放拓展了视野 |
| 二、试图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试图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四、试图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 |
|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 |
| 二、新自由主义困境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
| 三、中国应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立题旨意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词源词义分析 |
| (二) 学术概念分析 |
| (三) 政策内涵分析 |
| (四) 本文的概念界定 |
| 三、文献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文献评价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阶段 |
| 一、背景:战后重新、经济复苏与福利认知转型 |
| 二、特征:垄断化、官僚供给与公民权利要求 |
| 三、挑战:效率挑战、财政危机与公民参与难题 |
| 第二节 服务购买阶段 |
| 一、背景:新公共管理改革 |
| 二、特征:分散化、市场供给与消费者主权 |
| 三、挑战:碎片化、问责难题与改革副作用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委托阶段 |
| 一、背景:政府回归、服务个性化与儿童服务系统改革 |
| 二、特征:整合化、合作供给与积极公民 |
| 三、内涵 |
| 第三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 |
|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二节 供应链管理理论 |
| 一、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三节 公共价值理论 |
| 一、公共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对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理论支撑 |
| 第四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政策框架 |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
| 一、原则:综合协调 |
| 二、活动主体及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供给体系 |
| 一、核心目标:服务结果 |
| 二、供给途径 |
| 第三节 政策对象子系统 |
| 一、政策对象的特征:多样而能动 |
| 二、政策对象的构成及贡献 |
| 第四节 支持系统 |
| 一、人力资源系统 |
| 二、信息系统 |
| 第五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需求评估与市场分析 |
| 一、需求评估概述 |
| 二、需求评估的组织与实施 |
| 第二节 服务规划与具体行动 |
| 一、选择服务结果实现机制 |
| 二、服务采购 |
| 三、市场塑造 |
| 第三节 服务评估与风险管理 |
| 一、服务评估 |
| 二、风险管理 |
| 第六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内在挑战 |
| 第一节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经验总结 |
| 一、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 |
| 二、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 |
| 三、注重利用新信息技术 |
| 四、综合使用不同机制 |
| 第二节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内在挑战 |
| 一、实施效果不理想 |
| 二、政府能力有待提升 |
| 三、前景仍不明朗 |
| 第七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的背景 |
| 一、伯明翰政府概况 |
| 二、伯明翰老年服务概况 |
| 第二节 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的做法 |
| 一、加强情报与数据工作 |
| 二、提升公民参与 |
| 三、加强普遍及预防服务 |
| 四、改进复杂及法定服务 |
| 第三节 改革成效及问题 |
| 一、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的成效 |
| 二、伯明翰公共服务委托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三、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
| 第八章 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借鉴价值 |
| 一、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一) 打造“能促型政府” |
| (二)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
| 二、拓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 (一) 重视服务使用者/公民 |
| (二) 构建部门间协同合作机制 |
| 三、打造服务供给的循环周期 |
| (一) 重视需求评估 |
| (二) 加强公共服务实现过程的评估 |
| 四、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译名对照表(重要术语、地名与缩略语) |
| 附录2: 访谈对象信息表 |
| 附录3: 图表目录 |
（8）“新自由主义”VS.“国家主义” ——“蒋王论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蒋王论战”之缘起 |
| 第一节 论争背景 |
| 第二节 “蒋王论战”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蒋王论战”之过程及其焦点 |
| 第一节 论战过程 |
| 第二节 蒋硕杰与王作荣的争论焦点 |
| 第三章 “各拥其主”:台湾学界在“蒋王论争”中的选择 |
| 第一节 论战态势 |
| 第二节 论战中的派别和主张 |
| 第四章 学术争论社会化:各界对“蒋王论战”的态度 |
| 第一节 民营媒体在论战中的表现 |
| 第二节 “政府”喉舌:《“中央”日报》对相关议题的态度 |
| 第三节 工商业界对蒋、王主张的基本态度 |
| 第五章 “蒋王论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经济自由化思想的向下传播 |
| 第二节 台大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堡垒开始形成并发挥其权威影响 |
| 第三节 由“经济论战”到“政治辩论”? |
| 第四节 施政方向转向“经济自由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研究综述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北京中药业的历史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经营机构及类型 |
| 一、药号(药庄) |
| 二、药行(行栈) |
| 三、药店(药铺) |
| (一) 兼备饮片调剂和制售成药业务的药铺 |
| (二) 专门制售一种或几种成药的成药铺 |
| (三) 专营饮片批发的药局 |
| 四、参局、胶庄 |
| (一) 经营人参、鹿茸、燕窝的参茸庄 |
| (二) 阿胶庄 |
| 五、鲜药、草药、山货 |
| 六、其他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地理分布及营业规模 |
| 一、北平中药业地理分布的形成及历史原因 |
| 二、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规模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北平的着名中药店 |
| 一、西鹤年堂药店 |
| 二、万全堂药店 |
| 三、长春堂药店 |
| 四、千芝堂药店 |
| 五、庆仁堂药店 |
| 六、德寿堂药店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生产与经营-以西鹤年堂为例 |
| 一、民国时期北平西鹤年堂的生产加工 |
| (一) 刀房的主要工作 |
| (二) 斗房的主要工作 |
| (三) 丸药房基本情况 |
| 二、原料采购与储存 |
| (一) 原料验货 |
| (二) 原料入库 |
| (三) 鹤年堂鹿圈的情况 |
| (四) 鲜药 |
