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安龙案波及政治

一、美国安龙案波及政坛（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孙佳丰^[2]（2020）在《从皇家御苑到城市公园 ——论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文中研究说明皇家园林在北京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西苑北海经历了从皇家御苑到城市公园的变迁过程,它包容了北京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记录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北海公园体现了传统文化、城市文化与社会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历史传承与共时融合,是北京历史发展与当代文化建设的缩影,因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北海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空间视角着手,融合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知识,利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北海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园林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进行研究。首先,梳理北海的发展历史,介绍北海的空间布局,并分析北海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从历史、地理、文化三个层面,阐述北海文化空间的生成过程与内涵。在全面把握北海公园历史面貌的同时,关注园林文化空间的动态性,从空间主体、空间功能、空间特征等方面,论述北海公园从皇家御苑到城市公园的属性变化,并据此阐释北海公园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接着,从建筑文化景观保护、传统空间环境利用、民俗文化传承与传播等方面,分析北海公园对历史空间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探讨北海文化空间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重点关注其如何实现建筑景观、地域环境、人文氛围、历史传统的有机结合,并论述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当代意义与价值。然后,从建筑文化空间的完整性与协调性、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性与可达性、历史文化空间的原真性与可读性三个方面,分析北海公园文化空间传承与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讨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发展策略。最后,在对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全面的阐述与分析后,认为只有在尊重空间历史性与文化性的前提下进行空间利用,在挖掘空间内涵的基础上发挥空间的文化功能,才能将深厚的空间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文化生产力,实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庞少哲^[3]（2019）在《西方遇见东方：近代西方视域下的广西社会 ——以来华传教士的记述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来华传教士、商人、旅行者、外交官等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来华前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在华期间,他们目睹了与母国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便以书信、日记和工作报告等形式,回国后又以回忆录、传记的方式,将在中国的生活、工作、旅行和考察了解到的中国映像和信息传递到西方,成为西方世界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扇重要窗口。不论是从广东沿海登陆中国、沿西江溯流而上入桂,还是从法属殖民地越南潜进广西,亦或是从北部邻省贵州、湖南进入广西,这些来桂西人都将亲历广西的风物景致、社会生活记载下来,流传于西方社会,形成西方世界对广西乃至中国的早期映像和感观,并成为他们评判广西,甚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依据,同时还是今天研究近代西方中国观的重要素材。在近代来华西人中,尤以传教士群体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早,分布区域最广,与各阶层民众接触最多,经历时间最长,来华人数众多,是近代来华西人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本文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和梳理一系列中西文档案、文书等材料,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传教士有关广西社会的种种记载,从而探求另一种视域下的近代广西社会,增进学界对近代广西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促进广西地方史和近代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及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本采用的主体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所主要采用的第一手史料,为学界提供有关近代广西地方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第二、三、四、五、六、七章详述了传教士进入广西后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即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如游历西江欣赏到的广西自然风光与水上风情,耳闻目睹甚至亲历的广西匪患,亲触到的广西多元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切身感触到的广西各阶层女性生活、不同的少数民族社会,传教士与地方接触后发生的民教冲突与教案等等;第八章结合前文的史料解读和分析,探讨来华传教士在广西开展的活动及其经历对广西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包括其从事的文教、医疗和慈善事业对近代广西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推作用,以及近代西方世界通过传教士记述对广西乃至中国观的形成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等。结语部分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以传教士文献为核心的基本史料对今天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近代地方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石立春^[4]（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蔡炯昊^[5]（2017）在《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文中指出历史文本并非一种纯然透明的介质,通过它们即可以直接抵达“客观”的过去,而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政治力量和文化立场的博弈之下形成的一种类似于透镜的东西。