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黄锦南[2]（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刘爽[3]（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彭昕[4]（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沈丁心[5]（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崔向平[6]（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转型,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盛行、特朗普的上台等“黑天鹅事件”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中美战略格局由接触合作向遏制竞争方向转变日益加剧。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国的加速崛起,以及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欧盟各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与中国的发展差距正在被不断拉大,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有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行,失业率不断上涨、国内游行时有发生、种族问题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来临等新时代的诸多新变量,正在改变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甚至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格局。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都将面临一个更加严峻和复杂的新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特朗普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当选,其对华政策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政策性课题。由于特朗普采取“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思路,若想充分解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脉络,本文从四个层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台背景进行全面和系统探究,又从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目标进行层次分析。具体而言,在政治目标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充分利用盟友,不惜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一方面保障自己减少了军费支出,另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最终来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在经济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为前阵,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内核,试图打断中国科技崛起的节奏,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并尝试与中国经济脱钩。在文化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为由,综合防范且有限阻断中美文化交流,精准防范中国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类的文化传播。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权力资源是政府内党派共识及政策精英的团结以及国内社会部分团体的默认和积极配合,特朗普善于活用“以压促变”等手段,以高压姿态逼迫中国妥协,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关键领域实施有效管控,为把知识产权保护打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构建加固了美国技术转让壁垒,稳固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充分防止了中国在技术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进而拉大了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有效防范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本项研究从全球、地区、单元和个人四个层次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维度。从全球层面上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遏制中国经济和中国科技发展;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最后,特朗普政府在舆论上大肆针对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陷中国,还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政策曲解为“锐实力”,并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将责任推给中国。从地区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优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让盟友承担更多军费,使其更符合“美国优先”的逻辑。同时,加大力度拉拢印度,试图在印太框架下编织遏华网络。从单元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华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战略遏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体现在借“修例风波”破坏香港政治生态环境,在台海地区活用台湾牌,并企图借民族问题从内部瓦解中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抗。不断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妄图使中国陷入自顾不暇的困境,从而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从个人层面上看,特朗普本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其商人出身的背景使其更加善于运用“对等外交”与“强人政治”等各种博弈手段。此外,还对特朗普“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强人政治”进行了重点剖析。最后,论文围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实施方案、政策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等方面展开综合评估,并将重点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手段和结果拟定为考量和评估的重点,具体将围绕政策实施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和比对政策成效与既定政策目标,进而考量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政策手段的本身进行评估,并从安全、经济、政治三方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特朗普下台后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姜雪[7]（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成向东[8]（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高绰璟[9]（2020）在《双层博弈视角下印度退出RCEP谈判的动因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发起于2012年11月。