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高欣^[1]（2021）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文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为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不忘根基、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并且必然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可以说,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必然性,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等方面看,“双创”是必须的、必要的;同时,“双创”也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和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当前,“双创”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机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机遇等;当然,“双创”也会碰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等一系列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双创”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文性与科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好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双创”;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齐心戮力的协调机制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做好国家顶层设计、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实现“双创”途径的多样化,切实增强其实效性;必须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规律性,严格遵循需求内驱律、实践推动律、挖掘保护律和融合创新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王晓娜^[2]（2021）在《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文中认为人与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双重的建构关系,人改变着空间,同时空间也在塑造着人。把握人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当下人们在跨空间交流中确认自我定位的重要途径。空间作为裘帕·拉希莉笔下印裔移民群体建构自我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的变化扭转了移民群体的思维模式。因此从空间角度出发去解读拉希莉作品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不同空间层次中对于自我的认知与追寻,从而揭示出拉希莉作品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下文化全球化空间下人如何处理自我与空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思考与启发意义。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四部分。绪论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裘帕·拉希莉及其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指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最后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进行阐述,进而指出本研究的可行性。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拉希莉创作中的物理空间内涵。物理空间的转变与位移在拉希莉作品中有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着作品人物个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本章以“美国”和“印度”两个主要地域空间为主,从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去探讨移民群体对于这两个地域空间的情感态度,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这两者之间的挣扎、迷失与痛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印裔移民群体在构想的空间中所进行的自我追寻的实践。他们试图通过符号化的“想象的空间”来重建集体文化身份以对抗主流文化压迫,或以此作为自身融入主流文化的入口,来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那些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能够调整自我思维并成功重塑自我,获得自我主体意识的移民个体,进而探寻移民群体在跨空间交际中应秉承的理念与方式以及作者对二元论思维模式地突破和对多元化思维观念地呼吁。第四部分旨在探讨拉希莉作品中所蕴含的空间观念给我们当代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启发意义。社会全球化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空间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空间的转换更是促使着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全球化社会中,人们只有树立个体的空间意识及多元开放的空间观念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获得自我的空间定位。结语部分总结了从空间维度出发去探索拉希莉笔下人物在空间转换中自我认知的变化对于解读拉希莉作品的重要意义。

佀咏梅^[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探索中推进,在推进中日益成熟,不仅丰富了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也推动文化民生建设在多方面展开,取得了卓越成绩。同时,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文化民生建设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探寻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推进文化民生建设的措施,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民生建设展现出来的重大意义,并系统总结文化民生建设的经验,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构筑民族精神家园的需要;不仅是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而且是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特定的现实需要、理论依据和历史前提的。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在动力。虽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文化民生建设”这一概念,但是经典作家的思想中一直包含着文化民生建设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人的需要理论、文化发展的人民主体性思想是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致力于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并通过文化民生建设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并不断丰富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文化民生建设从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出发,在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为民族凝聚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家园,进而孕育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并培育高素养的国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终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归宿。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中,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公共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注重群众的文化娱乐休闲需要、引导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并以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文化是否繁荣兴盛作为文化民生建设效果的评判标准。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深入推进中逐步建立了动力机制、评价反馈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长效机制。文化民生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改革赋予动力。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也解放了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人,激发了人在文化创造和享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保证文化民生建设的成效以及建设的深入推进,探索建立了文化民生建设的评价反馈机制,通过多方参与,形成文化民生建设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为保证人们在文化民生建设中的各项权利,出台各项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文化民生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各项机制的配合互动为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提供了保证。但是,文化民生建设要出实效,还需要运用多元化的载体,探索具体推进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运用文化惠民工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网络信息化事业作为文化民生建设的载体,并以这些载体为基础,通过植入政治仪式、融合地方文化资源、利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利用文化新业态等具体形式,推进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基本文化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多元文化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党的文化民生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文化民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有效供给不充分、主体需求释放不充分、法律保障不充分;文化民生建设理论指导实践的力度不足、内容创新力度不够、资源整合不深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文化民生建设水平、思想多元化对文化民生建设的冲击以及文化人才队伍的质量影响文化民生建设效果。因此,要继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预判力、引领力和整合力,培养适应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和文化强国需要的高质量文化人才队伍,改革文化民生建设的财政投入路径,并且要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意义深远、经验丰富。在理论上,党的文化民生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在实践上,文化民生建设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对于筑牢民族复兴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表现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党的领导统领文化民生建设,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民生建设协调推进,以经济发展奠定文化民生建设的基础,通过文化民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才保障;始终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并积极运用市场的力量,吸收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其是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要求提高文化民生建设的水平;始终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回归文化育人化人的本质,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党的文化民生建设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决定了对文化民生建设的研究没有终点。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特点的研究,并深入研究文化民生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探索文化民生建设的规律。通过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研究推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深入,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智赋能赋力。