我们通过历史文本所看到的只是事实经过一定角度折射后所呈现的“像”。在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中,历史记忆每每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政治纠葛缠绕。历史并非一个尘封于棺木中的木乃伊,而是与当下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成为一个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场域和容器。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史学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无定于一尊的宗教信仰和晚近传入的西方诸种社会科学,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事,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自辛亥革命、清室覆亡之日起,如何叙述和理解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就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清代历史书写与记忆亦随之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在政治文化已经变易的情形下,最后的王朝历史记忆如同碎裂一地的镜子,从中折射出叙述者自身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这种碎裂的图景,至今仍在牵扯着我们对于清代历史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现实情境的判断。因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传统“正史”的命运亦如同许多传统时代的许多儒家经典一样逐渐被边缘化,梁启超在晚清时曾说:“于今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有为传统史学正名的意味,但其立论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旧史进行彻底地改造。有论者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至1925年大革命前后之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称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辛亥革命所处的时间点,恰恰是三十年转型时代的中点,绵延二千余年的传统帝制在短时间内被终结,加上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废科举、兴学堂、设立咨议局等举措,皆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冲击甚大。其引起的变化决不仅在政治体制等层面,思想观念等领域亦随流风所及而发生巨变。在这一转型时代中,如何看待清代历史,与立说者自身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态度皆密不可分,可以说不同的清代历史记忆所呈现的正是不同人物、不同群体对于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的态度。透过考察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开馆修史的历程,以及当时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分析在共和政体之下,旧的正史是如何在新旧杂糅的过渡时代因应新的政治现实,中央政府、地方社会、个人是如何利用宣付史馆立传这一帝制时代的遗存机制表达自身的诉求。个人情谊、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理念又是如何在这些宣付史馆立传的案例中体现的;考察北伐前后《清史稿》的刊行和被国民政府查禁以及最终被作为一种“史料”的命运,我们可以理解在民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和学术都在进行转型的“过渡时代”,史学是如何与政治发生纠葛,新旧各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是如何缠绕互动的。通过考察紫禁城——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在辛亥鼎革之后所承载的清代历史记忆的变迁。展现其从唤起故国旧君之思的空间转变为共和与专制对比的场所,最终转变为国宝与阶级斗争等历史记忆的承载空间的历程。然而,政治势力与精英学者所汲汲于形塑的清代历史记忆,在各自的场域中博弈、斗争之外,一般民众亦通过小说戏曲、稗官野史、影视剧作等通俗文本接受和调适他们的清代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更为复杂多元。民众心目的中的清代历史记忆,并非与官方、精英学者所希望建构的版本截然对立,而是通常叠加了上述几个版本的记忆糅合在一起,而又添加了若干受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宫闱秘辛和香艳传奇等元素。而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人们,对于清代历史记忆的汲取和认知通常也有着极大差别。以往的史学史领域,研究者较多关注到职业史家和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叙述,而最近的研究则越来越注意到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层面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文化转型,无疑使得在此前后的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重要文化因素的理解皆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清代历史记忆这样的个案研究得以呈现。

谢杭锋^[6]（2016）在《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外潮团是海外华人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移民的增多,潮团的分布已从东南亚扩展到世界各地。当代潮团的发展呈现传统社团与新兴社团并行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海外潮团除了继续在联谊乡亲、团结互助、传承文化等方面在海外潮人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在促进与当地社会的交流,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外潮团发展历程的研究,尤其是通过研究传统潮团在新时期的变化和发展,探析潮团在当地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潮人新移民在欧美澳等地所建立的社团与东南亚传统潮人社团之间的关联,比较不同地区潮团的特点,重点阐述当代潮团发挥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发展历程的探究来分析潮人社团在新时期的整合形式。