2020年11月15日,前后跨越8年,历经4次领导人会议、22次部长级会议和31轮正式磋商后,15个国家在第四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前印度作为最初的成员国之一在2019年11月“主动”选择退出,这一举动引发舆论热议,围绕印度缘何退出RCEP也有着诸多猜测。学界重点以中国因素、经济因素、国内政治因素为角度进行探讨,并从历史经验和贸易保护传统出发,对印度退出RCEP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双层博弈理论是关于国际谈判的经典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于1988年首次提出。该理论为国际谈判中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建立起一个分析框架,从而打破了单一层次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学者对理论作了进一步拓展,不断丰富双层博弈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双层博弈理论的内在逻辑可通过四组概念,分别是:“两个棋盘”、“两个阶段”、“获胜集合”与“首席谈判代表”。本文运用双层博弈的分析框架研究印度退出RCEP的动因。本文认为,造成印度“退出”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国内的“获胜集合”的规模过小,无法满足印度同其他参与RCEP谈判的国家达成共识的需要。过小的获胜集合规模与印度的贸易保护传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等密切相关。坐在国内、国际两个棋盘间的莫迪政府斡旋于RCEP国家与印度之间,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一度获得了来自他国的让步。但受制于相当有限的国内获胜集合,最终印度选择与RCEP背道而驰。
时佳希[10]（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研究指明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二、《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视角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15-18世纪欧亚大陆“罗马城市”图像的研究语境 |
| 一、葡萄牙“罗马城市”景观研究 |
| 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景观研究 |
| 三、澳门城市图像的跨文化研究 |
| 第五节 问题的提出:罗马圣城景观在里斯本、果阿与澳门? |
| 第一章 、七丘: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罗马早期的山地景观及其演变 |
| 一、“七丘”的建立 |
| 二、城市形象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七丘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理想形象 |
| 一、尼古拉五世的“理想城市”图形式规划 |
| 二、利奥十世时期的“重建罗马”建筑计划 |
| 三、耶稣会与保罗三世时期的高地建设 |
| 四、世界的形象:新时期的“七丘之城” |
| 第三节 又见罗马?——圣城景观的转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里斯本的山城建设与“水上罗马”的形象 |
| 第一节 背景:葡萄牙的“山城”传统与大航海时期的形象改造 |
| 一、山城传统与基督教的空间理念 |
| 二、高地与内城建筑、道路体系 |
| 三、高地防御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里斯本山城的早期“罗马化” |
| 第三节 曼努埃尔一世的理想城市与高地重心转移 |
| 第四节 若昂三世的“重建罗马”与“七丘之城”形象 |
| 一、罗马教廷与罗马城市图像的影响力 |
| 二、奥朗达的“重建罗马”城市改造 |
| 第五节 水上的罗马:若昂五世时期的“形象转变” |
| 一、耶稣会的高地争夺战 |
| 二、菲利波·尤瓦拉的里斯本“新罗马”计划 |
| 第六节 结束与开始:震后的里斯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果阿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滨海山城”理想 |
| 第一节 山城理想初探:七城岛与真十字 |
| 第二节 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中的山城与理想的图形式规划 |
| 第三节 前殖民时期的山城果阿 |
| 第四节 殖民时期果阿的高地景观演变 |
| 一、城市高地与圣城格局的形成(1510-1604年) |
| 二、又见“水上的罗马”:滨水区的建筑景观建设(1605-1759年) |
| 第五节 里斯本还是罗马?——果阿的“七丘之城”形象 |
| 小结 |
| 第四章 抵达远东:澳门半岛上的“东方圣城”景观 |
| 第一节 濠镜澳——被遗忘的“真十字”之地 |
| 一、东亚的“维拉科鲁兹地” |
| 二、“另一端的岛屿”:七洲山 |
| 三、十字与王冠之盟——十字门 |
| 第二节 开埠前的高地景观(1557年之前) |
| 第三节 开埠早期“中央高地”的建立(1558-1582年) |
| 一、“城市制高点”——圣保罗山 |
| 二、澳城的另一面相:本土力量对高地景观的影响 |
| 第四节 “山巅之城”格局的形成(1583-1700年) |
| 一、17世纪“高地建筑”的建立 |
| 二、七个“堂区”,一种格局 |
| 第五节 水上圣城的东方形象:妈港神名之城 |
| 一、“复原”记忆:源自地中海的岛屿“理想” |
| 二、新旧理想的交替:山城形象的革新与没落小结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复制到改写:15-18世纪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转移” |
| 第一节 从山地、平原到海滨:罗马山城的“转移” |
| 第二节 “水上的圣城”及其形象的形成 |
| 第三节 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岛屿山城的崛起 |
| 一、贸易模式与滨海山城的形成 |
| 二、新媒介中心的出现:“岛屿”上的帝国理想 |
| 三、高地的竞争者——宗教团体 |
| 第四节 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改写”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所有要塞、城镇平面图之书》图像、部分文本列表 |
| 附录二、果阿、里斯本教区列表、示意图 |
| 附录三、从全景到街景——从里斯本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十三行潘趣酒碗”看“长卷式”城市视野的形成 |
| 附录四、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文献述评 |
| 三、论文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背景分析 |
| 一、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形势的新特征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新冠疫情加速推动国际局势变化 |
| 二、印太地区形势的新变化 |
| (一)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升 |
| (二)印太地区的复杂性凸显 |
| 三、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 |
| (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加剧 |
| (二)美国保守势力的增强 |
| 四、特朗普个人的执政偏好 |
| (一)特朗普的个人特质 |
| (二)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特朗普主义”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文化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权力资源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选择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施 |
| 一、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 |
| (一)在全球范围削弱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 |
| (二)在全球范围迟滞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