沈倬丞^[4]（2021）在《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水平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根本举措,并引领着我国当前基础教学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高中俄语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肩负着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历史使命,俄语课程不仅要帮助学生获得走向世界的语言基本技能,还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这一途径去了解外部世界,理解多元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成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和开阔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2018年1月,我国颁布了新版《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提出“高中俄语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充分发挥俄语课程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核心思想。三年多来,《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框架下的“核心素养培养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已建立或还需要哪些完善机制”等问题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也成为当前我国俄语教育界的研究热点和核心论题之一。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学习离不开对于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它承载着从目的语文化视角整合文学、地理、历史、文化等跨学科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异域文化,进而发挥认识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俄语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能理解文化多元性,具有开放包容意识以及“和而不同”价值观的人才,更需要培养能在跨文化交际中传播中华文化的公民。为此,高中俄语学科依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核心素养框架下提出“文化意识”要素,将其与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共同整合成学科核心素养。这也对教育工作者正确认识文化意识培养的内涵和重要性,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并开发适配新理念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人的全面发展观”为指导,以高中俄语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为切入点,在维果茨基教育与发展的“文化历史观”引领下,依据《高中俄语课程标准》,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全球素养框架》构建文化意识培养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并依据该观测体系编制调查问卷和课堂观察量表,据此对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状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化的培养建议,力求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为俄语学科文化教学和核心素养培养提供有益参考。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陈述研究方法,设计研究基本步骤和整体框架,确立了基础研究、实证研究以及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三个部分,共七章内容。基础研究包括文献综述、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文献综述主要阐述中外学界在核心素养及培养、文化意识概念及内容方面的研究。梳理外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和研究成果,提出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研究的状况和趋势,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概念界定着重探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本文研究的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在文化意识范畴内梳理文化、意识和文化意识概念,辨析与之内涵相近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概念,为后续研究统一概念基础;理论依据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为基本理论,将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作为文化意识培养总体依据,从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言语活动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相关理论作为具体教学建议提出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由第四、五、六章构成,它承接论文基础研究并为结论构建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主要剖析《高中俄语课程标准》中对文化意识的内容描述、核心素养水平划分和学业质量水平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整合成具体化、结构化内容体系,借鉴《PISA全球素养框架》相关内容确定60个具体观测点,作为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依据;第五、六章依据所构建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对我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所高中40节俄语课程进行课堂观察,获取当前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状况的一手资料,借助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结论,为论文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剖析文化意识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的原因,提出研究结论。依据研究结论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既有综合性又有针对性,既有宏观方向性又有微观可操作性的培养建议。

