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当务之急是科学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宋晓娟[2]（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表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孟二壮[3]（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提出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韩巍,席酉民[4]（2021）在《再论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对实践与学术的启发》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对和谐管理理论中几个关键概念的再解读,本文尝试从组织方向、和谐主题、和谐耦合及方向-主题-耦合（实践）关联的视角为理解组织管理勾勒一幅简洁画面。结合社会、组织实例阐释了和谐主题及选择,强调要把主题落实到"当务之急、按部就班、从长计议"的组织合作秩序中。论述了两个"社会优化-谐则"的成功案例以及和谐耦合的复杂性。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应用的八项原则,即在脑海里勾勒一幅大图、有独特的问题意识、探索可行-可能的路径、沉浸于"在场性"、养成自反性审视的习惯、提升实践者和领导者的认知和行为、敬畏"不确定性"、反复迭代-试错,并希望通过这八条原则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从而对实践和学术界有所启发。
柳直[5]（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表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温美婷[6]（2020）在《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计划”等国家相关战略的提出,全球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我国也相应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产业优化升级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力资源、知识结构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以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为主要职能的高等教育便成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粗放型生产模式向集约型生产模式的转变下,要想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实现由低端向高端产业链的攀升急需大批有较强实践能力,能直接工作在一线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催生下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日趋成熟,大批应用型人才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应用型人才培养最主要的特点是校企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美国大力推行的“合作教育”,英国“三明治”教育等等作为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促进了当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相比而言,我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校企合作教育还未成熟,校企协同育人的理念认知不够深入,校企协同育人资源等投入严重不足,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课程内容与职业要求对接不紧密、教学过程与实际生产交叉融合不够密切、应用型科技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应用型师资队伍整体实力薄弱、应用型高校管理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既是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自身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需求。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应用型本科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运行情况。根据协同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能力本位理论为基础,针对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对问卷调查报告的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总结出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校企合作共识不足,合作模式单一,管理不规范,激励不足等问题,结合发达国家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先进经验,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校企协同育人提供借鉴经验。
刘霞[7]（2020）在《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兴起,“工业4.0”和“中国2025”的智能制造时代来临。到2025年,全球制造业信息化建设迅速发展。在中国,智能交通、智能家庭、智能制造等新兴市场的开启,使IT信息服务公司迎来全面利好时机。Sotos公司在IT信息服务行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其自身的角度上看,当务之急急需要构建成熟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本文以客户关系管理理论为基础,首先讲述了选题研究的时代环境、研究的价值和本质目的,之后又综述了所整合的文献资料,并对本文的研究框构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解析。其次,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诠释,其中主要内容有:客户关系管理理论的延伸与、IDIC模型等。在立足于PEST分析和波特五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上,概述了Sotos公司在信息服务领域的运行态势,紧接着提出当下公司所存在的压力,并详细的归纳了所在行业的竞争状况。接着,梳理了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的特点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在使用问卷调查法的情况下,对客户关系管理的现状展开了相应的调查,得出了Sotos公司在客户关系管理中所暴露的缺陷与不足。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Sotos公司需要尽快构建差异化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深化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重新对客户的等级进行定位等,由此而确保客户关系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充分结合Sotos公司在现阶段的综合运营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有效的保障性举措,重点内容涵盖的是CRM实施专项财务费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创建等。最后对所得结论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在深入解析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李小波[8]（2020）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提出自从美国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软实力理论的影响却早已“溢出”美国国境,在世界各国“发酵”和“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国策、促进发展的重要参考性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三种资源加以阐述。