| (四)在全球范围内对华开展舆论战 |
| 二、在印太体系内加快遏华节奏 |
| (一)调整优化军事战略资源配置 |
| (二)加紧拉拢盟友编织遏华网络 |
| 三、在单元层面强化对华战略遏制 |
| (一)加强对华内政干涉 |
| (二)加大对华军事干预 |
| (三)加深意识形态对抗 |
| 四、“特朗普主义”下的对华强硬斗争 |
| (一)“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 |
| (二)“强人政治”下的强势制裁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评估 |
| (一)“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手段评估 |
| (二)“以压促变”和“极限施压”的手段评估 |
| (三)“积极的针对性防范”手段的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文化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及政治遗产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综合影响 |
| (二)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 后记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双层博弈视角下印度退出RCEP谈判的动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既有研究 |
| (一)战略影响说 |
| (二)经济因素说 |
| (三)国内政治说 |
| (四)历史学习说 |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 |
| (一)既有研究的不足 |
| (二)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其架构 |
| 第二章 双层博弈理论及其发展 |
| 一、双层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
|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内在逻辑 |
| (一)两个棋盘——国际、国内 |
| (二)两个阶段——谈判、批准 |
| (三)核心概念——“获胜集合” |
| 第三章 印度与RCEP:第一层次的博弈 |
| 一、RCEP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
| (一)RCEP的起源 |
| (二)RCEP的发展历程 |
| 二、印度加入RCEP谈判的动机 |
| (一)深度融入亚太经济 |
| (二)以服务贸易促进经济自由化 |
| (三)推动印度国内改革 |
| (四)提升战略影响力 |
| 三、印度参与RCEP的获胜集合:最大收益目标与实际收益要求 |
| (一)印度的最大收益目标 |
| (二)印度的实际收益要求 |
| 第四章 第二层次的博弈:印度参与RCEP获胜集合的影响因素 |
| 一、印度政治制度 |
| 二、印度国内主要行为体的偏好及对政府的施压 |
| (一)贸易保护主义偏好 |
| (二)印度国内主要行为体的施压 |
| 三、谈判代表的策略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东盟各自贸协定主要条款比较 |
| 附录B RCEP的31轮谈判 |
| 致谢 |
（10）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现实考量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三)国家构建的概念、内涵与理论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 |
| 五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 |
| 一 前现代时期: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出现 |
| 二 西方殖民时代:穆斯林的危机与应对 |
| 1.殖民主义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 |
| 2.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的探索 |
| 3.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探索 |
| 三 20世纪前叶:穆斯林独立建国的观念和实践 |
| 1.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
| 2.“巴基斯坦”概念的形成 |
| 3.“两个民族”理论的形成 |
| 4.《拉合尔决议》的通过 |
| 5.《拉合尔决议》之后的建国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 |
| 一 构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条件 |
| 1.殖民体制下的伊斯兰教危机 |
| 2.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动员 |
| 3.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动员 |
| 二 国体伊斯兰化时期(1947-1977) |
| 1.国家的世俗主义起点 |
| 2.《目标决议》的伊斯兰化转向 |
| 3.三版宪法对伊斯兰化的确认 |
| 4.政策领域的伊斯兰化倾向 |
| 三 全面伊斯兰化时期(1977-1988) |
| 1.全面伊斯兰化政策 |
| 2.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一——教派政治 |
| 3.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二——原教旨主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 |
| 一 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 |
| 1.新生国家对军队的依赖 |
| 2.军队的建设与扩张 |
| 3.军队介入政治的开端 |
| 二 军队对政治的直接领导 |
| 1.第一次军政府时期(1958-1971) |
| 2.人民党政府时期(1971-1977) |
| 3.第二次军政府时期(1977-1988) |
| 三 宪政建设的坎坷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一 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 |
| 1.东巴-西巴的并立格局 |
| 2.东巴-西巴的长期矛盾 |
| 3.东巴基斯坦的分离 |
| 二 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 |
| 1.信德民族主义 |
| 2.普什图民族主义 |
| 3.俾路支民族主义 |
| 4.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 |
| 三 多元认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问题 |
| 1.土邦 |
| 2.部落 |
| 3.城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 |
| (二)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种维度 |
| (三)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维度间的关系网络 |
| (四)印巴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构建成果评价 |
| 附录一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重要事件 |
| 附录二 巴基斯坦史常用缩略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四、《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3]“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5]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崔向平. 吉林大学, 2021(02)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8]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9]双层博弈视角下印度退出RCEP谈判的动因探析[D]. 高绰璟. 北京大学, 2020(03)
- [10]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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