王振^[7]（2016）在《晚清“蛮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依据文明开化程度不同,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便将居住在华夏民族周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其中,“南蛮”主要是泛称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各个民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民族融合趋势的推进,先秦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与南方的“蛮族”逐渐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趋于融合,部分“蛮族”的生产方式、价值认同、文化生活在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中逐渐趋同,且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视野中获得等同华夏的地位认同,成为华夏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因此,“蛮”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存在的地域范围也处于历史性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整体来说,“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在中原王朝文明开化的主动努力和“蛮”自身的自主归化中不断缩小。春秋时期,晋文侯始设行政机构管辖“蛮”地。秦并天下,威服蛮夷,设桂林、南海、象郡开拓岭南,逐步加强对“蛮”的统治。战国以至秦汉,历朝历代对长江以南“蛮疆”的控制持续加强,然长江流域之江左和江右诸地经济开发水平依然不高,“蛮”的分布范围仍然非常广大。魏晋以来,江南一带开发因中原动荡和汉人南迁明显加速,开启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自北向南转移的发展进程。宋廷南迁后,江南一带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堂奥的地位得到确立。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如向属“蛮”地的福建在宋代因文化学术昌盛而有“海滨邹鲁”之称。在此背景下,“蛮”在江南的分布范围迅速萎缩,而到明清时期,“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则主要局限在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除腹里①以外的边疆和偏远地区。“蛮”在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上与中原王朝存在区别,且属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但历朝历代对“蛮”的统治多属羁縻安抚,故对“蛮”的统治与防范一直共同存在,“蛮防”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容规避的客观现象。在清王朝的天下观念中,“蛮”既指王朝版图以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传统习惯线以外的缅甸、越南等藩属国。因而,“蛮防”既包括对境内之“蛮”的设防,也包括对境外藩属之“蛮”的设防,主要包括内防和边防两个层面。其中,清代“蛮防”之边防主要是指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在内防层面上,为控制“蛮疆”,汉唐以至明代分别实行过边郡制度、羁縻州制度和卫所制度,对“蛮”的控制虽持续加强,可一直未超脱羁縻安抚的政策窠臼。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卫所制度,致力于恢复“蛮疆”经济,使滇桂两省之腹里范围显着扩大。为加强“蛮疆”控制,清政府不仅在滇桂驻防大量绿营,而且将内地的基层行政体制和控制模式在“蛮疆”推广开来。平定“三番之乱”后,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支持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蛮疆”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以流官之设、绿营布防和汛塘体系将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推进到腹里以外的边疆偏远地区。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比,清代在“蛮疆”设置的汛塘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范围却更为广泛,对“蛮疆”偏远地区的控制也更为有效。“改土归流”将清政府对“蛮疆”的控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上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良性互动机制。过去内地民人绝敢擅入的“蛮疆”腹地成为长江中下游诸省流民移民垦殖、开矿设厂的沃土,“蛮疆”腹里之外在内地移民经营下得到开发,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甚至等同腹里,齐同内地。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对“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英法等国为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相继将“蛮疆”纳入侵略视野。英国依托印度侵占缅甸后,希望经由云南联通长江流域。法国侵占越南后,在企图经红河沟通云南的同时,还积极要求修建自越南到云南或广西的铁路。在此背景下,英法两国对“蛮疆”的渗透和侵略逐步加强。1840年以前在“改土归流”后形成的“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在“蛮疆”地缘安全危机和清政府的控制颓势中趋向失灵。受此影响,“蛮疆”内防危机频发。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蛮疆”爆发了杜文秀等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此时,云南绿营经乾嘉年间裁减,数量大为减少,且战斗力低下。杜文秀起义的熊熊烈火虽被清政府扑灭,却使其对云南“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消弱。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裁广东兵勇大量流入广西。加之,广西天灾不断,民生萧条,匪患频发。咸丰皇帝甫登基,广西各地多如牛毛的会匪、土匪及流匪便引起了清政府最高层的重视。在对广西各地匪患围追堵截近一年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逐渐发展壮大,遁出广西成长为强烈撼动清政府统治乃至与之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直到清朝灭亡,广西匪患未得肃清。尤其是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练勇及后来的新军建设中大量裁减兵勇,因安置不当,导致大量被裁兵勇流落各地,就地为匪,成为“蛮疆”内防安全的重要隐患。相比1840年后“蛮疆”日益恶化的地缘安全局势及由此带来的外防危机,“蛮疆”内防危机虽较此前严重,却非关乎清政府生死存亡的肘腋之患。1840年后,清政府“蛮防”安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法两国对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侵略及由此带来的边防危机。在边防层面上,1840年前,清政府依靠宗藩体制将越南、缅甸等邻国纳入“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宗藩关系下,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本着“以大事小”的原则,可应藩属国请求出兵帮其平定叛乱,而越南、缅甸等属国则本着“以小字大”的原则,定期向清朝朝贡,请求册封。一般情况下,清朝不干涉越南、缅甸内部事务,双边边界纠纷也能在宗藩体制内得以妥善化解。即便如此,中越、中缅之间依然存在一条相对明晰的传统习惯线。清政府在传统习惯线内侧依托有利地形构建了一条由边关、边卡、边隘和边峒等防御要塞构成的军事边防线。在宗藩体制下,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的主要任务并非防御对方军事入侵,而是更加侧重查禁私越等边境管理事务。