而文化首当其冲,成为软实力构成要素中的基础成分与核心内容,直接决定国家软实力的强度和深度,因此文化软实力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源于西方理论界的权力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和西方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要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反映时代特性和人类发展趋势,更要体现本国的特色和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应该照搬约瑟夫·奈的思想,而是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中国化,才能彰显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是在西方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当前的有些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的软实力研究成果,导致了研究成果与中国实际的脱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和社会主义的大国,发展完善软实力学说,构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更是学界的责任。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作为重要借鉴,力图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从西方语境中转移到中国语境之下,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分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并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组成,其中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章文化软实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本章从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涵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与软实力思想相关或相近理论的开端、发展和走向,这是界定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本研究逻辑基点的理论前提。本章分为三节,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分析和界定寻找理论源头与支撑。第二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阐释在中国语境之下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着力阐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它与西方话语下的文化软实力到底有何不同。本章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诠释、主要特征以及发展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软实力加以界定。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软实力的探索历程。本章分为五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的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清晰地展现和总结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思想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也是对文化软实力在中国语境下进一步地诠释和升华。第四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境况。本章分为三节,首先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此背景下总结得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中国文化日益影响整个世界。并总结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难题,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难题以及中国的国际舆论引导力不足的难题等。第五章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章分为三节,结合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主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给出建议。
何江[9]（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于程成[10]（2019）在《M市自来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市政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单位,城市水务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态。随着市场化改革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有了明显改变,相关因素导致我国水务行业开始承担前所未有的生存竞争压力。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国有供水企业所采用的传统经营管理方式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为了迎合全新发展趋势,抓住良好发展机遇,同时为居民、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水务服务,水务公司急需改革。在对城镇水务行业发展状态以及自身特征进行全面总结条件下,结合发现的实际问题,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基础上,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改革效率,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本文研究过程中,首先对水务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结合供水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选取M市自来水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公司现状进行深入探究。M市自来水公司是M市的自来水龙头企业,为全市100余万居民供水。自来水公司,作为涉及民生的基本行业,不但保证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同时也是生产的基础保障行业。自来水的供水效率,供水情况,直接决定了居民的幸福指数以及其他工业生产的成本大小。M市自来水公司是M市的自来水龙头企业,为全市100余万居民供水,该企业运行情况对百姓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近年来,水务行业发展迅速,各路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行业收购并购愈演愈烈,在这个情况下,M市自来水公司由于自身企业的管理模式不够先进,管理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企业经营情况不善,因此需要根据分析M市自来水公司的基本情况,所处环境,找出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保证M市自来水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发展,为M市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首先,我们分析采用PEST法了解企业所处的外部发展环境,包括行业政策法规、技术条件等,针对水务行业环境的分析,包含市场经营状态、市场化改革程度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最终强调参照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水务行业必须开展改革活动;其次,利用SWOT分析方式,了解自身存在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要素,并将其作为参照对象,完成M市自来水公司SWOT分析矩阵建设。对比运营PEST下的SWOT分析结果,帮助M市自来水公司进行中长期发展战略制定,包括构建科学目标体系。最终表示,对于M市自来水公司而言,需要以供水主业为核心,不断扩大自身市场占有率,同时提高服务水平,满足主城区供水普及率要求,包括关注周边县域以及乡镇地区的供水版图建设,这样才能够持续扩大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大污水处理业务投入,占领乡镇污水处理领域。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改革,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引进智慧水务的管理方式,以贴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速度实施市场化改革活动;打造多样化经营模式,使主业作用可以全面发挥出来,包括配合污水处理,以及其他附属产业的发展,利用业己形成的优势拓展周边业务范围,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进而扩展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二、企业当务之急是科学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当务之急是科学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背景 |
