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复兴的风格

一、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1]（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杨若柳^[2]（2020）在《格高调逸 ——历史维度中李东阳的格调诗论及其理论价值》文中提出“格调”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一个极具集成性与包容性的概念,一直贯穿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格调”并非从一开始就以自觉、成熟的形态存在,而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萌芽与唐宋元的沉淀,直到明代格调诗论才成熟与完善,“格调”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其具体内涵亦不同。为此,本文以“格调”为研究对象,对古代诗学进程中的“格调”进行细致梳理,注重把握不同阶段“格调”的内涵变化,明确茶陵派格调论在格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及其成员的格调理论,探究李东阳格调论乃至于整个明代格调诗论的理论作用与历史意义。本文的绪论首先明确了本论题的研究缘起,对以格调与茶陵派为对象的研究着作、学术论文进行梳理,厘清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与成绩,进而表明了本论题的研究空间与价值意义。本文的第一章先对“格”与“调”的基本涵义进行梳理、阐释,对“格调”一词的涵义进行初步界定。进而从众多文论专着中爬梳“格调”一词的发展变化,明晰“格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程中的演变历程。该部分以明代格调理论为界,将古代格调诗学分为三段:前格调诗学、明代格调诗学与后格调诗学。其中,前格调诗学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四部分梳理;明代格调诗学以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为主线贯穿明代格调理论发展进程;后格调诗学主要阐释清代格调派代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通过梳理格调诗学的发展演变,明确茶陵派的格调理论在整个格调理论发展史中的关捩地位。本文的第二章具体阐释格调论视野下茶陵派的格调理论,以分析李东阳的格调论为主,兼考察茶陵派其他成员的格调理论。通过分析茶陵派的格调论,明晰茶陵派,尤其是李东阳的格调论在整个格调诗学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本文的第三章将格调论与风骨论、意境论进行对比,从古代诗学的大视野中评析格调理论的特色与价值,并探索格调理论对明清诗学的实践贡献与意义。

王春翔^[3]（2020）在《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文中提出和一般的诗人主题接受史不同,本文研究白居易诗歌接受并非为“白居易主题”研究服务,而是更倾向于宏观上的晚明诗学研究。本文以接受史为视角解读诗学史,希望为主流的以理论范畴为中心的诗学史书写模式提供一种补充思路。在明清诗学史上,晚明是由明中叶唐音独尊的局面转向清代唐音、宋调争鸣的重要过渡期。而这一宋调复兴期的主要潮流以白居易、苏轼、陆游为代表的平淡晓畅类宋调为主。一方面,对白诗的褒贬往往体现着当时诗论家对于宋调诗歌的态度,另一方面,各大派别的诗论家彼此之间的攻讦也常常依托于白诗批评,一些诗学理论的代嬗也在众人对白诗批评的争论中得以实现。这就使得本文以白诗接受史为线索勾勒出晚明诗学嬗变的大致轮廓成为可能。按照这一思路,笔者将晚明诗学史大致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万历前期:格调派对于宋调的态度有所缓和,为公安派的崛起打开了风气。第二段是万历中期:随着公安派的兴盛,彼时诗坛迎来自明中叶以来宋调诗歌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期。第三段是万历后期至天启朝:宋调复兴的趋势虽有所遏制,但随着宗唐、宗宋两派的不断论争,人们对宋调诗歌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第四段是崇祯时期:唐音、宋调之争趋于激烈,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也不再囿于白、苏、陆一类的平淡晓畅宋调,而显现出“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为清代宋诗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张波^[4]（2020）在《赖山阳唐诗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赖山阳是日本江户后期着名的汉学家和诗人。