1840年后,随着英、法等西方势力开始介入越南、缅甸等邻国。中越、中缅边防的地缘安全局势、边防对象和边防任务都发生明显变化。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保护。随后,英国宣布吞并上缅甸。中越、中缅宗藩关系事实终结,清王朝依托宗藩体制构建的“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蛮疆”方向彻底瓦解。随着中越、中缅勘界工作的进行,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以强为邻的地缘安全现实。为此,1885年前后,清政府依靠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封疆大吏开始在“蛮疆”推进绿营裁整,编练练勇及新军,购置新式枪械,修整边防炮台,开办军事学校,以近代边防建设增强“蛮疆”边防。另外,清末,清政府还在“蛮疆”大力推进边疆新政,通过移民实边、兴办近代工业、振兴商业、举办近代教育、筹建铁路、完善电报通讯网络,将“蛮疆”的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蛮防”安全应当构建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1840年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构建的蛮防安全机制在内忧外困的国家颓势及由此带来的地缘安全危机中出现问题后,又在1885年后的蛮防建设、蛮疆新政和蛮疆开发中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重建和调适过程中,对“蛮防”安全和“蛮疆”稳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张帆^[8]（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提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任雪山^[9]（2015）在《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前人对此研究颇丰,总体呈现三大特征:作品研究较多,理论研究较少;个案研究较多,整体研究较少;古代研究较多,现代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论题选择以“桐城派文论”为研究中心,“现代”为研究视角,“学人”为行文脉络,全面梳理现代学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批评接受状况,揭示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学术样貌。在选择学人作为研究节点时,秉持三个原则:第一,他们都熟悉桐城派,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第二,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流学者,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第三,他们都是现代学者,或以现代理念、或以现代方法、或以现代语言,批评或接受桐城派文论。正是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择六位现代学术大家作为代表。第一组学人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他们虽读过桐城派文章,但由于时代或社会原因,对桐城派举起批判大旗。两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清学系统内部的批判,虽然不喜欢,但亦承认桐城学派。后者是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并最终使桐城派一蹶不振。第二组学人以徐复观和朱光潜为代表,他们与桐城派关系较为密切,对桐城派文论主要是传承和转化,两人的不同在于,徐复观是返古开新,疏通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和《史记》之联系,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探索路径。朱光潜是移花接木,运用西方心理学、美学理论论证桐城派的“义法”、“因声求气”、“阴阳刚柔”理论的合理性并尝试现代转化,为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提供范例。第三组学人,以钱基博和郭绍虞为代表,他们都是文史专家,两人的不同在于,钱基博偏重于文学,给桐城派文论以文学史定位;郭绍虞集中于文论,给桐城派文论以文学批评史定位。三组人物,虽有时间上的早晚之分,但主要是逻辑上的先后之别,他们基本构成了对桐城派文论的反、正、合的接受历程。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梁启超、胡适和郭绍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的背景下批评桐城派,徐复观、朱光潜和钱基博都与桐城派有较深渊源,两组人对桐城派文论的态度基本构成中国现代学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态度。影响两组学人态度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时代思潮,二是师徒授受,两者共同决定桐城派文论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样貌。本论题通过完整梳理桐城派文论的现代批评接受状况,以现代学术理念观照桐城派文论,考察了桐城派文论在现代学术中的生存状况,增进人们对桐城派文学发展嬗变的了解,同时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参考。

熊元彬^[10]（2015）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二、美国安龙案波及政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安龙案波及政坛（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皇家御苑到城市公园 ——论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遇见东方：近代西方视域下的广西社会 ——以来华传教士的记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蛮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9）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国安龙案波及政坛（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从皇家御苑到城市公园 ——论北海公园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D]. 孙佳丰.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西方遇见东方：近代西方视域下的广西社会 ——以来华传教士的记述为中心[D]. 庞少哲.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5]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D]. 蔡炯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8)
• [6]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D]. 谢杭锋. 暨南大学, 2016(08)
• [7]晚清“蛮防”研究[D]. 王振.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D]. 任雪山. 南京大学, 2015(01)
• [10]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熊元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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