| 一、近代东北开埠通商与外国资本的进入 |
| 二、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渗透 |
| 三、东北地区日本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1907 年-1914 年) |
| 二、一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1915 年-1931 年) |
| 三、伪满政权下东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扩张(1931 年-1937 年) |
| 四、商业会议所的解散与商工公会的出现(1938 年-1945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的法令依据问题 |
| 一、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 |
| 二、商业会议所社团法人化改革 |
| 三、统一商业会议所法的制定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的管理机制 |
| 一、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及组织 |
| 二、商业会议所的人员构成 |
| 三、商业会议所的经费来源及用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 |
| 一、保障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贸易优势 |
| 二、与东北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
| 三、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金融扩张 |
| 四、商业会议所陈情请愿活动的分析——以1907-1937 年的奉天日本商所为例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内部的工商业救济活动 |
| 一、低利息贷款融资请愿运动 |
| 二、撤销满铁消费组合运动 |
| 第三节 经济冲突的政治化活动 |
| 一、商业会议所与“奉天票”问题 |
| 二、“非法征税”和抵制日货运动 |
| 第四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事行动 |
| 一、商业会议所对日本侵华的协助与配合 |
| 二、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助力 |
| 三、协助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系统 |
| 一、日本经济情报网络系统 |
| 二、日本国内外商业会议所间的情报流通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展开 |
| 一、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经费 |
| 二、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收集方式 |
| 三、商业会议所的委托调查 |
| 四、商业会议所调查内容及刊行物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价值及影响 |
| 一、对日本情报网络的系统的补充 |
| 二、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提供情报支持 |
| 三、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与日本对华侵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特性 |
| 第一节 工商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特性 |
| 一、商业会议所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 |
| 二、商业会议所与维护日本商利 |
|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半官半民”的商业会议所 |
| 一、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 |
| 二、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和监督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与侵略性 |
| 一、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 |
| 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商业会议所 |
| 三、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商业会议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再论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对实践与学术的启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何谓方向及方向确立 |
| 二、何谓和谐主题及主题选择 |
| (一)和谐主题 |
| (二)和谐主题选择 |
| 1.问题类型判定 |
| 2.主题状态组合 |
| 3.主题选择及主题漂移 |
| 三、何谓和谐耦合(耦合)以及主题与耦合的匹配 |
| 四、和谐管理理论的应用 |
| 五、回顾与小结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理由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应用型本科 |
| 2.1.2 校企协同育人 |
| 2.1.3 机制 |
| 2.1.4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协同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能力本位理论 |
| 3 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现状分析 |
| 3.1 江西服装学院简介 |
| 3.2 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现状 |
| (1)合作主体机制 |
| (2)校企协同育人运行机制 |
| (3)校企协同育人保障、监督与评价体系 |
| 3.3 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情况问卷调查 |
| 3.3.1 问卷设计 |
| 3.3.2 调查结果分析 |
| 3.4 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4.1 校企双方协同育人共识不足影响合作动力 |
| 3.4.2 校企协同育人运行机制不成熟 |
| 3.4.3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保障、监督与评价机制不足 |
| 3.4.4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激励机制不足 |
| 4 发达国家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经验借鉴 |
| 4.1 德国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
| 4.2 美国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
| 4.3 英国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
| 5 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策略 |
| 5.1 校企协同育人动力机制建设 |
| 5.2 校企协同育人运行机制 |
| 5.3 校企协同育人保障机制 |
| 5.4 校企协同育人监督机制 |
| (1)多主体参与监督管理 |
| (2)构建认证制度 |
| 5.5 校企协同育人评价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应用性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客户关系生命周期理论 |
| 2.2 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的理论基础 |
| 2.3 IDIC模型和理论 |
| 2.3.1 客户识别 |
| 2.3.2 客户区分 |
| 2.3.3 客户互动 |
| 2.3.4 客户定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otos外部环境分析 |
| 3.1 Sotos公司简介 |
| 3.2 Sotos公司PEST分析 |
| 3.2.1 政治环境 |
| 3.2.2 经济环境 |
| 3.2.3 社会环境 |
| 3.2.4 技术环境 |
| 3.3 公司行业环境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
| 3.3.1 新加入者的威胁 |
| 3.3.2 客户的议价能力 |
| 3.3.3 替代品或服务的威胁 |
| 3.3.4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 3.3.5 既有竞争者的威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现状 |
| 4.1 Sotos公司业务基本情况 |
| 4.1.1 业务范围 |
| 4.1.2 组织结构 |
| 4.2 客户关系管理调查 |
| 4.2.1 调查样本 |
| 4.2.2 调查过程 |
| 4.2.3 调查结果 |