他出自书香门第,父辈多有诗名,拥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很早就接触到唐诗,其诗文集中就常见用唐人诗语及仿效唐人之作。他交往的人也多是诗坛名家,且其中不乏有唐诗的倡导者;其身处的江户时代盛行或尊唐或宗宋的诗学思潮,唐诗接受的历程也几经变化。赖山阳曾言“于是益知唐人妙处,有后世所不及”（1）,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唐诗的尊崇。选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承载着选家的诗学观念;附在其间的评语更直接地表达出评论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山阳选评有《唐绝新选》及《韩苏诗抄》《杜韩苏三家古诗钞》《<锦绣段选>选》等数个与唐诗相关的诗歌选本。在所选唐诗的体式上,赖山阳偏爱七绝和古体诗;在所选唐诗的时段上,呈现出“我选中晚唐多”（2）的倾向;在所选唐诗的题材方面,赖山阳选录了很多中晚唐咏史诗及史论诗;在评论唐诗作品时,山阳表现出对萎靡纤巧诗风的批评;唐代诗家中,山阳最为推重杜甫和韩愈,不仅专门选评他们的诗集,且其汉诗创作也以拟似杜诗、韩诗为归旨。赖山阳唐诗观的形成首先即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影响,其次与他所在的江户时代诗坛的流行风气有关;最后,江户时期的唐诗学正处在明代诗学思潮影响之下,故赖山阳的唐诗观也受到明代格调派和性灵派唐诗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赖山阳独特的唐诗观。赖山阳拟杜学韩的汉诗创作有得有失;其唐诗观中蕴含的一些诗学主张,如其对咏史诗的提倡,对日本诗坛的咏史风气推动极大。作为江户后期地位显着的汉学家,他的唐诗观不仅为我们审视江户后期乃至整个江户时代的唐诗接受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我们考察东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许波^[5]（2019）在《赵宧光《弹雅》研究》文中认为《弹雅》是晚明赵宧光的诗学着作。全书由《雅俗》、《声调》、《格制》、《取材》、《韵协》、《论文》、《尘言》、《栞误》、《原流》、《题跋》和《诗铨》十一个部分组成,涉及诗歌的体制、创作过程以及评论鉴赏等方面。赵宧光论诗,以“声调”说为中心,强调对“格制”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格调皆合谓之雅”,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是明代诗学思想的重要一环。但学界长期对这部着作认识不足,本文以赵宧光生活的晚明诗坛为坐标系,通过对赵宧光诗学思想的考察和研究,判断他对前人诗论的继承和变革,试图明确其在晚明诗学上的位置。第一章,分析赵宧光“声调”说的具体内涵:诗歌应当抑扬顿挫,保持音乐美;在“有声”的前提下达到音韵之“清”;追求平仄得当;并将“韵”认定为“声之和”。他的“声调”说强调以上几种因素的综合运用,在达到音乐性的同时也追求诗歌的审美趣味。第二章,从体不能杂和法不必执两方面阐述赵宧光的“格制”观。赵宧光《弹雅》中的“格”侧重于审美风格,“制”侧重于体式,法度。诗歌不应糅杂体制;但在声调和谐和审美高雅的前提下,不必过分拘泥于字与句的斟酌,保持灵活处理的态度。第三章,论述赵宧光在《弹雅》中提及的以“雅”为指归的诗学观。赵宧光论诗,追求诗歌“格”与“调”的和谐,强调二者与“雅”的紧密联系。他以“雅”为指归的诗学观,注重情真、景真,注重诗人情兴的阐发以及对托讽手法的运用。综上,“声调”、“格制”、“雅”构成了赵宧光的诗学体系的核心,在继承严羽的基础上,对费经虞也有相当的影响。赵宧光的诗学思想在明代晚期的文学思想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孔庆蓉^[6]（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提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余帆^[7]（2019）在《明代诗话与唐诗艺术学》文中提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唐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到了明代,明人紧追唐人的脚步,提倡复古,以期在诗歌方面能够达到唐代的繁荣。