| 三、西鹤年堂的服务与销售 |
| (一) 柜堂的待客区 |
| (二) 柜堂里的服务人员占字先生 |
| (三) 首创统一工作服制度 |
| (四) 抓药的规矩 |
| (五) 鹤年堂的销售策略 |
| 四、员工的工资制度 |
| (一) 后院制药工人的工资 |
| (二) 前柜占字先生的工资 |
| (三) 鹤年堂员工的年终奖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药材来源地——安国 |
| 一、安国简况 |
| (一) 安国的历史及地理位置 |
| (二)民国时期安国的水陆交通 |
| 二、安国药市之来历及与药王庙之关系 |
| 三、民国时期安国的药材交易 |
| (一) 安国药行 |
| (二) 帮商 |
| (三) 药行经手人 |
| 四、安国药市的衰落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管理 |
| 一、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外部管理——卫生行政机构 |
| (一) 民国时期卫生行政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民国时期药政管理法规框架的构建和变迁 |
| 二、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内部管理——国药业同业公会 |
| 第八章 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科学化改良 |
| 一、民国时期的中药改良思潮 |
| 二、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的改良实践 |
| (一) 中药业人员培养方式的改良——北平中药讲习所的设立 |
| (二) 以科学方法研究国药的尝试——国产药品化验研究社 |
| (三) 将国外已经研究发表的中药,赓续实验研究,并从事生产制造 |
| (四) 仿照西药,对传统中药剂型进行了科学化的改良 |
| (五) 尝试药材的科学化种植 |
| 附录 |
| 附录1: 民国二十四年(1935)《北平旅行指南》所载着名成药店一览表 |
| 附录2: 药品仿单及成药检查请求书实物图片 |
| 附录3: 宣统年京师药行商会众号一览表 |
| 附录4: 民国时期北平药政管理法规汇编 |
| 附录5: 重建药行公馆碑记 |
| 附录6: 各年代药商执照、成药制售执照实物图 |
| 附录7: 新药业、国药业自肃药品价格表 |
| 参考文献 |
（10）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由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理由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的研究 |
| 二、关于次贷危机后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概述 |
| 一、次贷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概述 |
| 一、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欧元区国家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三、英国与德国的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美国短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助华尔街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美国救助汽车行业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财政悬崖”及债务上限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量化宽松政策的由来和发展 |
|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长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市长期应对手段的主要内容 |
| 二、美国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长期财政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四章 欧盟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欧盟各国救市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欧盟各国短期提高流动性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欧盟各国中期加强财政整顿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欧盟各国长期结构调整及欧元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欧盟国家和社团应对救助危机政策的分歧 |
| 一、德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二、英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三、欧洲社团主义的态度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五章 关于危机外因——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自由放任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六章 关于危机内因——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
| 二、功利主义的观点 |
| 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公平优先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七章 关于危机后果——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资本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伦理论争 |
| 一、资本主义前途黯淡派的观点 |
| 二、资本主义前途改良派的观点 |
| 三、资本主义前途乐观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价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
| 一、危机应对政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二、危机成因认识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三、危机后果研判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评析 |
| 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特征与积极性 |
| 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趋势与局限性 |
| 第三节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
| 一、关于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
| 二、关于危机后社会经济伦理思想调适的启示 |
| 三、关于新常态下的财富伦理观变革的思考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经济衰退的文化药方（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在成形的中国特色发展主义[J]. 文扬. 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 2021(02)
-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3]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4]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D]. 王森垚.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英国公共服务委托 ——政策框架与实施过程[D]. 张婷. 厦门大学, 2017(02)
- [8]“新自由主义”VS.“国家主义” ——“蒋王论战”研究[D]. 张楠. 南京大学, 2017(01)
- [9]民国时期北平中药业研究[D]. 尉捷.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4)
- [10]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