| 4.3 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对客户的精准识别能力不足 |
| 4.3.2 对客户的梳理和区分不足 |
| 4.3.3 对客户的互动回访不足 |
| 4.3.4 对客户的个性化与定制营销匮乏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解决方案 |
| 5.1 客户识别策略 |
| 5.1.1 建立目标客户的识别标准 |
| 5.1.2 深入识别客户的需求和意愿 |
| 5.2 客户区分策略 |
| 5.2.1 借助数据分析区分客户 |
| 5.2.2 通过价值导向区分客户 |
| 5.3 客户互动策略 |
| 5.3.1 利用互联网与客户互动 |
| 5.3.2 建立问题管理平台与客户互动 |
| 5.4 客户定制策略 |
| 5.4.1 提高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 |
| 5.4.2 增强客户整体解决方案的定制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的保障措施 |
| 6.1 系统保障 |
| 6.1.1 树立公司CRM企业文化 |
| 6.1.2 建立公司CRM信息系统 |
| 6.2 人员保障 |
| 6.2.1 增设CRM专门实施人员 |
| 6.2.2 遵循CRM优化组织机构 |
| 6.3 数据保障 |
| 6.3.1 设置全面有序的客户信息数据库 |
| 6.3.2 整合数据库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
| 6.3.3 升级业务环境优化流程 |
| 6.4 制度保障 |
| 6.4.1 客户关系管理的专项财务制度 |
| 6.4.2 客户关系管理的维护制度 |
| 6.4.3 客户关系管理的考核制度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Sotos公司客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
（8）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 |
|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理论 |
| 二、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理论 |
| 三、意识形态理论 |
| 第二节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一、普列汉诺夫的文化理论 |
| 二、列宁的文化理论 |
| 三、卢森堡的文化理论 |
|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 |
|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 |
|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规定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
| 一、文化的界定 |
|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
|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义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特征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 |
| 二、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方向 |
| 三、以和谐共生为基本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目标 |
| 一、文化自觉 |
| 二、文化自信 |
| 三、文化自强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软实力的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毛泽东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 |
| 一、开始从“文化力”的层面认识文化 |
| 二、科学认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
| 三、高度重视文化的安全性 |
| 第二节 邓小平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 |
| 一、创造性地提出“精神文明”的新命题 |
| 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 |
| 三、重视发展教育 |
| 第三节 江泽民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 |
| 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 二、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
| 三、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建设 |
| 第四节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
| 一、文化生产力思想 |
| 二、文化凝聚力思想 |
| 三、文化传承力思想 |
| 四、文化影响力思想 |
| 第五节 习近平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
| 一、文化软实力的意义论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方法论 |
| 第四章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境况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现实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 |
|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成效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软实力价值日益显现 |
| 三、文化产业迅猛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难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利用与传承难题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难题 |
| 第五章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
|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重要意义 |
|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协调经济硬实力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 三、坚持唯物辩证法以解决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矛盾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契合 |
| 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大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
| 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
| 第三节 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
|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
|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
| 三、努力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从程序竞合到模式选择 |
| 1.1.2 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协调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的研究述评 |
| 1.2.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1.3.1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 |
| 1.3.2 探讨诉的合并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
| 1.4 方法与可能的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概念厘定 |
| 2.1 环境公益的学理解释 |
| 2.1.1 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诉讼之关系 |
| 2.1.2 环境公益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
| 2.1.3 环境制度公益与环境实体公益的界分 |
| 2.2 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2.2.1 环境公益侵害行为的类型界分 |
| 2.2.2 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实践样态 |
| 2.2.3 小结 |
| 2.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框架 |