这使得诗话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代诗话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是中国诗话发展的第二高峰。在“崇唐抑宋”的复古派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明代文人对唐诗艺术呈现出多角度、递进式的批评局面,广泛涉及唐诗的编选辑佚、诗歌史流变、艺术风格、审美追求等多方面。本文将立足于明代的重要诗话,力图将明诗话家对唐诗艺术批评的大致脉络与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提取有代表性和创见性的诗论进行论述,以此来探究明人的唐诗批评观与价值所在。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明代唐诗学研究的现状,以及本论题的研究价值,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对明代唐诗艺术学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诗歌的“辨体”观上,明人注意到体制与诗歌的相辅相成的作用。不同的诗歌体制对诗歌的遣词造句,甚至是兴象主旨有着不同的要求,当各用其体。特别是在唐人五古和唐人七律上,明人论断颇多。同时,明人也注意到了字、句、篇章在诗歌中的地位与作用,注重诗歌的字词章句的赏析与运用。第三章论述明人对唐代重要诗人艺术风格的批评。明人首次提出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四个分期说,总体上推崇初盛唐诗歌,尤以李杜诗歌为代表。明人看到了“四杰”等对初唐浮靡绮艳诗风的变革,肯定了李诗的正统地位和杜诗的“正”与“变”,同时对中晚时期的优秀唐人唐诗亦有所发掘,间接肯定了中晚唐诗歌的诗歌地位。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明代对唐诗的艺术追求,从明人对唐诗批评的内容入手,把握明人对唐诗艺术的审美批判。明人对唐诗的艺术批评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追求诗歌的自然旨趣,二是崇尚诗歌的格高调逸,三是追求诗歌的浑融兴象。第五章将明人对唐诗的艺术学批评放在整个唐诗学研究的背景下,结合明代的诗歌发展,把握明人唐诗艺术学研究的价值。明诗话一方面推动了本朝诗歌的蓬勃发展,使得明代文坛先后出现了“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诗歌流派,另一方面,孕育了清代“性灵说”、“神韵说”、“格调说”,推动了清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同时,在唐诗艺术的研究上,为后人把握唐诗诗歌发展方向与脉络奠定了基础,也拓宽了后人研究唐诗诗歌艺术的视野。第六章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明代诗话与唐诗艺术学研究进行概述与总结。明诗话虽多承袭宋诗话,但在诗歌的辨体、声律等艺术批评方面有所创新,值得后人关注。

袁媛^[8]（2017）在《清初遗民诗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探讨“遗民意识”影响下的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民初遗民诗学、明代诗学及清代诗学发展之承继关系,以求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诗学史及遗民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从政治环境、学术背景、诗歌创作、诗学渊源论清初遗民诗学生成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研究清初遗民诗学需先“论世”,知遗民“身处”。第二章概论清初遗民诗学的相关问题。清初遗民诗学是遗民意识影响下的诗学,遗民意识直接影响遗民心态与行为。遗民选择诗歌表达眷念故国之情与保存故国文献、遗民文献的愿望,然传统诗论束缚了遗民的表达,遗民亟需重新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以适应遗民情怀的抒发,清初遗民诗学应运而生。清初遗民诗学是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以求真与贵变为特征的诗学体系。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三章,清初遗民诗情观是清初遗民诗学的中心,亦是清初遗民诗学的统帅。从诗学发展史来看,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共同构成遗民诗学史之主体,清初遗民诗情观是对元初遗民诗情观的继承、深化、拓展,是遗民诗学之集大成。