李娜^[5]（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管晓婧^[6]（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王南芳^[7]（2021）在《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并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六个层层递进的词语来形容文化自信,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也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自信的提出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协调,“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尤其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各种各样的不良社会思潮使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剧烈冲击。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根不稳”、“魂不定”,将会动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砥砺奋进的思想基础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坚定文化自信,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塑造力、生产力、防御力,有助于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实现从文化不够自信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必须通过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艰苦的文化自信培育实践,而关于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正是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研究文化自信培育是对当前中国文化不够自信的理性审视,也是对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学术回应,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信水平,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又能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意义十分显着。文化自信培育是指在深刻掌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依靠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方法开展的文化育人实践活动,以期实现增强我国社会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目标,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培育围绕文化育人实践活动展开,与文化自信的重构、重塑、重建的形成机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长点和落脚点是培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等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对文化自信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需要。文化自信培育的展开始终依靠人、围绕人并服务人。依据人在文化自信培育中地位、任务、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文化自信培育的主体划分为文化自信培育者和文化自信培育对象,这是文化自信培育最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自信培育者肩负着教育引导培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神圣使命,必须具备过硬的知识素质、良好的能力素质、健全的人格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虽然文化自信培育具有人民性,应该面向全体中华儿女展开,但也应该有重点,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将青少年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点对象,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对象,网络大流量群体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特殊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文化自信培育者与文化自信培育对象在实践交往中要秉承平等性、亲和性、发展性的交往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革命文化自信培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三个方面构成的系统。从结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是基础内容,革命文化自信培育是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是核心内容。从层次来看,按照从低到高的原则,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和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其中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基础层次,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中间层次,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最高层次。从当前的培育状况来看,我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高,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认同、低认知的现实反差,要求我们不仅要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而且要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要素完整、结构协调和层次科学。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桥和船。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实践的完备化、效果的优质化、制度的常态化,必须遵循“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的古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研究。随着文化自信培育的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线上方法与线下方法、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的综合使用,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日益呈现协同性、互补性、同构性等特征。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由哲学方法、原则方法和具体方法构成的层次分明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的哲学方法,起到最根本的作用。主导性与多样性相互补的原则、平等性与层次性相协调的原则、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促进的原则、渗透性与协同性相共生的原则、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原则方法,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的基本准则。用理论点亮文化自信、用实践养成文化自信、用文艺滋养文化自信、用网络传导文化自信、用制度保障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中要创造性地选择和运用。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指影响文化自信培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按照范围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按照外延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按照形态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按照作用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从结构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构成要素,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体系的完整性;从功能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感染、导向和强化功能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目标的达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对文化自信培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科学分析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机遇与挑战,提高化危为机的能力。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指导,秉承实事求是、方向一致、协同共振、循序渐进的优化原则,努力建设繁荣有序的经济环境、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温馨乐学的家庭环境、风清气正的学校环境、文明有礼的社区环境、高效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有效应对危机中抓住新机、开拓新局,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优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开展下去,有效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

欧阳秀敏^[8]（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应当顺应新时代发展变化而需要深入探析的“新课题”。说它“老”,因为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孕育与诞生以来就已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逐步探索并不断丰富着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说它“新”,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时代新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新时代命题的提出,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价值定位、对象特征、领域载体、实践目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如何基于守正创新的原则,处理好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中“变”与“不变”的关联问题?如何围绕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把牢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如何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的认同、自信与践行?如何立足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特征与成才需要,以革命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助力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实践,从而真正培养出既堪担为人民谋幸福、民族谋复兴之大任,又具有国际情怀的时代新人?这些显然都是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都具有理论解析的必要性和实践探索的紧迫性。从本质上看,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应当在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两大目标的基础上,解答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此,研究需从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实践、现实境况、实践目标、特征原则和实施路径等方面加以阐释。在理论基础上,文章利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从源头上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教育思想和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理论品格、核心要义和价值旨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论述。由此,以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和时代创新性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奠定坚实的论证基础。在历史实践上,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以革命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的主要做法,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在现状分析上,文章在对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认知、认同、自信、践行以及具体的教育情况展开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并提出了其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基于此,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因分析。在路径建构上,文章基于“时移备变”的理念,在探析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目标、特征、原则的前提下,明晰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运行机理,进而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强调要通过打造革命文化教育的“全课程”育人体系、“多样式”实践平台和“常态化”发展模式,构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具体路径。总而言之,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是一项融合着“古”与“今”、“内”与“外”、“魂”与“体”、“显”与“隐”、“主”与“次”、“旧”与“新”等辩证逻辑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工程对于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积极融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发展的时代性诉求和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实践性需要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是既能够彰显时代价值,又极有必要在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析的新时代的“新课题”。

周颜玲^[9]（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王曦^[10]（2019）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身份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可释义为认识主体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的认知与意识,表征为对“政治—制度”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是对国家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双向认同。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相较于政治层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时,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使文化能够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助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必然存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铸就了“多元”与“一体”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并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领导核心,在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中,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性得到充足发挥,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加强。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了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以此来作为文章的逻辑主线。国家认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第二,问题导向。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问题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身份多元性与认同多样化的互动问题,并分析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从中发掘产生问题的文化因素。第三,逻辑建构。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是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认同建构的层次性。第四,结论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从不同层次分析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建构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是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其文化理路体现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具有长期性,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必然长期存在。本文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艰巨性出发,从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的内涵可体现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预示着文化实践能够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局部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分为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形式。最后,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三种文化对三种认同建构的推动作用,并可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其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旧重视国家认同问题,继续发挥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发掘其基本规律,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现实价值,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二、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D]. 高欣.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D]. 王晓娜.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D]. 佀咏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D]. 沈倬丞.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王南芳. 湖北大学, 2021(01)
• [8]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D]. 欧阳秀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
• [9]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10]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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