| 2.3.1 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的识别 |
| 2.3.2 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建构 |
| 2.4 小结 |
| 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理论澄清 |
| 3.1 何以可能: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理论证成 |
| 3.1.1 法院在环境规制中的角色演进 |
| 3.1.2 “代理彩票理论”下的法院职能新解 |
| 3.1.3 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比较分析 |
| 3.1.4 小结:环境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
| 3.2 为何协调: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制度根源 |
| 3.2.1 制度供给:环境公益诉讼单一模式选择的弊端 |
| 3.2.2 制度需求: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程序协调需求 |
| 3.2.3 如何调适:通过程序协调释放环境司法效能 |
| 3.3 如何协调:诉的合并在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
| 3.3.1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基础 |
| 3.3.2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形态 |
| 3.3.3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策略 |
| 4 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 |
| 4.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1.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比较 |
| 4.1.2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 |
| 4.1.3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整合路径 |
| 4.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2.1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现实镜像 |
| 4.2.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理论证成 |
| 4.2.3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制度完善 |
| 5 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 |
| 5.1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1.1 双轨制环境诉讼模式的现实镜像与问题梳理 |
| 5.1.2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理论基础 |
| 5.1.3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制度构造 |
| 5.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2.1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辩证关系 |
| 5.2.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 |
| 5.2.3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 |
| 6 结语: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限度及其规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M市自来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战略管理相关基础理论 |
| 2.1 企业战略管理相关概念 |
| 2.1.1 企业战略 |
| 2.1.2 战略管理 |
| 2.1.3 发展战略 |
| 2.2 战略管理分析工具概述 |
| 2.2.1 PEST分析法 |
| 2.2.2 SWOT分析法 |
| 第3章 M市自来水公司现状与问题 |
| 3.1 M市自来水公司基本情况 |
| 3.2 M市自来水公司现行运行情况 |
| 3.2.1 平稳供水,保证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 |
| 3.2.2 公司重视技术进步、技术发展 |
| 3.3 M市自来水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 |
| 3.3.2 人员结构不合理 |
| 3.3.3 投入不足,供水设备老化 |
| 3.3.4 管理模式老旧,公司经营效率低 |
| 第4章 M市自来水公司的PEST分析 |
| 4.1 政治法律环境分析(P) |
| 4.1.1 水务行业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
| 4.1.2 供水行业阶梯水价格政策逐渐清晰 |
| 4.1.3 环保政策频出迎来大水务时代 |
| 4.1.4 政府由管理者向监管者转变 |
| 4.2 经济环境分析(E) |
| 4.2.1 国家经济政策方面 |
| 4.2.2 国家经济发展方面 |
| 4.2.3 国内水务市场方面 |
| 4.3 社会环境分析(S) |
| 4.3.1 居民用水量不断攀升 |
| 4.3.2 民众节水意识增强 |
| 4.3.3 民众对水质要求提高 |
| 4.4 技术环境分析(T) |
| 第5章 M市自来水公司的SWOT分析 |
| 5.1 公司内部优势分析(S) |
| 5.1.1 内部资源优势 |
| 5.1.2 内部能力优势 |
| 5.2 公司内部劣势分析(W) |
| 5.2.1 内部资源劣势 |
| 5.2.2 内部能力劣势 |
| 5.3 公司机遇分析(O) |
| 5.3.1 污水处理和用水价格有望上调 |
| 5.3.2 环保投资持续增加 |
| 5.3.3 供水行业整合力度加大 |
| 5.3.4 城镇化持续推进 |
| 5.3.5 行业内智慧水务发展势头良好 |
| 5.4 公司威胁分析(T) |
| 5.4.1 外部资本引入,本土水务公司竞争压力变大 |
| 5.4.2 城市水务运营成本持续提升 |
| 5.4.3 替代品需求量不断增加 |
| 5.4.4 供水区域随产业布局调整而发生变化 |
| 5.5 公司内部环境综合分析 |
| 5.5.1 SO战略 |
| 5.5.2 WO战略 |
| 5.5.3 ST战略 |
| 5.5.4 WT战略 |
| 第6章 M市自来水公司总体战略 |
| 6.1 公司的战略定位 |
| 6.2 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
| 6.3 战略思路 |
| 6.3.1 立足主业,完善企业基本能力 |
| 6.3.2 通过各种途径规避外部风险 |
| 6.3.3 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 |
| 6.4 战略目标体系 |
| 第7章 M市自来水公司战略实施保障措施 |
| 7.1 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
| 7.1.1 供水保障 |
| 7.1.2 管网的建设和维护 |
| 7.1.3 供水营销与服务方面 |
| 7.2 强化内部管理措施 |
| 7.2.1 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
| 7.2.2 建立科学决策体系 |
| 7.2.3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
| 7.2.4 加强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 |
| 7.2.5 大力应用科技成果 |
| 7.3 强化多元经营 |
| 7.3.1 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优势 |
| 7.3.2 拓展周边市场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企业当务之急是科学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再论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对实践与学术的启发[J]. 韩巍,席酉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6]江西服装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研究[D]. 温美婷.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Sotos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研究[D]. 刘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D]. 李小波. 湖北大学, 2020(01)
- [9]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10]M市自来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于程成. 吉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