就诗情理论本身来说,清初遗民诗情观以清初性情论为哲学基础,以真性情、情与理、情与景、归本忠孝界定性情的范畴,极大拓展了诗情论的广度与深度。第四章,清初遗民诗史观不仅在创作上自觉以诗为史,且在理论又有所拓展,内容上主张以诗为史、以心为史,功能上强调以诗补史之阙,以诗证史之讹。清初遗民之诗史理论于创作、理论、批评之规模与影响皆超越元初遗民,与元初遗民诗史理论共同构成遗民“诗史”史。第五章,清初遗民辨析唐宋论诗法,非分唐宋之优劣,而是藉此建构遗民作诗之法。遗民学唐宋诗之优势,总结并建立符合遗民表达的诗法:诗法杜甫,重振风雅;重视学问,根柢经史;就彼声律,舒我性情。遗民所论诗法,充分肯定诗法的价值,主张诗出之以性情,规之以法度,同时又强调诗法始终以性情为本,反对刻板的死法。第六章,清初遗民的诗歌批评受诗人经历、情志与遗民意识的影响,批评态度中正公允,论诗人重于诗、论诗真重于工,建构以“清”为中心的审美标准,论诗多清刚之气、冰雪之气,追求清寒古澹的诗风。清初遗民将淳厚的乡邦意识与坚定的遗民情怀相融合,极力宣扬西北亢厉质朴、岭南雄直悲怨的诗风,开启清代地域诗学的发端,共同建构清初遗民诗歌批评体系。余论部分论清初遗民诗学之影响。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将其置于遗民诗学与清代诗学的坐标系中,横向可见时下遗民诗学,纵向可观遗民诗学发展史,以此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遗民诗学史、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

曾贤兆^[9]（2016）在《叶燮与清代中期诗学转向》文中研究说明清代诗学从前期到中期的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诸多前后相续且隐微复杂的联系。总体上,清朝建国以来的顺、康、雍三朝,在诗学上最大的趋同之处是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诗学弥漫诗坛;至清代中期乾嘉年间,则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说席卷诗国。考察清初强大的神韵诗学渐趋式微,至清中叶转向性灵诗学主诗坛坛帖,叶燮诗学及其理论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促成了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性灵的转向,也促成了诗学理论从复古之风弥漫走向创新之大旗高扬,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唐宋之争的消极意义,促成了清诗自身面目的形成。叶燮诗学之促成清代中期诗学转向,首先是其以“变”为核心的诗史发展观和“原本性情”的诗学观横扫诗坛复古主义流弊,并提出了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方法;其次是“理”“事”“情”之客观对象与“才”“胆”“识”“力”的主观因素相结合的创作理论,强化了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现实品格以及诗人的主体意识;再次是用一系列相对的诗学理论范畴,解析了诗坛面临的诸多问题,并试图在哲学的高度探寻隐藏在纷繁芜杂的诗学现象背后的本质,示人以正确的学诗之法和评诗之法,从而使诗学理论批评与诗歌创作都能健康地发展。本论文前两章结合叶燮的时代、家族及人生历程,梳理了叶燮学术思想的形成及其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强调了其家学传统以及“原本性情”的诗学观形成的渊源,重点归纳了叶燮诗论体系中对清代中期诗学转向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史观、作家论、“后法”理论、作品论、批评论,以及区别于诗话的极强的理论性、“守正”之品格和建设性等特征。论文后四章,首先从叶燮与神韵诗学之式微的角度,认为神韵诗学强调以“清远”为特征的意境建构,同时有“诗中无我”、脱离现实之弊;叶燮诗学恰与之互补,其以“理、事、情”为创作客体的作品论,以及反复古主义的诗论体系恰可弥补神韵诗学因强调“清远”而导致的脱离现实,以及因推重七子鼓荡而起的复古主义流弊。其次,叶燮“原本性情”、推重创新的诗论体系,以及“踵事增华”的诗史观是清代中叶性灵思潮崛起的序曲。再次,叶燮诗论的“守正”品格,注重人品的作家论,以及以“后法”为代表的创作论,为沈德潜格调诗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为叶燮诗学影响于清中期诗学的重要一面。最后,从清代诗坛唐宋之争发展流变的角度,梳理了叶燮对诗史规律的发现和总结,对唐宋之争的本质的认识,以及用“才、胆、识、力”为核心的作家论和一系列诗学范畴,诸如源流、本末、盛衰、沿革、因创等,对唐宋之争的解析,从而解构了唐宋之争的消极意义,为清诗融通唐宋之风格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经过比较翔实的论证梳理,本论文得出的初步的结论是:叶燮诗学及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于清代前中期诗学从神韵到性灵,从复古到创新,从唐宋之争到融通唐宋的过渡与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清诗融通唐宋之自身面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敬雅^[10]（2016）在《清代唐诗总集序跋研究》文中指出历代唐诗总集尤其清代唐诗总集中很多有价值的序跋、小引和凡例,至今沉睡在各图书馆古籍部,是未被开掘的浑金璞玉,需刮垢磨光进行系统的学术清理,从而发挥其应有的文献和学理价值。本文“清代唐诗总集序跋研究”,最大特色是发现新材料、阐释新材料。文章以今存二百五十馀种清代唐诗总集为依托,以“序跋”研究为立足,致力发掘序跋文献价值、诗学价值。统论之,着力凸显清代唐诗总集序跋的内涵与价值,辨识总集与别集序跋差异,明确清代唐诗总集的类型差异与序跋的不同特色,分析序跋的基本文献问题,考察清代唐诗总集序跋体现的编纂思想,探究清代唐诗总集序跋与清人的诗学观。基于此,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唐诗总集编纂史述论,梳理历代唐诗总集,为序跋研究奠定基础。经梳理可见,唐诗总集编纂呈阶段性特征:由唐五代的兴盛,宋金元的低潮,明代的复兴,至清代进入集大成时期。清代唐诗总集量大质高,编选种类齐备。第二章揭示清代唐诗总集的类型差异构成其序跋不同特色。选集类序跋强调“精选”,突出“选诗为首选人其次”的标准;合集类序跋强调“求全亦求善”,突出“重在选人”的标准;全集类序跋强调“网罗赅备”,突出“通观全唐”。第三章从文献角度切入,厘清清代唐诗总集序跋总量,探讨重刻重抄本序跋增删、总集序跋入文集的删改等问题。还注意到序跋的留存史料、交代选诗来源、鉴定版本等文献价值。第四章旨在探索清代唐诗总集序跋体现的编纂思想。其编纂动机,当受清代崇唐学唐的炽热之风影响。然在崇唐学唐大背景下,人们或不满之前编集成果而另编他集,或企图借助唐诗总集来矫正诗坛流弊。与此同时,清人于唐诗总集序跋呈现多样化编选宗旨,既彰显“选学”为核心的“唐诗学”思想,亦申明推尊雅正诗教、提供后学范本的重要性。第五章通过清代唐诗总集序跋探析清人诗学观,解读清人对其所关注的唐诗热点问题的意见。发现清代唐诗总集序跋对唐诗分期问题争论激烈,对中晚唐诗尤其是中唐诗的意义有重大揭示,也涉及唐诗大家标举、各体大家的标举。除此,由序跋知悉清代的个别唐诗总集对诗体划分最近唐人分类实际。并且,清代唐诗总集多七律选本,对七言律诗尤为关注。

二、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格高调逸 ——历史维度中李东阳的格调诗论及其理论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赖山阳唐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赵宧光《弹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诗话与唐诗艺术学（论文提纲范文）

（8）清初遗民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叶燮与清代中期诗学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唐诗总集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论文参考文献）

•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2]格高调逸 ——历史维度中李东阳的格调诗论及其理论价值[D]. 杨若柳. 山西大学, 2020(01)
• [3]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D]. 王春翔. 辽宁大学, 2020(01)
• [4]赖山阳唐诗观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赵宧光《弹雅》研究[D]. 许波. 宁波大学, 2019(06)
•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明代诗话与唐诗艺术学[D]. 余帆. 安徽大学, 2019(07)
• [8]清初遗民诗学研究[D]. 袁媛. 武汉大学, 2017(06)
• [9]叶燮与清代中期诗学转向[D]. 曾贤兆. 兰州大学, 2016(08)
• [10]清代唐诗总集序跋研究[D]. 张敬雅.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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